【081219-FT中文版】大众资本主义：中国的出路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丁学良 2008-12-19http://www.ftchinese.com/story.php?storyid=001023770
如前文所述，中国过去20年的发展主流，是国家资本主义及伴生的特权资本主义，其它形态的本土经济活动都是在它们的夹缝中讨饭吃。在说明这样的发展模式必须转型时，我得先列举几个他人常年研究的发现。
清华大学研究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的李教授及其小组发现，中国的社会流动在近20年来，发生了显著变化。他们关注的主要是，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什么样的人能够有更多机会达到经济和社会地位的上升，什么样的人缺乏这些机会？
据他们的经验研究，改革的前期即1978-1990年间，中国很多社会基层家庭的子女，能够走出其父母所在的低阶层的机会，远高于1990年代初之后。因为在这之前，中国的教育机会尤其是高等教育的资源，在社会里分布的较广泛，家庭所承担的教育支出较少，主要由国家买单。这样，很多贫寒子弟可以通过高等教育，在社会里获得上升的通道。但是，他们的研究发现，1990年代初之后，中国的社会流动变得越来越困难。特别是到了1990年代末及本世纪初，就更难发现大面积的、来自中国社会底层的青年人找到上升的机会——那些既无权也无钱的家庭出身的子女，他们翻身的机会太稀少了。
第二方面的研究，是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教授等人做的。他们研究的是中国金融体系和各级政府对非国有的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在财政金融上的支持。他们的研究也发现了一个过去30年中重要的变化：在1990年前的十多年，中国的金融系统和地方政府，在北京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对非国有、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相当大。然而，这种趋势从1990年代初以后急剧衰落，取而代之的是，中国中央政府的经济金融政策，越来越大量照顾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的垄断性国有企业。
他们强烈建议，反思中国改革的经验教训，不能把30年当作一个整体。因为其间有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也在1990年代初。
第三种研究是耶鲁大学商学院教授陈志武等作的，他们分析中国每年GDP的增长，到底由哪些人分享成果？结果发现，这块巨大蛋糕被分成的三大块，第一是最大的一块，被政府拿走了，即财政税收；第二块较小的，被城镇居民拿走了；第三也是最小的一块，则是被农村居民拿走了。在1978年，中国的财政税收相当于当年3.3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后来的十多年里，即从1978年到1990年代前期，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的发展，特别是非国有经济增长迅速，使得中国政府从全部财富中拿走的部分所占的比例，相对处于下降趋势——尽管总量在上升。这说明当时的中国是由大政府向小政府转变。到了1994-1995年，中国政府的财税规模相对最小。
然而，一切在1990年代中期的财税体制改革后，发生了巨变。到了2007年，中国政府的财税已经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比29年前增加了四千万人口的规模。这个数字还不显眼，更显眼的，则是全国资产性的财富总量中，76%掌握在政府，只有四分之一在民间。特别是，从1995年税收政策改变，到2007年的12年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了5.7倍之多。而同时期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只增加了1.6倍，农民的人均收入只长了1.2倍——差别实在是太大了。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