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的未来：深改组PK美联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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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未来：深改组PK美联储

舍勒《资本主义的未来》：

“由于对资本主义起源的研究取得了成果，这一问题便必然会提出来；据此，便已不可能指望资本主义在现存经济财产的私有制、生产—分配制发生某种变化（这是所有社会主义政党所要求和期望的）之后会告消失。无论是想通过革命一次性了结，还是通过遵循所谓现代经济生活内在固有的方向法则（成为大企业的倾向、资本日益集聚到少数人手中，等等）而推行的演变逐渐使资本主义消亡，都不可能（况且，这种所谓发展的方向法则对于农业而言不存在，在农业上，小企业同大企业相比，具有一种基于之物种植结构和牲畜养殖之本质的、持久性的经济优势，这些是不可动摇的国民经济学的事实）。这种解释问题之方式之所以行不通；原因有二：首先，这种方法想把经济乃至工业这个制度部分从资本主义文化制度的统一体中分离出来，并指望从先改变经济中制度达到整体上也是“上层建筑”方面的制度改变（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其次没这种方法基于一种误识，以为市民类型是资本主义“秩序”的一种后果现象（而非相反，如我们所主张，这一秩序才是“市民精神”的结果）。倘若如此，那么，从另一方面讲，只有当资本主义类型的人及其“精神”失去其法统，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改造本身才有可能，这一点便清楚了。

蒋百里《国防论》

所以法西斯也罢，国社党也罢，苏维埃更逃不了所谓五年计划，四年计划，都是一种农业文化的新表现，这不是一定说农业文化的优越，可是商业文化的破产是决定的了。英国人听见法西斯国社党苏维埃都有些头痛，其实许多事件，还是他自身先进国开辟出来的，消费合作社在英国最先创办，成绩也最好，这不是废商的先声？基尔特明明是中古时代手工组织的遗产，英国就首创所谓基尔特社会主义，这就可见我所谓“演变”。大陆的农业统制精神，乃孕育于商业自由的海国，这是因为商业顶发达的国家，感受痛苦亦最大，因为商业扩充同当年地中海文明一样，受了天然的限制！

麦克尼尔父子《人类之网》：

    在过去的岁月里，大多数城市都是一些人口聚集之地，寄生在周边乡村之上，因为这些城市的食物和人力都是从乡村输入的。至今，各个城市仍然无法使自己再生，仍旧依赖农村的迁徙人口来承担城市的各种繁重而肮脏的劳动。根本性的抉择迫在眉睫。要么通过就共生问题进行再度协商来沟通化解城市与乡村的隔阂，要么（或者）出现新的基本共同体结构类型，以抵消城市生活中不可名状的纠结。因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保全我们现今拥有的一切，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孙必须要通过学会如何在一个世界性网络体系和各种不同的多样化的基本共同体的环境中共同生活的能力，来改变我们现有的各种生活方式。

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的运动在世界部分地区被法西斯主义所挫败。日本屈服于天皇制法西斯主义，德国也败给纳粹。于是，从这种苦涩的教训出发的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强调这种上层建筑具有独立于经济基础的相对自律性。但即便如此，很难说其认识有了根本的转变。例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强调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可是，这种观点有一种单纯的启蒙主义倾向，放佛人们从这个想象中觉醒过来民族就可以消解掉似的。实际上，民族并非那种靠启蒙能够消解掉的东西。

（马@恩《德意志意识形态》：

哲学家们在不再屈从于分工的个人身上看到了他们名之为“人”的那种理想，他们把我们所阐述的整个发展过程看做是“人”的发展过程，从而把“人”强加于迄今每一历史阶段中所存在的个人，并把“人”描述成历史的动力。这样，整个历史过程就被看成是“人”的自我异化过程，实质上这是因为，他们总是把后来阶段的一般化的个人强加于先前阶段的个人，并且把后来的意识强加于先前的个人。借助于这种从一开始就撇开现实条件的本末倒置的做法，他们就可以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的发展过程了。）

本来，我们不能把国家和民族视为如同文学或哲学一样的上层建筑。从广义上，它们分别植根于“经济基础”。就是说，民族、国家、资本分别建立在三个不同的基础性的交换样式之上——A互酬制、B掠夺——再分配、C商品经济。如果称交换为“经济性的”，那么可以说它们都是“经济性的”基础构造。而且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之上层建筑”。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透过商品交换的形式看到了巨大的信用体系得以形成的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本身也有自己的意识形态之上层建筑。因此，它时而会遇到“信用危机”。另一方面，国家和民族尽管属于上层建筑，但它们分别是从商品经济不同的交换样式派生出来的。

可以说，在以上三种“交换”原则中，近代以来商品交换逐渐发展起来而压倒了其他交换形态。但商品交换形态并没有彻底化，在有关人类和自然的生产方面，资本只能依赖于家庭和农业共同体，从根本上讲是以非资本主义生产为前提的。民族的基础也正存在于此。另一方面，极权主义的君主（主权者）虽因资产阶级革命而消失了，但国家本身还是保留了下来。国家并非可以被国民主权的代表者/政府所消解掉的东西。国家总是针对另外的国家而作为主权者存在着。国家总是针对另外的国家而作为主权者存在的，因此，当面临危机（战争）的时候讲期望强有力的领袖出现，正如波拿巴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上所显示的那样。如今，可以听到这样的预测：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民族国家将遭到瓦解。然而，国家和民族并不能因此而消解的。比如，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各国的经济遭到压迫，那么，就会走向谋求由国家来保护（再分配）包括民族文化同一性和区域经济进行保护的方面。反抗资本，同时必须反抗国家和民族（共同体），其理由也正在这里。资本制——民族-国家是三位一体的，故十分强大有力。如果只是想否定其中的一个方面，结果只能被收回到这个三位一体的圆环当中去。工团主义、福利国家、社会民主主义，这些东西不过是此三位一体圆环的完成形态，而绝非对此的扬弃。

（中东-北非-西亚问题，东南欧-南非—拉美问题，日韩-东南亚-澳洲问题无不如此……）

与一般流行的思考不同，后期马克思在“联合的联合”取代资本—国家—共同体中发现了共产主义。他这样写道：

如果联合起来的合作社按照总的计划组织全国生产，制止资本主义生产下不可避免的经常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的痉挛现象，那么，请问诸位先生，这不就是共产主义，“可能的”共产主义吗？

这个合作社的联合由欧文以后的乌托邦和无政府主义者所提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亦将此与股份公司放在一起进行了考察，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如果说股份公司是在资本主义内部的“消极的扬弃”，那么，联合则是“积极的扬弃”。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在根本上是一种联合主义。不过，马克思也看到了它的“局限”，即其命运不是在必然与资本的竞争中遭到挫败，便是要自己转化为股份公司。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要想创造出与此相对抗的非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并非容易之事。

（卡尔．马克思1853年<<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 ：

“两极相联”是否就是这样一个普遍的原则姑且不论，中国革命对文明世界很可能发生的影响却是这个原则的一个明显例证。欧洲人民下一次的起义，他们下一阶段争取共和自由、争取廉洁政府的斗争，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决定于天朝帝国（欧洲的直接对立面）目前所发生的事件，而不是决定于现存其它任何政治原因，甚至不是决定于俄国的威胁及其带来的可能发生全欧战争的后果。这看来像是一种非常奇怪、非常荒诞的说法，然而，这决不是什么怪论，凡是仔细考察了当前情况的人，都会相信这一点。

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民族意识与阶级意识
    在一民族猛烈的压迫别一民族的时候，被压迫民族之于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之于
压迫阶级相同。在一八四八年间，欧（亚）洲大陆各国之于英国（英镑霸权——美圆垄断、定价权），和无产阶级之于商工业资本家相同。当时社会主义者的意见是怎么呢？
   “依一切‘独占’的撤废，竞争得以自由，资本迅速集中于大工业家之手，小市民阶级迅速消灭，并且资本独占国英吉利迅速隶属其周围各国于本国工业支配之下。法兰西、德意志、意大利的资本阶级独占权打破了：德意志、法兰西，及意大利，对于并吞一切的英吉利资本阶级，衰落为一介无产阶级。和一个个英吉利资本家对一个个英吉利无产者所行的压迫一样的压迫，英吉利资本阶级全体对于德意志、法兰西及意大利实施起来。尤其在这个情形之下吃苦的，便是这诸国的小市民阶级。

至于英吉利的劳动者呢？  “英吉利工业上独占的地位继续的时期，英吉利的劳动阶级，在某种程度内，有对于随伴这独占的利益的分沾。这利益在他们中间，分配得极不平等的。有特权地位的少数人垄断了最大部分，但是大众也时常暂且均沾一些利益。所以，不平等民族之间，被压迫民族的劳动阶级有民族的感情。这个事情，社会主义者也不否认。

（世界四阶层：富国资本家——富国工人—穷国资本家——穷国工人））

柄谷行人《世界史的构造》

1848年的革命的确是一场“世界同时革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1848年的世界乃是社会主义者以国家权力的直接或间接参与形成的。从别的角度说，这使得资本-民族-国家得以形成，即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同时又对资本主义积累予以限制并通过财富的再分配和福利政策以消解阶级对立。

（资本主义（工资劳动）的扬弃不可能仅在一国实施。或者可以说：仅在其内部无法扬弃国家。因为，国家是存在于世界体系之中，即与他国关系中的东西。）

罗莎@卢森堡经历了第一次俄国革命（日俄战争）后，开始提出边缘区革命论的思考。进而，基于中心区（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来自对边缘区（落后国家）的掠夺这一理论，这并非单纯追随发达国家之后，而是可以给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以打击的革命。

马克思在1848年的时候，曾对布朗基的先锋起义和无产专政表示赞同。托洛茨基发展了“不断革命”的理论，革命可以在世界资本主义的矛盾最为激烈的地域爆发，而且在此“跨越”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可能的。在这一点上，列宁受到了托洛茨基的影响。

    可以将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视为世界-帝国之复权的一种企图。在这里，有众多共同体和国家统合在一起。如果发生资产阶级革命，旧世界-帝国将分解为众多的民族-国家。这时，优先考虑阶级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发挥了在不将旧世界——帝国分解为民族-国家的条件下实现近代化而重新复活的唯一的意识形态功能。中国与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对世界-经济（世界资本主义（民族资本及国家殖民体系）中确立起拒绝该体系的世界体系（基于非获利交换之上的经济圈）。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国共合作
1921年列宁把苏俄转向他的新经济政策以后……（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正在利用亚洲的落后国家，作为获得利润的源泉，以支持资本主义体系。如果没有帝国主义对亚洲的剥削，使西方工人仍能得到较高工资，资本主义就会垮得更快。亚洲的民族主义革命会夺去帝国主义列强的有利市场和原料供应，从而在西方资本主义最脆弱之处对其发动“侧攻”。……从1922年到1927年期间，共产国际选中中国作为它对外斗争的主要地区，并把英帝国主义作为主要的攻击目标。（二战后扩展到柏林墙和38线）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由世界大战到冷战，是社会国对资本国的一种胜利与制衡；而中国的第三世界理论，则是世界范围内的农村包围城市。）

科耶夫：“19世界的无产阶级就是20世纪的第三世界国家”。 地中海体系的拉丁帝国是科耶夫构想的超越民族国家的西欧北非区域体系。他试图以此（天主教）对抗以英美为首的基督新教国家和以俄罗斯为首的东正教国家。奥斯曼帝国也曾试图以重构世界-帝国的形式应对世界殖民体系的挑战，但最终为西方列强所瓜分，各自的民族国家成为西方列强的属国。（类似于民国式的军阀混战）

    当前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的库尔德人，叙利亚-伊拉克的逊尼派阿拉伯人，正是一种对殖民体系的反叛：不管是萨达姆、卡扎菲，还是土耳其、伊朗都是以统一的伊斯兰帝国为期许的… 现如今，正如科耶夫所担心的，整个欧洲半岛成为美国与俄罗斯所争夺的中间地带。而中华体系对美苏体系的冷战制衡，在当下以亚非拉联盟的形势，正在促成以亚非欧腹地（西亚-东欧绿洲）、亚美腹地（东-南洋岛屿）为焦点的世界体系重构）

阿瑞吉、滨下武志等《东亚的复兴：500，150，50年》：
　　19世纪东亚体系向西方体系的臣服所导致的最重要（也是最具灾难性）的后果是，工业军事主义在争夺地区主导权的过程中被“内在化”了。虽然在20世纪30、40年代，日本试图通过工业化军事路线来获得地区主导权的努力遭到了失败，但它却造成了一个美国独霸的体系在东亚海洋地区出现，并使该地区的工业军事主义达到了极盛。但是在朝鲜战争却反映出，西方的霸权地位并不像它看起来那样牢固，这使得美国不经意间走上了过去东亚贸易体系的老路——帝国与臣属国之间建立的“进贡”和贸易关系，这种关系从经济上将对臣属国更加有力。（亚洲四小龙的冷战背景及现在的中华回归丛）

美国在越战的失利迫使它重新接受了中国和东亚其它国家的正常的商业和外交往来（1972），并对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崩溃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日本在地区经济发展与调整过程中的领导作用源自美日之间的一种劳动分工，即美国专注于追求霸权而日本追求利润。日本企业逐渐取代美国政府而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这种国家关系可能更接近于（东亚）本土模式，而不是外来的（西方）模式。
　　　（在另一面由越战导致的美国义务兵役制的废除又似乎导致了如当年印度的“雇佣军”的反祖现象，这似乎会导致一种军国主义的军事产业下的“屠宰工人”？用索尔兹伯里勋爵的话说：“印度（欧亚混战的隐喻）是英国在东方海洋上的兵营，我们可以从那里招募到任何数量的兵员而不必给他们报酬。”这些军队完全由印度纳税人出钱资助，他们组成了欧洲风格的殖民军，并经常用无休止的一系列战争中使英国打开了亚洲和非洲的大门，接受西方的贸易、投资和影响。他们是“维多利亚扩张主义天鹅绒手套里的铁拳……是工业资本主义国际化背后的主要强制力量”。
　　（而在当下，美圆贬值所造成的财富掠夺（国际假币）和霉菌基地演戏所造成的强制发行（垃圾国债），在此次亚欧峰会和上合组织军演中得到了有力回应。虽然日本试图以钓鱼岛来转移冲绳霉菌殖民的内部压力，但是在关于人民币“升值”的问题上，中国是防止日圆重蹈“广场协议”命运的最后屏障。从“威胁”到“责任”的种种歇斯底里，美、俄、欧向东看本身是东亚复兴和殖民瓦解的直接证明，并且这本身是人类文明（亚非拉多数民主）对丛林法则（20%/80%食物链）的革命。）

供给侧改革：深改组PK美联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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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尔登s沃林《难以抓住的民主》
波利比乌斯说过，民主迷失在了“时间流程中”（选主政治）。民主是一个政治时刻，也许就是唯一的政治时刻，即是政治的被铭记和再造的时刻（选票经济）。民主是一个造反的时刻，它可能呈现革命的、破坏性的成分。也可能不这样。“沙漠风暴”或者宪政民主国家所打的波斯湾战争，证明了依靠现代国家权力寻求民主复兴不会有任何结果。
复兴的可能性取决于一个简单事实：普通个人有能力在任何时刻创造共同性的新文化模式。个体齐心协力建造低收入住房、工厂工人所有制、更好的学校、更好的医保服务、更安全的引用水、污水排放控制以及关系日常生活的上千其他共同关切，这就是在经历一个民主时刻，就是在经历一个民主时刻，就是在为发现、关怀和照料共同关注的共同性做贡献（经济（基础）民主（建筑））。这些行为不经意之间复兴了政治，因为他们挑战了不同形式的权力不平等（寡头），而这些不平等正是民主的自由和平等使之成为可能的，民主制只能通过背叛其自身价值观念才能将其消除。

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
    消费者运动实际上乃是转换了立场的劳动者运动，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是重要的。反过来说，劳动运动只有作为消费者运动才能克服局部的界线而成为普遍的。因为，作为劳动力再生产的消费过程涉及到包括生育、教育、娱乐、地域活动等广泛的领域。把劳动力再生产过程看做资本为了自我实现而必须经过的流通过程，并将此作为劳动者成为主体的“场域”来重新认识。
王文：中国伊朗将打造“一带一路”旗舰店
一位德黑兰 商人用“商品民主”一词高度评价中国，没有“中国制造”，全世界哪有那么多人能平等享受物美价廉的商品呢？（引自作者2012年撰写的《伊朗十记》）从长远看，2016年的伊朗非常像1979年的中国，不同的是，伊朗对全球大国的判断力远比当时的中国要更清晰。
伊朗人很清楚，中国带给得了“发展饥渴症”的伊朗，不是战争，不是制裁，不是政治条件，不是经济压迫，而是实实在在的共商、共建、共赢的“一带一路”。与中国人一起发展，享受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红利，伊朗何乐而不为呢？

蜗居：全球化危机的标本
    （不断做大的蛋糕最终总会遇上环境承受力的瓶颈，那时不是合舟共济、开拓创新、就是同归于尽）
在茫茫太空之中，人类蜗居于小小的蓝球，在欧亚大陆和太平洋的交界处是“中”国。就在最近，来自大陆中心的沙暴横扫东亚大地直至大洋之渊，西南震震、江水为竭，环球三日寒暑。千百年来，西伯利亚的冰原和太平洋的暖流驱使着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在长城南北撕扯、纠缠、激荡，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大陆和大洋另一端的西（东）方文明承受并反馈了聚散的能量，翻转起全球化的浪潮，日（核）月（弹）为之变色。
当此人文改写自然之际，手握时代方向盘的人是否忘记了自己是乘坐于社会发展的列车之上，人类是作为自然界的神经系统而存在的呀！即便是手握核武黑匣子和银库密码箱的人，也不能存活于金星、银星的吧，即便是鲁宾逊独拥世界岛也只能返回猿猴的生活。美利坚如何的《独立宣言》也要靠“美洲人的的美洲”才能过活，没有了欧亚大陆鹬蚌相争的土壤，“美金”（货币战争）与“霉菌”（民族冲突）的繁殖也就只能在试管和太空船中寄居、流浪。
农民起义的风起云涌是绵延不绝的基因变异，不是没落的贵族而是刘邦、朱元璋这样的草莽英雄维系了社会对自然的生长。土地兼并、妻妾成群之时，社会劳动力、特别是男性基因库被排除于社会衍化序列之外，自然资源的过度积聚造成人种分布的近亲繁殖（物种癌变）。一方面寄居于遗产（资产、房产、地租）之上的龙子龙孙成为蠹虫，另一方面大量社会新生力量成为为生存而战的“流民”，一个自然资源有序流转的有机体（可持续发展）变成癌细胞与健康细胞之间的生死对决（零和游戏）。
贫富差距之下的暴力（利）犯罪，城乡差距之下农民工大迁徙（间歇性梗塞），种族隔绝之下的连环暴动（东西-南北游击战），网略病毒、流感、次贷危机、能源危机、生态危机、核危机、死机？生机……

（150人法则与2012）“开心农场”“蜗居”世间
《最后的能源危机@简约的生活方式》
大多数基本生活必需品应该在我们的居住地附近生产，日益减少的能源供应会降低现有的产品包装水平和商品运输能力，从而使经济去中心化成为社会的主要诉求。我们需要将社区、郊区和城镇改造成充满活力的小型地域经济体，他们能够最大限度利用当地资源为人们提供大部分必需的产品和服务。
每个郊区都拥有许多小型生产企业，如农产、奶牛场、社区面包房和陶瓷厂。许多现有的经济体可以存在，但它们的布局应尽可能去中心化，工人居住在工作地点附近，大多数人可以骑自行车或步行去上班。农场大多属于庭院经济和休闲产业，大部分蜂蜜、鸡蛋、陶器、蔬菜、家具、水果、衣服、水产和畜禽可以从很多当地小型家庭企业和合作社得到供应。尽管我们仍然需要保留一些大型生产设备，但许多一般必需品，如家具和陶器等，主要通过手工生产得到满足，手工生产的东西远比工厂制造的商品更令人感到满意。
商业性菜园可以设置在郊区甚至城市——例如，在废弃的厂址上和铁路线附近。在人们居住场所附近安排粮食生产，有助于养分通过废物（生物气体）处理装置返回土壤进行循环利用。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应该这样做，当前我们的农业生产最具破坏性的两个方面是严重依赖能源投入以及榨取土壤养分，却不能对它进行补偿。
在每一个街区，我们应该把其中的一所房子改建成社区工作间，这里有循环利用中心、会议室、休闲场所、手工作坊、交易所和图书馆。由于我们减少了生产活动以及实现了生产布局“去中心化”，使用汽车的机会大大减少，我们可以挖掉很多道路——这样或许能够把现有城市面积的三分之一变成公用财产。我们可以建造社区果园和树林，在社区为鸭子和水族建立池塘，大多数家庭的房前屋后改造成永久“文化林”，这里中满生长周期长而且自我生存能力强的丰产植物，如水果和坚果树，从而成为一道“可食用风景”。
我们在郊区也可以饲养很多动物，可以建立水产-农业一体化产业模式，社区林地、果树、竹林、池塘和草地可以为社区提供许多物产，当地黏土供应可以满足所有陶瓷制作需要。同样可在废弃的汽车修理厂安放一个供四邻使用的小型锯台，这样人们就可以很方便地从当地森林取用木料，打制橱柜。
各个城市里拥有数量惊人的土地资源可以用来生产粮食以及其他生活资料。首先，要有家庭园艺，这是获取食物最有效、最丰产的方式。许多房屋的平顶可以用来种菜，让大多数人从城市迁到乡镇，可为城市留出更多的空间开辟为菜园地。
在我们的生活空间里还有一些植物以及其他资源可以利用，人们可以从这些储量丰富但尚未开发的宝藏中获取许多生活资料，如用树皮代替制革、从植物中提取染料、用蒸馏法从烟道废气中提取焦油，从羊毛、蜡、皮革、羽毛中萃取胶脂，此外，葵花籽等油质种子还能加工成天然化妆品，许多草本植物可以入药等等。在城市社区饲养小型动物可以给居民带来许多好处，如皮革及粪肥，人们可以充分利用厨房的剩饭和菜园的残余果蔬喂养这些动物，人们还可以从林地获取木材，从本地取土制陶。上述许多生活资料可以从我们住地附近的一些公共产品平台获取，包括果园、池塘、森林、耕田、采石场、竹林和药草地等等，这些平台由社区共享、运作和维护。
我们可以自己建造大多数新房，与当前建房的能源成本以及现实成本相比，所使用的泥土以及现金成本相比，所使用的泥土和循环型建筑材料只占很小一小部分。
我们也将对银行系统进行“去中心化”，由民选的董事会管理小镇银行，银行储蓄只借贷给小镇或郊区的社会公益项目使用。只要项目合适，当地“创业园”协助小型公司取得低息甚至无息贷款启动创业，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由许多小公司组成的网络，失业人员能够在这里生产商品以满足当前不被重视的各种需求。由于当地小型企业都归本地区居民所有，利润不受外地股东虹吸而流失，而是归当地支配或者重新在当地投入生产。
休闲生活丰富多彩，现在许多郊区几乎成了没有休闲环境的沙漠地带。这种新的地区到处都存在有意义的事情可做，有公益项目、畜牧业、小公司经营活动、园艺、城市林业和社区作坊。如此以来，人们在周末和节假日就没有了出远门的兴趣，国家能源消耗也相应减少。
在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中，日常生活所需的大部分生活资料可在居住地周围几公里范围内生产，事实上许多需求可以通过社区生产得以满足。
诸如收音机和火炉等商品可在10至20公里范围内的工厂生产，一个小城市可能需要一个冰箱制造厂和维修中心。只有个别特殊商品需要从几百公里以外的大厂运来，极少数商品需要从其他国家进口——例如，高科技医疗器械。各地出口产品的生产企业选址需要通过理性的社会决策，这样所有城镇和郊区都可以获得少量但够用的出口收入，用于支付为数不多的进口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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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的货币战争是没有意义的，世界大战之所以“一而再”正在于此，使热战转入冷战的物质基础是由斯大林和罗斯福的社会主义“新政”奠定的，“一带一路”通过（美）岛@（俄）洲的链接，将完成长城@运河的全球化

芒格：美国越来越像日本，这可能会有麻烦
2016-05-03  华尔街见闻  吴晓喻
10740
　　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副主席查理芒格(Charlie Munger)周一表示，长期的低利率环境使得美国越来越像日本。
　　芒格在CNBC访谈节目中表示，我强烈怀疑，美国政府如此严重依赖印刷钞票，如此轻视财政刺激和基础设施，是最大的愚蠢。
　　日本一直在努力摆脱经济萎缩，今年1月底，日本央行为提振经济和通胀，前所未有地引入负利率政策。然而，随后金融市场的状况却令他们始料未及。股市未受提振，日元未遭打压，负利率政策还引发银行的观望情绪，日本银行间拆借余额暴跌，银行间借贷行为几近停止。
　　芒格指出，日本的负利率政策引发了全球经济学家的关注。
　　去年12月，美联储十年来首次将联邦基准利率提高了25个百分点，不过利率水平仍徘徊在历史低位附近。
　　芒格表示，我认为若使用财政刺激政策，情况会好得多这种(低利率)政策已经没用了。
　　在4月30日(周六)举行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51周年股东大会中，巴菲特和芒格在会议现池答了股东、记者和分析师的诸多提问，其中92岁的芒格不乏妙语连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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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经济学界的“哥白尼革命”

张五常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中就指出：
中国的地区从上到下分七层，最高层是国家……最后是户。这七层是从上到下地以承包合约串联起来的。……从这个世纪转换时候来看，以一个天然资源相对地贫乏的国家而言。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制度是人类历史上对经济增长最有效的制度。
正如李伯重在《“过密型增长理论”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附录中所说：“明清江南农村经济确实没有出现库兹涅茨型的近代经济成长，但是它却完全有可能出现斯密型的近代经济成长。”
阿瑞吉《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
更一般地说，王国斌、弗兰克和彭慕兰以及批评他们的人所运用的斯密增长概念的问题在于，斯密加以理论化的经济发展并不是沿着一条道路而是沿着两条不同的道路出现的，即以欧洲为典型的“非自然的“或者以外贸为基础的道路，和以中国为典型的“自然的”或以国内贸易为基础的道路。因此，与德弗里斯、黄宗智和布伦纳一样，斯密也认为中国和欧洲是沿着不同的道路发展的；但与他们不同的是，他不认为欧洲道路（荷兰）比中国道路（江南）具有更大的潜力。
马克思赞成斯密的看法，即经济发展的欧洲道路不是建立在短距离（国内）贸易上，而是建立在长距离（对外）贸易上。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他直截了当地表示，“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16世纪揭开了资本的近代生活史”——资产阶级和现代工业在欧洲统治的兴起。
斯密所说的经济发展的“非自然的”道路，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的道路。更重要的，斯密主要关注需要通过政府行动来反制资本家的权力，而且他还偏爱以农业和国内贸易为基础的发展，这对马克思完全是陌生的。在马克思看来，随着现代工业和世界市场的建立，政府丧失了反制资产阶级势力的所有能力，后者“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几乎把政府降到了管理事务的委员会的地位。
舍勒《资本主义的未来》
    由于对资本主义起源的研究取得了成果，这一问题便必然会提出来；据此，便已不可能指望资本主义在现存经济财产的私有制、生产—分配制发生某种变化（这是所有社会主义政党所要求和期望的）之后会告消失。无论是想通过革命一次性了结，还是通过遵循所谓现代经济生活内在固有的方向法则（成为大企业的倾向、资本日益集聚到少数人手中，等等）而推行的演变逐渐使资本主义消亡，都不可能（况且，这种所谓发展的方向法则对于农业而言不存在，在农业上，小企业同大企业相比，具有一种基于之物种植结构和牲畜养殖之本质的、持久性的经济优势，这些是不可动摇的国民经济学的事实）。这种解释问题之方式之所以行不通；原因有二：首先，这种方法想把经济乃至工业这个制度部分从资本主义文化制度的统一体中分离出来，并指望从先改变经济中制度达到整体上也是“上层建筑”方面的制度改变（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其次没这种方法基于一种误识，以为市民类型是资本主义“秩序”的一种后果现象（而非相反，如我们所主张，这一秩序才是“市民精神”的结果）。倘若如此，那么，从另一方面讲，只有当资本主义类型的人及其“精神”失去其法统，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改造本身才有可能，这一点便清楚了。
麦克尼尔父子《人类之网》
     在过去的岁月里，大多数城市都是一些人口聚集之地，寄生在周边乡村之上，因为这些城市的食物和人力都是从乡村输入的。至今，各个城市仍然无法使自己再生，仍旧依赖农村的迁徙人口来承担城市的各种繁重而肮脏的劳动。根本性的抉择迫在眉睫。要么通过就共生问题进行再度协商来沟通化解城市与乡村的隔阂，要么（或者）出现新的基本共同体结构类型，以抵消城市生活中不可名状的纠结。因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保全我们现今拥有的一切，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孙必须要通过学会如何在一个世界性网络体系和各种不同的多样化的基本共同体的环境中共同生活的能力，来改变我们现有的各种生活方式。

阿瑞吉《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
从一方面看，他明确赞同斯密的观点，即正是技术分工的影响造成了劳动力的道德和智力退化。他告诉我们，技术分工“把工人变成了畸形物，它压抑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人为地培植工人片面的技巧”。这种倾向，反过来有可能成为经济进一步的障碍，因为社会上日益扩大的变化着的分工“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交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而不是资本主义形式的现代工业产生的“畸形物”。
因而，马克思在这里似乎明确赞同斯密的观点，即技术分工对经济发展的好处从根本上远逊于社会分工。此外，即使在描述19世纪各个产业中正在出现的工业革命时，他强调的重点也几乎完全放在社会分工而不是技术分工上，在这个描述中，技术变化扩散到工业的各个领域，它们“因社会分工而孤立起来……但又作为总过程的阶段而紧密联系在一起”。
柄谷行人《世界史的构造》
本来，我们不能把国家和民族视为如同文学或哲学一样的上层建筑。从广义上，它们分别植根于“经济基础”。就是说，民族、国家、资本分别建立在三个不同的基础性的交换样式之上——A互酬制、B掠夺——再分配、C商品经济。如果称交换为“经济性的”，那么可以说它们都是“经济性的”基础构造。而且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之上层建筑”。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透过商品交换的形式看到了巨大的信用体系得以形成的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本身也有自己的意识形态之上层建筑。因此，它时而会遇到“信用危机”。另一方面，国家和民族尽管属于上层建筑，但它们分别是从商品经济不同的交换样式派生出来的。
可以说，在以上三种“交换”原则中，近代以来商品交换逐渐发展起来而压倒了其他交换形态。但商品交换形态并没有彻底化，在有关人类和自然的生产方面，资本只能依赖于家庭和农业共同体，从根本上讲是以非资本主义生产为前提的。民族的基础也正存在于此。另一方面，极权主义的君主（主权者）虽因资产阶级革命而消失了，但国家本身还是保留了下来。国家并非可以被国民主权的代表者/政府所消解掉的东西。国家总是针对另外的国家而作为主权者存在着。国家总是针对另外的国家而作为主权者存在的，因此，当面临危机（战争）的时候讲期望强有力的领袖出现，正如波拿巴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上所显示的那样。如今，可以听到这样的预测：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民族国家将遭到瓦解。然而，国家和民族并不能因此而消解的。比如，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各国的经济遭到压迫，那么，就会走向谋求由国家来保护（再分配）包括民族文化同一性和区域经济进行保护的方面。反抗资本，同时必须反抗国家和民族（共同体），其理由也正在这里。资本制——民族-国家是三位一体的，故十分强大有力。如果只是想否定其中的一个方面，结果只能被收回到这个三位一体的圆环当中去。工团主义、福利国家、社会民主主义，这些东西不过是此三位一体圆环的完成形态，而绝非对此的扬弃。
可以将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视为世界-帝国之复权的一种企图。在这里，有众多共同体和国家统合在一起。如果发生资产阶级革命，旧世界-帝国将分解为众多的民族-国家。这时，优先考虑阶级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发挥了在不将旧世界——帝国分解为民族-国家的条件下实现近代化而重新复活的唯一的意识形态功能。中国与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对世界-经济（世界资本主义（民族资本及国家殖民体系）中确立起拒绝该体系的世界体系（基于非获利交换之上的经济圈）。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
国共合作 1921年列宁把苏俄转向他的新经济政策以后……（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正在利用亚洲的落后国家，作为获得利润的源泉，以支持资本主义体系。如果没有帝国主义对亚洲的剥削，使西方工人仍能得到较高工资，资本主义就会垮得更快。亚洲的民族主义革命会夺去帝国主义列强的有利市场和原料供应，从而在西方资本主义最脆弱之处对其发动“侧攻”。……从1922年到1927年期间，共产国际选中中国作为它对外斗争的主要地区，并把英帝国主义作为主要的攻击目标。（二战后扩展到柏林墙和38线）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由世界大战到冷战，是社会国对资本国的一种胜利与制衡；而中国的第三世界理论，则是世界范围内的农村包围城市。）

相对于西方的殖民-生化能源式现代化（资本有机构成）的特点，乔万尼•阿瑞吉在《从长时段看中国市场经济》一文中做了比较：
在总结中国相对于南非而言的发展优势的时候，吉利恩•哈特同样强调了乡镇企业在当地范围内进行利润再投资和再分配，以及将之用于学校、诊所和其他形式的集体消费等方面的贡献。此外，在家庭之间相对平等主义的土地分配，使许多乡镇企业的当地员工能够通过在极小的地块上精耕细作以及做工业的和其他形式的活计来谋得生计。……正如《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所指出的，这些数据没有标明美国工人的高生产率是与复杂的柔性自动化和原材料处理系统对大量工厂工人的替代相关的，这些复杂系统降低了劳动力成本却抬高了资本及支持系统的成本。通过节省资本（包括管理成本）和让劳动力重新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工厂把做事方法翻转了过来。用手工来制作、处理和装配零部件的方式，举例来说，可以将所需资本总额降低三分之一。
陈其人则在《东西方经济发展比较研究》的最后一章提到马克思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条件问题，即农村公社实行现代意义的农业集体化需利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从西方输入所需的民用技术。关于中、苏成败的比较研究，我们可以参考杉原熏在《东亚经济发展之路》中的观点，西方道路是一个“生产奇迹”，东亚道路是一个“分配奇迹”；前者是资本密集、能源消耗型的工业革命，后者是劳动密集、能源节约型的勤劳革命。从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说，西方道路是以化石能源和殖民体系为基础的，因而不可能成为普世价值。只有促使“生产奇迹”向“分配奇迹”的趋同，才能实现全球化的共同富裕和集体民主。
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虽然它在自己的实际组织中，当然到处都再生产出并且必然再生产出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但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场内已经被扬弃，虽然起初只是在下述形式上被扬弃，即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也就是说，他们利用生产资料来使他们自己的劳动增殖。
我们以《资本论》中的这段话，作为对陈其人先生关于“农村公社”（亚细亚生产方式）以及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呼应。由此观之，“李约瑟之谜”也只是西方中心论的产物，动态的比较优势理论给我们提供了融合东西方发展道路的分析工具。


罗思义：西方经济学界的“哥白尼革命”对中国大有裨益
【编者按：本文为罗思义于5月4日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青年研讨会上的发言，这次着重讲了罗伯特•索洛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错误，是怎么一步步被纠正的，以及戴尔•乔根森等人在此基础上的研究，导致联合国、经合组织与美国正式改变其经济增长成因测算方法。这些事都发生在近二十年内，罗思义称之为经济学界的哥白尼革命。
而这场革命最后的结论，罗思义认为，对中国当前的供给侧改革也大有裨益：即劳动分工、资本投入、劳动力，以及TFP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因素，其中资本投资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贡献占到了60%以上，而TFP仅占了10%。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青年研讨会由中国民生研究院和人大重阳研究院共同举办，罗思义赐稿观察者网发布，有部分删节。】


补充内容 (2016-5-5 15:09):
罗思义：西方经济学界的“哥白尼革命”对中国大有裨益
经济学界“哥白尼革命”
中国谚语“实事求是”在国外也很有名。其蜚声国际，是因为它恰如其分地表达了理论与事实之间的关系。如果理论与事实相悖，那么理论必须做出改变，因为事实是不会改变的。
但这也会决定学科发展进步与否。如果理论与事实相符，学科发展通常不会取得大的进步，因为学术研究只不过证实了现有理论。但当理论与事实相悖时，学科发展反而会取得最大的进步。
当理论发展与事实相矛盾时，科学与教条主义的应对态度往往截然不同：教条主义往往试图否认事实，以坚持错误的理论；科学则往往会要求理论必须为符合事实而作出改变。
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两项进步完美地说明了这一点，但这也同样适用于经济学。
在望远镜发明之前，哥白尼只能无助地利用肉眼进行天文观测，导致他得出“地球绕太阳公转”这样影响深远的结论——这与人类以前的结论并无不同。当伽利略（Galileo）用新发明的望远镜观察到围绕木星转动的月球时，“所有天体绕地球公转”的理论不攻自破。
达尔文（Darwin）通过对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物种的详细观察发现，该岛屿上的物种在逐渐发生变化。他发现，物种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们会发生演变和进化——“进化论”由此诞生。
在过去二十年里，经济学研究领域也发生了类似的正式革命——我们可以称之为“经济学界的‘哥白尼革命’”。哈佛大学教授戴尔•乔根森（Dale W. Jorgenson）所著的《为何联合国、经合组织与美国正式改变其经济增长成因测算方法？》对此有详细论述。我将会一直关注这一过程的最新进展，因为它与我的个人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安格斯•麦迪森 (Angus Maddison)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统计学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经合组织（ OECD）的成立促进了数据领域的进步。经合组织前首席统计学家安格斯•麦迪森运用这些数据，首次对发达经济体进行了系统性比较研究。随后，他在其所著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Dynamic Forces in Capitalist Development）中，对此进行了总结。
这些研究导致理论与事实出现典型的矛盾。西方经济理论比如罗伯特•索洛(Robert M. Solow)20世纪50年代创建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宣称“劳动力与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只占一小部分，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是全要素生产率（TFP）”。
问题是，经合组织与麦迪森的分析显示，事实完全相反——绝大部分的增长是源于资本与劳动力投入，特别是资本。TFP变化对增长的贡献小于其他增长要素，相反对增长做出重要的贡献不仅包括技术，而且还包括国际贸易、生产规模等要素。相关的数据可在麦迪森的实证经典著作《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中找到。
麦迪森本人并没有试图对这些研究成果作出理论解释。相反，他将研究方向放在截然不同的问题——长期增长研究，结果他的经典著作《世界经济千年统计》（Statistics on World Population, GDP and Per Capita GDP, 1-2008 AD）由此诞生。现在几乎所有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学教材，都在引用这些数据。
麦迪森的研究成果对我的学术生涯产生了决定性影响。通过研究他们的著作，我得出结论，经合组织和麦迪森的分析无可辩驳。即使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理论说法与之不同，那么这也仅仅显示，这些理论是错误的。
通过观察麦迪森与其他人的研究方法，我下定决心，将来我的所有分析都要依据事实。我相信这种方法同样适用于西方和中国。我也因此进一步了解中国经济，这帮助在1992初期撰写了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篇经济文章，《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何成功，而俄罗斯怎么会落败? 》。

chinablue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
    杜尔阁对报酬递增的定义说得再简洁不过了：所谓报酬递增，是指在各种生产要素达到最适度的配合以前，对某一固定数量的生产要素——或一组数量保持不变的生产要素——投入可变的生产要素时所产生的递增报酬。
现在叫做“生产函数”，表示产品数量和以不同比例比例配合起来的生产“要素”数量之间的技术关系。而所有这些点的集合就会构成一个三维空间曲面，即生产曲面。设其中一种要素的数量不变，然后垂直于这个要素的数轴切出一个平面并通过这个轴上相当于这个不变数量的点。那么生产面与这个平面相交而形成的一条曲线，就代表杜尔阁所说的先是报酬递增、然后报酬递减的法则。
范家骧在《报酬递减规律和农业生产》一文中对“边际效应”作了一个动态分析：
“投入开始增加的时候，边际物质产品是增加的，而且是以递增的速度增加。因为这是可变投入量和不变投入量的配合比例愈来愈恰当，可变投入量可以充分发挥作用，所以边际物质产品是递增的。过了这个界限以后，边际物质产品也是增加的，但是是以递减的速度增加。这是因为可变投入量只能和越来越少的不变投入量在一起发生作用。超过这个阶段，再增加投入量，边际报酬就变成负数。”

       以这样一个历史的逻辑来分析资本”有机构成”，我们可以知道所谓技术构成也是动态的，因为机器本质上是一个智力密集型产品，它不单是矿物材料或者能源的简单组合，还有产业链的有机构成及其与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人类经济对自然经济的贡献在于，把偶发性的“单一投入”变成目的性的“集成投入”，譬如internet对世界经济体系的“协同与共振”。但是到整个工业革命为止，以矿物质为基础的西式工业本质上是一个物理构成，包括殖民战争，主要的是“生态转嫁”，而物理过程对于生态来讲是一个“不变投入量”。
       所以，从本质上来说，农业才是一个生态或者生物进化的“可变投入量”。生物网的协同进化，可以说是一个“全要素的可变投入量”:即生态的协同进化不是可变投入量与不变投入量的配比，而是可变投入量之间的配比问题，并且这个“可变配比”也是一个可变投入量，这就是生态进化与物理环境的相互作用，促成了一个宜居地球的产生，而“物理战争”最终的结局只是月球化或者火星化。战争在核武器上的悖论，在于生态与物理世界的同归于尽，或者说生态世界的最后边际是物理世界。
      所谓“战争促销”，在早期的历史贡献在于它在促进部落链接、自然链接、物理链接上的“链式反应”，但是武器或者工业本身一旦超出物理与生物的“边际”，就将造成生态崩溃和物理回归。这也是民主与专制的边界，集中与协同是必要的整体性“生态配比”，但是当某个单一可变量不能引起其他可变量的“生态反应”时，就自动成为一个不变量，而成为一个物理常数、进而归零。以此类推，一个集团、党派、民族、乃至物种，如果不能在一个生态圈里协同进化（即造成各级组织的正向反馈），那将是“癌变”，将成是使系统归零的物理常数。
      货币也是如此，货币本质上是一个信息反馈系统，它是供求关系的统计数据，如果货币成为经济体系的单一变量，那就是通货膨胀，它对于整个经济体系其实是无效的，只不过造成货币控制权的集中，但不能对经济体系起到调节作用。除非它的定向投放造成一个新变量的互动反应，或者造成一种链式反应。未来的发展关键，不在于机械分工，而在于生态协同，即信息技术与生物技术的的“云计算”与可控的链式反应（如阳光经济）……

有机土壤是可持续的矿藏
游修龄《中国古代对食物链的认识及其在农业上应用的评述》：
“生物在自然界的长期演化过程中，建立起相互制约的食物链联系，形成了分级利用自然资源的高效率的系统。现代把这种自然生态中高经济效能的结构原理应用于农业生产，称之为生态工程。生态工程中最基本的一种就是能量的分级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