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的“裂缝”：雷海宗@伏尔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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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你能想象没有统一文字、统一教材的时代，即便是世界史的军阀混战（殖民、世界大战）、美苏争霸时代，会有这样“天下一统”的世界史观吗，或者説世界宗教观？雷海宗们的那个时代还在“编织”世界史的过程之中而我们都是先被洗脑一遍之后，能超脱出來不容易系统普及世界史，恐怕都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事情了借着中国的国家力量和全球化的“大转型”，才会如此普及以至深入人心某种程度上，也成了各国地缘政治和世界观的“内战”、“外战”世界上恐怕只有中国有这样的人力和物力在每一个方面都能“响应”或“揭露”皇帝的新装万世一系的道统、政统和学统，“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雷海宗(1902-1962)，字伯伦，是扬名中外的历史学家，以博闻强记、自成体系、贯通古今中外著称，名列《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专设条目。《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是他的代表作，上编第五章《中国文化的两周》尤有世界史的价值。
雷海宗在《西洋文化史纲要》第48章中，首先对18世纪到20世纪初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从演绎方法经浪漫主义之历史方法和天演论之生物学方法，直至心理学方法与统计学方法的演变做了清晰的阐述。然后，又分门别类地对19世纪时期的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法理学、政治学和历史学各个学科的各个学派及其代表人物与代表作品进行了条分缕析的说明。这充分显示出他对人文社会科学的总体把握和深刻了解。在此基础上，他把各学科的研究成果与研究方法应用于研究历史，《殷周年代考》和《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正是这种跨学科研究方法运用的体现和结晶。不仅如此，雷海宗又反过来以历史研究的成果与方法应用于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写出了《雅乐与新声:一段音乐革命史》和《古今华北的气候与农业》等高水平的论文。
（印裔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雷海宗对欧洲史作了一番解构，发现欧洲史学所提分期和领土论断与论断者的位置完全没有关系。西欧认为希腊和罗马是自己古典遗产的源泉，而希腊的文化世界当时属于小亚细亚和埃及。在埃及的兴盛时期，欧洲还处在石器时代，但欧洲史却先写欧洲石器时代，再写埃及。 雷氏坚信，要解释历史，必须始终将文化和疆域联系起来。某一地域也许会有两种时间上间隔的文化，但如果它们没有发生关系，便无历史可言。西欧人宣称他们同希腊、罗马历史有紧密联系，但他们在人种特征和文化中心位置上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所有宣称与古罗马有历史关系的拉丁人——法、西和意人——都已同日耳曼人彻底混杂。雷氏运用西方史学中的实证和唯物主义来驳斥那种贪他人之荣耀为己有的做法。
雷海宗《中国文化的两周》：
西洋史上古、中古、近代的正统分期法，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产物。两期中间的一段他们认为是野蛮人，尤其是戈特人的时代或黑暗时代（Dark Age），恨不得把它一笔勾销。他们那时的心理也与中国汉以下的情形一样，认为“古”与“真善美”是一而二的。因为崇拜“古”，所以“古代”就等于“理想时代”或“黄金时代”(Classical Age)。之于他们自己这些崇拜“古代”的人，就自称为“摩登时代”或新时代（Modern Age）。所谓“摩登”与近日一般的见解略有不同，并不是“非古”，而是“复古”的意思，是一个“新的古代”或“新的经典时代”，或“经典复兴的时代”。
但地下发现的史实太生硬，除了用生吞活剥的方法之外，万难与传统的历史系统融合为一。凡读通史的人，对希腊以前时间非常长而篇幅非常短的一段都有莫明其妙的感想，几万言或十几万言读过之后，仍是与未读之前同样的糊涂，仍不明白这些话到底与后来的发展有什么关系。近年来更变本加厉，把民族、血统完全间断，文化系统线索不明的新石器时代与旧石器时代也加上去，甚至有人从开天辟地或天地未形之先讲起，愈发使人怀疑史学到底有没有范围，是否一种大而无外的万宝囊。
西洋人这种不加深思的行动，到中国也就成了金科玉律，我们也就无条件地认“西洋上古”为一个神怪小说中无所不包的乾坤如意袋。西洋人自己既然如此看法，我们也随着附和，还有可说；但模仿西洋，把中国的历史也分为三段，就未免自扰了。中国从前也有断代的方法，不过后来渐渐被人忘记。
“西洋”是一个常用的名词，但若追问“西洋”的时间和空间范围，恐怕百人中不见得有一人能说清。
若说西洋史为欧洲史，当初以东欧为中心的土耳其帝国制度文物的发展是否是西洋史的一部分？若是，为何一般西洋史的书中对此一字不提，若不是，土耳其帝国盛时的大部分显然在欧洲。
若说欧洲与地中海沿岸为西洋，起初不知有地中海的古巴比伦人为何也在西洋史中叙述？
回教到底是否属于西洋？若不属西洋，为何一切西洋中古史的书中都为它另辟几章？若属于西洋，为何在西洋近代史的书中除不得不谈的外交关系外，把回教完全撇开不顾？
欧洲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与埃及文化有何关系？埃及已经开化之后，欧洲仍在新石器时代，但西洋通史的书中为何先叙述欧洲本部分的石器文化，然后跳过大海去讲埃及？
希腊文化最初的中心点在小亚细亚，与埃及处在相同的经线上，为何埃及为“东”而希腊为“西”？
回教盛时，西达西班牙，却仍说它是“东方”。同时，西洋通史又非把这些“东方”的民族叙述在内不可？
总之，这都是将事实去迁就理论的把戏……
希腊、罗马文化的重心在小亚细亚西岸与希腊半岛，意大利半岛的南部处在附属的地位，北部是偏僻的野地，地中海沿岸其他各地只是末期的薄暮地带，今日希腊半岛的民族已不是古代的希腊民族，今日的意大利人也更不是古代的罗马人。至于欧西文化的重心，中古时代在意大利北部与日耳曼，近代以英、法、德三国最为重要。希腊半岛与欧西文化完全无关，最近几百年才被欧西所同化。上古比较重要的意大利南部也始终处在附属地位。地中海南岸与欧西文化也完全脱离关系。连今日所谓拉丁民族的法兰西、意大利、西班牙人中也有很重要的日耳曼成分；称它们为拉丁民族，不过是因为他们的语言大体是由古拉丁语蜕化而出。
（英）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
“伏尔泰写了一部关于人类文化和社会历史的书（《风俗论》），来反驳波舒哀（主教的《世界史》）。在这部历史书中，他把中国人而不是犹太人置于头等重要的地位。”
（法）伏尔泰1765《风俗论@导论》:
如果说有些历史具有确实可靠性，那就是中国人的历史……其他民族虚构寓言神话，而中国人则手中拿着毛笔和测天仪撰写他们的历史。
无可否认，世界上最古老的编年史是中国的编年史。中国的这些编年史连贯不断，详尽无遗，撰述严谨，没有掺杂任何神奇的成分，而且全都以4152年的天文观察为依据。中国的编年史还上溯到在此以前的若干世纪，虽无确切年代，但接近于翔实可靠。
没有定居的民族可能最晚撰写历史，因为他们不像其他民族那样有办法建立档案并加以保存；因为他们并无迫切需要：法律不多，重大事件也不多；因为他们过的是一种不稳定的生活，口头流传对他们来说已经足够。（如《可兰经》《基督经》《噫叟寓言》）一个小市镇从无[有文字的]历史，居处无定的民族则更没有，一座普通城市的史书也极为罕见。（如“希腊”“罗马”）
对于人类来说，不论在哪一方面，掌握最基本的知识要比取得巨大进步来得缓慢。我们可以回忆一下，500年前，不管是在北欧，在德国，还是我国，还几乎没有一个人会写字。今天我们的面包商还使用着的刻记赊售面包数量的木筹就是我们过去的象形文字和账簿。过去收税也是用这种木筹来计算，现在乡下还有达依税这个名称，可以证明这一点。我们变化无常的地方习惯法，是在450年前才开始以书面形式制订的，这说明从前书写的技艺是多么稀罕。总而言之，没有一个欧洲民族在半个世纪中，在所有的艺术方面所取得的进步，不比自蛮族入侵至14世纪这段时间更大。
董并生《虚构的古希腊文明》之西方“古典时代”来去匆匆：
总而言之，18、19世纪古典学将古典时期雅典的学术成就推高到人类知识登峰造极的境地，标榜在一个小镇里、一两代人时间内，完成了全人类需要几千年才可能完成的事业，成为奇迹。
（英）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
“在阿提拉领导下匈奴人在草原带最远的多瑙河流域的外围普斯塔斯中部站稳了脚跟，并由此向北、向西、向南出击欧洲的各定居民族。近代史的一大部分，可以看成是对这些袭击所直接或间接引起的变化的注释。盎格罗-撒克逊人很可能是在那时被驱赶过海，在不列颠岛上建立英格兰的。法兰克人、哥特人和罗马帝国各省的居民被迫第一次在夏龙战场并肩战斗，进行反对亚洲人的共同事业；他们不自觉地结合成近代的法国。威尼斯是从阿奎利亚和帕多瓦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甚至教皇统治的决定性威望，也得自教皇利奥与阿提拉在米兰的调停成功。这些就是一群冷酷无情而又无理想的牧民，扫过无障碍的平原所产生的收获，也就是巨大的亚洲铁锤任意打击这一空旷空间的成果。
然而，亚洲人对欧洲影响的全部意义，我们在十五世纪蒙古人入侵之前是没有认识的。”
（美）卢格霍德《欧洲霸权之前》：
正如萨瑟恩所言： 【欧洲和蒙古人的遭遇】对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看法的影响是全面的，多方位的（正如日本的“神风”崇拜）……蒙古人极大地扩展了欧洲人的地理视野，让他们认识到的世界人口规模增加了数倍……可敬的彼得【估计】伊斯兰教徒占世界总人口的1/3,甚或1/2……到13世纪中期……人们的认识……显然过于乐观。异教徒可能十倍，或者百倍于基督徒。无人知晓确切数字，只是随着认识的加深，这个估计也越来越高。这种情况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使十字军东征看起来要么是毫无希望了，要么就得彻底重估东征的目的和方式。
（德）夏德1885《大秦国全录》：
众所周知，中国史籍浩繁，在某些方面，比起任何西方国家的历史文献远为优越。自汉代以来，每一个朝代，都有它自己的历史，根据前代的日历编成。
我对这些记载的解释，使我断定大秦古国，中古时代成为拂菻的，并非是以罗马为首都的罗马帝国，而仅是它的东部，即叙利亚、埃及及小亚细亚；而且首先是指叙利亚。如果将大秦定为罗马东部，则中国典籍所载的事实大部分可以追寻，而且可以作出合理的解释，无须诉诸事未必然的臆说。
（美）梯加特1938《罗马与中国》：
关于公元2年前后中（部）欧战事的记载极少而简略。只知有一个名字叫“××西亚斯”的将军的事迹，但既无具体时间，情况也不完整。
幸运的是，有关可以同公元16年天山地区战争相呼应的欧洲战争情况却唾手可得。
从本书中可以看出，在公元前58年到公元107年的欧洲蛮族起义，没有一次不是发生在罗马帝国东线或中国西域地区战争爆发之后；还可以看出，在罗马帝国东方发生战争之后，多瑙河下游和莱茵河流域也都随之发生了入侵，而发生在天山战争之后的起义只对多瑙河上游地区发生影响，而在近东和远东没有任何战事的时候，欧洲也未发生过任何起义。同样，罗马东线或天山的战争也无一不在欧洲引起暴乱。
此外还可指出，在罗马帝国之东境，还有过18次与喀什噶尔地区有联系的战事。因此，在欧洲发生的总共40次起义和动乱中，有27次是受到中国西域战争的影响，约半数是受到罗马人在近东侵略的影响。
“西来说”的演变
旅法作家边芹《向西看的那个槛》 ：
“神秘”是18世纪中国尚处在传说阶段出现的一个词，何以300年后还留在西人嘴边？300年不消失的“神秘”究竟来自何处？我在大王宫参观“道教文化展”时，对从吉美博物馆送来的中国古代文物已见怪不怪，有这么多东西被他们抢来当自己的宝贝展示，真要清算，西方大都市的博物馆就得关掉一多半。我惊的是平时走博物馆未见过的大量中国古书，从草药到针灸，从饮食到祭葬，从书法到手工艺，从绘画到哲学，无所不包，真正的古版印刷或手书，全都来自法国国立图书馆档案室。还有多少是不送到公众视野下的？你这时才切身感受到当年的抢劫之狠，也绝不只是一群贪财之徒的无理性行为，而是一次有计划的文明劫掠。你能想象中国人把波旁王朝的藏书和档案搬到北京的情景吗？那些瓶瓶罐罐翻山越海地抢过来，多少还有古董市场和人之贪婪的借口，搬这么多古书过来干什么？既然中华文明“野蛮而落后”，大有铲除之道理，上百年不遗余力地诱导中国人改革换新，搬这么多“垃圾”过来，除了占地落灰，图的是什么？
我最早发现的一个事实是，对上层精英而言，中国早就没有“神秘”。他们深解我们远胜过我们了解他们，而且有至少一个世纪的提前量。中国人不过是模仿他们的皮毛，尤其是他们特意推荐的皮毛，而他们是挖掘我们的本性。他们把世界当猎场，打猎的人对猎物不会有一丝浪漫，而是摸透它的习性和弱点，尤其是弱点。谎言和假药方就是在研究了弱点的基础上配制的，谎言是用来给自己的民众搭围墙的，用以阻止百姓看清外面的世界，由于这个工程非一日之功，而是上百年基本朝着一个方向一砖一瓦构建，墙之坚固以及越到后来谎言变成真实越随心所欲，让墙那面的看客触目惊心；假药方则是推销给墙这边的中国人的，凡是自己具备而若对手也有便对己不利的美德，比如忠诚、团结，他们都藏而不露，再设法把对方的解掉；凡是对己只是嘴利贴金而给对手则起让拉痢人吃泄药作用的美德，如自由、开放，他们就会张扬到全世界无一角落能拒绝，文荐不成就武荐。
安田朴《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
罗伯尔@胡克《汉文方块字》“（说）在中国人的现代语言和汉文方块字之间没有相似性，或最早语言已失传，这是一种大错特错的想法，大家可以参阅甲骨文。”
塞缪尔@舒格福尔《世界世俗和宗教史》：大地上确实有过人类的一种最原始语言，也就是汉语。如果人类之祖和享天福的复兴者于此处走出方舟并定居在那里，那么很可能是在那里留下了今天在世界上还讲着的一种世界性通用语言。
莱布尼茨（1646-1716）确定了一种支持把汉字作为世界通用书面语言的决定性论据。这难道不是已经是培根的感想吗？他在汉文中更喜欢那些“与实物而不是与这些实物的名字相当的方块字，即 那些不是表达了字母和文字而是表达了实物和概念的方块字。
他（莱布尼茨）向祈尔歇神父借鉴了“思维代数”的世界语言的观点。《中国近事》：“他们的文字（也就是我所提到的所有民族：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交州人和交趾支那人）也如同在我们之中和整个欧洲的数字和数学一样，每个人都可以懂得这种数学，虽然大家为了解释它们而使用的语言大不相同。这样一来，中国人读“大”的字作为高大的标志，希腊人，罗马人读magnus,德国人读gross等”，法国写作grand。
王东平《中华文明起源和民族问题的论辩》：
夏鼐：“殷墟文化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如果认为这是中国文明的诞生，那么未免有点像传说中的孩子，生下来便有了白胡子”。
19世纪末甲骨文的发现和释读，对于解开中华早期文明之谜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对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出土了15万片有文字的甲骨以及精美雄浑的青铜器、兵器以及车马、大型宫殿、陵墓等，揭示出商代高度发达的文明，人们认定它属于商朝后期的文化，因为公元前14世纪商王盘庚迁殷，也就是今天的安阳。无论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以甲骨文和青铜器为代表的商代文化进入到文明时代是毫无疑问的。
1920年，法国学者亨利考狄在巴黎出版的《中国通史》中，对欧洲数百年来对于中华文明起源的种种观点进行了评说；1929年何炳松《东方杂志》发表《中华文明起源之神话》一文，主要参照考狄的资料，将西方学术界关于中华文明起源诸说向中国读者介绍:
1834年，传闻在地伯斯地方的埃及古墓中发现了中国瓷器后，中华文明源自埃及说又盛极一时。据说这些古墓“皆系西元前1800（夏桀十九年）前旧物，且从未经人发掘者。”意大利比萨的埃及学者专家罗色利尼、英国学者威尔金生与大卫，都深感惊奇，信以为真。一些严谨的学者认真研究了埃及发现的瓷瓶后指出，从瓷器的质料、题字看，与中国上古时代同时期的埃及古墓绝无发现这种瓷器的可能，这些古瓶皆系明代所造之物。后来所谓埃及古墓出土中国古瓶之谜被法国学者普利斯揭开，他询问开罗城中的古玩商人，据称这些瓷瓶实际上来自红海和印度通商的一些港口。何炳松：“夫以一阿拉伯古玩商人之恶作剧，竟费却西洋学者如许之脑汁和笔墨。诚可谓学术界中罕有之笑话也。”
坚决反对中华文明源于埃及说者，还有法国学者得保和伏尔泰（何炳松译为“福禄特尔”）。
得保在《埃及人与中国人之哲学研究》（1774）中指出：
“至于吾人意想中所有中国与埃及间之交通，吾人试读此书（基尔什尔“象形文字说”），即可知此种假说实无根据。最可怪者，彼主张中国民族来自埃及之人竟不知当西元前1122年时，埃及人已用一种由字母之文字，据史家普鲁太克谓以25个字母构成，而据现代发见则谓仅有22个。然彼富于幻想之徒必且谓埃及人携往中国者非简单之字母也，乃祭司所独有且与中国文字毫不相似之象形字耳，诚可谓荒谬绝伦也。且在两国宗教与语言上，吾人亦不见有何种关系焉。”
伏尔泰在《通史鳞爪》（1773）中指出：
“就吾人所知者而论，中国人实非埃及人之苗裔，正如其非大不列颠人之苗裔。彼主埃及人曾殖民于中国者，不仅费其一己之精神且亦费他人之精神。吾人固不能不赞叹其学问之博与用功之勤；然中国人之容貌、习惯、语言、文字、风俗等，实无一来自古代之埃及。中国人决不知有所谓割势之礼；亦不知埃及之神祗；更不知爱西斯之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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