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萧功秦与刘小枫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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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邓大战最近又加入一位历史学家，萧功秦。可是，通篇浏览一遍萧的文章，可以发现，萧的文风与邓如出一辙，不愧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因此，在此随便挑几句萧历史学家的论断，就可以看出萧历史学家的自由民主本质：无非是“新法西斯主义”的开路者。我们学习邓大师的文风，对萧功秦一文作以剖析，也学习下萧功秦的“学理”。
　　萧文：“首先，国父是西方概念，是西方文化中的说法，民国时借用了过来。在西方个人主义文化环境中，国父这一概念不会让国民盲目走向个人崇拜。然而，这一称呼一旦进入中国，根据我们过去的文化经验，就会变味，就会淮桔为枳，变成盲目的个人崇拜的新的文化符号。”
　　按照萧功秦的逻辑，宪政也是西方的概念，那么作为自由民主公知的萧功秦觉得，宪政这个西方舶来品到中国之后会不会变成“新法西斯主义”，因为上世纪初的德国魏玛民主共和国与中国很像啊,最后就演变为希特勒的法西斯。如果与德国魏玛共和一样，演变成希特勒法西斯帝国，这个责任算到萧功秦一个人的头上吗?接下来就算算这个帐。
　　萧文：“我接着说，不能把一个历史人物造成的严重灾难与错误坏事“打包”到抽象的“阴阳”哲学中的“阴”中去加以美化，以此来避免对他犯下的历史错误的理性思考与批评。”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都说过：不能把文革的“错误”算到毛一个人的头上，这既是对历史负责，也是对中国人民、对党负责;而且十一届三中全会还通过了《决定。》萧功秦不顾历史《决定》，公然与党人民唱反调，恶意歪曲历史，是典型的党内反对党外泛滥的历史虚无主义学家的代表人物。既不对人民、党负责，又不对自己负责。
　　萧文：“刘小枫从自由主义到专制主义的个人崇拜，绕回到老路上去，这一点本身就是思想史研究的有趣对象，他的这一举动，在知识界肯定是有负面效应的。历史毕竟在向前进了。”
　　刘小枫是自由主义、专制主义这一判断，纯粹是自由民主公知扣在刘小枫头上的帽子，也是自由民主公知的发明的一项专利，牢牢控制在他们手里的为自己在米国面前乞讨的“铁饭碗”。刘小枫从来没在文章里自承自己是自由主义分子或以自由民主公知自居。而且刘小枫曾经在一篇《知识分子的猫步》文章里批判当今的知识分子在走“猫步”，讽刺的就是这些以自由主义、专制主义标签乱贴人的自由民主公知。
　　萧文：“其次，我比较担心的是，刘小枫的“新国父论”会变成国家主义，一旦有风吹草动，中国经济发展萧条与危机，还有可以进而蜕变为“新法西斯主义”，正如斯密特与斯特劳斯当年那样。除非中国未来发生大灾难，极端国家主义者需要从历史上寻找英雄崇拜对象，让刘成为先觉者，否则，刘现在做的这些努力，就只会被人们理解为极左文革时代招魂。”
　　刘小枫在他的文章里有体现“新国父论”的词汇吗?“新国父论”一词，就是这些别有用心的自由民主公知扣在刘小枫头上的又一顶桂冠。如果说有“新国父论”，那么老国父或旧国父是谁?孙中山。按照萧功秦的逻辑，中国人民应该崇拜孙中山，那在历史上，中国人民就必然崇拜孙中山了。莫非，在萧功秦那里，国民党政权就是中国人民疯狂崇拜孙中山的结果?国民党政权就是一种“国家主义”，接着导致了民国时期经济的萧条，最后，法西斯主义国民党政权与自由民主美帝国勾结，抵抗日本法西斯在中国的侵略。这就是历史虚无主义学家萧功秦的逻辑。在此，萧功秦提到的“正如斯密特与斯特劳斯当年那样”，到底是哪样?自由民主公知们往往自作聪明，这里的二位指的到底是谁?也许是刘小枫曾经研读的那两位德国人：卡尔施密特及列奥施特劳斯。可是，稍微对列奥施特劳斯了解点的人，都知道，后者恰恰是受德国法西斯迫害的犹太人，他的一家人都在二战期间遇害。可是，似乎萧功秦把二位摆在一起，实在令人费解!!
　　萧文：“第三，退一万步说，要评价一个逝去的政治人物是不是可以成为新时代的“新国父”....
　　刘小枫原文里说过“毛泽东成为新时代的新国父”了吗?在此可以再次看出，自由民主公知不过就是刘小枫笔下的那只“斗鸡”，自己在为自己制造敌人。
　　萧文：“我看对于历史人物，还是按邓小平的充满中国智慧的说法，“宜粗不宜细”，还有“一切向前看”。不要在受文革创伤的人们的历史伤口上去再撒一把盐，更不要人为地制造社会分裂。”
　　在对待毛泽东的问题上，萧功秦也承认，要遵照邓小平的指示。可是，对照前文，萧功秦不过是阳奉阴违的小人。前面，他说“我接着说，不能把一个历史人物造成的严重灾难与错误坏事“打包”到抽象的“阴阳”哲学中的“阴”中去加以美化，以此来避免对他犯下的历史错误的理性思考与批评。”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吗?不是在制造“社会分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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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意义上讲，邓晓芒、萧功秦都是自由民主意识形态家，公知的另外一个雅号就是“意识形态家”。任何与他们在意识形态上表达不同意见的人，都会被他们视为敌人，视为利益对立或争夺者。

　　各种主义之争都体现的是实力的较量、利益的争夺，何尝讲过道理。如果谁在意识形态之争中还讲道理，那就等于自杀。说白了，也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的。比如：美国所有的好莱坞电影都表现米国的英雄主义，放大了对国家来说就是帝国主义、国家主义。可是，米国在中国的带路党们极力美化这种英雄主义，却同时，极力贬低新中国的建立者们如毛泽东，还恶意的把中国的英雄们丑化。这种恶劣的行为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实力，靠的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强权。

　　还有，在这些带路党眼里，对金钱的崇拜难道就比对人的崇拜高尚吗?资本主义社会拜金主义所掩盖下的“资本理性人”就比社会主义大公无私的“同志”高尚吗?当金钱可以改变一切，“有钱能使鬼推磨”，力量堪比“神”时，难道与崇拜一个人、把一个人信奉创造为“神”相比就高明吗?

　　虽然二者都自称、号称是哲学家、历史学家，可是，二者的文章充满意识形态之争，各种主义满天飞。学术政治化、政治学术化，都会扭曲二者，都是不折不扣的东方不败再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