芷江古韵
作者：吴安明（笔名紫夏） 发布时间：2016-01-10
我从云贵高原的东部出发，一路逶迤前行，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寻找一个古韵十足的古城——沅州。那里曾与我的家乡偏桥有关。因在大明帝国的后期，王朝为在国家西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政策，明朝的第十三代皇帝神宗朱翊钧便于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设置有地方军政机关——“偏沅巡抚”。而其名则取偏桥之“偏”，沅州之“沅”，因名。至清朝康熙三年（1664），将湖广右布政使、偏沅巡抚移驻长沙，增湖广按察使员缺驻长沙府，湖广行省南北分治。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雍正皇帝将“偏沅巡抚”改为“湖南巡抚”，“偏沅”之官制自此废黜。设立时间前前后后长达125年之久。至此，现行的湖南省行政区域作为独立的地方一级政权组织才基本确立下来。清乾隆元年（1736）置芷江县，并附郭沅州府。沅州之名仿佛消失了，一个叫作“芷江”之名誔生了，要知道，沅州起名于宋熙宁七年（1074）筑沅州城，沅州，因沅水而得名。沅州之名的消失，确实让人有几多的惋惜，因为这个“名”承载着几百年几多的传奇故事。
芷江之名来源于“芷草”?
说实话，我不知道一个曾叫作沅州的地方何以叫做芷江，因为穿越这一古城的河流本来就叫做潕水，古代更没有这样的古称。潕水，又名镇阳江、无水、潕阳河。清.顾祖禹《二十一史方舆纪要》卷八十一载“《汉志》注：无阳县有无水，首受故且兰南入沅，行八百九十里。许慎以为九江之一也。《志》云：氵舞溪一水五名：曰无、曰氵无、曰舞、曰氵舞、曰巫，其实一水也。”或为汉属武陵郡之“五溪”：雄溪﹑蒲溪﹑酉溪﹑沅溪﹑辰溪之一，也并没有“芷江”之说。
几年前，我从网上拜读到田均权先生的《芷江女子》一文之后，我这才知道芷江的来源。田先生在文中写到：“芷江县名与芷草有关，而芷草又与屈原有关。传说战国事期，屈原老夫流放沅水流域时曾经舟迹芷江。这个疯疯癜癜的老夫子对岸芷汀兰独有情钟，在他的眼里，‘沅芷’与‘汀兰’应该是世界上最美好的香草了，因此作《楚辞•九歌•湘夫人》，歌之咏之‘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他把‘沅芷’与‘汀兰’比喻自己恋慕之人情爱的无比纯洁以及自己人生理想的无比高洁。既是名句动人，而屈原老夫又是值得景仰的名人，后人干脆将‘沅州’改为‘芷江’了。”我不知道这“沅芷”与“汀兰”是否真与“芷江”之名有染，或许是作者有“桃花园”情怀罢了。
因为是高速路，从凯里到芷江不过两个多小时而已。路上，一路烟雨，在贵州的路段不那么多雾气，越往东行，雾气更是茫茫，能见度不是那么好。好在入黔的车子比较少，一路行走并没有那么多的碍事。与黔地相邻的县植被都很好，是湘省少有的林区。杉林、竹溪、田园，以及升腾着炊烟的村落在车窗外不断的晃过。过了黔地，那条叫作潕阳河的此时被称为潕水了。曲似九回肠潕水此时显得坦然，不再象先前那样看到激流澎湃流向，而是一湾一湾或蓝或绿的水体，风平着，浪静着。
不经意间，我们到达了芷江高速站。通过站口，跨越一座桥梁，芷江就在眼前。
张铭心是位挂职的副县长，他来自于首都北京，是中国民族大学的一位教授。是他让我们这伙研究“古苗疆走廊”课题的学者参与芷江申报文化名镇的研讨。电话与他，先生并不在县城，而是徒走外县出差，晚上才能回来，要我们先到“善水宾馆”安顿。时间还早，我们觉得有必要去看看这里的文化遗迹。作为外乡人，我确实不知道这里有什么可以去看的，但作为国人，到芷江有个地方你必须得去，那就是芷江受降旧址和纪念馆。
参观受降纪念馆
沿潕水北岸向东行走，只走几公里的路程，芷江受降旧址和纪念馆就到了。因这里是被中宣部公布为第三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所以参观是没收钱的。十多年前，我曾经到此一游过，记忆不是那么清晰了，如今再次走近这里，总感到这里变化了很多，因为牌坊之前多了很多的建筑，除两道出入的小门之外，院墙将整个旧址封蔽得严严实实。
走近院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受降纪念坊”，而且已被粉刷一新。据《碑记》介绍，受降纪念坊旧坊建于日本投降后两年的一九四七年二月，“文化大革命”中被全部毁坏， 一九八五年人民政府在原址上按原坊原样重新修建。全坊为水泥建筑，四柱三拱门，高八点五米，宽十点535米，结构雄伟，气势巍峨。受降纪念坊上嵌刻有蒋中正、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于右任、孙科、王东原、居正、王云五等军政要人的题词
左区是那些曾叫做“营房”的建筑，其建筑包括包括受降会场旧址，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旧址，还有何应钦办公室旧址。不过这里竟然又增多了几橦营房来，可能是新修的办公用房。右边是受降纪念馆。
正面的小山之上有受降亭，有“和平台階”自下而抵达受降亭。受降亭内立有日本《降书》，这份降书是用楷体写成，降书的内容有九条之多，其落款有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岗村宁次，中国陸军总司令陸军一级上将何应钦等等。
站在受降亭上，看到这几行降书，作为国人当有许多的感慨，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何以就被一个小小的日本时时强辱着？“八年烽火起卢沟，一纸降书出芷江”，国人有那么多人的死亡，换回来的还真的仅仅是这一几行字么？有着五千年文明古国已赢来了属于自己的尊严了么？我们能够忘记——日本代表来签降书时他们还高昂着头呢。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数千万中国军民……中国付出的牺牲实在是太大了。可我们的国人往往有健忘证，如岗村宁次投降才几天，这个沾满中国人鲜血的人居然成了蒋委员长的秘密军事顾问，更荒唐的是，1949年2月 被国民党军事法庭审判为“无罪释放”。近七十年了，慰安妇们还在申诉着，我们能说什么。血债没有血偿，多少右翼分子又蠢蠢欲动，安倍晋三压根就说没有侵略中国那回事。勿忘国耻，振兴中华吧！
参观完“纪念抗战胜利展览馆”，我带着沉重的心情走出了芷江受降旧址。
“索子”也是街名
那天晚上吃饭之后，我们就到宾馆里住下了。打开窗帘一望，窗外的潕水闪烁五彩的光芒，举头望去，自西向东往北火树银花、流光溢彩。风雨桥、侗族鼓楼群、吊脚楼、奎文阁、天后宫等建筑上群星璀璨，让人心醉。我不得不又带上相机循走了一圈。只可惜天气实在太冷，拍了几张相片之后，打道“回府”了。
吴和平是这次接待我们的人，第二天一早，他便到宾馆叫醒我们了，先是参观临潕水的河堤、亲水码头、古沅州城墙遗址。
古城墙就在潕水之堤岸，都是用红色的大石块砌成的，并由烧制石炭沟缝。据有关资料记载，芷江“沅洲古城墙”，始建于北宋（1070年），因“苗疆战事”，至清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朝廷又拨银两十万六千两，经三年多的时间告峻。《（同治）沅州府志》载，其所整修城墙：城东西广一里有奇，南北袤十里有奇，周五里有奇。城墙高二丈三尺，炮眼七百三十六个，城墙上马道宽九尺，东南西北四门各有楼有表，城门外还有小城门，东城还有一个水东门，门上修了一座高三层宝塔式八角形的“奎文阁”（此楼今完好尚在，已搬至县人民医院内）。另在北门外河水汇流处，另建石墩，石驳岸八十三丈，高一丈六尺，厚六尺，以杀水势。沅州古城一直是湖南境内最古老最高大最坚实的一座城墙。城墙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三年，湖南省政府以“免资敌用”为由，命令拆除城墙。而城墙的基脚还在，它牢固地支撑着河堤，讲述着曾经辉煌的故事。
也就是在这堵城墙之外，诞生着一条街道，这条街道叫“索子街”，不过这条叫着街道的街，实在是太袖珍了，三、五个人并行居然也拥挤着，连条小巷都不如。从沅州至偏桥，沿潕阳河一带民人对于索子和绳子并没有区别，或许因为此街过于的狭窄和细长，所以称之为“索子街”。索子街修建得很好，都是清一色的侗族民房建筑风格。临江飞檐饰有垂花，美轮美奂。垂花是传统木建筑构建之一。用垂莲柱出挑屋檐，占天不占地，节约用地，又很有装饰效果。而在其转角之间，又有着苗族吊脚本楼的美人靠镶嵌，让索子街的建筑达到了极至的美感。
其实，索子街临河而兴，当与潕阳河的航运有关。贵州按察使彭而述说得好，因“偏桥距沅州四百余里，中联三卫，为滇黔楚咽喉。沅居黔北，偏隶楚西，偏桥居黔南孔道，属黔而兼隶楚，故偏沅抚军之设，取名于此，以为滇、蜀、黔、粤、楚五省总枢，故抚军驻节两地，从中持缓急。”因“黔两腋皆苗，中通一线，粟米不足供外来之用。”“王师定滇、黔，贝勒诸军驻滇、黔，及镇兵散布黔南郡县者，以亿万计……而都匀、平越之郡，得此转输，可以仰给他县，无水旱之困。”同时，让这地方的“洞苗、犵狫，亦得以本土所产贸易外货，忽生戎心。”（语出《镇远府志》174页）。也就是说，沅州之地，早在明代，是“黔入”或“黔出”之货物贸易中转站。
之前，我考证不多，之后也就有故事了。前时到施秉（原为偏桥）高碑采访一老人，名叫何发贵，他是民国至解放初期专为“爬船”度日的。他们从施秉“爬船”去湖南，主要居在芷江。每一条船都是七八个人，船上有“拦头公”，也有“舵把子”，其他的都是纤夫。船上随时都放着猪头和公鸡，还有开山（即斧子）。作为远方的船，遇到危难之时，这些祭物是防别人“放阴剪”。一旦船行不动，几次号子声出来也没有移动的话，说明这当地有人施法术——“放阴剪”了。不能再动船了，你只能以硬对硬——施法术。这由“舵把子”在船头焚香化纸之后，念一些巫词。用三块砖头放到船椽上，再提起鸡，把鸡头放在砖头上，一斧下去，不轻也不重，只求鸡头落地，砖断两块，即可前行了。号子多是“拦头公”呼唤，最主要是上行船，沉重的船体要拉动，没有号子不行。当船艰难上行时，“拦头公”就呼：“淹呵——唷！淹呵——！”，大家接着齐声：“淹喝！”并同时用力，船就动了。那声音是粗犷的，阴沉的。他说：到了芷江索街滩头，湖南的妹子很开放，见到他们上滩头，船夫们都是赤条条的没穿衣服，湖南的妹子跑来鼓劲，帮着喊号子。并口沫横飞地说到索子街。索子街饭馆、茶馆到处都是，还有烟馆姻楼。他们一到那里，老大先上岸，当看到有岸边马灯朝你摇幌——可以上岸了，进烟馆、花楼消遣寻乐。
索子街在芷江，在现在，四百里路之外的这些八、九十岁老头明白着，故事还在传颂着。
三楚第一桥
走过索子街，现在你必须要上龙津桥了。龙津风雨桥，是芷江引为自豪的最大骄傲，因为它毕竟是进入世界吉尼斯桥梁。
可谁又知道，这座桥在历史上让人惊魂不少，有民间打油诗就抒发其悲愤：“西关渡口鬼见愁，多少冤魂河中流；行客商贾谈色变，横舟过江谁无忧？”加之，此河为化外之地，“四面皆苗穴”，中原政府更是奈何不得。明成化年间，传说有“成巴子”者，与沿河的渔船主渡船老板相商，以粗大的铁丝棕缆建浮桥，人们得以渡。百余年后，明万历年间觉慧寺老僧宽云法师因“南柯一梦”，秉承天意，四处募资修桥。终在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在西关渡舞水河上用巨石联以铁索嵌铅锭垒而叠起，修成16个桥墩，墩上用铁链和木板相铺连成桥面，远望大桥如长龙，凌空卧在西关渡口，故将桥取名为“龙津桥”。明崇祯五年（1632年），云南都司佥书阮呈麟眼见桥墩甚矮，又令民间大户与百姓募资，将桥墩修至15．3米高，再不用担忧被洪水淹没。大桥加长至233米，宽达4米多，中有八角亭，楼高三层，桥上修建亭台楼阁，并以木花栏杆相护，桥两边建两面走水重檐瓦屋70楹，供百姓摆摊设点，行人车辆从中间通道过往，四处还设有长条木凳供人歇息，桥顶皆以青瓦相覆盖，东西桥头建有气势的牌楼坊，西边坊上曰：“芷水迴澜，上游锁钥”；东边坊曰：“龙津砥柱，彼岸接登”。坊有门，晨启昏闭。龙津桥变成了名副其实的风雨桥，过往行人商贾无不翘首相称：西南第一桥。清朝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知府边方泰率知县张五典劝喻市民捐资，再次修复风雨大桥，又将石桥墩加高一米，桥上依旧建屋盖瓦，为确保风雨桥安全，东西两岸增设火巷，两桥头并建高大石碑坊以御火屏障，西岸坊由布政使陈用敷题额：普济安澜；东岸坊额由知县张五典题书：三楚第一桥。龙津风雨桥声名远播西南数省，有文人墨客为其撰楹联多多，如：“银河飞渡，风雨普济天下客；长虹横空，三楚龙津第一桥。”等等。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西南成为大后方，国民政府于1935年下令修建湘黔公路，根据战时需要，将桥上原有木屋亭台楼阁坊门尽数拆除，得用原桥石礅，将人行桥改建成木板公路桥，可通汽车，1936年建成。1937年后，国民党政府医院学校大批迁来芷江，军队也源源不断而来。中苏空军、中美联合空军皆纷纷驻扎芷江机场，狭窄公路桥远远不能满足战时运输需要，1940年再次将桥面拓宽，并在桥两边增修人行道。据说因有桥头的犀牛铜像保，日本鬼子的飞机前来芷江几十次轰炸龙津大桥，皆未炸中，直至抗战结束，大桥均安然无恙，为中华民族的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1999年当地政府为恢复侗乡美景，当今世界侗乡第一大风雨桥赫然于世！
如今，当你走进龙津桥廊，如醉入市井。而各店铺里阵列的，又多为文物古玩，笔墨纸矶等传统的“文房四宝”，亦或湖南芷江的名点小吃。特别是令人难忘的是“乱七八糟米香卤油米豆腐”， 据说这是一道混合菜，内有海带、豆干、土豆、鸡蛋，不辣等等。我不知道好吃与否，既然是“乱七八糟”那一定是绝顶的好食品，遗憾的是“舌尖上的中国”把它忘却了而已。
黄甲街——驿道上的街区
芷江的南岸有古街，其中有一条叫黄甲街。街口立有牌坊一通，牌坊之上书有“黄甲街”三字。牌坊的右面立有石碑，主要是介绍黄甲街的。碑记说，黄甲街修建于明末清初，路面由青石板铺就，曾经是沅州通往大西南的古驿道，同时，也是沅州府当时的绸缎布市繁华区。那么，这样一个“黔楚咽喉、滇黔孔道”驿道上的地方何以被称之为“黄甲街”呢？话说，自科举开考以来，这个湖广边城在科考中一向无缘，芷江，古称沅州，从公元606年实行科举考试，以后的五百多年中，沅州没有一人考中进士。直到北宋宣和六年（1124年），沅州籍同榜进士一下就中了五人。一个县能“五子同科”，这在人文发达的中原地区也属罕见，真可谓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朝廷开科取士的名单用黄纸书写，称之为黄榜，也称金榜，中进士又称甲第，于是沅州人便用“黄甲”二字命名了这条街道，以示永久纪念。
黄甲街在明初，并没有什么街道，因“明初，……境内群蛮及川、贵诸蛮相结煽乱，命胡海讨平之。数百年来，即有窃发者，亦疥癣矣。夫辰、沅之于荆、湖、川、贵，若犬牙然，绸缪未雨，固其所也。”明王朝在把云贵纳入版图之后，在那里设驿站，时称为辰阳驿。
何景明可谓是明代一流作家，为明代“明代前七子”之一。其主要主张是“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文章以适用为主，诗歌以反映现实、有韵味为好。弘治十五年（1502年），二十岁终于考上了进士，弘治十七年（1504）22岁这一年，正式授为中书舍人。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夏出使云南。过沅州时他就居住在辰阳驿内。时为深秋雨涝，又见这时隐时现的孤城，以及那波涛滚滚潕水，心生几多的感慨，于是挑灯静思，写下了《沅水驿四首》。其中一首为“小驿孤城外，阴深草树幽。晚烟凭水榭，秋雨坐江楼。”从侧面烘托出这边城秋天的萧瑟，以及对这小城的爱恋。
据介绍，黄甲街曾经是芷江最繁华的街区。街道两旁，店铺林立，这里不仅是绸缎布市，纺织印染等作坊也会集于此，而且还设有武保馆，并兼办学堂、习文练武、讲经演史，为沅州培养了不少文人侠士。而且还建有许家大祠堂和宝庆等会馆、商贾游侠云集，是湘西边陲十分活跃的集散地。走近黄甲街，你总感到有几分的凄凉，很多的建筑残破不堪，有的地方好像还有烧掉的痕迹，看不出一点辉煌。一块写有“红军二、六军团司令部旧址”牌子被挂在一橦古建筑之上，牌子的左边同样挂着“宝庆会馆”，是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介绍说，那是1935年12月31日，红军二、六军团长征来到芷江，大部队驻在芷江城河西、垅坪、麻缨塘一带，司令部即设在黄甲街宝庆会馆内。贺龙、王震、肖克、关向应等曾住于此。我心里为之一动，原来肖克也住在这里过，他和他的队伍曾经在施秉的大庆，与黔军展开过一场“黑冲阻击战”呢。当我们走近这司令部旧址时，一堵大墙挡住去路，抬头一看，真不简单，这就是宝庆会馆的大门牌坊，上书“五福宫”、“瑞霭五城”，门有门联，其联为“淑气西延芳搴沅浦，故园东望春满资江。”对联饱溢芷江的宝庆人着对家乡故土的深深眷恋之情，以及在外闯天下干事业的宏图壮志。牌坊之上镶嵌着很多的砖雕，都是些民人故事。
宝庆会馆始建于清雍正七年（1723），又名太平宫，亦称武室馆，会名盛南郡，系宝庆府同乡会馆。清康熙、乾隆取消“蛮不入境，汉不入侗”的禁令后，外阜商人云集沅州谋发展，并自发形成行帮行会，后逐步发展为同乡会馆，沅州以福建闽帮（天后宫）、江西赣帮（万寿宫）、宝庆帮（太平宫）等为主，先后自筹资金修建会馆，通过牌坊，里面是个廊道，廊道之后有院落，院落也是石块铺设的，由于年代久远，大多破碎，不过也还比较完整。院落的两旁也有封火墙面。里面居着一些居民，好像不再有景观了。返观回望，方知：原来廊道上是戏楼。戏楼很小，确很精致，左右两排大柱支撑着。柱子是用上好的木料榉木做成的。笔者试上图上到戏楼上去看看，可楼板、栏杆摇摇欲堕，只好放弃了。
出了牌坊，正对面的右边阁楼上有几首诗文。走近一看，原来是几首打油诗。一首叫《哭泣》，诗云：“残砖破瓦墙裂开，朽木柱子撑戏台。好景随水东流去，处处惨状门也歪。”另一首是《黄甲街》：“古色古乡（香）黄甲街，往日风彩今何在？游客千里慕名来，独秀景点门楼歪。”看得出，都是现代人的作品。这倒真正的提醒了我，不是吗？如此久远并上档次的文化遗产，我们怎么就没有保护好呢？这些“诗文”，是遗产的真实写照，并非个人的怨气，而是为遗产糟受破坏感到惋惜。遗产无论是有形或是无形的，它都是这个民族的记忆，没有了记忆，也就谈不上创造。要知道，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与自己历史对话的手段，读懂它，你就能读懂雄浑的、博大精深的，涵括着整个民族悠悠的历史进程。遗产是记忆，是找到我们自身灵魂的钥匙。
考察了黄甲街后，我们去了天后宫。芷江天后宫位于舞水西岸，与县城隔河相望。“乾隆十三年（1748年）福建客民创建。”——（引自清同治《芷江县志》）天后宫保护得很好，因解放后一直为有关单位居住，很多文物保护了下来。天后宫最为精美的是门坊，远远观之，呈重檐歇山顶门楼形状。门坊两侧雄狮蹲踞，石鼓对峙：顶盖斗拱飞檐，十二金鲤咬脊，葫芦攒尖，左右青石铺地平台，围以塑有双龙、大象、金瓜饰物的石质栏杆。坊上浮雕，共有95幅，大小不一，互相错呈。它们或龙凤狮鱼，或竹木花草，或人仙神鬼，无不惟妙惟肖，呼之欲出。最令人称奇的是“洛阳桥”和“武汉三镇”浮雕。浮雕采用镂空与平雕相融的工艺，构思奇巧而精致，堪称“翡翠上的蓝宝石”。
伞巷是明清的富人区
芷江有一条巷子，极其逼仄，而名字极具诗意，名叫伞巷。伞本来就是中国文化中经典的传统意象，文人墨客和艺人多对其钟情不已。伞属于江南，属于烟雨和晴天，静静的伞，颜色鲜亮的开在江南雨巷，蒙蒙胧地裹着一层，质地如纱的烟雨，润而不湿。江南，离了这一柄柄纸伞，也就少了几许江南的韵味。据说这伞巷为明清富人的街区，这些清灵的芷江女人或许只要一出门，伞便撑了开来，如同江南的女子，有淳朴不扰人的清灵。有了那打伞的女人，那想必身边跟着一个儒雅、书卷味浓得沧人的男人，手里捧着一卷翻烂了的诗书，最好是四书五经。这街道便浪漫起来，“伞巷”由此得名——这是假想，一种柔美与轻盈的幻像。
伞巷是青石板铺成的，这是芷江特有的文化元素。当你随便钻进一条巷子，就是走进了五百年的历史画卷里，走进了悠悠的岁月里。伞巷的两旁都是封闭式的围墙和风火墙，都很低矮，斑驳墙体，不知有多少个春秋雨水的冲刷，道道痕迹证实着它的古老和年迈。只要前行，凹处即是“世第”之大门，大门上都镶嵌着小飞檐。有的大门紧锁着，有的则“八”字大开着。你可以随意跨过门坎走进去，里面的主人们仍旧处变不惊，“笑问客人何处来？”又是招呼着安坐，又是畅述着古屋的故事。里面宽敞得很，主房、偏房、厢橱等等，大大小小围成院第。湿漉漉的院庭间，你总能见到一口古井。他们和她们把井视为工作和生活的主区，或提水洗菜洗衣，或挑花秀朵。更有甚者——就在古井的井沿边上磨刀霍霍，井口都是被磨损出波迹来。窗口之外，挂着腊肉和香肠，还是衣物。闲逛的土鸡几有几只，躲藏在花坛里使劲地刨食。看到这一切，你感觉到你回到了从前，回到了那个“鸡犬之声相闻”的时代。古老的伞巷里我们不知道传奇的故事。这些故事，有古老的，也有现实的。
这里有沈从文的故居，也有熊希龄的公馆，旅法画家中共党员李风白也是从这里走出去的……如此等等，这一切都见证了伞巷曾经的显赫和人杰地灵。沈从文蜗居芷江时，他是熊希龄的临居，他知道熊老的故居，在他的《芷江县的熊公馆》一文中提到：“三十年前街名青云街，门牌二号，是座三进三院的旧式一颗印老房子。”不过，这故居消失了，或许因为这老总理是晚清民国初的政府官员的缘故，我们只能见到的是一堵墙面。
我们都知道，在凤凰有沈从文故居——这是众所周知的。而芷江有沈从文旧居则是第一次听说。沈从文的旧居，在北街的老人巷内边。面临大道，三间小房，上有一层，都是很低矮。右边搭了一个偏房。四扇窗口，只有一扇残存。我真不知道沈从文怎么就落在这芷江边。而且这小小的馆名“沈从文旧居陈列馆”，还是沈从文先生的表侄——我国著名国画大师黄永玉先生题的呢。
据介绍，沈从文是1919年，第二次从军的沈从文随母亲举家搬迁来到芷江，投奔县警察局长的五舅，沈从文就在警察局谋了一份差事，他的主要工作是每天抄写违警处罚条子。警察局在旧县衙门，隔墙便是典狱所（看守所）。每天傍晚，他与一巡官到典狱所清点犯人，并针对不同程度的罪犯，上镣或套枷，甚至系上横梁铁环。此后不久，警察局又接管了征收屠宰税的工作，沈从文便从事起“税官”这项工作。这个税务干部，对自己的这份工作并不隐瞒，他之后的文章写首：“我当时的职业，到容易去和那些专诸、要离后人厮混。如喜欢喝一杯，差不多每一张屠桌边都可以蹲下去，受他们欢迎。想不到的是其中有一次，我正在那些脸上生有连鬓胡子，手持明晃晃尖刀，做疱丁解牛工作的壮士身边看景时，忽然看到几个假期中回家，新剪过发辫的桃源女师学生，正从街上走过。她们是芷江大小地主的女儿，这些地主女儿的行为，从小市民看来是极其不切现实的派头，自然易成笑料。记得面前那位专诸后人，一看到她们，联想起许多关于学生的传说，竟放下屠刀哈哈大笑，我也参加了一份。不想10年后，这些读书不多但热情充沛的女孩子，都大都很单纯地接受了一个信息，勇敢地投身革命的漩涡中，领受了各自命运中混有血泪的苦乐”。
芷江是沈从文的又一个故乡。
寻找“偏沅巡抚”
随着主人转了伞巷几圈后，我已不知西东。不一会，我们就走到了湖南芷江民族师范学校。吴和平指着学校说：“这就是偏沅巡抚衙门遗址。”经过与门卫交涉，我们顺利地进入了校区。校区不是很大，有两个大操场，四周围绕着高大的树，虽说是冬天，树叶还茂盛着。操场的中心有学生正在活动，有的在做操，有的在学表演。沿着跑道的边沿，再向右转一个湾，一块黑色的石碑便显现出来。碑是镶嵌在墙壁上，青石板镌刻的，标准的繁体楷体书写。碑名叫《湖南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缘起》，其内容大至是讲述湖南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的相关事。落款为：“校长桃源孟鼎鑑譔\ 教员沅陵杨以南书。中华民国十二年岁次癸亥七月立。”碑文最后有一段文字是这样表述的：“本校校址为前明总督衙署后为偏沅巡抚建节处。”这充分证实了几件事，其一：明清确实是“偏沅巡抚”之设置；其二：芷江确系明清“偏沅巡抚”衙门所在地之一；其三：偏沅巡抚衙署之遗址就是在芷江现在的湖南芷江民族师范学校校区内。
我对“偏沅巡抚”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兴趣，完全是由于这个偏沅巡抚与我的家乡施秉有关。偏沅巡抚中的“偏沅”，是偏桥和沅州两地的合称。偏桥，也就是如今的贵州省施秉县城关，其名始于元代。偏桥，原指架设于河岸的简陋小桥。北魏郦道元 《水经注•浊漳水》：“崿路中断四五丈，中以木为偏桥，劣得通行。”贵州省施秉城关，在元代和明代称“偏桥”。据有关文物专家考证称，施秉县城附近的潕阳河上有古栈道，栈道一端插入岩壁，外部悬空，所以叫偏桥。沅州，在今湖南省芷江侗族自治县。宋代设置，元朝升为路，明朝时先改为府后降为州，清乾隆元年（1736）又升为府。偏桥与沅州同时与苗区错杂，“夫楚南密迩荒服，故设偏沅巡抚，挈一州一卫，以命幕府重其地也”。该辖域的行政、军事管理机构以“偏沅”命名，表明“在明清时期，该地域具有极为重要的政治军事战略地位”。
根据1997年版的《施秉县志》记载：“偏沅巡抚，偏桥历来为楚滇黔的交通要道，是战略重镇。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湖广总兵陈璘驻镇偏桥卫后，为提拨地方军务兼督理粮饷，同年即设置偏沅巡抚。二十八年（1600年）一月，朝庭委都察院右佥御史江铎为首任巡抚，先以偏桥为巡抚地，后有战事即驻偏桥，无战事则驻沅州（今湖南芷江）。清顺治元年（1645）复置。之后，清康熙初分湖广置湖南省，三年（1646）闰六月移偏沅巡抚驻地于长沙府（即湖南长沙）。雍正二年（1724）改为湖南巡抚，偏沅之名遂废。”从这则资料记载，我确实也才知道，“偏沅巡抚”原来就在施秉和芷江之间，而且所在时间前后达125年之久。《明史（中）》（第75 页）载：“巡抚貴州兼督理湖北、川东等处地方提督軍务一员。正统十四年，以苗乱置总督，镇守貴州、湖北、川东等处。景泰元年，另設貴州巡抚。成化八年罢。十一年復设。正德二年又罢。五年又復设。嘉靖四十二年，裁革总督，令巡抚兼理湖北、川东等处提督軍务。”“巡抚偏沅地方贊理軍務一員。萬曆二十七年，以征播暫設，尋罷。天啟二年後，或置或罷。崇禎二年定設。”巡抚之设是根据地方的不同，设置的目的也有异，如巡抚貴州“以苗亂置”。巡抚天津“以倭陷朝鮮暫設”。巡抚安廬以“軍务”。巡抚偏沅“以征播”。
偏沅巡抚，在万历二十七年初设时，因“以征播暂设”。《明史》之“李化龙传”又曰：万历二十七年讨杨应龙，“帝以楚地辽阔，又擢江铎为佥都御史，巡抚偏沅。湖广设偏沅巡抚自铎始也。”《神宗实录》卷344，万历二十八年二月乙亥（1600年3月15日）：“以川、黔用兵，偏沅添设巡抚，上用江铎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偏、沅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理粮饷。十月壬辰，兵部复湘、桂会剿皮林叛苗，宜令抚臣江铎暂驻偏、沅进剿。”……这些记载都说明了，为什么要设“偏沅巡抚”，首任巡抚是谁，以及设偏沅巡抚之迄始设时间。
《国榷》载：“崇祯十年七月己巳（1637年8月22日），陈睿谟为右副都御史，提督偏沅军务，巡抚湖南、湖北”。据勒润成先生考证：初应为明嘉靖二十七年“湖广贵州四川总督”直辖之地，估计应含湖广常德、辰州二府，四川夔州府东部地区，四川酉阳宣抚司，平茶洞长官司，湖广施州卫，永顺宣慰司，保靖州宣卫司，靖州直隶州及贵州东部地区，并推测贵州思州府、镇远府、黎平府亦属偏沅巡抚管辖，这就不仅仅“挈一州一卫”了。
康熙三年三月十二日（1664年4月7日），清廷对两湖的行政辖境作了明确的划分，“以湖广武昌、汉阳、黄州、安陆、德州、荆州、襄阳、郧阳八府归湖广巡抚辖，长沙、衡州、永州、宝庆、辰州、常德、岳州七府，郴、靖二州归偏沅巡抚辖”，并“增湖广按察使员缺驻长沙府”。依照自然地理形势划分后的两湖行政辖境，使偏沅巡抚辖有湖广行省的南境，洞庭湖以西以南和五岭以北的广大地区成为一个有机的行政整体。之后，朝廷命湖广右布政使移驻长沙，辖长、宝、衡、永、辰、常、岳等七府，郴、靖二州。偏沅巡抚随即自沅州移驻长沙，事在周召南任内。雍正二年（1724），以官名与地不相符，偏沅改为湖南，事在魏廷珍任内，“偏沅巡抚”之名遂废。
据有关资料载：偏沅巡抚是由一个叫萧重望人最早提出来的，萧重望，字剑斗，明朝贵州思南府（今贵州思南县）人。明神宗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举人，次年成进士。初任河南阌乡县知县，调祥符行取，再拜云南道监察御史。告养归，服除起官，进都察院佥都御史，不竟其用，卒于官，时人深感惋惜。萧重望操行严正，学问高深，在河南作官时，多有政绩。任御史时，曾四次奉命巡视，上疏奏章数十起，所言皆是国家要事。告养归时，仍疏安边五事：请置偏沅巡抚，复云贵总督，设思南府同知、建印江县学，增置安化县等。偏沅巡抚就是这萧重望建议设置的。
文庙有沈从文先生题写的墓志铭
到了芷江，芷江文庙是一定要去看看的，因为那里有大文豪沈从文题写的墓志铭。还说那里还发现了“凤龙图”。 芷江文庙位于湖南省怀化市芷江侗族自治县芷江镇小北街，它与芷江第一中学相临。
我们去的时候已经是午间，正是芷江一中学生放学的时候。单车、人流混成一片，十分拥挤。寺外有櫺星门，之后是大成门。里面有大院，正面是大成殿，配有耳房几栋，亦即崇圣祠、东西殿、钟亭、鼓亭等建筑。其中以大成殿最为雄伟，殿为重檐歇山顶，木构架为抬梁穿斗式结构。屋顶黄色琉璃瓦，上下檐间置五层如意斗拱。
最为奇特的是这里的浮雕，这里不是说它的工艺怎么样，而是蕞尔之地的芷江，何以有“凤上龙下”的浮雕，这很明显是违反常规的。据介绍，芷江文庙建于清乾隆元年(1736)，原位于沅州府衙门前东侧学宫坪处，清同治二年(1862)知府张长樾、知县李惟丙以府文庙所处卑微迁建现址。须弥座后两侧的石柱还镌刻有“知沅州府事张樾敬立、知芷江县事李惟丙敬立”等字。
据清《大清会典》载，几礼祭，排列顺序是龙、凤、狮子、天马等等。其排列的寓意：龙，象征帝王，皇帝称为真龙天子，龙是皇权神圣的象征。凤，是龙的伴侣，是祥瑞的象征，当然也有至高无尚的地位，“明君在位，有凤来仪”，处在从属之位。所以凡宫殿、庙宇、其墓园等雕刻均是龙在上，凤在下。芷江档案局局长刘楚才对文庙的雕刻有研究，他说，芷江文庙建修年代，为清朝同治初年两宫太后“垂帘听政”时。时任沅州知府张樾和芷江知县李惟丙，决定将府学文庙和县学文庙合并重修，以顺应慈禧太后执掌朝纲、号令天下的潮流，于是也在才有这“凤在上龙在下”的雕塑。我们不知道是当时的“政策”“号令”必须，还是知府、知县为官就是一群“马屁精”。
大成殿右侧有一座“鼓亭”，亭内置有皮鼓，满面的灰尘。亭子的吊窗之下挂着腊肉，和衣物。有点让人不可理喻，因为庙宇是洁净之地，那里也挂着腊肉，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亵渎。好在儒教的主旨是“圣人神道设教”，其基本信仰是“仁”，即人人友爱。话又说回来，既然是“文庙”供奉孔子的，这孔子爱吃肉，最大证据是，“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其潜台词是：孔老夫子也是爱吃肉一族，因为困难才没有肉食的。由此我想，这不算亵渎。
沈从文所题写的墓志碑就放在这亭子的内侧，碑名叫“芷江县警备队队长段君治贤墓志铭”，里面的内容不清楚，见落款有“潭阳邓其鉴撰文渭阳沈从文书丹渭阳沈岳焕篆额。中华民国十年岁次辛酉二月谷旦。”潭阳即今芷江，渭阳即今凤凰，沈岳焕乃沈从文原名。也就是说，这篇文章是邓其鉴写的，沈从文“书丹”、“篆额”。 “书丹”是碑刻术语。即刻石(又包括碑，摩崖，造像，墓志等类型)必须经过的三道工序之一:撰文，书丹，勒石。指用朱砂直接将文字书写在碑石上。“篆额”也是碑刻术语。汉代以后的各种碑刻之上端，称碑头或碑额，因碑额上所题字多用篆书，遂称“篆额”。
据后来查索资料才知，沈从文所题写的墓志碑其实是一块关于警察局长“剿匪”并付出生命代价的褒德碑。话说：民初芷江匪患甚重，经熊希龄（熊希龄，天生聪慧，被喻为"湖南神童"，十五岁中秀才，二十二岁中举人，二十五岁中进士，后点翰林。1913年当选民国第一任民选总理，由于他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不久就被迫辞职。熊希龄晚年致力于慈善和教育事业）推荐，黔阳人段治贤出任芷江县警备队长。段治贤上任后，不畏土匪势力嚣张猖獗，屡屡率众清乡缉匪。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正月二十五日，段治贤率队清剿巨匪途经杨公庙时，突遭百余匪众伏击。经一番激战，警备队伤亡大半，子弹耗尽，段治贤抽出佩刀与匪徒奋力搏斗，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也就是在这一年，沈从文母亲变卖了凤凰城中的家产，举家投奔时任芷江警察局长的沈从文五舅，并为沈从文在警察局谋得了一份文书兼税警的差事。警察局有位名叫邓其鉴的师爷，对沈从文极为赏识，热心向其传授书法，讲授书法名家名帖，使沈从文很快成为芷江城里名噪一时的“青年书法家”。师爷邓其鉴也就是“芷江县警备队队长段君治贤墓志铭”撰写者。他把文稿写好后，力荐由沈从文“书丹”，就是这一书写，为后人留下了这方最早的沈从文先生墨迹。据说改革开放后的1988年，人们把碑文拓片送到北京，这位文学大师还激动得老泪纵横呢！ 198几年就是张家界还没开发前期，看到一个澳门的学者，写了一篇有关于张家界的报告文学，里边提到“芷江”这个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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