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中国古代的三大抗日名将
“九一八”事变翻开了中国耻辱的一页。中国走向了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这固然是晚清以来落后挨打的结果，但八年的抗战同样说明中华民族是不可战胜的。因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抵御外侮的精神和能力。在这个国耻的日子，我们也要从屈辱中继承先人留下的不畏强暴，顽强抗争的伟大精神。在中国的史册里，有三位代表性的抗日名将，他们是唐代的刘仁轨、明代的戚继光、李如松。
日本与中国的联系最早始于东汉光武帝时期。日本一个叫由来的人前来汉朝朝贡，汉光武帝便为该国赐名“倭奴”，并赐印“汉倭奴国王”。“倭”有矮之意。此后日本一直虚心学习中国，对中国既师事又朝贡。当然，学生翅膀硬了，不免总想和老师掰掰手腕。日本民族的民族性也十分奇特。儒家文化的忠义、本土神教的神秘，以及南洋道教的迷信，构成了日本既忠诚又偏执还不乏神经质的“武士道”精神。当然，作为一个蕞尔小国的危机感，以及在中华帝国面前的自卑，恐怕是隐藏在日本民族心中不能言说的秘密。总之，日本的挑战开始了，我们的民族英雄也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刘仁轨(601—685)，汴州(今河南开封)人。是唐高宗时的宰相。当然，刘仁轨官至宰相，与他“抗日援新”的伟大功业有关。唐代时，如今的朝鲜半岛分为新罗、百济、高句丽三部分。其中新罗对唐朝归附较诚，而百济、高句丽对唐朝(包括隋)始终持对抗态度，以致唐朝多次发动对高句丽的征伐。公元655年，高句丽、百济发动对新罗的攻击，新罗向唐朝告急，唐高宗派大将苏定方率兵解救新罗。苏定方决定采取擒贼擒王，围魏救赵的策略，先攻百济，破其都城，百济王义燕投降。唐朝命刘仁愿守百济。百济王室义丰被部下重新立为百济王，企图挣脱唐军控制，于是向高句丽、日本求援，高句丽、日本发兵帮助百济反唐。唐高宗以刘仁轨为主帅，征讨百济、高句丽、日本的反唐联盟。刘仁轨多次打败百济，公元663年，刘仁轨在白江口(今朝鲜锦江)以水军大败日本。白江口之战周，唐军四战皆捷，焚烧日本战船四百余艘。刘仁轨一鼓作气灭了百济。唐朝后来灭掉了高句丽，只留下归附唐朝的新罗。唐朝在朝鲜半岛的平壤设置安东都护府。
应该说，唐朝对百济、高句丽、日本的反唐联盟的征伐是正义的。古典帝国时代的这种朝贡体系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正当的。藩属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宗主国主权的一部分，藩属国的安危也事关宗主国主权的安危。唐朝对新罗的保护，对百济、高句丽、日本的征伐，本质上也是对主权的保卫战。而刘仁轨在这场主权保卫战中运用了正确的战略战术，捍卫了唐朝的尊严和利益，应该为我们记住。
接下来便是大家熟悉的戚继光了。戚继光(1528－1588)，字元敬，安徽定远人，生于山东微山。元末至明朝，日本海盗和走私者勾结中国奸商屡屡侵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国人称之为“倭寇”。公元1557年，倭寇进犯乐清、瑞安、临海等东南沿海地带，戚继光与俞大猷奉命抗倭。抗战一开始并不顺利，戚继光、俞大猷因错失时机而未能遏制倭寇气焰，使倭寇得以做大。戚继光戴着通倭的嫌疑，决定立功赎罪。一次，戚继光看到了其治下的浙江金华、义乌几伙无业游民在街头的火并，突然想到自己统领的正规军战斗力薄弱，而这些无业游民彪悍骁勇，如果得以合理规导收编，完全可以大大提升部队作战能力。于是戚继光收编了金华、义乌游民三千余人，对他们进行正规军事训练。这便是历史上与“岳家军”齐名的“戚家军”。作为私募的民兵武装，戚家军虽然没有朝廷的正式编制，但也因此具备灵活机动的体制，能够让戚继光因时制宜，因地制宜，摆脱朝廷的不合理遥控。戚继光根据江南多湿地沟壑、河网密集的特点制定“鸳鸯阵”，阵势以冷兵器冲锋，火兵器(鸟铳)掩护，已初具近代阵地战雏形。又针对倭寇长刀，在先人的经验上改良和推广一种以竹为原料插上尖刺的武器——狼筅。对于长刀，狼筅既可以抵挡，又可以勾拉，还因为尖刺较多而易于攻击，体积较大而便于横扫，而且竹的外形也便于集体隐蔽。戚继光的棍法据说还成为了少林棍法的一大渊源。在抗倭斗争中，戚继光还使用了地雷，或许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和使用地雷的人。公元1561年，戚继光在龙山大破入侵的倭寇，倭寇复侵台州，戚继光手刃倭寇首领，倭寇闻风胆慑，逃跑之际走投无路，全部在瓜陵江淹死。戚继光又全歼了侵犯台州的倭寇，取得了著名的“台州大捷”。1562年，倭寇入侵福建。面对福建多水的情况，戚继光命部下以稻草填充水坑，克服了地理障碍，于福建横屿斩首倭寇两千。戚继光于牛田端了倭寇老巢，又将倭寇赶至兴化，一举歼灭。福建的倭寇至此全部肃清。尔后，戚继光又在平海卫斩杀来自日本本土的倭寇共五千余人，收复了被倭寇占领的兴化等地。1564年，戚继光将入寇仙游的倭寇赶至一个叫王仓坪的悬崖边上，不少倭寇跳崖摔死，对逃入蔡丕岭的倭寇，戚家军逢山攀岩，迎难而上，于岭上杀死倭寇百余人。逃亡的倭寇劫掠渔船入海，也被戚家军歼灭。这便是戚继光抗倭的主要事迹。戚继光抗倭，除了指挥有方和部下骁勇，一个重要的原因恐怕要归功于戚继光身上的理论素养。“纸上谈兵”未必就没有出息，戚继光在战争中总结经验写下的《纪效新书》、《武备新书》、《练兵实纪》等军事理论著作，也反过来指导自身的战略战术。戚继光也是一个杰出的诗人。他的名作《马上作》“南北驱驰报主情，江花边月笑平生。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读来荡气回肠，使人忘其鄙近，《行边》“蓟门桃李应何限，岁岁不知春去来。”更是芳馨悱恻，忠爱缠绵。戚继光的抗倭，也留下不少传奇故事，比如《辕门斩子》的故事，虽然羌无故实，但也表达了民间对戚公伟岸人格的某种合理想象。
戚继光抗倭后的近三十年，日本以国家的名义酝酿了一场对中国的入侵。于是一个叫李如松的明朝将军受命于危难之际。李如松(1549—1598)，字子茂，辽东铁岭卫人。祖先是朝鲜内迁到中国的移民。李如松的对手，就是大家熟悉的丰臣秀吉，丰臣的手下有大名鼎鼎的德川家康。1591年，丰臣秀吉修书朝鲜，希望朝鲜能体自己做侵略明朝的向导。这时朝鲜分为东西两党，东党认为日本这一举动对自己有利，可以同意，而西党认为这必定会连带侵略朝鲜。愚蠢的李朝政府相信了日本，对日本毫无戒备并愿意为虎作伥。第二年，丰臣秀吉派20万兵入侵朝鲜，朝鲜大败，连忙向明朝告急，明朝以宋应昌为经略，以李如松为东征提督，统蓟、辽、冀、鲁诸军，开始了抗日援朝。李如松东渡朝鲜后，于平壤大破日军。这便是世界史上著名的壬辰之战。当然，在壬辰之战后，李如松在碧蹄馆遭遇了日军的伏击，损失惨重，但之前的平壤之战已经奠定了中国对日本的上风。平壤之战后，日本依然做困兽犹斗，中日之间也几番消磨，甚至出现了明朝万历帝封丰臣秀吉为日本王，而丰臣秀吉拒不接受，又启边衅的怪事。直到丰臣秀吉死后，日本才退出朝鲜。整个万历年间的抗日援朝战争，明朝以4-7万之众(其中5-6万的朝鲜兵)，抗击倭寇12-18万人，无疑是一次以少胜多的军事奇迹。这场战争遏制了日本的嚣张气焰，体现了大明军队誓死捍卫国土的决心，也粉碎了日本以朝鲜为跳板侵明的野心。而朝鲜对明朝的襄助感恩戴德，明亡之后，朝鲜李朝仍然沿用明朝正朔，以崇祯为年号。
历史记住了刘仁轨、戚继光、李如松，也记住了他们身后的左宝贵、邓世昌、刘步蟾、林泰曾，记住了赵登禹、张自忠、佟麟阁、戴安澜，记住了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以及无数抛头颅，洒热血的忠魂。抗日已经由民族经验上升为共同记忆。当然，古代的抗日战争规模较小，时间较短，和20世纪的全民抗战、八年抗战有所不同。但中国人民不畏强御，不让寸土的强大民气亘古不变。 中国人民不畏强暴，不让寸土的强大民气，亘古不変。赞。 Q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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