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精致生活：茶馆戏园子走起
清代的茶馆，是一处最具特色的社会消闲场所，一方不大的场域，却包容吐纳着大千世界的纷纶时序。清代的戏台则带给人美妙的享受，常令人如痴如醉，欲罢不能。
清代的茶馆和戏场恰似双璧，常常相互牵手，居于社会文化风景的前沿地带，引领了人们的休闲娱乐生活。
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可以日复一日地消融悠悠的时光和简单而又繁复的生命，迎送岁月的来去，并掠取世间的人生百态和万象风情——这，只有清代的茶馆可以做得到。
老舍的话剧《茶馆》，表现了从清末到民国的社会巨大变迁和跌宕的个人命运，而其中所有的故事人物都聚合折射在了京城的一个小小的所在——裕泰大茶馆之中。老舍可谓匠心独运，以最简省的场景讲述最丰富的故事，其不二的选择，非茶馆莫属。
清代的茶馆和戏园，仿佛一对长相牵手的恋人或金兰结义的兄弟，形成一个佳妙的组合：茶馆里有戏场，戏园中有茶肆。茶馆和戏曲作为社会开放性的公共空间和人们耽爱的舞台艺术，在清代同时进入发展的鼎盛时期。
茶馆又称茶肆、茶园、茶楼、茶坊、茶铺、茶室等等，戏园亦称戏馆、戏场、戏棚等等。进入清代，茶馆和戏园深入地走进了人们的生活，在社会的休闲娱乐中声名显扬。
北京的茶馆分为不同类型，对应了不同客人的休闲偏好，其有大茶馆、清茶馆、书茶馆、野茶馆等等之分。
大茶馆空间宽绰，一般有三五间门面，兼营小吃、点心、简单酒饭等，客人适于在这里长久逗留乃至竟日消磨。老舍话剧《茶馆》中的茶馆，就是这种大茶馆。
清茶馆以茶水为主，布设多精致洁净，是文人雅士的所爱，商人也喜欢在此洽谈生意。也有某些清茶馆偏向大众化，有的成为一些行业的接谈聚友之处。也有的清茶馆与某项娱乐活动相结合，在其中设谜社、棋社等，增加客人的乐趣。一些小众性的聚会，也会在这类茶馆中进行。
书茶馆设有书场，以说评书为主。 “评书扺掌而谈，别无帮衬”，讲说一些史事、豪侠故事等等， “跃跃如生”，很有听众缘。
野茶馆则多设于城郊野外，布设朴拙本色，恬静清幽，与周围的乡野环境相映成趣，是野游消遣的好去处。
此外，还有季节性的茶肆等，适应着消费者的时令需求。如京城正阳门外的窑台，是游人常去登临远眺的风景地， “时至五月，则搭凉棚，设茶肆”。
茶馆是开放性的公众空间，而且功能宽泛，诸多的公私事体，统统可以纳入其中，可以消歇、娱乐、饮食、商谈、会友、交游、满足爱好、闻听消息，乃至调节争纷等等。在当时公众场所不多的情形下，茶馆中所包容的生活情态、世间风云，百绪千端，异常丰富。
不少茶馆中搭有戏场戏台，扩大了茶馆的娱乐内容，此时的茶馆也成为戏曲面向社会大众的通道和平台。
京城的茶馆，很有人气，酝酿着人们的愉悦和欢笑。在茶馆中唱戏，只是茶馆娱乐具有代表性的类型，除了唱戏之外，茶馆也与说书、唱曲、偶戏、杂艺等多种演艺携手，内容丰庞， “有托偶、影戏、八角鼓、什不闲（一种民间曲艺）、子弟书、杂耍把式、像声、大鼓、评书之类”，而且具有相对稳定的客人。
比如北京的书茶馆，常有一批资深的行家听客，口味老到，耳朵极尖，他们对于艺人的品评，不可等闲视之，说书人的声名毁誉，往往就在他们的口传之间。在茶馆说书，也出现过赫赫一时的大牌名角，如满族艺人双厚坪，开场说讲诙谐机巧，包袱迭出，名贯艺坛。其弟子杨文清，亦是他身后一时之绝响。
清代北京的民间戏园，起初衍生于酒店之中。清人戴璐的《藤阴杂记》载： “《亚谷丛书》云：京师戏馆惟太平园、四宜园最久，其次则查家楼、月明楼，此康熙末年酒园也。”而后，戏园则多与茶馆兼营，亦茶园亦戏园，亦戏园亦茶园。乾隆年间，前门一带， “又添茶园三处，而秦腔盛行”。
北京人钟情看戏，京城人称为“听戏”，从宫廷到民间，上下蔚然成风。清人《国闻备乘》中说，当时 “正阳门外戏园七所，园各容千余人。以七园计，舍业以嬉者，日不下万人”。晚清京城重要的戏园有三十余家，听戏之人，每日当高达数万之众。有这样一首《竹枝词》： “正阳迤逦到天桥，剧座书场处处招。漫道平民娱乐地，个中粉黛也魂销。”戏园、书场等娱乐场所，一派欣欣向荣，正阳门到天桥一带，也是戏园较为集中的区域。
对于京城听戏的踊跃，清人杨静亭《都门杂咏》中描绘： “捐班新到快嬉游，戏馆连宵醉不休。”有人刚出钱捐了个官职，便迫不及待地沉醉于戏馆之中，连宵累夜。有些清贫之家，为了请外地来的亲朋看戏，甚而典衣当物： “典衣看戏是京师，谊重亲朋莫可辞。”看戏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颇重。
听戏的享受，令人如痴如醉，欲罢不能。戏园开场，往往观者济济，满堂春风。嘉庆年间的《都门竹枝词》这样描绘： “坐时双脚一起盘，红纸开来窄戏单。”“簾子才掀未出台，齐声喝采震如雷。”看客双脚盘坐，戏场中有红纸戏单，戏还没有开唱，即满场欢声雷动，观众情绪高涨，气氛热烈。杨懋建《梦华琐簿》描述其时的情景：台下看客踊动，台上艺人卖力， “钲鼓喧阗，叫好之声往往如万鸦竞噪矣”。戏入佳境，观者尽呼，声波鼎沸，一时之间，满场欢跃如狂。
清代文人的《竹枝词》诗中，对京城的茶馆戏园之乐歌咏颇多，再举以下二首：
相邀观剧甚欢娱，入座回头左右呼。
香片几包拿得去，斟来皮纸盖茶壶。
——醉春山房主人《都门虫语·倒茶》
春台喜庆号徽班，脚色新添遍陕山。
怪道游人争贴坐，长庚明日演《昭关》。
——韩又黎《都门赘语·戏剧》
相约观戏，兴致倍添，入座后不断地四下招呼熟人，戏场中则有香片茶水。而当徽班“春台班”的名角程长庚出演《文昭关》时，更是众人追捧，争相观睹。
茶馆戏园的快意，魅力无穷。得硕亭《草珠一串》竹枝词称： “茶园楼上最消魂。”为何如此销魂，该诗句中对“茶园”一词作出的注解是：“演剧之所。”
成都人“俗好娱乐”，其绵厚悠然的闲适之风，传统久远。清代成都的茶馆遍布大街小巷，吟唱出当地人生活的悠扬的城市牧歌。清末傅崇矩的《成都通览》记载，当时成都的茶馆， “省城共计四百五十四家”，街市坊间，触目可及。自古以来 “士多自闲，聚会宴饮”的成都人，此间的一大享受，就是“坐茶馆”。他们在茶馆中品茗、消歇、摆龙门阵、听书、看戏，杯盏茶色之间，流走了岁月时序，浮现出成都人生活的别样色泽。
《成都通览》说： “成都人故好观剧。”成都的大型茶馆茶园也多有戏台。茶园中常演的剧目就有三百六十出之多，名色繁复。有文人写诗描绘当时悦来茶园演剧的情形： “悦来戏园壮如此，楼阁玲珑五云起。往来豪贵尽停车，人在琉璃世界里。梨园弟子逞新奇，缓歌漫舞兴淋漓……”云云，尽言这所茶园的豪华和熙闹。
当地演戏的炽盛，还屡屡引起官方的关注，以致对此心存戒备，并动用权柄，对内容低俗的剧目加以打压，同时，倡导戏曲改良。大众娱乐对民情世风的强劲影响，使官方不敢忽视。
扬州之地景物灵秀，城邑繁华，商贾云集，茶馆通常建造得精致华巧，美轮美奂。著名的双虹楼茶肆，有“楼五楹”， “占湖山之盛”，凭楼而望， “可以眺远”。
清人李斗《扬州画舫录》记述： “吾乡茶肆，甲于天下，多有以此为业者，出金建造花园。”茶肆之中， “楼台亭舍，花木竹石，杯盘匙筋，无不精美”。品茶如游花园庭阁，令人赏心悦目，乐于流连。
茶肆大多有各自拿手的小吃，双虹桥茶肆的烧饼，风味独创， “开风气之先”；蕙芳轩、集芳轩茶肆同属于一家， “以糟窖馒头得名”；另如二梅轩茶肆的灌汤包子、雨莲茶肆的春饼、文杏园茶肆的烧麦、品陆轩茶肆的淮饺、小方壶茶肆的菜饺等等，无不“各极其盛”。这些各具品调的茶肆，宾客盈门， “每旦络绎不绝”。
茶园等处的戏曲演出也极为繁胜，萃集了大大小小的戏班。京师来的“萃庄班”名角儿谢瑞卿， “每一登场，座客亲为傅粉”，那些豪贵之辈，也以一沾他的粉渍为荣，对其的痴迷，如醉如颠。四川来的戏曲名角儿魏三儿， “演戏一出，赠以千金”，身价不菲。当他泛舟湖上时，消息一经传出， “妓舸尽出，画浆相击，溪水乱香”。歌船上的娇娘美姬们，争相赶去一睹他的风采，而魏三儿的行状则是 “举止自若，意态苍凉”，果然气度不俗，在热捧之下，不失分寸。
苏州清初尚无戏园，演戏多在豪门府第、庙会等处，每有乡邑集会，必有戏班。 “前村胜会可寻欢，集秀名班必要看”，看戏之风十分盛行。
八月中秋的虎丘曲会，是当地声名显扬的节日集会。此时四方梨园毕集， “鼓吹百十处，大吹大擂”，其喧闹的情景， “动地翻天，雷轰鼎沸，呼叫不闻”。
有的戏台，就在水畔或船上。苏州有一种名为“卷梢”的大戏船， “船头上演戏，船中为戏房，船尾备菜”，看戏的人乘小船围而观之。有的时候 “船上观客过多，恐遭覆溺”，还不得不临时中止演出。这种娱乐风尚使得一方水乡的人家里“咸置一舟”，这是出行的必备之物。
人们 “每值嘉会，辄鼓棹赴之”，水里行舟，清流为伴， “不以风波为苦”。如有盛大集会，则 “四方士之拏舟相赴者，动以千计，山塘上下，途为之塞”。这是水乡特有的群集娱乐的场面。此中的欢欣景象，会令参与者久久萦怀，水上流连之际， “佳辰月夕，画船箫鼓，浅斟低唱，此乐最不能忘”。有一首《竹枝词》诗这样描绘： “锦幛高台临曲水，笑看子弟演梨园。”
由明至清，戏曲已经纵深闯入苏州的城乡生活。清代《姑苏竹枝词》称： “家歌户唱寻常事，三岁孩童识戏文”。戏曲中的故事、唱腔，家喻户晓，童子亦知。
雍正年间，有一个姓郭的人首次在苏州开设戏园。入戏园看戏，比在野岸水滨舒坦得多， “人皆称便，生涯甚盛”，后来发展到三十多家， “卷梢船于是遂废”。《乾隆长洲县志》记载，乾隆年间，苏州城 “不论城内城外，遍开戏园”，并称其 “集游惰之民，昼夜不绝，男女杂混”。戏园的演出“昼夜不绝”，说明了其受欢迎的程度，而将看戏者目为“游惰之民”，并对“男女杂混”加以指斥，自然是官方文化的历史偏见。
汉口的茶馆星布于城中，叶调元《汉口竹枝词》说： “无数茶坊列市圜，早晨开店夜深关。”后湖一带是茶馆汇集之地， “茶坊前后两层，共计十余家”。汉口著名的“湘湖八景”之一，即为“茶社歌声”。这一带的水岸， “游观士女纷如织，茶坊无日无笙歌”。
诸多茶馆都兼有曲艺、杂耍、木偶、戏法等演出，出色的艺人和表演，总会为茶馆聚拢旺盛的人气。有一位姓简的女艺人，靓丽姣美，艺压群芳。当时的《竹枝词》称： “沿湖茶肆夹花庄，终岁笙歌拟教坊。金凤阿香都妙绝，就中第一简姑娘。”简姑娘所在的茶馆，分外红火，其缘由不言自明， “以有简姑在也”。还有的艺人常在茶馆演出，与老茶客日久生情，牵出一段良缘。有一首《竹枝词》描绘： “欲把深情寄与哥，当场无奈熟人多。琵琶遮面秋波溜，郎自吃茶侬自歌。”歌娘身在台上弹唱，心思却飞向了台下的情郎。
至于庙会上的搭台唱戏，更是场面浩闹： “岳神诞日进香来，人海人山挤不开。名为敬神终为戏，逢人啧啧赞徽台。”（《汉口竹枝词》）盛大的香会，游人如堵，但人们所挂怀的，更是看戏。
上海商埠开通后，租界壮大，清末的休闲娱乐业尤为兴隆，使其后来居上。
上海最早的戏场由酒馆开设，之后即有茶园式的戏馆纷纷开张，前后多达百余家。各种戏班、剧目，如涌而至。光绪年间的《沪游杂记》记述，当时上海的丹桂茶园、金桂轩茶园的戏场全以京班为主，金桂轩茶园还偏重武戏，而三雅园则是当时已然失势的“吴下旧伶”昆腔，知音日稀。此外如富春茶园、天仙茶园以及丹凤园、同乐园等，都演唱“徽调兼京腔”。
当时知名的茶园多有戏班，而外来的京班，则对地方早先的曲腔造成冲击。有一首《桂园观剧》诗这样写道： “相传鞠部最豪奢，不待登场万口夸。一样梨园名子弟，来从京国更风华。”“鞠部”是戏班的别称，而作为客班的京班子弟，则在当时的上海抢尽风头。
由于港埠租界的独特优势，上海快速成为新的一方休闲娱乐的中心。《松南梦影录》描述 “舞榭歌楼，戏园酒肆，争奇斗艳，生面独开”，而其地的 “梨园之盛，甲于天下。缠头一曲，最足消魂”。看戏听曲，是上海重要的文娱生活。一至夜幕垂天，名媛雅士便纷纷涌向茶园戏场。 “上灯时候，车马纷来，鬓影衣香，丁歌甲舞，如入众香国里，令人目不暇赏”。上海的戏园可不一般，不止是娱乐中心，同时也是交际中心、时尚中心，上海人的流行风尚、时装做派、风云角色，尽荟萃于其中，是沪上风华集中彰示的场所。因而在戏园中观戏，引人注目流连的不只是演出。
近代剧场和戏剧的变革与西化，也由上海领风气之先。1850 年， 英国侨民组织了业余剧团，在英租界演出话剧，此后外侨剧社又在新建的西式的“兰心戏院”定期演出，西方的其他演艺团体以及中国的剧团也在此演出。西方的马戏、杂技、魔术、歌舞等，开始进入国人的视野。异国情调的表演，大开了国人的眼界， “诚令人目不及瞬，口不能状也”，国人的娱乐，又增添了新的内容。
1908年，对于传统茶园式戏场具有颠覆意义的“新舞台”诞生。这种新式剧场的建构布局完全以演出和观赏为本，舞台扩大，没有栏柱遮挡，台上设有机关布景、灯光装置等。观众席前低后高，便于观看，看戏时杜绝吃喝嘈杂、呼妓陪观等行径，观众头顶上也没有了来回飞舞的伙计往复抛接的毛巾，看戏的行为更为纯粹。新舞台一出现，就显示出勃发的生命力，演出效果倍增。
就在19 世纪行将终结的时候，电影传入中国，并首次在上海放映，人们娱乐的方式内容更加新颖。而电影初映的场所则意味别具——这个历史性的场所，就是徐园的“又一村”茶楼。
节选自中华书局出版《一本书读懂中国古代休闲娱乐》
玩物丧志
现在都没了，只有麻将馆和夜总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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