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涟漪”：“周期率”与可持续发展
中国的“涟漪”：“周期率”与可持续发展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1.jpg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2.png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3.jpg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4.png (诸君在此会（三大）论题中的最高频词汇是“历法”)（现身说法）此次沿长江西进，路遇“第一波”南下冷空气，乃知“气”之大者节气也。亲身体验四川与中原温差之对比，乃知巴蜀之地实“过冬胜地”，为地球“第三极”所孕育之“生命摇篮”，而三星堆为“夏都”无疑。进而北越秦岭，途中遇“第二波”冷空气，而滞留广元，此地为武则天（曌）之祖地。此乃史上第一“阴阳平衡”王朝（武周）之隐喻乎？而大唐盛世之背景，又为史上之大暖期，海陆丝绸之路贯通无碍之时…现如今，人口增长已不及高峰期之三分之一，从“人的生产”而言，实空前之危机。已达到“农业起源”的临界值（“新仙女木事件”对应历法中已知之最大周期岁差周期（章动、极移）的26000之半,即13000年）。若要恢复宇宙生机，恐需如唐武周之“则天新政”：即废门阀、兴科举，性别平等、婚姻自由（财产自由），丝绸之路物质交流及“跨国婚姻”（当前乌克兰、俄罗斯大量成年男子被消灭，而中国则大量男性人口过剩，此大势之天机也）。另，应对年际（冬至）及甲子周期（退休原理）的“大节气”，候鸟式迁徙（跨纬度）相对于牛马式迁徙（跨经度），更能调节身体机能，回环往复，一元复始（二甲子：返老还童） 一、时间尺度：气候周期与历史周期率二、空间螺旋：等温线与文明中心转移三、经天纬地：技术积累与可持续发展四：链式反应：全球化时代的“中原”将登太行雪满山，欲渡黄河冰塞川。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陈亮《使虏》（文明是有等级的，但、是指一种生活方式（生产力水平），不是种族主义。） 不见南师久，谩说北群空。当场只手，毕竟还我万夫雄。自笑堂堂汉使，得似洋洋河水，依旧只流东。且复穹庐拜，曾向藁街逢。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於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万里腥膻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胡运何须问，赫日自当中。（生物是宇宙“内卷”，人是生态境“内卷”。）《物理小识》：为物不二之至理隐不可见质皆气也征其端几不离象数彼扫器言道离费穷隐者偏权也日月星辰天县象数如此官肢经络天之表人身也如此图书卦策圣人之冒准约几如此无非物也无非心也犹二之乎……普里戈金《从存在到演化》（从混沌到有序）：“按照斯达尔的说法，普适的法则只有在判定生物要死亡、要腐烂的意义上才适用于生物；组成生物的物质是如此脆弱，如此易于分解，以至于假若它单单遵守物质的普通规律的话，它就无法逃脱在一瞬间腐烂和解体的命运。如果某个活的生物想不顾物理学的一般规律而幸存下来，哪怕它的寿命比起一块石头或另一个无生命物体来是多么短暂，它就必须在其自身之内具有一种“守恒原理”，以保持其身体的组织与结构的和谐的平衡状态。一个有生命的物体，和构成该物体的物质的极端易腐性相比，具有惊人的长寿命，这一点正好表现出某个“自然的、永恒的、内在的原理”在起作用，表现出某种特殊的原因在起作用，这种原因与那些非生命物质的规律完全不同，它与那些规律认为不可避免的不断腐败的过程经常地在抗争着。” 希腊的面积在中国的省份中排名23位，那么“古希腊”的“成就”是希腊“人”创造的吗？正如推崇中国的“自然法”的休谟，在其《人类理智研究》[中所指出的：“一切时代和一切地方的人都很相同。描述亚历山大能抗击众敌所凭借的超自然的力量和敏捷是很可疑的。我们非常容易而普遍地承认身体活动方面的一律性，也同样承认人类动机和行为方面的一律性……尽管据认为亚当的理性能力在一开始就是完美无缺的，但是他也不能从水的流动性和透明性，就推断水能把他窒息……任何人都不会想象，火药的爆炸，磁石的吸力，可以用先天的证明来发现。一切自然法则，一切物体的活动，毫无例外都只是根据经验被我们知道的。”（陈寅恪：“同情的理解”（历史情境）；当年明月：“我们并不比古人聪明”（崇今）；我们也不比古人笨（崇今），关键在于“社会分工”，而基础是农业，“人定胜天”的核心技术是历法。）“历史神学”的诡辩术，就是混淆不同量级的时空尺度：地质学（亿年）、生物学（百万年）和文明史（万年）之间的“质量关系”。几百万年來物种的变化很小，中国人跟印第安人在人种上的差别尤其小，关键是中国人因为“中原”的“漩涡”所造成的“聚变”，以及在亚欧大陆所造成的“涟漪”远大于狭长的美洲。（参阅《枪炮、病菌与钢铁》）文明史的“加速度”发展首先在于：由星际周期“耦合”的大气候周期作用于亚欧大陆之“中原”，所造成的人口密度的“集成效应”（农业起源：超自然经济（牧副渔）），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分工的可持续发展（技术积累）。这种“可持续裂变”的社会分工的规模，首先由大纵深的跨经纬度（气候带）的中央平原的“生态弹性”（广谱食物）所造就，其人造标志物是“经向”的运河和“纬向”的长城。《医学源流》“司天运气论”：“当时圣人不过言天地之气，营运旋转如此耳。至于人之得病，则岂能一一与之尽合？”（黄赤交角：北纬30：亚洲水塔及台风与农业起源）（星际周期→气候周期→历史周期率→生态纵深→文明积淀）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5.png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6.png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7.png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8.png （星际“矢量推力”周期（26000年《万年历》）（岁差、章动）极移：“黄赤交角”的周期性变化），导致极地冷气团“周期性偏移”乃至“农牧线”变更，从而导致南北向的“跨纬度迁徙”）王锡阐《晓庵新法》：“日躔盈缩，最高斡运，古今不同，揆之臆见，必有定数。不唯日躔，月星亦应同理，但行迟差微，非毕生岁月所可测度。西人每诩数千年传人不乏，何以无定论？”与此相对应的，丁仲礼等在《中国西部环境演化集成研究》（下称《西部环境》）中对于“农业起源”问题（2.6章节）的探讨中提到：作物栽培、驯化是“千年周期”，作物栽培的收支率大于狩猎采集经济是一个长期“缓慢累积”的过程，进而认为导致作物栽培过程的“不可逆转性”来自于人类对“气候周期”的变率“突变”的适应性能力。与农业起源相关的气候逆转的时间，一般认为是一万年前的“新仙女木气候事件”，时间跨度大约1500年。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9.png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10.png （风水：青藏高原造就的“亚洲水塔”及台风）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11.jpg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12.png 一、 时间尺度：气候周期与历史周期率 （《风俗论》正文无“希腊三杰”章节，直到最后完成的《导论》中才出现）伏尔泰（1765）《风俗论•导论》[]:“如果说有些历史具有确实可靠性，那就是中国人的历史……其他民族虚构寓言神话，而中国人则手中拿着毛笔和测天仪撰写他们的历史。无可否认，世界上最古老的编年史是中国的编年史。而且全都以4152年的天文观察为依据……没有定居的民族可能最晚撰写历史，因为他们不像其他民族那样有办法建立档案并加以保存；因为他们并无迫切需要：法律不多，重大事件也不多；因为他们过的是一种不稳定的生活，口头流传对他们来说已经足够。（如《耶经》、《噫叟寓言》）一个小市镇从无[有文字的]历史，居处无定的民族则更没有，一座普通城市的史书也极为罕见。（如“希腊”、“罗马”）……我们变化无常的地方习惯法，是在450年前才开始以书面形式制订的，这说明从前书写的技艺是多么稀罕。”我们先来考察一下，竺可桢“近五千年气候研究”[的方法论，是根据手边材料的性质, 把近五千年的时间可分为四个时期，即：一、考古时期,大约公元前3000年至1100年, 当时没有文字记载(刻在甲骨上的例外);二、物候时期,公元前1100年到公元1400年, 当时有对于物候的文字记载, 但无详细的区域报告。三、方志时期,从公元1400年到公元1900年，在我国大半地区有当地写的而时加修改的方志。四、仪器观测时期，我国自1900年以来开始有仪器观测气象记载, 但局限于东部沿海区域。具体到“代际”时间单位，与现代经济学中的“康德拉捷夫周期”（50-60年）相类似的，中国古代天文历法中有一个经典的“甲子周期”（“60岁退休”原理）。应用物理学教授靳九成等在《医易百年历》中结合现代天文学对此作过一番证明：即“甲子周期”与五（行）星汇合周期的强相关性。而这种天文周期又与（云）气候周期、朝代周期存在密切关联，这部分的已被气象学家竺可桢的《中国近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及地理学者葛全胜的《中国历朝气候变化》等研究所证明。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13.png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14.png 竺可桢《近五千年来中国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丁仲礼等《中国西部环境演化集成研究》 (最近几年尽量别坐飞机，星际周期、大气候周期叠加，影响生态及地磁场（卫星定位），火山地震、极端气候…小心驶得万年船，这段时间打车全都定位失败)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15.png （（时间轴）周期率的“简谐运动”：葛全胜等《中国历朝气候变化》[）靳九成等的《医易:生命百年历》[从太阳系五大行星的轮回准周期解释了60年甲子周期的天文学依据（上编4），以地球年为单位1，五（行）星分别是：金星5年、木星12年、水星10年、火星2年、土星30年，而其汇合周期恰好是60年。这就是古代天文历法中所说的“五星连珠”，衍生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等等说法。（天体运行耦合的“简谐运动”）靳九成等进一步通过“天文万年历”来证实医易历（上编10-11），四柱干支组显现：518400个四柱干支组历经一个60甲子年显现约一半，2个甲子年显现约3/4，3个甲子年基本显现，4个甲子年全部显现。进而证明太阳周日、周年、朔望月、五曜（行星）的会合周期是240年。于是我们可以发现，天文历法中的“甲子周期”跟中国历史上以朝代为单位的“历史周期率，存在密切的对应关系，分别是：（一甲子）秦、南北朝（宋、齐、梁、陈）、隋、民国；（二甲子）北南宋（对应辽、金）、元；（四甲子）西汉、东汉、唐、明、清……类似的，栾巨庆在《星体运动与长期天气地震预报》[一书中，也通过对地震和天气异变的观测数据提出：土木水三星59年“会合”周期以及水火木土等星的237年大周期的结论。亨利·勒德韦尔·穆尔 《 经济周期的规律与原因》则通过对美国降雨周期对农作物生长周期的连带关系，提出农作物产出波动指数与气候波动的30年周期理论。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16.png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17.png （宋“六十（甲子）卦准气候并天度图”、+4（二分二至），“五行”星的237年大周期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18.png 附：“海拔解决纬度问题（风）“季节性”大平（草）原“气流”（物侯），“迁徙”是动物群落更常见的生活方式，（经纬）时空转移以适应温湿度变化。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19.png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20.png 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21.jpg （水）（山水相依：拦截云气，没有植被，还有冰川）“垂直的气候带”（四季）：浙江金华盆地类似四川盆地的地理构造，“温湿度”较少受中原“南下冷空气”的影响）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22.png 王士性《广志绎》（引）僧一行谓：“天下河山之象，存乎两戒。北戒，自三危、积石，负终南地络之阴，东及太华，逾河并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东循塞垣，至貊、朝鲜，是谓北纪。所以限戎狄也。南戒，自岷山、れ冢，负地络之阳，东及太华，连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洛南俞江、汉，携武当、荆山至于衡阳，东循岭徼，达东瓯、闽中，是为南纪。所以限蛮夷也。故《星经》谓：‘北戒为胡门，南戒为越门。’河源自北纪之首，循雍州北徼，达华阴，而与地络相会，并行而东，至太行之曲，分而东流，与泾、渭、济渎相为表里，谓之北河。江源自南纪之首，循梁州南徼，达华阳，而与地络相会，并行而东，及荆山之阳，分而东流，与汉水、淮渎相为表里，谓之南河。”观此则南北山脉皆会于太华。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23.png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24.png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25.png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26.png 竺可桢《物候学》[及《天道与人文》提到高下（海拔）差异与农作物成熟早晚的关系，其中的关键指标就是“温差”的变化对农作物的影响：“在我国西南山岭区域，在目前汽车行程一日之内，可以看到整个平地上季风季度的农事。如作者之一，1961年在北川阿坝藏族自治州，于6月3日早晨从阿坝县出发，路过海拔3600米处，水沟尚结冰；行244公里至米亚罗海拔2700米处，已入森林带，此处已种小麦，麦高尚未及腰。更前行100公里，在海拔1530米处，则小麦已将黄熟。更下行至茂文海拔1360米处，则正忙于打麦子；晚间到灌县海拔780米处，则小麦早已收割完毕。”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27.png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28.png 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29.png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30.png 文明传播的“通道”：动物迁徙路线，温湿度及植被的变化。（基本原理）《历史气候变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迁徙是人类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方式之一，表现为人群离开原居住区域移动到另外区域。气候变化影响迁徙的途径是多样的，可能源自气候变化对原住地或目的地环境适宜性的影响，也可能源自气候变化造成的两个区域之间通畅程度的改变。人类的迁徙使得一个地区发生的气候变化影响及其相应行为会传递到其他地区，甚至导致其他地区原有的文明被移入文明所替代，由此产生气候变化影响的异地响应及区际关联。成功的改变为适应性转型，并获得适应变化后气候状态的社会系统弹性，为人类后续发展提供更大的空间和全新的机遇。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31.png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32.png 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33.png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34.png 二、空间螺旋：等温线与文明中心转移1、文明标志物1：“长城”与农牧线的转移（纬）游修龄在《稻文化与粟文化》[中举“万里长城”为证，说明“农牧交错带”在周期性气候变化下对旱作农业区的影响，现在所见的明长城与秦汉时期旧址相比，向南退了四五百公里，东边缩进、而西部有所延伸。而粟向南方发展，又遇到稻的挑战，只能在山区旱地种植，又有芋艿、木薯及豆类的挑战，所以粟在南方所占比重不大：（水稻相对旱作（粟）的可持续性（惟一性））“因为水稻带本来位于适宜温度范围之内，气候的波动并未到不能种稻的地步。但是就粟黍和牧场而言，平均气温每下降摄氏一度，北方的草原就要向南推延数百公里，并且夺农田改草场。反之亦然，可耕可牧的地带，就这样随每四五百年的温度冷暖变化周期而相互争夺牧场或耕地……稻与粟相比有很大的开放性，早在新石器时代，南方的水稻即从长江上、中、下游经由不同途径传入黄河流域。有史以后，强大的汉唐和清朝，通过军队士兵的屯田，把水稻带进大西北。”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35.png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36.png 文明标志物2：“首都”变迁与朝代周期（“永恒的雅典”？）（水稻相对旱作（麦）的可持续性（惟一性））《浙江通史》[宋代卷提到，气温1℃变化对应生物分布区1~2纬度：10世纪后半叶至12世纪，中国古气候从唐代温暖期进入宋代寒冷期，13世纪初回暖值低于现今；宋冷期较唐暖期水稻产区萎缩，主粮生长期较前推迟一月，桑植区南移2纬度以上。相较北方“两宋寒冷期对两浙路影响较小，气温降低尚未影响两浙的稻作区，反而使小麦种植面积扩大。随着稻、麦复种制在两浙地区的普及，气候变化幅度小而雨量尚足，加上耕作条件的改善，两浙地区的粮食亩产总量反比之前增加了……另外，更为耐旱的占城稻的普及，缓解了干冷气候对粮食产量的影响。”另据现代统计数据（严文明《长江文明的曙光》[），在世界范围内，大米和小麦已成为多数人的主食，小麦播种面积比水稻多50%左右，产量却相当（51:49）；在中国，小麦与水稻播种面积相近，水稻的产量则高出近一倍（18:10）；可见水稻单产明显高出小麦。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37.png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38.png 目前的动植物考古学都大量集中的应用现代生物学和气候学科技成就进行“量化分析”，得出“南北分裂”的单一起源论。但是，正如宋建忠《良渚与陶寺——中国历史南北格局的滥觞》一文所示，如果以“将今论古”的原则联系历史时期中国政治经济中心的“周期性转移”（气候·星际背景）：（春秋战国）西安—（汉（楚）、唐（秦））—洛阳（东都）——（南北朝）—南京—汴梁—（南北宋）—杭州—南京—（明清）—北京，我们会发现从气候周期和大时空尺度的來看，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中心的南、北转移（秦汉（楚）大一统以來的2000年）与史前文明的地域性文化遗址（长江、黄河）的兴衰变迁高度重叠：良渚文化（江浙）——大汶口文化（山东）—（商丘）—夏商周文化（河南），这似乎又集中的反应在“春秋战国”和“黄河变道”上（唐宋之变）。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39.png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40.png （北）商：殷墟，汉唐：洛阳（南、北朝“周期率”）（南）先商：良渚，两宋：杭州那么相对于中国与气候周期相应的“朝代周期”，欧洲与“古希腊”相“转圜”的“古法国”、“古英国”、“古俄罗斯”又在哪里呢？边芹《愧对祖宗》：“我以前写过游览西郊圣·日尔曼·昂莱“考古博物馆”，发现这个目中无人的国家地下没什么宝贝，一国之考古馆也就相当于中国一个地市博物馆能挖出的东西。这一发现对我颇有震憾，这么自大的民族，却只要拳头硬，并不需要提供傲视他人的证据。地下无宝意味着中国人已是锦衣罗绸、精漆细瓷的时代，这块土地还是陶罐土布、茹毛饮血。记得那个夏去秋来的日子，我站在展品间，第一次感到愧对祖宗。”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41.png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42.png （未来50年麦、“双季”稻作区（三熟）北扩范围（覆盖河南贾湖遗址））2、 中国考古遗址分布（定居点）与欧洲“地中海”（游牧民：“古希腊之问”）《史记•殷本纪》：“自契至汤八迁”。丁仲礼等的《中国西部环境演化集成研究》[中对于“农业起源”问题的探讨中，关于北方旱作农业与南方稻作农业的关系论述，对于“辩证”江淮流域在农业起源中的首要地位以及良渚在“农业起源”中的特殊地位具有重要的启示：“从限制条件看，我国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之间不存在地理限制，人类迁徙比较方便，如果气候恶化，我国北方地区除少数人继续从事流动性强的狩猎-采集生计方式之外，大多会向南方地区迁徙，而不是采纳风险性较高、费时、耗体力的作物栽培或驯化。由于气候变化导致的农牧交错带游牧民族大规模南迁的事例也并不少见，而万年之前的人类在气候恶化时期应该更是如此。” 关于农业起源地问题，《西部环境》2.6从人类适应的角度进一步提出：我国北方在“新仙女木”期间降温幅度在7-9度，而黄土高原是荒漠草原环境，并不适合旱作农业起源。文中对照美国大盆地史前文化演变的研究发现：“如果一个区域野生食物资源分散、稀少，这会迫使采集群分裂成很小的生存单位，并采取流动性很大的方式来觅食。在这种环境里种植不大可能发生，因为采纳农业的风险性极大，同时人群也无法定居下来尝试难以预测收获的农耕实践。”这个地理类型的环境特征也大致适用于“地中海世界”，即亚欧-非大陆交界带的所谓“西方文明区”，这一区域为地中海、黑海和西亚、北非的草原荒漠区所分割，其生态容量不足以承受“气候周期”的生态变迁，这也是其文明不可持续发展的原因。（附图：布罗代尔《地中海世界》[：牧民的世界）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43.png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44.png 3、第三极：中国的三级阶梯与海平面变迁（“文明轴心”问题）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45.png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46.png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47.png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48.png （长三角稻作区“周期率”对应：尼罗河、伊拉克三角洲（“文明古国”问题））郑云飞《稻作文明探源》[：“与这几次气候波动相对应的，东部海面也发生了相应的升降运动。”据《钱塘江河口治理开发》[的统计： 距今9000年前，海水侵至萧山、余杭一带，舟山群岛脱离大陆。 距今7500~6500年前，海退，岸线移至马桥、沈荡、钟埭一线，形成河姆渡、马家浜文化层。距今6000年前，古太湖基本形成。气候再度转暖，海面回升，淹没了河姆渡、马家浜文化层。距今5000~2500年前，气候温凉，海面略有下降，形成良渚文化层。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49.png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50.png 《浙江通史》[隋唐五代卷：“由于地壳运动、气候变化和水流作用等地貌发育的内外力组合制约，杭州湾在历史上曾反复出现‘海退’、‘海进’等现象，造成海岸线的伸展和退缩”。《浙江通史》秦汉六朝卷：西汉末到东汉间（约前48-173），我国东部沿海发生大面积海进。这次海进，海面高约2.5米（柘湖、当湖附近地面今高3米以上），被海水淹没的陆地约4000余平方公里……太湖流域东部、杭州湾北岸虽开发较早，但汉至六朝郡县级行政建置缓慢。五代吴越时，钱镠于天佑元年（904）特设“都水营田使”统帅七八千人组成的撩浅军“常为田事，治河筑堤……居民旱则运水种田，涝则引水出田”。海塘是中国史上运河、长城之后的又一大工程，虽然与人口、稻田及海平面升降都有关联，但是只有到这一时期，相关工农业和水利技术才成熟到可以“拦海造田”的程度。因为气候周期与海平面升降的关系古已有之，自良渚文明的兴衰时起，稻田就与海潮息息相关了，但始终未曾得到解决。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51.png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52.png 附1：（环境（海平面˙地下水）·饮食（湿度˙湿气））（超克自然）农植业外延：姜、辣椒破坏“瘴气”（细菌、病毒）的“温湿度环境” 《齐民要术》[种姜：“《字林》曰：‘姜，御湿之菜。’潘尼曰：‘南夷之姜。’”近代以来，沿海凌夷，而湖湘崛起：从平定太平天国到出兵收复新疆的“湘军”开始，晚清时期十八省中督抚十人是湖南人，以至于从“红军”主力到共和国的创建者们……这一切都似乎源自明清以来的移民潮和一种火辣的食物调味品——辣椒“引爆”了《楚辞》以来沉寂千年的千里“云梦泽”之南岸（湖北：屈原（战国）、赤壁（三国），郭嵩焘《船山祠碑记》：“两芜之祀，相望于学，独吾楚无之。”），（清）章穆《调疾饮食辨》[辣枚子：“近数十年，群嗜一物，名辣枚，又名辣椒……初青后赤，味辛辣如火，食之令人唇舌作肿，而嗜者众，或盐腌、或生食……不少间断。” 三、经天纬地：技术积累与可持续发展如阮元《畴人传》[中所说：“中土推步之学，自汉而唐而宋而元，大抵由浅入深，由疏而密者也。乃多禄某（托勒密）生当汉代，其论述条目即与明季西洋人所称往往相合，岂彼中步算之密固自昔已然耶？”在成文史之前，天文历法的重要性与可能性及推动天文历法持续发展的动力在哪里呢？《孟子》梁惠王章句：“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民以食为天”，天文是历法的终极决定因素，但人们的认识过程与之相反。“近取诸身，远取诸象”，推己及人及物，由近而远，从物候（农业）以至于天象，由自然物以至于人造物。由此，发展出一整套以测量技术（机械体系），及计算方法（量化时空）为基础的经纬天地的物质技术系统。 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53.jpg 1、时间技术：历法《齐民要术》[黍稷第四：“三月上旬种者为上时，四月上旬为中时，五月上旬为下时。……。十月冻树宜早黍，十一月冻树宜中黍，十二月冻树宜晚黍。若从十月至正月皆冻树者，早晚黍悉宜也。” 黍稷播种的事宜时间区间为三个月。水稻第十一：“三月种者为上时，四月上旬为中时，中旬为下时。”旱稻第十二：“二月半种稻为上时，三月为中时，四月初及半为下时。”稻子播种的适宜时间区间为一个半到两个月。也就是说，稻子对播种时间的要求比黍稷（麦）等旱作农业的精确度要高出一倍，生存的需求推动稻作区“指向”旱作区的“交互作用”促进天文历法的不断发展。这种物质技术层面的成就，积淀到文化领域，就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礼制”，《周礼•冬官•考工记》“匠人”关于“天文测量”的记载：“建国，水地以县，置槷以县，视以景。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再看《夏小正》[兼有“天文”和“物候”的记载：正月，启蛰，雁北乡，农纬厥耒，农率均田；初昏，参中，斗柄县在下。二月，往耰黍，来降燕；斗柄县在下。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煮桃。九月，内火；遰鸿雁，陟玄鸟，蛰，荣鞠，树麦。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54.png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55.png 李学勤在《<夏小正>经传中的若干问题》[]“陟玄鸟蛰”条谈到，《左传》郯子语“玄鸟氏，司分者也”是追述先祖少皞故事，并引杜预注：“玄鸟，燕也。以春分来，秋分去”，进而指出：“燕称玄鸟，并作为一种物候”。（《诗经》：“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气））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56.png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57.png （报时鸟：《春秋左传》昭公十七年（p823-824）：“剡子曰：“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玄鸟，燕也。以春分来，秋分去。）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58.jpg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59.png 《易经》、《周髀算经》、《黄帝内经》、《礼记•月令》、《夏小正》、《二十四史》天文志无不闪耀着“时间法则”的光芒…1） 时间的空间测量（自然物到人造物）（山头历）《中国农业通史》原始社会卷（九）：“民族志的材料为我们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证。原始人在观察日出日落、记录日数过程中，很自然会逐渐注意到每天的日出和日落的时间长短不同，位置也有差异。原始人不论从事种植、畜牧或狩猎，都知道看太阳的起落地点，以定农时。”陈久金《中国少数民族天文学史》中国科技2013，P294，引吕子方的观点以为《山海经》之《大荒经》中所记的日月出入之“山”为测日影方位以定“时节”。《淮南子》地形训：“八纮之外，乃有八极，自东北方曰方土之山，曰苍门；东方曰东极之山，曰开明之门；东南方曰波母之山，曰阳门；南方曰南极之山，曰暑门；西南方曰编驹之山，曰白门；西方曰西极之山，曰阊阖之门；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门；北方曰北极之山，曰寒门。凡八极之云，是雨天下；八门之风，是节寒暑。八纮、八殥、八泽之云，以雨九州而和中土。”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60.png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61.png 从刘斌的《神巫的世界》我们可以看到：良渚遗址发现的瑶山祭坛与汇观山祭坛具有相同的三重土色的回字形结构，祭坛土台是东西长南北短的长方形，灰土框则是南北长东西短。汇观山祭坛外层灰土方框南北长13.5米，东西约12米；内框南北长约9.5米，东西宽约7米。回字形四角分别对应北偏东45度、135度、225度和305度。刘斌经过两年的实地测量，发现北偏东135度和225度对应的是冬至日的日出方向和日落方向，夏至日的日出方向与日落方向则对应北偏东45度和305度。瑶山祭坛的四角方位与汇观山完全一致，只是灰框略小，外框南北11米、东西10米，内框南北约7.6米、宽6米。此外，瑶山祭坛的东北角、西北角及正西方都恰好与远处山凹相对应，南方则对应山峰。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62.png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63.png 最后，刘斌指出：“我们虽然无法断定良渚文化是否已经发明了像周汉时期那样的移动式日晷，但精心设计建筑的良渚祭坛在使用一段时间以后被废弃了，在良渚文化中期以后未发现类似的祭坛。祭坛除了用于观测太阳进行测年之外，还有可能用于观测月亮以及星象等其他它天体……尤其农业的产生离不开历法知识。对于日月星辰以及物候的观察，在史书中有很多的记载。”（测日影)胡大军《伏羲密码》：“日晷”起源（稻作：从上山跨湖桥到贾湖） 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64.png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65.png（万-9000年）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66.png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67.jpg（8000-7000年）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68.jpg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69.png（7000-5000年）且看数学的天文学起源，《周髀算经》卷上：法曰：“周髀长八尺，句之损益寸千里。故曰：极者，天广袤也。今立表高八尺以望极，其句一丈三寸。由此观之，则从周北十万三千里而至极下。”商高曰：“数之法，出于圆方。圆出于方，方出于矩。矩出于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为句广三，股修四，径隅五。既方之外，半其一矩。环而共盘，得成三、四、五。两矩共长二十有五，是谓积矩。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数之所生也。”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70.png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71.jpg （吴文俊：长度（非角度），垂直性（非平行线）（角度、平行线为“虚设”、不均等）（吴文俊“出入相补原理”（积木法：数学机械化））席泽宗《九章算术》与《几何原本》：“勾股各自乘，并而开方除之”就是“勾股弦定理”的普适应用，“毕达哥拉斯如何证明”并无证据，“欧几里得《几何》到19世纪末还在改编”，图是后加的（梵蒂冈抄本无图）。《畴人传》引叙梅文鼎《三角法举要》：“西法用三角，犹古法之用勾股，而三角能通勾股之穷，要其理不出于勾股。故锐角形分则二勾股也，钝角形以虚补实，亦勾股也，钝角形补其虚角，则成半实半虚之勾股形，又成一虚勾股形，而所设钝角形，又即为两勾股相校之余形，皆勾股法也。”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72.jpg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73.png （从测日影（阳）到观星月（阴））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八编三、璇玑与玉衡：我国商周时代有所谓“象天地”、“礼天地”的玉制古礼器，前者叫做“璧”，后者叫做“琮”。吴大澂指出这种盘状“璧”是天文仪器，并证明它是《书经》所指的璇玑。比利时学者米歇尔进而指出“琮”是一种窥管（月相—极斗—星宿），即玉衡，它的管状部分可以穿入璧的圆孔。米歇尔认为璇玑是两块玉结合起来构成所谓拱极星座样板，约略可以测定北极星和二分二至点的位置。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74.png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75.png （“观星”的玉琮）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附：科林罗南改编李约瑟《中华科学文明史》）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76.png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77.png (玉璧中间有“长”卡口，用以固定“窥管”）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78.png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79.png 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对比良渚玉器“斗魁”图案：斗魁形脸的神徽图案，天盖璇玑之下雕绘一个斗魁形象；山东莒县陵阳河17号墓、11号墓出土陶尊，刻画图像为北斗绘于倒梯形矮台；河姆渡“木斗”（“太阳鸟”同层出土）、大汶口文化柱状杓形北斗（极星）陶符）。《鹖冠子·环流第五》[：“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斗柄指一方，四塞俱成。”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80.jpg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81.png 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82.png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83.png 2）符号：数与文《周易》系辞（历法通书）：一阴一阳谓之道,（寒暑易节始一反焉）。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县象着明莫大乎日月。《易》有太极，是生两仪（日月），两仪生四象（季），四象生八卦（节）。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84.png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85.png （阴（0）阳（1）原始思维与计算机语言）从跨湖桥卦符到二进制代码（白晋、莱布尼茨）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86.jpg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87.png （刻度、卦符与数字及“罗马数字”（马礼逊《通用汉言之法》））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88.png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89.png （二十四节气、二十八宿与二十六字母）附1：“历法”的传播（“编年史”问题）布洛赫《封建社会》[：“昂贵而又笨重的水钟还很稀少，沙漏极少使用，日晷仪的不准确性是众所周知的……人们很少有均匀的划分一天时间的兴趣……这种计时方法一直延续到14世纪初重锤平衡机械钟发明时……实现了时间本身的机械化”。路易•巴赞《古突厥社会的历史纪年》[的考察，古突厥人在草原游牧气候带习惯性的以“物候”的“自然法”作为测年的依据，突厥人把yas（潮湿、植物的绿色或青色）用于指“第几岁”。以植物的周期变化对应季节性气候现象，草于春天重新返青既是地理区域的标志，对于牧民也是最重要的经济作用。此后，在731-732年间，蒙古地区突厥人历法则吻合性中国朝廷的历法：“开元十二年（732）是一种减损的对象，它只能出自历法的最高主宰玄宗皇帝，它从汉族天文学家们那经典式的日历推算法中减损一日。”在突厥人与“天朝”的和平时期，他们没有自己的历法，主要通过翻译（带12生肖纪年周期的简单译文）唐朝向他们颁发的历书来计时。从西奈—乌苏碑中可以看到743年（羊年）初前后的差异，回鹘人的统治部族开始普遍采用汉历法规则：以其12生肖的突厥化形式出现的历法。回鹘人后来将这种以12支历法传给了蒙古人，并成蒙古征服时期的特权官吏，因而向突厥人颁行汉历成为亚洲历法史的标志性事件。元帝国及其支系于13世纪及其后的远征，使“12生肖历法”传遍亚洲：日本、印度支那、莫卧尔印度、吐蕃、西域、伊朗、安纳托利亚（奥斯曼土耳其）。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90.jpg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91.png 维吉尔•毕诺在《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一书中提到，卫匡国神父根据这种“甲子纪年法”把中国史上溯到公元前2697年，这一时间比由希伯来文献为诺亚洪水确定的时间要早600年。卫匡国为了解决“《圣经》危机”，按照中国编年史中公元前3世纪的一次洪水来“重新”确定诺亚洪水的时间。这引起了广泛的“中国涟漪”，沃西攸斯则在年代学问题上在众多的《圣经》版本中采用七十子译本，以便与中国纪年吻合，毕诺提到：“尤其是中国人具有一部可以追溯到4500年前的持续历史，而且这部历史又是以中国的文物古迹和编年史为基础的：‘中国人拥有一些比摩西本人更为古老的作家’。”并且由于中国的编年史有上古天文观察的记载，可经近代天文学检验，“从而保证了中国纪年的确切性”。同时代的莱布尼茨致闵明我（1691年《中国近事》P127）的信中有也提到： “（《圣经》的）‘七十子译本’与（我们今天所占有的）希伯来文本之间有不同之处，由此产生了关于世界上古史的争论。为了平息这一争论，我觉得得到有关中国古老帝国的可靠情况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92.png 附2：“透视法”的起源（“文艺复兴”问题）陈丹青的《局部——伟大的工匠》[中在观察“文艺复兴”作品时发现，其早期绘画中并没有发现他们所宣称的“古已有之”的“透视法”：“（意大利）中世纪绘画都是平面的、二维的，就像儿童画……敦煌人、宋元人，都用这种方法画画。”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93.png 塞缪尔Y埃杰顿的《乔托的几何学遗产》[也指出： “中世纪抄写员一直为不能描绘三维体积而沮丧。……另一方面，绘画只为表现物体最独特的二维行状而没有透视变形，也许是人类的天性。这可见于世界范围内的学前儿童美术中。……即便是善言的罗杰•培根……插图画家仅画出了两个圆形平面来代表两个半球……它与透视错觉手法无关。”孟席斯在《1434》[的“阿尔贝蒂和达芬奇”一节试图追寻“透视法”的起源：“阿尔贝蒂著作的基础是数学，这些数学知识是他从中国人对太阳系的解释中学到的。”他对比了取自阿尔贝蒂《数学的游戏》和秦九韶《数书九章》中的图片，比较他们展示的通过数学和几何方法测量物体的高度、深度、距离和重量的类似方法，从透视画法的基本步骤着手追寻阿尔贝蒂的《论雕刻》和《论绘画》的数学基础。正如孟席斯所指出的，如果说只是一两本抄本偶尔落到威尼斯人和佛罗伦萨人的手中，还可以说“英雄所见略同”；但是这么多又如此广泛的不同领域的“雷同”，在一种文明中是几千年传承有序的结晶（《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数书九章》），在另一个文明中却说是中断了上千年后的“爆发式”复兴？与“文艺复兴之问”相比，“李约瑟之问”还是小巫见大巫了！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94.png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95.jpg 2、空间技术：时空测量的“衍化”1）星图、圆周率、度数、航海术《论语》：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据其位而众星拱之。”就天文历法的发展过程来看，从“测（日）影”天文台到此后的“星宿系统”定节气，我们可以看到阳历（日）到阴历（月、星）的转换过程。而在此间，我们从《夏小正》到《吕氏春秋》之《十二纪》的对比来看，还可以看到星宿系统从“北斗+大星”逐渐过渡到“星宿定位”的过程，北斗“定位（时）”是天文历法精确化的“坐标轴”。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96.png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97.png 刘徽《九章算术注》:“割之弥细，所失弥少，割之又割，以至于不可割，则与圆周合体，而无所失矣。”（两仪生四象生八卦：2×2×2（二进制微积分）《算法统综》）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98.png 王锡阐《晓庵新法》[：“昔人因一日日躔命为一度，日有疾徐，断以平行数，本顺天，不可损益。西人去周天五度有奇，敛为三百六十，不过取便割圆，岂真天道固然？而党同伐异，必曰天度为非，讵知三百六十尚非弦弧之捷径乎？”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99.png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100.png （长度（日躔《步天歌》、《天步真原》）而非角度（角度为虚设、非均等））（宋）朱彧《萍州可谈》:“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则观指南针。”（附图：牵星板及（欧洲藏）罗盘[）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101.png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102.png 2）时间测量与空间测量及经纬图吴文俊《对中国传统数学的再认识》[：“与欧几里得不同，我国传统几何从来不考虑平行线的问题。与之相反，以垂直性为其特征的勾股形，在我国古代几何学的研究中却始终占据中心位置。（天文历法·测影观星）数字概念来自现实世界，过直线外一点可以作几条平行线的问题，至少在当时的现实经验看来近乎“无病呻吟”毫无意义的。与欧几里得不同，我国古代几何极少考虑角度，而把距离与长度放在首要地位。如果考虑到现代黎曼几何的从无限小距离ds2出发，可以导出角度的概念与性质，则中国古时把距离至于角度之上也就不足为奇了。”为什么说古代数学强调“垂直性”和“长度”问题，而不考虑“平行线”和“角度”问题？是因为作为数学精密化推动力的“天文测量”技术，首先发展的是从“测影术”总结出来的“勾股术”。而角度的度量单位之所以是360而不是“十进制”（10度，100度，1000度？），也是受天文周期的影响（一年365-366天），而一年中地球所走过的天数、节气、星宿度数在实际的天文测量中，于角度数上并不是均等的，此一（天）非彼一（度）。 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103.png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104.png 朱思本绘制于1311-1320年间的类似《禹迹图》的地图手稿，最后被罗洪先改造成于1555年绘制的《广舆图》，从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发源于“计里画方”的网格式比例尺地图。据法国人米歇尔·德东布《入华耶稣会与中国的地图学的》[的研究：1590年到达罗马的罗明坚“随身携去了《广舆图》并翻译了地名，这些文献形成了佛罗伦萨玛窦内罗同年编制的亚洲大地图的基础”。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利玛窦《万国图》于1602制作于北京，作者断言“王泮的中国地图早于利玛窦的地图。”（王泮改造《广舆图》于1584年）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105.png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106.png 坦普尔在《中国的创造精神》[]中指出：“在1150年一部手稿中的一幅著名的西方世界地图，其误差如此之大，以致很难称其为‘地图’。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在欧洲开始看到质量过得去的地图。14世纪的航海图是质量良好的，但地域较大的好地图直到15世纪才在欧洲出现，这比张衡在中国采用科学的定量制图学晚了1300年。”坦普尔还提到：作为西方制图标杆的“墨斯卡投影”，在欧洲被认为起源于荷兰的墨卡托于1568年出版的航海图，这是一种把地球仪置于中空的圆柱里，从而把图案投影于柱体内壁所得的地图。但是，在大约940年的中国星图手稿（现存大不列颠图书馆）里已有类似技术，这种“投影”以地球为基准，把一年所经的天区分成“28宿”，将“天球”（星图）投影于平面上；在苏颂1094年的《新仪象法要》的投影星图里，28宿图外还有矩形框，靠近天球赤道的星的排列要较南北极更为密集。类似的，墨卡托投影图以地球赤道为中间线，这种地图只在地球赤道附近较接近真实，越往两端越变形，南北极地区比欧美还要大。所以，此类地图并不适用于陆地旅行，而主要应用于航海，在此，其航线得以显示为直线。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107.png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108.jpg 3、农业剩余与社会工业1）气候、水利与粮产及分工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109.png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110.jpg 游修龄《良渚文化与稻的生产》[按人力犁耕、耜耕和刀耕的对比，良渚时期粮食生产的播种与收获比拟定为1:10到1:15左右。在这种生产水平下，气候冷化导致的耕地面积（“环太湖”冲击平原）的大幅度增加及“犁耕”的普及，是粮食总生产量提高的主要变量，从而导致人口增长。进而，从农业人口（第一产业）中分化出手工制陶、琢玉、编织等专业化人员（二三产业）。另一方面主要劳力除水利及城建工程之外，也大量集中于玉器、祭坛及墓群，或推动、或阻碍了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游修龄指出：“长江下游三角洲从河姆渡、罗家角、崧泽至良渚文化为止，新石器时期农业，已连续绵延达3000年以上，稻的种植始终贯串整个过程，使得渔猎采集的比重逐渐有所下降，稻米为主的粮食供应的比重逐渐增加，为社会成员提供更多而稳定的食物来源，促进了原始社会人们的劳动分工。”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111.png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112.png 据宋兆麟《木牛挽犁考》（农业考古1984年第1期），在侗族中的调查，锄耕一人天只能耕1担田（6担田合1亩），木牛耕田两人一天可耕4担田（平均1人2担田，两倍速），如果牛拉犁则一人一牛可耕14担田。蒋卫东《新地里遗址出土的良渚文化分体石犁的初步研究》[：“犁耕的出现和大量使用，及其形制的变大，表明环太湖地球在进入良渚文化后，已出现了面积较大、形制较规整的水稻田。”马家浜文化时期的水稻田最大仅15平方米，松泽遗址的最大水稻田也只有105平方米，难以实行犁耕，也没有发展犁耕的动力。这不但是水田规模的问题，还有形制的规整性问题，这些都使得犁耕的出现，需要大型天然水田的水土条件为基础；不是犁耕推动大型规整水田的出现，而是先有这样的天然水田和相应的水稻产量的刺激，推动了犁耕的出现；而后由于水稻产量及人口密集度的进一步刺激，才有犁耕的普及和更多的大规模人工干预的规整水田的出现。根据霍布森、坦普尔等人的对比研究，长期以来，欧洲人使用的地中海浅犁只适用于南欧干燥气候下的土壤，而无法适用西北欧湿润的土壤。直到17-18世纪，荷兰人引进的中国式曲面犁壁的推广才改变了局面，并导致了一场“农业革命”（人地矛盾问题），为工业革命奠定基础。其主要特点是铸铁技术支持下的光滑曲面犁壁：曲面的犁壁使得西北欧的湿润土壤可以形成一道道“垄坎”来排水，这对以小麦等旱作农业区尤其重要；相对于西方粗糙的农具（适应干燥的南欧土壤），光滑的犁壁又减少了粘湿土地的阻力、节约了劳力和蓄力（每犁6-8头牛）；从而不管是土地开发和粮食产量，还是人口基数和劳动力分工的前景都得到大幅改观。布罗代尔《法兰西的特性》：“所有这一切，最终都由‘新型犁铧开垦的塞纳河盆地和泰晤士河盆地的土地’所决定。”[]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113.png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114.jpg 2）水井、运河及城市规模（经）到良渚文化后期，水井遗迹已广泛分布于环太湖地区，从浙江的杭州良渚遗址、嘉兴雀幕桥、湖州花城到江苏的苏州澄湖、常州雪埝昆山太史淀、无锡南方泉等处多有发现。这与地下水层条件、稻作普及和人口密度都是密切相关的，也可以与此后运河的开发路线相互呼应。《左氏春秋》哀公九年：“秋，吴城邗，沟通江淮。”前486年，吴国在长江淮河间开凿运河成为“邗沟”，这是运河最早的一段。因为地下水位的关系，从考古发掘看，良渚文化核心区的水井深度大都在2米左右，而北方的水井远深于此，[明显不利于最早水井的出现；另一方面，水稻与旱作对水利需求及产量的密切程度不同，也不利于北方出现最早的水井。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115.png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116.png 此外，王国维《西域井渠考》[：“ 今新疆南北路通凿井取水。吐鲁番有所谓“卡儿水”者（即坎儿井），乃穿井若干于地下，相通以行水。伯希和教授以为与波斯之地下水道相似，疑此法自波斯传来。余谓此中国旧法也。” 先看作为“中间地带”的西域早期的情形，《汉书•西域传下》：“乌孙国，大昆弥治赤谷城，去长安八千九百里。……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与匈奴同俗。”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没有凿井的动力和必要。中国最早的类似坎儿井的水利工程出现在汉武帝时期，据《史记•河渠书》载：“武帝初，发卒万余人穿渠，自征引洛水至商颜山下。岸善崩，乃凿井，深者四十余丈。往往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穨以绝商颜，东至山岭十余里闲。井渠之生自此始。”此事史书中虽不纪年，但记在塞瓠子（元封二年）之前，而这时还没有通西域。 又《大宛列传》载：“宛城中无井，汲城外流水”，又云“宛城新得秦人，知穿井”；西域城中本没有水井，凿井技术传之于“秦人”。与之相应，汉代主动在西域开凿水井，据《汉书•乌孙传》载：“汉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将兵万五千人至敦煌，遣使案行表，穿卑鞮侯井以西，欲通渠转谷，积居庐仓以讨之。”良渚文化区核心所在的“环太湖”区域，因为水土条件优越有利于水稻的“普及”，先天具有水利农田技术发展的自然条件，也有利于首先启发“水井技术”。凿井技术的推广首先应该是随着稻作农业及其水利设施的北传（“京杭大运河”的自然河网基础），刺激和稻粟混作区的水利开发，以至于启迪北方旱作农业的“井灌”技术，从而渐次推广到“西域”农牧混作区。凿井技术减少了人们对江河的依赖，相较于南方沼泽区的水稻种植来说，对北方冲积平原的旱作农业和河谷地带的农业混作区具有更绝对性的地位。王震中等《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同时，它也解决了城邑的供水问题。因而，它不但增强了聚落的稳定性黄河，而且也为城邑的形成、国家的产生创造了条件。”此外，李根蟠在《农业科技史话》[中提到，流域的农田灌溉受南方灌溉技术传播的影响：黄河下游与吴楚接壤的郑国在春秋时已有灌溉工程，战国时郑灭于韩，其东部沃壤则为魏国所有。战国时期，黄河流域最早的大型农田灌溉工程（漳水十二渠）和运河（鸿沟）均在魏国，而修建此一时空最大灌溉工程郑国渠的则是韩国的水工郑国。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117.png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118.png 3）麦面、石磨及金属、陶瓷、煤 《齐民要术》大小麦：《陶隐居本草》云（五）：“大麦为五谷长，即今□麦也，一名麰麦，似穬麦，唯无皮耳。穬麦，此是今马食者。”（麦饭）小麦从饲料成为主食的关键技术是“石磨”，而石磨的关键工具是“钢凿”。金属技术是石刻技术发展的关键，整个材料技术的发展历程是从打磨石器、陶瓷烧造到金属冶炼。陶瓷器与金属器的关系尤其密切，没有“烧土”的过渡（温控技术），直接从打磨石器跳到“烧石头”（矿冶）是不可完成的“突变”。（“三期论”的缺环：石器（陶瓷）铜、铁）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119.png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120.png 杰克·古迪《金属、文化与资本主义：论现代世界的起源》[]：“懂得用火是做陶器窑炉的基础，也是1000年后进行金属制造的关键。达到高温是一项很重要的技术，这项技术很久之后才向西传播。世界上第一个上釉的瓷器，也就是‘原始瓷器’，是在中国的南方通过这种方法制造的，时间在商代。……制造陶瓷时，同一个地区的一些定居点也在进行青铜铸造的生产，因此这两种生产活动之间存在着互动。在中国，人民通常用块料铸型技术进行金属成型铸造，而这种技术来自陶器装饰技艺……根据巴纳德的研究：‘中国的铸造工艺是陶器文化的直接产物。”西方人从“工业革命”的角度回望历史，常常把金属作为文明起源的关键指标，但是不要忘了，石器和陶瓷器的加工技术要悠久得多，而且这些实际上是金属器出现的社会基础（历史实验）。无论从原料来源和技术积累的角度讲，石料及陶土的大量开采是发现金属矿石的“量”的基础；玉石器加工和陶瓷器烧造技术是金属冶炼及加工技术的“质”的基础；其中的关键证据就是作为金属陶冶基本工具的“陶范”。苏荣誉《磨戟》[]：“陶器作为新石器时代最基本、最广泛的遗物，文化内涵也最为丰富……铜器是从陶器中产生的，在陶器的制作中，孕育着铜器的铸作。（陶与冶）……铜器的成形由制陶术的模制工艺得到启示，又借助于制陶术所获得的高温。（陶与铸）……中国冶铜术可能发生于早期对玉的‘火试’（采矿技术）。”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121.png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122.png 据李映福、马春燕《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铁器》[]考证，中国的生铁冶炼技术比欧洲早1800年，而铁器冶炼技术也与青铜器的“陶范铸造工艺”密切相关：“经过春秋到战国中期由陶质到青铜实体铸范再到铜质叠铸模盒的技术进步，在战国中晚期发明了铁范铸造工艺”，战国到南北朝的千余年间，“铁范铸造”一直是铁制工具的主要生产方式。至少至汉代《盐铁论》之时，冶铁业已成为中央政府统一管理的“国之重器”，《汉书•食货志》：“耸大农上盐铁丞孔仅、咸阳言：‘山海，天地之臧，宜属少府，陛下弗私，以属大农佐赋……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釱左趾，没入其器物。郡不出铁者，置小铁官，使属在所县。’使仅、咸阳乘传举行天下盐、铁，作官府，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吏益多贾人矣。……司农孔仅使天下铸作器，三年中至大司农，列于九卿。”（附图：陶模及陶礼器）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123.png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124.png 以元代《岛夷志略》为例，经统计，汪大渊记录的海外99个地名，有55地都进口中国的铁、铜或其制成品。其中，出口的铁及制品有：铁、铁块、铁条、铁线、铁鼎、铁锅、铁器、针；出口的铜及制品有：铜、铜条、铜线、铜珠、铜鼎、铜器、白铜。安东尼•瑞德《东南亚的贸易时代》[：“早在宋代，铁与铁器产品便已被列入‘中国输入到南洋最常见的商品’，并出现在诸如室利佛逝之类的主要贸易中心……1631年，荷兰人购买了近1万件的卡里马塔斧头和巴郎刀；1637年，荷兰人又采购了8千件。”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125.png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126.png 附：生态、能源、饮食、人口沈括《梦溪笔谈》：“今齐鲁间松林尽矣，渐至太行、京西、江南，松山大半皆童矣。”虫离《食尚五千年》[]的“炒菜：大破能源危机”一节提到：铁锅推广，热效是陶器的58倍，同等条件下，可节省98.3％的燃料；与之相应的，是炒菜法的兴起。“等量的燃料，放到从前鼎鼐炖肉、沉迷烧烤的时代，恐怕连汤都烧不温”。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中提到，如果熔铁：“或用木柴，活用煤炭，活用木炭，南北各从利便”；但要锻铁，“凡炉中炽铁用炭，用煤炭居十七，木炭居十三。”马瑞映在《英国煤业史》[中指出，在英国，煤炭最初是穷人为了节省木材才偶然购买，煤炭市场发展的第一个重大契机是16世纪英国的木材危机。表面上看这是因为“圈地运动”，实际上也是因为英国国土狭小，羊毛出口贸易的国策造成的“生态危机”催生了煤炭市场。马瑞映还提到：“斯坦福郡制陶业也是18世纪耗煤的主要工业……制陶工业是北斯坦福区最大的煤炭使用商，1869年消耗超过60万吨，占当地煤炭产量的15—20%。”更重要的是瓷器是畅销的外贸产品，高额的利润反过来提升煤炭供应的重要地位，这也包括与煤炭及瓷器运输相关的交通网络及交通工具的发展。作为工业革命代表的蒸汽机，最初只用于矿井排水，从机车到铁轨一开始都只是矿井运煤的工具。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127.png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128.png 附：“走马灯”（图自：中国科技馆编《中国古代机械》[）周密《武林旧事》：“又为大屏，灌水转机，百物活动……外此有五色蜡纸，菩提叶，若沙戏影灯马骑人物，旋转如飞。”中国人以热力为动力发明了走马灯，其原理与近代燃气轮机相似，可以说是其近代始祖。 四：链式反应：全球化时代的“中原”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129.png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130.png 在“全球化”的世界史进程中，因为中国得天独厚的地理构造和生态容量，在工农业生产和人口增长方面长期领先于世界，成为人类历史上惟一可持续发展的文明体。农业生产和人口基数是社会分工和文明发展的前提条件，在此基础上，中国自秦汉大一统以后，不断的在各个“历史周期率”、即中国大一统朝代的发展高峰期（农作复种、国家工程、海外贸易），通过“农牧变更线”的经向移动（跨纬度：运河）和北方草原民族的纬向（跨经度：长城）迁徙，通过匈奴（汉）、突厥（唐）、蒙古（元）不断的对亚欧大陆的西部产生“推动力”。这些“中国的涟漪”的影响推动着西方历史的发展，国家的统一（游牧部落、封建城邦到民族国家），大航海的开启（从南宋海洋贸易（中国-阿拉伯）、郑和下西洋到西欧环球航海），乃至启蒙运动（从耶稣会来华开始）与工业革命（以“四大发明”为标志的东西方技术交流），最终实现了全球化（标志是美洲与亚欧非大陆的“经济连接”）。 正如弗兰克《白银资本》所指出的那样，西方贸易只是加入早已存在的东方贸易圈，借助因“一条鞭法”而兴起的“白银”这一国际通用货币，欧洲得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指出：“中国之富，甲于欧洲，贵金属价值在中国，亦远较欧洲各地为高。固然，欧洲的财富，自美洲诸矿发现以来，大有增加（“假币”：金银矿石）……并非发因于欧洲真实财富的增加。”（以）荷尼夫在《全球视野下的中国货币史》[中进一步提到： “借此优势，欧洲人以优惠的条件将非洲和中国拉入更广阔的贸易体系中……不久之后，欧洲人在某些出产诱人商品如胡椒、糖、咖啡甚至茶的地方进行直接的殖民活动，而贸易又为这些殖民活动提供了资金……甚至如中国的瓷器和印度的棉纺织品，则在日后被英国出产的同类工业品所大量替代。”“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文明，中华文明包含了文明发展所需的全部基本要素，具有惟一性（相对于其他文明）。朝代周期是气候周期的直接体现，文明的中心（首都）为应对气候冷暖周期在“中原周边”做周期性“经纬转移”:西京（长安）—（经）—东京（洛阳）——南京—（纬）—北京（生态纵深），而多季稻（热带、亚热带）、稻（粟）麦混作（亚热带、温带）为人口聚集创造条件（“唐宋之变”），燃料革命（材料革命）、跨经纬度的交通（导航）及作物的普及使全球化成为可能。戴蒙德《人类社会的命运》[：“过往出现的良好体制，往往是因为其背后有一根长长的历史链条，从扎根于地理的终极原因一直连到体制的直接因变量。【今天】一跃成为新兴力量的那些国家，仍然是数千年前被归入几个统治中心，依靠粮食生产或吸纳来自那几个中心的移民的国家。”“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延续至今的中华文明，包含了人类文明史完整的“链式反应”的各个环节，具有普世性（相对于其他价值）。“车同轨”、“书同文”、人同伦（历法），可持续发展的文明都是通过“人的生产”代代相传的，生态条件是人口规模的基础，生产工具的社会化分工、交流技术（语言文字）的标准化，是文明累积的前提。因为气候周期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人口规模及社会分工呈现周期性的变化，历史周期率（李约瑟之问还是“文艺复兴之问”）是普通存在的。文明的普世性，在于经历了周期性的“大分流”之后，是否仍像河流和树杈那样“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所谓史前时代，即就我们能辨识的留传下来并得到译解的文字记录出现以前的时代，与其后的有文献记载的时代相比，不但极为漫长，而且十分单调。与史前历史相对照来看，一切有文献记载的历史的确都是当时所记载的历史，在文字上是这样，在主观意义上也是如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贝内迪托·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早期工业革命所需的工业人口是百万级，一些民族国家尚可胜任（英、德、日），而唐宋之变、明清鼎革是其原型。某种程度上，英国的工业革命是以“大英帝国”的殖民体系的形式，通过国际分工分离了工农业（包括欧洲的大陆均衡政策），才得以完成对明清体系的超越的。到三次工业革命时，已达千万级工业人口，这正是美、苏崛起的条件，而此前的国家只能做配套。到当今世界，全产业链的工业人口需以亿级为单位基数（印度有人口基数却无法组织成中国这样的“全产业链”）；这是美国虽仍掌握准国际货币，却无法轻易从中国转移产业链的原因（正如美国取代英国）。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也已没有足够的工业人口基数可以组织类似“加盟共和国”的国际分工。现在美国所谓的“脱钩”，想要做的就是通过组织“环中国”产业链來对抗我们的“一带一路”国际分工。一、西方是通过掠夺实现工业化的（“殖民体系”提供廉价原材料及奴隶劳动降低成本，美洲银矿石—“一条鞭法”），二、至今不通过掠夺而实现工业化的只有中国（全产业链及其工农业的历史基础、完整的技术进化链条及西方的“出口转内销”），三、西方是通过掠夺中国实现工业化的（白银资本——鸦片战争——白银.中国海关.英镑体系——中国复兴（朝代周期）•西方（域）衰落）。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131.png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36/wps132.png 附：（九原奇袭（攻心战）：“不战而屈人之兵”）“釜底抽薪：“文化谱系”、“基因图谱”（把颠倒的世界颠倒回来） 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所总结的文化地理学上的基本“原理”（绿洲@岛屿），同样也适用于由欧亚大陆的东南部与韩、日列岛，台澎以及东南亚群岛所组成的东方“地中海”以及南洋、西洋。自然，也适用于欧亚大陆的“相对称”的西北部： “少数民族侵入中国的深浅，不完全取决于当时中国的衰弱和部落侵入者的强盛的程度。……侵略者并不是纯粹的典型的少数民族，而是邻近亚洲内陆边疆的混合民族。匈奴在雄踞大草原时，并没有征服中国。辽不是突然出现在大草原，而是在长城外面逐渐兴起的。金也是在辽的边境逐渐兴起的。就连伟大的成吉思汗也不是兴起于蒙古草原的深处，他的家族曾在东北边境依附金朝，并且受金的册封。最后，努尔哈赤起先组 织并率领的也不是东北远处的通古斯族，而是邻近东北南部“汉边”的通古斯族。”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从五世纪到十六世纪的全部时期中，图兰语系的游牧民族——匈奴人、阿瓦尔人、保加利亚人、马扎儿人、哈扎尔人、帕济纳克人、库曼人、蒙古人、卡尔梅克人从人们所不了解的亚洲内地，穿过草原，通过乌拉尔山河里海之间的隘口，令人惊异地接踵而至。近代史的一大部分，可以看成是对这些袭击所直接或间接引起的变化的注释。然而，亚洲人对欧洲影响的全部意义，我们在15世纪蒙古人入侵之前是没有认识的。”
日影刻符：
一、夏至，
二、春分、秋分，
三、冬至 在泰米尔语中，“Kali”就是“酱”，是“许多的香料加在一起煮”的意思。早期印度被蒙古人所建立的莫卧儿帝国梦龙所统治过，从而影响印度人的烹调风格直到现今。
最早出产香料的国家包括有中国、印尼、印度等，“咖喱”的流行是南亚地区终年闷热、潮湿的气候所致。
咖喱首先在南亚和东南亚等地传播，到17世纪，欧洲殖民者来到亚洲时把这些香料带到欧洲，继而传播到世界各处。 {:7_293:}{:7_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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