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勇：重访尘肺村
袁勇：重访尘肺村http://www.mzfxw.com/e/action/ShowInfo.php?classid=4&id=46909
作者：袁勇 发布时间：2015-09-04 17:40:18 来源：破土网 字体： 大|中|小
【破土编者按】对于这个社会的不公，我们看见了便感同身受，便不能转过身去、当做一切不存在。一次次回访尘肺村，一次次讲述那里发生的故事，是不愿让遗忘、冷漠主宰这个弱肉强食的社会，是希望多一些参与的力量和改变的可能。 http://groundbreaking.cn/uploads/allimg/150903/1-150Z31013153a.png
重回这个地方，很多人和事都已改变。闭上眼，仍可听到过去那些痛苦的病人的悲鸣，还有孩子们稚嫩的哭声。睁开眼，那些痛苦的人已经死去，那些孩子已长大，长成敏感的少年。 去年，我到过曹斌家。当时他已是骨瘦嶙峋，只能依靠呼吸机才能勉强维持一息尚存。当时我就意识到，也许下一次来就再也见不到他了。我们走后两个月，他便去世了，留下儿子和妻子。今年到他家，再没有看到生病的人，三个孩子在屋里追逐打闹，仿佛疾病和死亡从来没有降临过这里，而唯一与普通人家不同的是，这个家没有男人。 一个孩子父母双亡，其父刘瑞方也是尘肺病农民工，2009年维权获得赔偿金之后，花了很多钱依然久治不好，后来染上了赌瘾，赌博让这个本已承担着沉重医药费的家庭倾家荡产，生活的绝望使妻子上吊自杀。从此，他跟着伯父生活。表兄弟俩特别调皮，和大多数男孩子一样好动，讲故事的时候根本静不下来，做游戏的时候瘦瘦的手臂握着我的手时特别有力。我想，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彼此能有这样一个玩伴真的是非常幸运。 另外一个小女孩，叫璇子，是曹斌的弟弟曹满云留下的孤女，早在2012年曹满云由于忍受不了尘肺病的痛苦，从耒阳中医院七楼病房跳楼自杀，其妻后来改嫁，璇子就跟着姑姑生活。当初那个忧郁的小女孩，现在脸上多了些笑容，她温顺懂事，善解人意，跟着哥哥们身后玩耍，像个隐形的人;我们讲故事的时候，大家都在七嘴八舌，她只是坐在旁边安静地听;当有相机镜头对着她的时候，她就默默地走开，怕挡住我们要拍的东西…… 这样的孩子在导子乡还有很多。因为父亲在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他们缺乏父爱，也从不知父爱为何物。他们不会找爸爸，因为他们知道爸爸再也不会回来。他们过早地成熟，过早地要懂得人情世故，过早地学会生存，也过早地，对生活失去希望。我们探访过很多上初高中的孩子，虽然每年都有人资助他们学费，可是他们心底里明白，因为城乡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想上好的学校只能到城里，而廉价的公立学校教育条件差，升学率并不高，读私立学校意味着更好的教育条件和更高可能的升学，但是他们往往无法承担昂贵的学费，阶级再生产在包括教育在内的很多方面体现的淋漓尽致，通过读书改变命运变得十分困难。很多孩子要不就选择不读了，要不就只能上技校。不少孩子现在已经开始打算去城里打暑期工，最终可能无可避免地走上和他们父辈一样的道路。 徐志辉是导子乡尘肺病农民的维权领袖之一。他带领其他工人争取赔偿，他让媒体开始关注导子乡的尘肺病问题，去年他还热情地接待我们来访。然而在上个月，徐大哥离开了我们。他的离去，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种打击。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去到他家。徐妻见我们来看她，勉强地挤出一点笑容，给我们讲述了大哥最后的日子。徐大哥走的时候很痛苦。那段时间大姐几乎连活儿都干不了，因为病床上的徐大哥会一直呼唤他，呼吸困难和身体上的疼痛让他只能一直呻吟。徐大姐给他打针，长年料理大哥的生活让她变得像护士一样熟练。六月的耒阳已经有了初夏的酷热，让尘肺病人痛苦难耐。6月18日上午，徐大哥进入了假死状态，是徐大姐不停的呼唤，把他从死亡线上硬生生地拉了回来。“我不停‘志辉，志辉’地叫他。他终于睁开眼看我，当时他的眼睛好吓人。”事后徐大哥回忆说当时看到四个穿白衣的人，其中一个是去年村里死掉的贺七国，他说我带你走，徐大哥说我不去，我的儿女还没回来，端午节还没到，我不去……当天晚上，徐大姐就给儿女们打电话。儿子第二天就回来了，女儿也在隔天赶回来见他。那天，徐大哥很高兴，这么多年来第一次那么开心，他说他三个宝贝都回来了。“我跟他结婚这么长时间都没看他哭过，那天下午我看到他哭了，哭得好痛心，我就知道他真的要走了。”就这样，徐大哥在交代好了一切之后，走完了他短暂的一生。儿子亲手为父亲写了悼念词。 在大哥的墓前，徐大姐如当初一般呼唤他的名字，只是这一次大哥再也不会回来。现在，徐大姐一个人住在那座大房子里。她说：“我不害怕，我倒希望他回来见见我。”大姐的妹妹和妹夫白天常来陪她，一些乡邻也到她家来打牌聚会，小孩子们在房子里跑来跑去，这个普通的农村家庭又回复了昔日的喧闹……希望大哥在天堂里不再有病痛，希望死亡不再降临这个家庭。 “每年我们乡政府都给每个去世的尘肺病人2000块钱丧葬费……我们乡里所有的尘肺病患者都享受着低保，每个月130元，一年下来有一千多块钱了……从我们政府这一块来说，我们也是一直在为他们争取……”导子乡作为尘肺病农民工的输出地而非疾病的发生地，乡政府能发挥的作用有限。由于尘肺病人的户籍所在地和务工所在地分离，他们维权的成本高。而发病的时候，他们往往已经退出了劳动所在地回到农村，失去了维权的时机和可能性，大大增加了维权的成本和难度。而农民工务工所在地的政府往往只给解决单个地方一次性赔偿的问题，不能解决长期治疗的问题，这些赔偿根本无法维持他们活下去。 尘肺病的问题，一年又一年，笼罩着这个村子，对这些农民工家庭而言是没有尽头的不幸，对乡政府而言是最棘手的维稳问题。如今，这些人一个个相继的死亡，竟成了这些家庭和政府共同的解脱。难道只有死亡，才是所有问题的终结? 如今村里还活着的那些尘肺病人在被问到是否害怕死亡的时候，没有一个，没有一个脸上有流露出恐惧的神色。他们想到的只是如何用他们仅存的最后一口气，去拯救他们还活在世上的妻儿。而没有妻儿的呢，他们用政府赔给他们的人文关怀金盖了房子。一幢幢新房子在导子乡的山水间矗立以来，它们就像一个个坟墓，埋葬了这些曾经鲜活的年轻的生命。 过去，我不曾仔细地看过这个小山村，它日出时的烟雾缭绕，还有日落时的百鸟争鸣。这是个很美好的村落。是什么将乡村从它原始的生产方式中撕裂开，在遭受了城市的洗礼后又回归它的破败?这些年轻的生命，当初怀着怎样的梦想离开家乡去寻梦，终究无法变成城市的一份子，也永远回不去从前农村的田园牧歌的生活。在改革开放的发展史上，有多少人被记住，又有多少人被遗留在了社会发展的大潮中任其自生自灭……在这个小小村落里发生的一切，仿佛印证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城乡分化，贫富差距，年轻人没有出路，为了赚钱而漂泊、打拼，甚至不惜付出健康乃至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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