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那三年(粮食关)
1960－1962年（也有资料说是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人民困苦不可言状，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达4000~5000万（数据来自百度知道——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是新中国成立至今唯一的一次人口负增长。这次“困难”，当时的宣传归咎于“苏修卡我们脖子”，以及“严重的自然灾害”，可事实上却是人祸大于天灾，正如某首长所说的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三年困难时期之前，先是大办钢铁运动，后是人民公社化，都对生产力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据过来人回忆（我也依稀记得），58年、59年，庄稼长的都很好，但大锅饭、大食堂，加上大炼钢铁，庄稼没人管，许多都烂在田里了。浮夸风、官僚主义更是三年困难时期和群众非正常死亡的罪魁祸首。 这三年我8~10岁，这个年龄虽然尚不懂事，但让我始终忘不掉的是那饿肚子的滋味和那些个填饱肚子的吃食。那三年，我和姐妹三人是随母亲在隆兴场度过的。最开始和最初的印象是粮食定量减了，每顿放在“罐罐头”的米少了，后来“罐罐头”加了杂粮，甚至到月底没粮食尽吃红薯了。俗话说“一顿不饱十顿饥，十顿不饱啃烧箕”。长达三年的饥饿，饿的是皮包骨头，“只长肚子不长个子”（捞毛捞草塞肚子充饥，肚子成了“死肚嵌”）。补了三年（1963~1965年）到小学升初中时个子才1.32M高，——这不“三年困难时期，长身体受影响”。（一）说来你们可别笑，那几年，肚子都填不饱，哪来油水和营养，没有油水和营养，晚上就要多起夜（解小便），小孩的我“来尿”（尿床）也就避免不了了。这不，天天晚上“来尿”，有时甚至一晚上来二、三次，毫不夸张地说冬天的床铺从来就没有干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妈没有少操心，什么方法都用了——听说猪尿包灌糯米煮食能治“来尿”，结果效果仍不理想，哎！第一年，大家都没有“经验”，定量少就少吃点，实在饿得慌就弄点瓜果蔬菜充饥。第二年，大家就开始想办法了。用粮食计划去换碎米，用计划去换杂粮，以求填饱肚子。第三年，大家的办法就更多了。政策也开始有所松动，大家可以找点田边地头种点杂粮蔬菜，养点家禽，改善改善生活了。在那些困难的日子里，适逢收获季节，还可以去捡拾点粮食。夏粮收割时，捡点胡豆、碗豆和小麦；秋收时捡点稻谷、高粱和红薯。因母亲是当地老师，许多社员都认识我们，因此有时会有意无意地掉些粮食，所以每次我们去捡粮食都有不错的收获。如果没有这些捡拾的粮食，恐怕很难度过那些饥寒交迫的岁月。在那些个饥寒交迫的岁月，人们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觉悟是非常高的，生产队收割的庄稼堆在学校的礼堂，尽管没有人看管，但没有谁去动一粒。谁会相信，但的确如此。（二）在隆兴场的日子里，有几样事让我记忆非常地深刻：一是夏粮收割时去捡粮食，我们会将捡到的胡豆、碗豆或小麦（连壳）放在桔杆里烧熟，然后择取食用。如此一来，往往弄得“花迷戏脸”。 二是采摘兔草喂养兔子。由于兔子繁殖快，喂养的兔子多，因此经常“打牙祭”（改善生活）吃兔子肉。三是到河沟搬（土语）螃蠏、摸泥鳅，到田里捡螺蛳。有一次我和宋世友（宋一模校长的儿子）到河沟摸泥鳅收获还蛮大呢，在一个孤立的小水凼头捉到了一脸盆泥鳅，饱了二家人的口福。 四是难以忘掉那栽种在核桃树下的“棒棒菜”。不知是饥不择食还是咋的，直到今天那“棒棒菜”的滋味让我始终忘记不掉。五是仍让三妹记忆犹新的是小小年纪的我趁大人不在家偷偷做“烧饼”来吃。六是刻骨铭心的一件事：一次学校吃肉，听说外公要到隆兴来，我将猪肉留下给外公，结果当晚可恶的老鼠将留给外公的肉偷吃了，气得我含着泪大骂“狗日的老鼠”。七是怪我母亲抠（土语——克扣）我肚皮，其实每顿母亲和姐姐都要赶点（挪的意思）饭给我吃。八是小小年纪的我一餐竟吃了32个糯米汤粑……。要叙述的实在太多，一桩一件也实在让人心酸。（三）1962年，我们跟随母亲回到了土城，这时困难时期尚未结束，生活还得继续。我们就跟着外公谋生活，当然这时政策已经逐步放宽，人们可以通过劳动搞点小营生。诸如做点副食加工，搞点家庭副业，也可搞点种植、养殖。路子宽了，也就有了生计。 在此期间，我和老表就常常帮着推销副食品，用外公加工的烧饼拿到过往的航运船只上换取粮食，赶场天帮着卖食品、卖凉水，以赚得微薄的收入。在此期间，全家人全体动员“打草帽”（编织草帽）、做“蚊香”，以此挣得一块八角，贴补家用。在那个时候，拿钱都买不到物资，还不用说没有钱。为了“救命”，我父亲将土城街上的房屋都变卖了，得到300元钱买得几十斤大米；为了生活，外公同样将陶场坝乡间房屋换了几斤猪肉！更有甚者，当时流传着“一斤猪肉一个干部”、“10大米一个干部”、“20斤南瓜一个干部”等等。可见当时物价竟然如此。（四）在那些困难的日子里，饥饿使人们什么都不顾忌，真可谓：“麻雀吃胡豆——不跟屁眼商量”。我曾经吃过的食物有：糠粑、蕨根粑、枇杷皮粑、油饼粑、苷蔗皮粑、豆渣粑、“消肿糕”等等。因外公在供销社上班，有时也带些诸如兔子头脚和内脏回来弄干净吃。有的人还因饥饿吃“观音土”，结果是吃进去却拉不出来。人们因营养不良普遍浮肿，甚至怀不上孩子。往事不堪回首，还有句话讲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在这场灾难中能够幸存下来，就是不幸中的万幸。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当年不管是天灾、还是人祸都无足轻重，谈论是非曲直更无必要。现在人们要的是：社会安宁、物价稳定、安居乐业、衣食无忧，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子女孝顺，家庭和睦。仅此而也！（完）（作者：承上与启下） 结束语：我已经过了三年困难时期（时年8~10岁），情形与“人世尘埃”叙述的差不多。三年困难时期这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事情，只要我们这一批人没有死完，这记忆就不会消失。三年困难时期与反右、文革等一样，是共产党执政中犯下的严重错误，谁也不能否认，重要的是共产党能拨乱反正，勇于纠错，这才有今天的改革开放与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安居乐业。
至于当初究竟死了多少人，这似乎显得不甚重要，重要的是承认事实，特别是中央政府，应当还原历史，告诉全国民众，那三年究竟死了多少人？？？？应让国人明白，更让党和国家领导人清醒，将来不能犯如此大错，不能再走犯错的老路。
注：本文曾在“四月杂谈”发表。
本帖最后由 鋤禾 于 2016-1-16 15:56 编辑
楼主小心，佐佐群咬！ 鋤禾 发表于 2016-1-16 15:53
楼主小心，佐佐群咬！
就是这篇短文和《上山下乡.知青生涯》，在煮酒论史上发表，曾招来质疑、谩骂、攻击，我不是软骨头，旨在有感而发与还原历史，对流氓与痞子，从小我就不怕，有来无往非君子。
谢谢朋友！ 5000万！当时全国人口多少？10亿算！20个人中就死一个。问问你们家长辈谁是那时饿死的！我是东北的，我们这边没有饿死的。我姥爷说那时候天养人连续三年都是满山的野菜，过了那三年山上就没有野菜了。我家亲戚也没有一个听说那时候饿死了。我37了，上一辈没有谁饿死！同龄间长辈也没听说谁家有饿死的。或许你们家那边都是整个城市都饿死了吧。现在的人都是其他城市填上去的。 riyue 发表于 2016-1-19 20:08
5000万！当时全国人口多少？10亿算！20个人中就死一个。问问你们家长辈谁是那时饿死的！我是东北的，我们这 ...
你提出质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你没有经历过那些个岁月，或许东北从来就没经历过“三年困难时期”，但这并不能说明和否定“困难时期”曾经发生过。那三年，遭灾最严重的是河南、安徽、贵州、四川等十几个省份，死亡最多的是农民，这是因为农民没有粮食供应，“大食堂”后农民家中根本没有存粮，反瞒产以队为基础的生产也没有余粮，本来天灾减产偏要虚报浮夸，粮食都缴了公（余）粮，割资本主义尾巴又不准种自留地，农民哪来吃的。（我下乡当知青的生产队，据农民讲就死了三分之一的人）
对于城镇非农业人口来讲，粮食定量虽然减少，但每月还有定量供应，因此基本没有人饿死，这也是事实。没有被饿死，并不能说没有饿过肚子，至今哪饿肚子的经历与感受恐怕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假如你认为你所知道的那三年，你们是生活在幸福与甜蜜之中，你就去大书特书那三年吧！ 饿 承上与启下 发表于 2016-1-20 12:10
你提出质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你没有经历过那些个岁月，或许东北从来就没经历过“三年困难时期”，但这并 ...
你经历过是不？我的朋友里有贵州安徽和河南的60多岁的人，没听说整村饿死的。他们活的也挺好！那几年确实困难但都活过来了！到是听一个现在在河南的山东人说他们山东老家饿死不少人！我是实事求是的就我所了解的说。 riyue 发表于 2016-1-24 17:46
你经历过是不？我的朋友里有贵州安徽和河南的60多岁的人，没听说整村饿死的。他们活的也挺好！那几年确实 ...
别偷换概念行不，我可没说“整村饿死的”。写这文章，主要是回忆难忘的过去，以及期望不再发生那种灾难。 是 ！你讲饿死5000万。你给这数字相当两个台湾没了！ riyue 发表于 2016-1-25 18:11
是 ！你讲饿死5000万。你给这数字相当两个台湾没了！
没有这种作比较的。纠缠这个没有意思，这如同“五十步笑一百步”罢了，除非做学问想了解澄清这段历史。当年饿死多少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吸取教训，避免这种悲剧再次发生。 所以不要整那些数字啥的！太刺眼！没做过研究也不要随便说那些数字啥的！从那以后不是没有饿死过人么！说明教训是吸取了的。 riyue 发表于 2016-1-27 17:25
所以不要整那些数字啥的！太刺眼！没做过研究也不要随便说那些数字啥的！从那以后不是没有饿死过人么！说明 ...
的确应当如此，中日邦交后不能演抗战片，陆台关系缓和不要拍内战片？ Q51) 幸好，俺没有赶上三年自然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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