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颗氢弹爆炸后 两只老鼠牵出外国间谍案

阿拉丁神

军报记者  沧海观澜  2016-10-16 16:22
http://news.qq.com/a/20161016/015560.htm

明晨七点半，神舟十一号飞船即将发射，两名航天员景海鹏、陈冬将在万众瞩目之下出征太空。

可您是否知道，52年前的今天，另一件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伟大工程正在罗布泊的戈壁荒漠中秘密进行……

1964年10月16日上午，一道道密语电波在罗布泊与北京之间穿梭：

“8点钟，老邱住上房，开始梳辫子。”

“10点30分，梳完辫子。”

“11点30分，第一次检查完毕，结果正常。”

记录这些密语的是时年29岁的宋炳寰。认真核对相关信息后，他再通过一部专线电话将“老邱”的情况传递出去——接收密报的，是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军事秘书王亚志。

这些信息是如此重要，以至于50年后，已近耄耋之年的宋炳寰回忆起来仍然恍如昨日。

“老邱”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因为这颗原子弹长得像一个巨大的“球”。装原子弹的容器代号“梳妆台”，连接引爆雷管的密密麻麻的电缆线代号“辫子”，原子弹装配代号“穿衣”，原子弹地面装配间代号“下房”，铁塔上的密闭工作间代号“上房”，气象代号“血压”，原子弹起爆时间代号“零时”。

“零时”定在1964年10月16日15时00分——这一信息如此秘密，以至于被誉为中国“原子弹之父”的钱三强，也是在起爆前1小时才得知这一消息。

有人疑惑：有这个必要吗？

答案是肯定的。

谍影重重：两只老鼠，还是一群特务？

上世纪60年代初，美国在我西北周边建立了多个监听站和测向站，不断利用间谍卫星和U2高空侦察机刺探我核试验情报。

事实上，在我国相继成功试爆原子弹和氢弹之后，相关的间谍活动也从未停止。

1967年，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海关进出境检查部门发现一名外国人的托运物品中有两只老鼠。

外国人名叫乔治·瓦特，是在我国兰州化工公司工作的外国专家。外交部前不久特批了他的夫人来华探亲，同时也批准他离境到香港度假。而这两只老鼠据说是专家喂养的宠物。

消息传到北京，迅速引起了公安部门负责敌特侦查人员的警觉。事有蹊跷！他们立刻通知海关将这两只老鼠悄悄扣下。为免打草惊蛇，还专门捉了两只相同的广州老鼠交给对方。

经检测发现，两只老鼠身上均沾染有不同程度的放射性物质，化验鉴定的数据与我国西北核工业生产基地的放射性数据相近——老鼠很可能就来自核工业基地！

随后，北京的办案人员又在首都机场从瓦特夫人行李中搜出了发报机和微缩胶卷，胶卷里正是我国核工业基地的地形图，以及兰州军区完整的战备地形图。

真相大白——瓦特的表面身份是尼龙设备安装专家，实际上却是研究放射化学的专家。他携带两只老鼠出境，目的是通过老鼠身上的微尘，测试核基地放射物的试验数据，推算中国核工业发展机密。

这起案件甚至引起了周恩来的关注。在周总理的亲自督战下，案件侦破工作顺利进行，公安机关通过瓦特这条线索，又挖出了其他潜藏在西北地区的美国情报人员（这是后话，暂且按下不表）。

谍战疑云，始终与中国原子弹研制试验相伴相生。一向以严谨著称的周恩来，在涉及原子弹试验的工作中更是思虑周全如水银泻地。从一则史料中可见一斑：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一个月（1964年9月16日），周恩来组织召开中央专委会，专题研究原子弹试验相关问题。

正开会中，张爱萍因为有外事活动要去会见外宾，需要中途离会。总理马上说，告诉外交部，今后张爱萍和刘西尧（我国第一次核试验的总指挥和副总指挥）都不参加外交活动了。

张爱萍起身要走时，总理又专门让他摸摸兜里有没有纸，有没有记的东西，有记的东西马上掏出来。

也就在那次会议上，周总理再次强调核试验要严格保密，并要求相关人员当晚就规定出一些暗语、密码，核试验现场与北京之间的联系，一律通过密语传递信息。

这才有了“老邱”“梳辫子”“零时”等代号。

惊世之论：“纸老虎”，还是“真老虎”？

“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

世人皆知毛泽东这句震古烁今的历史名言，但毛泽东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原子弹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

上世纪40年代，美国通过实施“曼哈顿计划”掌握了原子弹技术，并在比基尼群岛秘密实施了世界上首次原子弹爆炸试验。但迟至1945年8月，人们才第一次了解到这一前所未闻的“大杀器”——8月6日和9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亲自下令，将两枚原子弹投放在日本广岛和长崎上空。

当时，延安的中共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头版刊登了美国用原子弹轰炸日本的消息，标题中写道：“所有生物被烧死。该城烟火弥漫，高达四万英尺”。

毛泽东看到报纸十分生气，“这是谁家办的报纸？渲染恐怖，吓唬谁？”他一把扔掉报纸，当即把电话打到负责人陆定一那里，责怪他们没有站稳政治立场，“为美国佬进行义务宣传”。

随后，他还在延安干部会议上说过这样一番话：“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只是空的。”

事实上，这位历史伟人的目光已经穿透原子弹的烟尘，清醒预见到核武器在物质破坏和精神威慑上的双重作用，以及这种武器将对世界军事政治格局产生的巨大影响。

果然，有了掌握原子弹技术的美国支持，国民党一把撕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面具，把手中的美式装备对准了“小米加步枪”的共产党。

但毛泽东没有被“吓”住。

1946年8月6日，广岛被原子弹轰炸1周年之时，他在延安枣园的一棵树下会见美国记者安娜·露易丝·斯特朗，谈到让整个世界丧魂落魄的原子弹，他挥挥手，轻轻一弹烟头，为英语世界创造了一个新词儿——“Paper Tiger”。

然而，战略上的藐视，并不否定战术上的重视。

1949年初，钱三强向中央提出申请，希望利用到巴黎开会的机会，通过自己的导师约里奥·居里（就是著名的居里夫妇的女婿）帮助买一些开展核物理研究的仪器和书籍。钱三强估计，这些东西在当时大约需要20万美元。

不久，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就通知钱三强到中南海面谈，同意为他拨付5万美元专款，并向他转告了毛泽东、周恩来从西柏坡传来的口信：“中央对发展原子核科学很重视，希望你们好好筹划”。

钱三强并不知道，当时中共中央掌握的外汇总额只有区区30万美元！捧着那一沓潮湿的散发着霉味的美钞，或许钱三强能够体会到党中央对核科学研究的看重。

由于法国方面不给发放签证，钱三强最终并没有去成巴黎。他只得拿出5000美元，辗转托人带给约里奥·居里。后来，居里请留法学者杨承宗买了一些仪器、书籍、同位素、计数器以及探查铀矿必需的标准源等带回中国。

约里奥·居里还要杨承宗带给毛泽东一番话：“要保卫世界和平，要反对原子弹，就必须有自己的原子弹。”这句话对毛泽东的触动有多深，我们不敢妄加揣测。但此后不久，毛泽东对原子弹就有了更直接的观感。

1949年12月，毛泽东首次访问苏联。在斯大林的授意和苏方的刻意安排下，观看了反映苏联当年9月23日进行首次原子弹爆炸试验的纪录影片。

毛泽东对斯大林的倨傲和恫吓洞若观火，回国后，他说：“这次到苏联，开眼界哩！看来原子弹能吓唬不少人。美国有了，苏联也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

这时候，他已经感到，不能把原子弹仅仅看作“纸老虎”，还要看作“铁老虎”、“真老虎”。

1950年5月19日，经毛主席批准，中国科学院成立了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名为原子能研究所)，钱三强任所长，王淦昌、彭桓武为副所长。一大批原子能科学家如邓稼先、周光召、朱光亚、陈能宽、程开甲等，从美、英、法、德陆续回国，来到了原子能所，成为中国后来研制原子弹的骨干。

中苏协定：老子儿子，还是亲如兄弟？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苏关系迎来了“蜜月期”。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明确提出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之内的“一边倒”国际战略。

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有共同的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的。中国革命也得到苏联的援助。1924年孙中山召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其后进行北伐战争时，苏联是唯一的外援。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苏联又是第一个援助中国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国家。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斗争中需要苏联的支持。在新中国恢复经济和发展生产、进行建设方面，需要苏联的援助，对国家的管理也需要苏联的指导。选择“一边倒”战略，成为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发展友好关系的必然结果。

根据这一战略方针，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个月，便踏上了访苏的旅程，并推动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该条约规定了中苏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全面合作，确立了中苏之间的同盟关系。

在谈到《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毛泽东说：“条约定下来比不定好。定下来，就有了靠，可以放手做别的事。我们是新起的国家，困难多，万一有事，有个帮手，这样可以减少战争的可能性。”

事实证明，尽管美国在朝鲜战争和台海危机中先后4次威胁要对中国动用核武器，但由于有这个条约的存在，美国最终也没敢轻举妄动。

1954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5周年，赫鲁晓夫应邀来北京参加国庆庆典。期间，中苏领导人在中南海举行了最高级别的会谈。会谈快结束时，赫鲁晓夫问：“你们对苏联还有什么要求？”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说：“我们现在对原子能、核武器有点兴趣。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对我们有一点帮助。总而言之，我们也打算搞这项工业。”

翻译过去之后，赫鲁晓夫愣了一下。尽管没有一口回绝，但也语出搪塞：“搞原子武器，恐怕中国目前的条件还不行。那个东西太费钱了！单说电力，就是把全中国的电力都集中起来也很难保证……社会主义大家庭有一把核保护伞就可以了，不需要大家都搞。”最后，为使拒绝显得更委婉一些，他又建议，中国若要培训科研人员，苏联愿意援建一个研究用的小型核反应堆。

毕竟核武器与核反应堆的科学原理是一致的，赫鲁晓夫答应援建反应堆，毛泽东认为这是中国走向核武器研制的第一步。

毛泽东之所以这个时候提出要搞原子弹，是因为此前中国已找到了铀矿。有一块铀矿标本还被时任地质部副部长的刘杰带进中南海，向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汇报。

1955年1月15日，这块石头又被带进了菊香书屋。

毛泽东在这里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专题讨论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

会议从下午四点一直开到晚上七点多。毛泽东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会后，毛泽东还专门请大家一起吃饭。平时不喝酒的毛泽东，这次特意斟了一杯葡萄酒，举杯提议：“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大家共同干杯！”

这是毛泽东就发展原子能事业所主持的时间最长的一次会议，也是最具决定意义的一次会议。会议通过了代号为“02”的核武器研制计划。

中国要有自己的原子弹，就在这个时候拍了板。

这次会议极为机密，迄今在中央档案之中没有任何正式文字记载和音像资料。仅有的文献就是周恩来总理工作台历上的几行字和他写给毛主席的一封信，以及当事人的回忆。

susu0858

经历过那个年代，中国崛起真心不容易，中国一定会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hegieer

好文，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