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5纽约客】迷失在翻译中的村上春树

lilyma06

• 原文来源：newyorker.com
• 原文标题：Haruki Murakami and the Art of Japanese Translations : The New Yorker
• 原文地址：http://www.newyorker.com/online/blogs/books
• http://select.yeeyan.org/view/222670/361298
  

“我能成为一名专业小说家，这个事实即便在今天看来，也让我分外惊讶，”村上春树在小说新作《没有色彩的多畸作和他的巡礼之年》(Colorless Tsukuru Tazaki and His Years of Pilgrimage)(暂译)发售三天前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如此写道。他还补充说：“实际上，在过去的34年间所发生的大大小小每一件事加起来绝对可算是一连串的意外。”而或许真正让人感到意外的，应是村上的小说现今在日本以外的地区也受到了热度不逊于本土的期待和追捧，更何况用于小说写作的日语，其使用和普及的受众群体都相对较小，而且地处北太平洋上的日本也本身也是一个文化相对封闭的岛国。

身为作家的村上春树不光有多部作品被翻译成其他语言（目前他的作品已被翻译成40余种语言）， 而且他本身也在从事翻译工作。他用英文写下了第一部小说《且听风吟》的开篇，然后再将这几页英文回译成日文，他说“只是为了听一下这些内容读来是什么感觉”。 而且他还翻译了不少美国小说家的作品，其中最著名的包括雷蒙·卡佛，约翰·欧文，塞林格以及菲茨杰拉德，而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更被村上视为他整个作家生涯的灵感源泉。

身兼著名翻译家，学者以及东京大学教授三重身份的柴田元幸先生曾告诉我美国小说（经过翻译）被介绍给日本读者时，其实已经在陌生的环境中完全改头换面。“在明治时期，大多数阅读美国小说的日本人是为了获得道德指示，”他如此说道，“他们希望从中获知关于国家自治，个人主义以及基督教信仰的西方观念。 他们读美国小说不是为了消遣。”美国文学在19世界伴随着当时美国的军事扩张一道进入日本，这个封闭的岛国被迫向现代思想和先进科技敞开国门。柴田认为早期的日本译者和读者在生活中以及在文学领域中遵循了严格的种族等级观念，高加索白人位于这一等级等级顶端，日本人处于中间地位，其他的各色民族则被置于等级底部。因此西方白人所创作的任何作品都被视为具有先天优越性，因为日本人对这个群体充满崇拜之情。

二战过后，《老人与海》，《野性的呼唤》，以及《白鲸记》等美国小说则日本读者对新未来充满期待，那将是英雄主义和自然主义和未来，同时他们也期待理性思潮能驱散帝国主义所造成的社会乱象，并带领这个满目疮痍的国家走向重建。美国文学的指导性仍是其部分魅力所在，但其中包含的英雄主义和身份认同感已经成为人们阅读的主要出发点。而日本读者逐渐开始从纯文学的角度看待美国小说，对美国散文的欣赏更为纯粹而非看中其指导意义，这样的转变则是始于1975年。当时库尔特·冯内古特和理查德·布劳提根的作品被译为日文，日本读者从这两位作者平实的文字中体会到了几分幽默感，荒谬感和社会批评的精神。

布劳提根最有名的作品《美国钓鲑记》当时由日本翻译家藤本和子所翻译；该书对当时的柴田和村上有着很大的启发。柴田说“这本书让我第一次放下了对（美国文学）作者和角色的崇拜之情，开始以平视的眼光来看待他们。我感到书中角色的言谈终于和真实人物类似了，而且他们各自都有着不同的嗜好和怪癖。”他还说：“藤本女士的译文通常都显得古怪滑稽，但这又符合原文的感觉。她打破了日常的日文用语习惯，但她所采用的方法却很是有趣，而且她丰富了日语的表达方式，如果这些作品落入古板译者之手，那么只有惨遭折磨的可怜下场了。

布劳提根和冯内古特如今在日本依然远比约翰·厄普戴克， 菲利普·罗斯以及托尼·莫里森这些知名的当代主流作家更为出名。现在的日本读者购买美国小说多是基于以下三点：小说叙事手法和情节的娱乐性，译文的翻译质量以及译者的名气。“我有时觉得我不太能理解美国读者，”几年前村上在波斯顿对我这样说过，当时他想弄明白为何自己所喜欢的一部美国小说，蒂姆·奥布莱恩所著的《原子时代》在美国本土却广受恶评。“我有时觉得美国读者没有抓住其中的意蕴”

为了弥合这一理解的鸿沟，柴田教授和友人泰德·古森（多伦多约克大学的教授和日本文学翻译家）在过去三年时间里一直在合编一本介绍日本新文学的英文年刊：Monkey Business International: New Writing from Japan（作者也担任了该刊的特约编辑）。 这一项目其实最早源于某种挫败感：为何当代日本作家中，只有村上春树这一位在海外为人所知？古森于是让柴田从他所主编的日文文艺旬刊，即 Monkey Business 的日文原版刊物中挑选出合适的日本文学作品来向西方读者引介。村上春树当然也是其中的一位供稿人，不过其作品与同代日本作家（或年长或年少）的小说和诗歌，经典日本文学甚至还有日本漫画出现在同一刊物之上，也呈现出了别样的风貌。

然而，我还是不禁会思索关于文学翻译，其中应体现的原作优点乃至原作的个性早已深植于原文语言之中，（这样一来）翻译创作无论多么咬文嚼字，都是徒劳的。“当你在读村上春树作品的英文翻译版时，至少有95%的时间你读到都是我的遣词造句，”作为村上春树作品的长期译者，杰·卢宾上个月在东京对我这样说道，这是他对许多美国读者所表达的观点，虽然大多数的读者都不愿意承认现实。“村上君的确写下了书中的人名和地名，但翻译版中的英文文字却是我的在创作。”村上曾经对我说他从来不会阅读自己作品的翻译版，因为他觉得没有必要。尽管他的英文口头表达能力和阅读能力都甚为了得，但读到自己作品的翻译版却会感到失望，甚至沮丧。“我的作品存在于它们的母语之中。那才是最重要的，因为这是我用来写作和表达的语言。”

但对于自己作品的翻译过程，他肯定是有所留意的。卢宾曾说他第一次翻译的村上小说，《奇鸟形状录》，当时他一天会给村上打去好几次电话以询问某个用词的拿捏，并就原文中前后不一的地方与其商榷。“在书中的某一幕，某个角色戴着黑框眼镜。但在另一幕时，境况却变成了棕色。我当时问他：到底是什么颜色啊？”卢宾的这段翻译细节让我觉得颇具启发性。日语所具有的美感和诸多优点正是来自于这一语言的委婉含蓄——或者那英文说这叫含糊，晦涩或暗示性。主语经常在日语句子中被省略，而一些日语拟声词，通过其发音来表达含义，要将这其中的妙处在翻译后的英文中体现出来，通常都非常困难，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而反过来看，英文则时常因其具体特指性而受人欣赏。著名作家亨利·詹姆斯告诫小说家要能看出地毯上的细微图案，此语意味着对于英文文学表达中，细节和准确这两点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是否也可以说，因为日语和英语是如此地南辕北辙，译者如果想要重现原文的表达，只能创作出不同于原作的全新作品？上周，柴田，古森以及多位来自日本和美国的作家在纽约举行的世界笔者之声文学节(PEN World Voice Festival)上参加了一系列的活动，正好借此机会向美国读者介绍第三期，也是最新一期的 Monkey Business 英文版年刊。在其中一个亚洲社会对话活动中，古森引述了查尔斯·西米奇对诗歌翻译这一行为本身所具备的奇异荒谬感所发表的观点：“用另一种语言的文字来表达出一首诗歌的字面含义，此外还要体现出其中所包含的不同视角，这简直就是顽固不化的举动….在翻译的过程中你不仅需要体会两种语言各自的特别之处，你还会触及到言词和事物，文字和灵魂，自我与世界这几重关系之间所蕴含的玄妙之处。”

村上可能也会认同这样的观点。在最近发表的一片文章中，他谈到自己翻译《伟大的盖茨比》的决定，现年64岁的村上在文中坦言这已成了他毕生的使命。他在三十多岁时曾对他人透露过自己的这一伟大目标，当时他认为自己到了60岁时将开始这一挑战。但他没有耐心等得那么久。就像是小孩要迫不及待拆开到手到礼物一般，村上的翻译工作也比原计划提前了三年。他在文中写道，翻译和语言本身一样，也和我们与世界的关系一样，翻译也需要推陈出新。

“翻译关乎语言的使用技巧……而语言随着时代所发生的特有变化也自然会导致其（原有的）使用习惯与时代脱节。我们说作品是永恒的，但从原则上看，却没有永恒的翻译。因此我们有必要不时推出新版本的翻译作品，这和像电脑程序需要经常升级是一样的道理。再不济，这样的推陈出新也意味着更多的选择余地，对读者而言必然也是有利无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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