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涟漪”》二、唐宋之变（1）东方之光
唐以后，回纥、突厥开始汉化，西夏文、契丹文、蒙古文渐次出现，表音文字、计数符号应该已经出现…但大规模传播应该是蒙古汗国时期带去的汉人技术兵团
《宋史 》卷二百二《艺文志》：“历代之书籍，莫厄于秦，莫富于隋、唐。而唐之藏书，开元最盛，为卷八万有奇。其间唐人所自为书，几三万卷，则旧书之传者，至是盖亦鲜矣。周显德中，始有经籍刻板，学者无笔札之劳，获睹古人全书。然乱离以来，编帙散佚，幸而存者，百无二三……宋有天下，先后三百余年，考其治化之污隆，风气之离合，虽不足以拟伦三代，然其时君汲汲于道艺，辅治之臣莫不以经术为先务，学士搢绅先生，谈道德性命之学，不绝于口，岂不彬彬乎进于周之文哉……宋旧史，自太祖至宁宗，为书凡四。志艺文者，前后部帙，有亡增损，互有异同。今删其重复，合为一志，盖以宁宗以后史之所未录者，仿前史分经、史、子、集四类而条列之，大凡为书九千八百十九部，十一万九千九百七十二卷云。”
马克斯@韦伯《中国的宗教》三、2、军事制度与王安石变法正如秦始皇的在其高于中一再宣称的，通过武装的解除，他所寻求的是帝国永久的和平化。不过，边境的城寨一仍需安置守备兵。随着统一帝国之建立而来的，便是一般人民在帝国建设上沉重的徭役负担。军队在本质上是一种职业性的禁卫军，这样的军队则造成一种长期慢性的内战。因此，汉代编试图以征召额方式来取代（补充）职业军队。在形式上虽有一种普遍性的民兵义务，但阻碍了建立一支具有技术效率之军队的发展。宋代的常备军，除禁军外，尚有诸州军团（厢军）与民兵（乡兵）的编制，但它们一旦融合之后，便告瓦解。1049年，当时正有来自西北的蛮族侵扰，但由于长期财政危机，又必须裁减军队。于是王安石试图加以理性的改革，以建立一支适当有效的国家军队。他所尝试的被称为“国家社会主义的”改革。实际上，中央当局是想要在谷物生产上作计划性的补助与调节，并以货币税代替徭役和实物税的方式（均输法）来独占且制度性处理谷物的买卖。希望能借货币税的提高来建立一支庞大、有纪律而训练良好的国家军队，随时可无条件地为君王效力。理论上，每两名成年男子之一就必须应征召集。为此，成立了户籍登记制度，并恢复十家集团的制度（保甲法）。国家仓储是由领有薪俸的官员来管理，他们在金钱的运作上是要有制度地培植货币经济的发展。行政当局以借贷的方式分发谷物种子（青苗），并以二分利带给各种实物或货币。土地资产则重新估价并重新分等。租税、徭役（募役）与个人持份，都由（土地资产）等级来决定。徭役以金钱折算来取代，并以此纳税钱来雇用劳工。王安石的改革失败，无疑是由于缺乏一不可或缺的行政干部之故，也由于在当时是农村经济组织下不可能很快地征收到货币税。王安石于1086年死时所被赋予的神格化以及供俸，都在十二世纪被撤销。十一世纪末，军队也再度由雇佣兵来组成。士人在其俸禄利益受到威胁之时，是懂得如何去破坏专家公务系统之建立的，而这些利益便是整个决定此一斗争——支持或反对改革——的力量。为皇太后们所使唤的宦官早就见到此一新秩序对其权力所可能带来的危害，打一开始便对改革采取反对的态度。王安石的改革在关键点上是失败了，但是却在中国的“自治组织”上，留下深刻的痕迹。通过我们常常提及的十家、百家团体的这种合理化过程，此一结构保存了下来，其残存的影响至今仍在。后世，政府仍一再地干预土地所有的分配。1263年，在于蒙古人作战时，政府为了资金的调度，便以发行国家债券的方式，没收超过某一田土上限（“百亩”）的所有土地资产。以后的时期，时而施行的没收充公，大大增加了国有资产（浙江于明朝初兴之时，大约只有1/15的土地是为私人所有）。国家仓储制度（均输）本身是古老的，甚至在王安石改革之前就已相当重要。自十五世纪起，此一制度树立了永久的运作形式，逐渐成为调节物价的方法，以及维持国内安定的基础。
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960—2030》@概括与结论：在公元9—13世纪之间，中国出现了经济重心的转移。在8世纪时，3/4的人口居住在中国北部，其主要的农作物为小麦和谷子，到了13世纪末，3/4的人口居住在长江以南，以种植水稻为生。那里曾经是人烟稀少的沼泽地带，但是借助水利工程和早熟品种，它为水稻耕作的大规模发展提供了理想的条件。较高的土地生产率允许较大的人口居住密度，进而减少交通成本，提高农产品的商品率，同时为扩张中的手工业特别是棉纺织业生产释放劳动力。棉纺织业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了更加舒适、易洗和健康的衣着。附：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
伊恩@莫里斯《西方将主宰多久？》七、大唐盛世：世界向东方倾斜8、宋朝是盛世的延续还是衰败的开始宋太祖认识到军队将领是前朝灭亡的罪魁祸首，于是他设法消除这个威胁。宋太祖发动了一场不流血的政变，此后需要调动军队，通常都是他自己统领全军。宋朝从军事政府平民政府转变，从而极大增强了人们对于和平统一的广泛愿望。但不足之处在于，中国当时仍有敌人，尤其是两个半游牧民族——契丹人和党项人，他们已经在中国北方建立边疆地区建立起了自己的国家。这些威胁可不是酒能解决的，于是在失去整个军队且国家遭到覆灭危险之后，宋朝又走上了送礼求和的老路。在一定程度上，这个办法奏效了，和塞尔柱人颠覆西方核心不一样的是，契丹人和党项人没有颠覆东方统治的核心。和之前是几个朝代一样，宋朝维持的送礼求和策略以及边防驻扎，使国家濒临破产。到公元11世纪40年代，宋朝政府维持的是一个百万之众的庞大军队，每月消耗数千套铠甲，数百万弩箭。一些将领希望能出现一些神秘武器，帮助中国免于再次陷入与草原民族的对峙僵持状态。公元1044年，一本军事手册中描述了一种“火药”，包裹在纸或竹子中，由弹弓发射。由于技术上缺少重大突破，宋朝军事发展急需更多的金钱，可是援助来源却出乎意料。其中一个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自汉代灭亡之后，对于那些幻想破灭的贵族们来说，长达5个世纪的时间是一段野蛮残酷的插曲，使得中国的传统文化腐败堕落。他们认为，其中最有侵蚀性的外来入侵者是佛教。一种儒学复古运动横扫贵族阶层，在中国最危急的时刻，也就是契丹人和党项人入侵时，国家最优秀的思想家像孔子一样挺身而出，为统治者提出宝贵建议。他们坚持认为，人们必须忘却重生和不老，要明白此时此刻就是一切，满足感来源于人们的行动。有人总结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儒学复古运动将经典学说变成了完善社会的行动指南。众多同样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为国家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其中最为卓越出众的当数考古学先行者、散文家及宋朝宰相王安石。王安石树敌众多，他们攻击他，最终导致流放。然而，王安石激进的新政策——相当于在11世纪将罗斯福新政与里根经济政策相结合——真正起到了缓和矛盾的作用。王安石抨击税收政策，并实施了更为公正公平的税收系统，从而增加国家收入；他投资众多公共事业，提倡“青苗法”，国家向农民和小商人提供借贷资金；他用更廉价的民兵替代昂贵的职业军人，由此平衡预算。当遇到保守官员的反对阻挠时，他就用新官员取而代之。他还在行政人员考试中加入经济学、地理学和法学内容，建立新的学校教授知识，并为通过考试者增加薪俸。尽管儒学复古运动的成就非凡，但是与同时期盛行的第二波经济繁荣相比，就相形见绌了。对中国的几乎所有地区来说，中世纪暖期无疑是上天的恩惠：湖泊沉积物，石笋化学物和古籍记载都表明，半干旱的北部地区降雨量增加，这正是当地农民所希望的；而潮湿的南方降雨量减少，也符合该地区农民的期望，因此，到1100年时，中国人口大约上升之1亿人之多。截至1100年，公元6世纪时《齐民要术》中提及的37种水稻全部被高产的变种水稻所取代，农民们有规律地将水稻和小麦相间种植，每年几乎可以从受过灌溉和施过肥的土地收获三季作物。不断延伸的道路网络——城市内部的道路通常由史料筑成，有时甚至乡间道路都使用砖石——使得粮食向港口运输的过程更为便捷，并且水路运输水平也得到了大幅提升。中国的造船工人建造了有密封层、4根甚至6根桅杆以及多达1000个强壮船员的大型远洋航行船只。船运费不断攀升，商人们因为大规模贸易活动而聚集起来。根据一位12世纪的作家所说：“通过互相连通的河流和湖泊，人们可以去往任何地方。当一艘船驶离港口，行驶一万里之遥都无任何阻碍。每年，百姓将耕种和食用之外的剩余粮食用于交易。大商人囤积平常人家缺少的东西。小船从属于大型船只，并参与联合经营活动，来回往复，通过卖粮获得可观收益。”随着经济增长，政府试图铸造足够的铜币。结果，对新铜矿的挖掘使得铜币的产量由983年的3亿枚飙升至公元1007年的18.3亿枚，依旧供不应求。公元9世纪，在茶叶贸易开始大行其道、国家商业监督松弛的情况下，四川的商人开始在长安设立分部，在那里他们可以将买卖茶叶所得货币兑换成“飞钱”，也就是当时的纸币付款凭证。他们发明了信用货币，即价值依赖于使用者的信用而非自身金属含量的代币。公元1024年，宋朝政府实施了合理的下一步计划——开始印刷纸币。很快，发行的纸币数量超过了铜币。随着纸币和信用货币深入乡间，买卖过程变得更为简单。当然城市的市场更为广阔，吸引了半个大陆的商贩。西南亚商人将位于泉州的港口与印度尼西亚的香料群岛、印度洋群岛连接起来，然后从这些地方向中国所有城镇输送进口商品。为了支付其费用，家庭作坊生产出丝绸、瓷器、漆器和纸张，其中最成功的那些作坊进一步升级成工厂。甚至在村庄都可以购买到书籍这一类原本近乎奢侈的物品。到了公元11世纪40年代，，雕版印刷生产处数百万册相对廉价的书籍，这些书籍随后大量发行，甚至进入平民百姓手中。然而，最重大的改变是在纺织和煤炭行业，准确地说是在那些推动了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的领域。11世纪的纺织者发明了脚踏缫丝机，1313年，学者王祯在其著作《农书》中描述了一种大型纺纱机，可以用畜力或水力带动。王祯批注说“这种机器成本比它所代替的女工成本要便宜得多，可以应用于中国北方生产麻布的大部分地区。”把18世纪法国的纺织机设计图与14世纪王祯的设计对比之后，经济史学家伊懋可承认：“法国纺织机与王祯所设计机器的相似程度惊人，以至于令人不可避免地产生这样的疑惑——纺织机其实始于中国。……如果这部纺织机所代表的阵线能够进一步延长，那么中国将会比西方早400年进入真正的纺织生产领域的工业革命。”伊恩@莫里斯《文明的度量》三、2、中国宋朝宋朝也许是中国前现代时期能量获取的巅峰时代。人口增长非常迅猛，从10世纪早期的大约5000万人增至1200年的1.2亿人，但所有的迹象都表明，生活水平和能量获取水平上升得更快。最清楚的文献证据来自需要大量燃料的冶金业。经济史学家郝若贝重新分析了宋朝税单，提出11世纪宋朝的铁产量比历史学家们先前认为的要高出20~40倍。据他计算，1078年时中国的总征税产量为75000~150000吨，比850年时增长了12倍。而且，郝若贝指出，1078年中国的铁产量大致比1640年的英格兰和威尔士高出2.5倍，超出1700年整个欧洲的产量的一半，大约与中国1930~1934年每年产量持平。郝若贝对文献的分析不断受到挑战，然而，唐纳德@瓦格纳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他所负责的那卷中得出结论，尽管郝若贝对不同文献的解读有缺陷，但他的数字肯定是大致正确的。中国历史学家漆侠独立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宋朝铁制工具在农业生产中的大规模扩张，意味着11世纪时农民家庭对金属的需求一定达到了每年7万吨左右；而国家对铁制钱币和武器的需要还更大。铜的生产同样非同寻常，从997~1070年产量涨了4倍，从2420吨增长到12982吨，比1800年时全世界的产量都要高。11世纪和12世纪，中国金属制造业的副产品首次在格陵兰岛和南极洲的冰冠上留下了痕迹。郝若贝不断地将宋朝冶金业的扩张与1540~1640年的英格兰相比较，认为——像英国的例证一样——结果之一是炼铁极大地加快了以化石燃料代替木炭的进程。然如中国的铁器制造商们完全以木炭为燃料，那么1080年时他们就需要烧掉22000棵成材的大树，远超过开封一带所能够供给的数量。所以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学会了用焦炭来炼铁，转而大规模地采煤。到1050年时，开采的煤产量之高，以致家庭做饭和取暖时烧煤比烧木柴都要便宜30%~50%。到1075年时，开封已经有了只出售煤的专门市场，1096年的官方文件也讨论了煤供应问题，甚至根本没有提及木材作为热源的事。对于在蒙古境内曾是大宋帝国边境的地区发现的铁制品和钢制品新近所做的分析，也证实了这一转变，在10~12世纪，冶金业用煤炭取代了木炭。约翰@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中国开创者：第一次工业奇迹（1000——1800）钢铁革命：前600至1100年欧洲中心论者常常忽视这些成就，他们认为中国对铁的使用只是局限于武器和装饰艺术，而不是用于工具和生产方面。但事实上，铁被用于制造日常用品和工具，正像我们在工业革命中所期望的那样。这包括刀、斧、凿、钻、锤和槌、犁、铲和锹、车轴、车轮、马靴、烹饪器具、水壶、钟、吊桥链、门的铁甲和岸望塔、桥梁、印刷用边框和活字。哈特韦尔还增列了锯、铰链、锁、炉子、灯、钉子、针、铙钹。唐纳德@瓦格纳更概括地总结道：“铸铁器具的大量生产极为重要……‘前工业社会’的铁器制造商积聚了巨大的财富”，他认为这一进程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运输和能源革命欧洲的水车先是用来碾制谷物，1025年前后在德国南部首次被用于铁的生产，而在中国情况则恰恰相反。早在公元31年，中国就发明了水车来推动鼓风炉风箱。更有意义的是，在水力风箱中活塞杆和传动带的使用和蒸汽机的原理极为相似。此外，运河和水闸也是重要的革新（后者发明于984年）。沿着运河运输的煤、铁和钢能够运送到国家的南部，这对于中国工业奇迹来说至关重要，部分原因是由于它意味着对这些资源的庞大内部需求能够得到满足。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大概早在公元前4世纪，中国人就已经开采了石油和天然气，应用于燃料、烹饪和照明等领域。实际上，在10世纪前后家庭使用的耐用石棉灯大量生产的事实，就说明了这次革新的广泛性。
蒙文通《中国史学史》@《北宋变法》：“历史记载之互异，不仅存于宋代，然以宋代为最甚。……然论史要在能观全体，究其始终，若自后来之实效求之，而得失是非之故亦未尝不可明也。北宋书言荆公变法之善者有之，言不善者有之。……盖新法重在理财，熙宁、元丰之间行之十余年，其收支数目大略可考，总合宋开国以来收入数字，与靖康祸发时收入数字，一一笔相比，再以新法施行之措施求之诸《会计录》及各朝《会要》，事实显然，罕有不同，是其影响于国计民生者皆一一能验。此诚空言不如行实、事实胜于雄辩者也。乃知宋之法不可以不变，乃计议之无当于荆公等，未可以辄为优劣也。南宋初年，兵将之能战与否，毁誉纷纭，说亦难定。然自战地之移动考之，初年之战场日移而南，金强而宋弱，是可以知也。建炎四年以后，战场日移而北，则不能再责宋之不能战矣。自数千年历史观之，必先能战然后能和，若非江淮苦战、蜀口死守，金兵且席卷大江以南，尚何和议之可言。以金、宋战端初启数年考之，和使未尝绝，和议无一成。此不能战即不能和之验也。秦桧和议，非桧之功，正韩、岳能战之故。南宋立国，实诸将百战之功，当时纷纷毁誉之说，一概弃之可也。”《南宋史学》@经制学派唐仲友：“说斋于性道极盛之际，以经制实用之学为天下倡，明道散乎行器之间，徹上撤下，显微无间，其说究矣，其义不可加矣。说斋与晦菴最为冰炭，说斋道器之说，固义晦菴之说。然学而曰即洒扫应对，是精仪入神则是，曰修正即为治平，则非也。居于一身之间，而曰天下之大用尽于此，将与运水搬柴莫非妙用之说何以异？夏时殷辂之不知，惟就动静语默以言用，道明而天下之务或废。唐宋而后，民族之日即于弱，得谓于学术无关欤？于此益见仲友之不可及，以功利抑之，则过矣。（上唐与政，字仲友，号说斋。）”《永乐大典》：周必大《帝王经世图谱》《题辞》： “去古逾远，众说日繁，才学未逮于前贤，宜其用力劳而见功微，此图谱所由作也。金华唐仲友，于书无不观，于理无不究。凡天文、地志、礼乐、刑政、阴阳、度数、兵农、王霸，皆本之经典，兼采传注，类聚群分，旁通午贯。使事时相参，形声相配，或推消长之象，或列休咎之证，而于郊庙、学校、畿疆、井野，尤致详焉。各为说附其后。始终条理，如指诸掌，积百二十有二篇。夫水之东流，惟海是归。今是书折衷于圣人，于适治之路，六经旨趣，百世轨范，皆聚于此。”
吴文俊主编《中国数学史大系》两宋卷@科技成就 中国历史在唐朝大一统和五代十国离乱之后，进入北宋与辽，南宋与金、元对峙的局面。五代十国半个多世纪的割据战争，使黄河流域经济受到巨大损失。北宋建国后，均定赋税，兴修水利，开垦荒地，从而农业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农村中有不少定期集市，逐步形成市镇。北宋手工业分工细致，科学技术和生产工具显著进步。有些作坊规模增大，促进城镇繁荣，海外交通、国际贸易空前活跃。唐时，据文献统计，十万户以上城市全国只有十多个，到北宋已增加到四十多个。在这些社会条件下，商业发达，市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民用、官署、寺庙、宫殿建筑活动频繁，南宋首都临安人口一百多万，超过北宋东京。临安有四百四十行，手工业分工更细，商业更加发达，纸币盛行。交子、会子广泛流通。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增加商品交换的需要，而商业的发达反过来又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两宋三百年间虽在兵荒马乱之中，但是含数学在内的科学技术在个领域内俱有出色建树。一编一、1天学漏壶、圭表、浑仪和浑象是我国传统测天仪器，到两宋时期达到最好水平。在温度影响漏壶中液体粘滞度这一因素，“冬月水涩，夏月水利”现象，宋时已有人觉察并予克服。张思训于太平兴国四年（979）改用水银代水。圭表表端副影影响读数精度是长期未能解决的问题，苏颂在《新仪象法要》提出“子午正以望筒指日，令影透筒窍，以窍心之影指圭面之尺寸为准”，使测日影长度技术得到改善。北宋制造天象观测用浑仪，在11世纪前后一百年间先后制造六架，每架用铜约十吨。这种巨型仪器有固定的地平、子午、天常等环，为转动的白道、黄道、赤道等环。为提高精度和减少制作、使用麻烦，不少学者如沈括还简化设计和制作浑仪。天文仪器的代表和杰作是元祐三年（1088）苏颂等人所做水运仪象台，能用多种形式来反映及观测天象的运行，它利用一套齿轮系，在漏壶流水驱动下，使仪器整体经常保持恒速，和天体运动同步，它既能演示天象、观测天象，又能计时、报时。11世纪前后，约百年间，北宋曾进行过五次大规模恒星位置观测。元丰元年至八年（1078~1085）作第四次观测，画成星图定稿，在淳祐七年（1247）据黄裳原图（12世纪末）刻石，这就是著名的苏州石刻天文图。原刻幅3×2.5尺，刻星1430颗。它以北极为圆心，以北极常见圈、南极恒隐圈和赤道二十八宿距度。苏颂《新仪象法要》星图也是这次观测记录。《宋会要》：“嘉祐元年三月，司天监言：客星没，客去之兆也。初，致和元年（1054）五月，晨出东方，守天关（金牛座），昼见如太白，芒角四出，色赤白，凡见二十三日。”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天文学界公认天关星附近的蟹状星云就是1054年爆发的超新星遗迹，而我国宋代的详细文献为蟹状星云等理论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依据。2、地学宋王朝建立后，军政、财权都集中于中央，对于失地常存收复之心，所以对地图的绘制非常重视，中央所藏各州府送造的地图相当丰富。北宋真宗常到收藏地图的滋福殿观图，并诏令“翰林院遣画工分询诸路，图上山川形势，地理远近，纳枢密院”（据《玉海》）。淳化四年（993）用娟一百匹制成《淳化天下图》，图幅之大创历史记录。至今保存完好的宋刻三石刻地图：《华夷图》、《禹迹图》和《地理图》，其中华夷图、禹迹图是南宋绍兴六年（1136）石刻，今存西安碑林。二图刻在同碑的正反面，长宽都是77厘米。《华夷图》相当于世界地图，禹迹图相当于全国地图，上有方格，“每格折地百里。”横方70，竖方73，共计5110方，图上黄河、长江、珠江等水系比较真实，河套、汉水、山东半岛、海南岛赫然可见，是杰出的古代比例尺全国地图。3、农学土地的开垦和利用，已有一整套办法。在地少人稠地区力图扩大耕地面积：与水争田——汙田规模很大，浙西路有1400多处；在高地有水汇流处建堰坝蓄水灌旱地，既可自流灌溉，又可免水土流失；梯田也有很大发展，据统计，广东、福建、浙江、江西、四川等省多山丘陵地区都有开垦。在农作物分布上，宋时水稻高居第一位，南方为主要栽种区，逐渐向北方推广，还从越南引进抗旱力强、对肥料要求不高的占城稻，从朝鲜引进颗粒饱满的原粒稻。西北维吾尔地区种植技术传布到长江流域，蚕桑事业在江浙发展尤速。4、工业技术宋代建国后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的生产都有长足发展。据统计北宋建国后50年间铜产量增加3倍，锡、金各增加1倍，铅增加4倍，到治平元年（1064）铁的产量比唐元和元年（806）增加4倍，北宋初年各路铁冶炼场二百多处。矿工人数如江西信州、广东韶州、岭水矿场各达十万，日夜开采。冶金技术在宋代迭有创新：如炼银“吹灰法”，炼铜“胆铜法”，炼铁以木风扇提高产量。敦煌壁画上画西夏锻铁炉也用木风扇鼓风。这项技术比欧洲早五、六百年。到10世纪前后我国已用煤炼铁，元丰元年（1078）徐州利国监附近发现煤矿，用以炼煤，节省大量木炭。灌钢技术在宋代得到改进，沈括《梦溪笔谈》：“用柔铁屈盘之，以生铁陷其间，泥封炼之，锻令相入……二三炼则生铁自熟，乃是柔铁”。在唐代基础上宋时雕版印刷业更加发达，趋于鼎盛，当时雕版良工巧匠大都荟萃杭州。宋刻本技术优良，字体方整，刀法圆润，纸墨装璜都称上乘。据记载，可大部头书，往往集中刻工一百多人。雕版书之最开宝《大藏经》计5048卷，雕版13万块。元丰七年（1084）秘书省刊含《九章算术》等汉唐以来十部算经，绍定四年（1231）重刻。大字恭楷精雕，图文并茂的《营造法式》在宋朝刻过两次。在雕版术飞黄腾达之际，据沈括《梦溪笔谈》载，宋庆历朝毕昇创造活字印刷术，它大大节约人力、物力，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创举。毕昇活字印刷术与现代铅字排印同一原理，他用胶泥制成活字，放在铁板上。毕昇活字法为印刷术增添光辉，对西方拼音文字贡献甚于方块字。5、医药 嘉祐二年（1057）苏颂等奉敕修成《嘉祐本草》20卷，载药物1082种。宋又仿唐《新修本草》附图作法，皇帝下诏各地州郡绘画当地所产药草图呈东京，由苏颂整理成《图经本草》。元祐唐慎微私纂《经史证类备急本草》32卷，收录药物1700多种，载百病主治药。宋政府位置整理出版，成私家著作官印本草。有大观二年（1108）、政和六年（1116）、绍兴二十七年（1157）三种版本，在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之前，是本草学范本。6、兵器 宋代火药的使用已经成熟。《宋史@兵志》记开宝三年（970）兵部令史冯继昇进火箭法，又有神卫水军队长唐福献火毯、火蒺藜，火药武器的大量使用，推动对火药的研究。曾公亮《武经总要》载三种火药配方，配方中硝的含量高于唐代，硫与硝的比接近1:3，与近代黑火药配方相似，史书有火炮的记载，北宋末年在抗金战争中发明霹雳炮，震天雷等杀伤力较大的火炮。宋代兵器种类繁多，《宋史@艺文志》记兵书347部，著名专著却流传至今有曾公亮《武经总要》40卷，许洞《虎钤兵经》20卷，有关兵器制造和军事工程方面专书有《砲经》1卷，《强弩备术》3卷，《行兵攻具及图》2卷。为统一兵器标准，熙宁六年（1073）设军器监，制度都有“式”，共110卷汇编成《熙宁法式》，元丰八年（1083）又编制《军器什物法制》7、海运 航海事业的发展必须有可靠的导航设备，促使磁体指向技术的进步。宋代对于其中两个关键问题都已顺利解决。其一，指针的磁化。其二，指针的装置方法。沈括《梦溪笔谈》：“方家以磁石摩针锋，则能指南”，“其法取新纡中独茧缕，以芥子许蜡缀于针腰，无风处悬之，则针常指南。”南宋陈元觐《事林广记》介绍当时流行的指南龟装置新法，这种指南针很快就应用于航海。重和二年（1119）朱彧《苹州可谈》：“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则观指南针。”造船业的兴旺是两宋海运发达的另一因素，在沿海不少地区都设立造船务、场、坊，广东广州、福建泉州、浙江杭、明、温州都是造海舶主要基地。1974年福建泉州湾出土宋代海船，尖底、船身扁阔，头尖尾阔，共十四舱。复原后的泉州古船长34.56米，宽9.9米，排水量374.4吨，与历史文献吻合。指南针导航、船舵指挥航向、风力扬帆是远航三大必要条件，宋时已经具备。这种技术西传欧洲后，西方才在15~16世纪绕好望角到东南亚，“发现”新大陆，后又绕地球一舟。8、桥梁9、建筑 宋代都市布局打破唐以来里坊制度，东京城临街设店，取消夜禁，形成按行业成街。旅店、酒楼和娱乐性建筑业沿街兴建，寺观、园林成为市民新的活动场所。宋建筑至今在全国城乡还能鉴赏，它们都成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著名旅游胜地。其平面布局的宏伟，其构造的精巧，鬼斧神工，叹为观止。 北宋崇宁二年（1103），政府为管理宫室、祠庙、官署、府第工程，颁行《营造法式》一书。此书是工程主管将作少监李诫编写。全书357篇，3555条。反映当时中原地区建筑技术和艺术的水平，对于研究宋代建筑乃至中国古建筑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文献，也是全世界建筑遗产中的珍贵文献。二、数学两宋科技的长足进步，其中有关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处处需要输血，也为数学提出许多新课题，促进了数学发展。天文历法计算，海、陆地图绘制，兴修水利、造船、造桥、城市规划、修庙建塔，都有丰富数学内涵。英国F培根：“印刷、火药和指南针已在书写军事和航海方面改变了全世界的面貌和一切事物的状态，后来引起无数的其他发明。任何国家、任何学说、任何杰出人物对人类事业的巨大影响都无出其右者”。两宋科技的突飞猛进，连同金元数学一起，使以筹算为工具的传统数学，达到登峰造极，远超同时代的欧洲，是中世纪数学多彩之页。两宋经济发展，商业计算发达是数学发达的另一源头。查《宋史》艺文志六，历算类书目165部585卷。贾宪二大发明：“增乘开方法”和“开方作法本源”，杨辉在其《详解九章算法@纂类》全文引述，且拟题引申。明《永乐大典》算法类曾抄录，清末庚子之劫，《大典》遭掠。本（20）世纪初，有人发现英剑桥大学图书馆藏有这二项发明的《大典》抄本，经辗转传抄，才大白于天下。秦九韶所著，今名《数书九章》凡18卷，在湖州写成，几经流传，至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始有刻本。杨辉所著《详解九章算法》12卷，《日用算法》2卷，《乘除通变算宝》3卷，《田亩比类乘除捷法》2卷，《续古摘奇算法》2卷。杨氏在钱塘写书，曾刻印，流失，传本残缺不全。（二编三）沈括《梦溪笔谈》对天体测量和地面测量有总的论述：“审方面势，复量高深远近，算家谓之軎术……求星辰之行步气朔消长，谓之缀术，谓不可以形察，但以算术缀之而已。北齐祖暅有《缀术》二卷。”沈括所创新历，除每年十二月大（31），小（30）相间外，每年长短与今阳历完全相同，竺可桢两次赞赏沈括的十二气历：“沈括于历法主张抛弃一切前人之说，以节气定月，彻底为阳历，不管月亮的朔望，把闰月完全去掉……这样彻底的一个阳历，较现行历法合乎理想。农夫春耕、夏种、秋收、冬藏的时间，统要看节气而定。沈括所创的历史最合老百姓所需要的。现行阳历的元旦于人生、于天时统无任何意义，而且月份的大小参差不齐，季节的安排毫无规律。但在当时沈括这种主张是很受人的疯狂攻击的。20年前，英国气象局局长萧伯纳有同样的计划，不过他把元旦放在阳历的十一月六号，即中国的立冬节，称其为农历。到如今英国气象局统计农业气候和生产，是用萧伯纳农历的。沈括：‘予今此历论，尤当取怪怒攻骂，然异时必有用予之说者。’他料想不到900年以后他的农历在英国行起来了。”（二编四）贾宪是11世纪人，首创开方作法本源图早于欧洲最早文献2个世纪，早于帕斯卡6个世纪。在外国，最早数值解方程的文献应数阿拉伯数学家阿尔卡西《算术之玥》（1427）。欧洲学者意大利鲁菲尼（1765-1822），英国霍纳（1789-1837）分别发表论文论数值解高次方程。他们的工作都远在贾宪、刘益类似成果之后。经南宋秦九韶进一步研究，这种算法益加成熟。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卷3中，把剑桥图书馆《永乐大典》卷16344插图作为证据，并指出：“这是中国现存最古的Pascal三角形，这种三角形曾为贾宪（1100前后）所使用过。”在其巨著卷3数学编@二项定理和Pascal三角形这一节里：“朱世杰说这个三角形是古法。这一事实说明，二项式定理最晚在12世纪初期就已为人们所知。仅有的另一个文献是1100年前后波斯的奥玛海牙姆所说的一段话，是从印度的传统中得来的，似乎在更早的时候是受到中国开方术的影响。”（三编三）《数书九章》序：“（周教六艺，数实成之……若昔推策以迎日，定律而知气，髀矩浚川，土圭度晷。天地之大，囿焉而不能外，况其间总总者乎？……际时狄患，历岁遥塞，不自意全于矢石间。荏苒十祀……信知夫物莫不有数）乃肆意其间……探索杳渺，粗若有得焉……窃尝设为问答，以拟于用。积多而惜其弃，因取八十一题，厘为九章，立术具草，间以图发之。”现在读《数书九章》除了领会数学成就外，还可以作为一部南宋时代社会史来读。反过来，要读懂《数书九章》也必须了解南宋社会有关细节。钱宝琮：“有些题材表现出社会经济情况比《宋史@食货志》更为具体详实，可做研究南宋经济史参考”。李迪：“《数书九章》某种程度上是一部经济数学专著。”（三编二） 《数学九章》从《永乐大典》分韵目“肢解”状态下被辑录出来，又完整成整体，辑入《四库全书》之后，抄本一再传录，引起学术界很大兴趣。历经大约半个世纪酝酿，经校订后的木刻本才问世。对国内学者的钻研是一福音，对国外学者也有极大影响。（五编一）我们已在第四编概述了《数学九章》的主要内容及成就。全世界范围内于中世纪，某些内容甚至可以延伸到18、19世纪之初，如此全面、周到而又深入的数学专著是罕有的。“有比较，才能鉴别”，现有南亚、中亚、欧洲、日本等地区相当的数学专著有关内容相对照，于此可见《数书九章》的成就是非凡的，说它是出类拔萃、时代杰作，并不过分。阿拉伯数学曾是人类数学发展史中重要一环。阿拉伯数学是中世纪东西方数学交流的桥梁，而中国传统数学中的某些内容例如十进位计数、比例、盈不足术、二项式展开系数三角形、不定方程以及数值解方程渐次流传到中亚，以此为中介，终至及于欧陆。如果我们把视野从13世纪之初扩大到整个中世纪欧洲，14世纪拜占庭数学家阿古尔@伊萨克提出的一个问题，19世纪在德国发现的慕尼黑手抄本中的问题，都是上引斐波那契设计一个数的类似叙述，没有任何进步之处。从中世纪斐波那契《计算之书》成书起算迄斯库廷《数学练习》问世，欧洲历经漫长的四个半世纪在解一次同余式组方面的进展和规范化逐渐接近于《秦九章》大衍术。但是毕竟还存在很大一段差距：例如大衍求一术的熟练运用，模数出现分数和小数怎么办？模数不两两互素怎样处理？对同类问题解法的系统完整的总结等等，经过事实比较，人们会发现《秦九章》大衍术的重要历史意义。
吴文俊《我国古代测望之学重差理论评价》： 这些证明特别是滥用代数符号者都是“错误”的，致使古代数学的真实情况不仅湮没不彰，而且面目全非，许多巴比伦神话、印度神话以及丢番图神话之所以产生，这是重要原因之一。斯特洛伊克《数学简史》在论及公元前近二千年巴比伦的数学时，举出一个记载与巴比伦泥板中的例子：由两个正方形并组成一个面积为1000，一个正方形边为他正方形边的2/3减10，两个正方形的边如何？根据这一类例子，作者就下结论说：“汉谟拉比时代的巴比伦人已完全具有了处理二次方程的技术，他们能解两个变数的一次和二次方程，甚而至于包括二次和四次方程的问题。”把近代的代数轻易地加之于古代巴比伦人身上，不能不说是十分荒谬的。一切科学归根到底都来自生产实践，也受着当时生产条件的制约而不能超越时代。知道长方形的周长和面积以求边这一类问题，在古代许多不同民族中本来是会自然产生的，但生产的发展推动数学的前进，随之而在这类问题的解法上也会显出先后进展的痕迹。我国数学在发展过程中自始至终是把空间形式与数量关系融合在一起的，因而数系统的建立与臻于完备，以及代数学的发生发展，也始终与几何学的发展贯穿在一起，到宋元之世天元——也即未知数概念的明确引入，代数式与其代数运算的阐明，以及几何代数化方法的逐渐成熟，更为解析几何的创立开辟了道路。
（从《临海水土异物志》到《诸蕃志》）如果要说“变量”的话，那就是太阳的“距离”（气候周期）（日夜是时空的片段（日周期），上有月周期，年周期，60年周期（秦隋），朝代周期（120、240）…日—地—月——五行星“相互作用”，再加上恒星际矢量关系，形成长时段“气”候周期（朝代周期））从炎黄蚩尤之战，夏商周的更迭到印第安人、东南亚岛民的迁徙是人类史的先证与匈奴（北朝）、鲜卑、突厥（隋唐）、蒙古、满人（元明清）南迁同时的是百越归化（东汉吴），永嘉南渡（南朝），建炎南渡（南宋、客家人），南明出海（东南亚华侨）……然后有祖狄、岳飞、朱元璋北伐、国共北伐～抗战（东南亚华侨的支持）以至于中美苏三角、亚非拉战略、一带一路…归根到底，海上西来的人正是被西迁的北匈奴、西突厥、西蒙古赶下了海而南匈奴（鲜卑）、东突厥，内蒙古，东北（金、清）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著名的新儒家梁簌溟就有着蒙古人的血统，而书法家启功则有满人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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