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angrunlin 发表于 2016-11-16 12:52

说起文学界的“周氏兄弟” 你最先想到的是哪两位?

说起文学界的“周氏兄弟” 你最先想到的是哪两位?_凤凰国学http://guoxue.ifeng.com/a/20161116/50265085_0.shtml

来源:凤凰网综合 作者:止庵http://h2.ifengimg.com/0f56ee67a4c375c2/2013/1106/indeccode.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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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p1.ifengimg.com/a/2016_47/297139a0cd51f62_size69_w387_h240.jpg(资料图)“周氏兄弟”已经成了一个专有名词,特指周树人(鲁迅)与周作人。说来天下姓周的兄弟该有不少,难得用上这个称呼;绍兴这家兄弟不止两位,别人也无法阑入。这么说仿佛不大讲理,但是的确如此。“周氏兄弟”的说法,最早还是由他们自己提出。一九〇九年三月《域外小说集》第一集出版,即署名“会稽周氏兄弟纂译”。当然这多半只是陈述事实而已。不过序言称:“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可以认为是这本书的特色所在,亦未始不可看做译者的一种姿态。后来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独特贡献,至少有一方面是在这里。代表“文术新宗”的周氏兄弟未免登场太早,“华土”一时不能消受;他们之引起普遍注目,还要等上八九年以后。届时二人皆已在文化中心北京;蔡元培出掌北大,陈独秀主编《新青年》,为他们提供了充分的舞台。似乎“周氏兄弟”一说很快就在一个圈子里流行了。一九一八年三月十五日《新青年》四卷三号发表刘半农《除夕》一诗,有云:“主人周氏兄弟,与我谈天,——欲招缪撒,欲造‘蒲鞭’,说今年已尽,这等事,待来年。”刘氏自注:“(一)缪撒,拉丁文作‘Musa’,希腊‘九艺女神之一’,掌文艺美术者也。(二)‘蒲鞭’一栏,日本杂志中有之,盖与‘介绍新刊’对待,用消极法笃促编译界之进步者。余与周氏兄弟(豫才,启明)均有在《新青年》增设此栏之意,惟一时恐有窒碍,未易实行耳。”钱玄同是周氏兄弟特别是鲁迅投身新文学运动的有力促进者,多年之后说:“我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胡适一九二二年八月十一日日记也写道:“周氏兄弟最可爱,他们的天才都很高。豫才兼有鉴赏力与创造力,而启明的鉴赏力虽佳,创作较少。”这些人不约而同地谈到“周氏兄弟”,显然首先是将他们看做一个整体;这里“周氏兄弟”这一概念,涵盖了二人在思想、才具和文学活动上的某些共性。虽然他们实际上各有所长,鲁迅之于小说创作,周作人之于文学翻译、文学理论、新诗创作和散文创作,分别代表当时的最高水平。但是这都可以看做是“周氏兄弟”这一整体所取得的成就。而且二人的文学活动一时原本不能截然分开,周作人那“中国新诗的第一首杰作”的《小河》,曾经鲁迅修改;鲁迅为《域外小说集》新版作序,署名周作人;周作人的几篇杂感,后来也收入鲁迅的集子《热风》。“周氏兄弟”作为一个文化概念,几乎与整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相始终。其实二人间的亲情,在一九二三年七月即告断绝,世上从此已无周氏兄弟。然而恰恰是在其后一段时期,“周氏兄弟”被他们的同志,尤其是被论战的对手一再相提并论,如陈源说:“先生兄弟两位捏造的事实、传布的‘流言’,本来已经说不胜说,多一个少一个也不打紧……”(《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西滢致岂明》)后来冯乃超攻击鲁迅,也说:“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艺术与社会生活》)从而赋予了“周氏兄弟”以超越于实际意义之上的文化意义。“周氏兄弟”已经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http://p0.ifengimg.com/a/2016_47/7327ff1a4596ccf_size49_w240_h240.jpg鲁迅(资料图)在“周氏兄弟”成为一个纯粹的文化概念的过程中,一本二人均积极参与的杂志《语丝》起了重要作用。《语丝》前一百五十六期,周作人事实上负全责,而鲁迅为主要撰稿人之一;杂志在北京被禁,移至上海再办,由鲁迅主持,周作人发表文章仍然不少。他们在各自开垦自己的园地(鲁迅是《野草》,周作人是《茶话》等)的同时,经常共同出击,或彼此呼应。及至鲁迅编完《语丝》第四卷后,交卸编辑职务,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此二人很少在同一场合发言,“周氏兄弟”失去了共同语境。另一方面,他们的立场和态度也有所变化。鲁迅“进”到社会批判,周作人“退”为文化批判。然而鲁迅的社会批判有文化批判做底子,周作人的文化批判也不无社会批判的象征意义。三十年代,二人已经分属左翼与自由主义这样不同的文化阵营,时而互相不点名地以笔墨相讥。在当时人们的论说中他们很少再被一并提起,作为文化现象和文化概念的“周氏兄弟”其实已经不复存在。虽然对一般受众来说,感受恐怕还要滞后一点。张中行有番回忆:“……于是转而看所谓新文学著作,自然放不过周氏兄弟。一位长枪短剑,一位细雨和风,我都喜欢。”(《再谈苦雨斋》)正是一个好例子。然而天下事不可一概而论,二人之间亦未必处处针锋相对。周作人为左翼批评家所批评的《五十自寿诗》,鲁迅在私人通信(一九三四年)中曾予以辩护;周作人则至少有两次在公开场合谈及鲁迅,一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九三二年),一为《闲话日本文学》(一九三四年),均无恶意。鲁迅一九三六年去世,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断绝多年的兄弟关系。周作人写了《关于鲁迅》和《关于鲁迅之二》以为纪念。此后他在文章中不时提到“先兄豫才”(《记太炎先生学梵文事》,一九三六年)或“家树人”(《玄同纪念》,一九三九年)。在《苦口甘口》(一九四三年)和《两个鬼的文章》(一九四五年)中谈及“五四”先驱,一次说“胡陈鲁刘诸公”,一次说“陈独秀钱玄同鲁迅诸人”。而他之记述鲁迅前期生活和揭示鲁迅作品原型,亦始于《关于范爱农》(一九三八年)和《关于阿Q》(一九三九年),后来则分别有《鲁迅的故家》(一九五三年)和《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一九五四年)两本书面世。这是一点题外话了。http://p1.ifengimg.com/a/2016_47/762127a16d741fb_size37_w174_h240.jpg周作人(资料图)八十年代以后,周作人著作重行出版,鲁迅著作则长盛不衰,“周氏兄弟”逐渐又被论家和读者提起。现在使用这一文化概念,实际上既不同于“五四”前后,又不同于二十年代;并不单单针对他们的某一时期,亦不限于散文创作,而是首先作为一个整体对二人全部文学和思想上的建树加以把握,在此前提下再来考虑具体的异同。曹聚仁也讲过类似的意思:“周氏兄弟,在若干方面,其相同之点,还比相异性显著得多。”(《文坛五十年》)“周氏兄弟”一语至少有三个意义:一,他们取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最高成就,代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主要方向;二,他们坚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态度;三,他们拥有世界文明的广阔视野。“周氏兄弟”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代名词。历史上有过“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竹林七贤”、“李杜”、“元白”、“唐宋八大家”、“前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等说法;作为某一文学巅峰时代最主要的代表,大约只有“李杜”与之具有同等分量。我不知道新版《辞海》有无“周氏兄弟”的条目,如果没有,恐怕应该添上罢。来源:岳麓书社公众号http://p2.ifengimg.com/a/2016/0810/204c433878d5cf9size1_w16_h16.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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