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平山：先秦时期编年体史书的起源
本帖最后由 chinablue 于 2024-5-3 16:38 编辑程平山：先秦时期编年体史书的起源原创 程平山 中国历史研究院 2024-05-03 15:01 北京
作者：程平山来源：《历史研究》2024年第3期
https://mmbiz.qpic.cn/mmbiz_png/TicZ7Y8EUvkjkETmGBnPpLBtz1yHOiaCibAQvsRr2gRTbtt25cuIOrhSiab71KHZiamPKSTBGQaWMbEOwU5HfSAIFDA/640?wx_fmt=png&wxfrom=5&wx_lazy=1&wx_co=1&tp=wxpic摘要：夏、商、西周时期，断代编年体史书以古本《竹书纪年》夏纪、商纪、周纪为代表，纪年形式以王纪年，记时形式为年而不载日月，记录对象以本国为中心；秦国《秦记》延续了这些特征。春秋战国时期，以晋、鲁、魏国为代表的编年体史书出现新变化：记时形式为年、时、月、日相系；记录对象广及诸国；多种类别的编年体史书出现，如古本《竹书纪年》由一系列断代史组成通史，《左传》则合记事、记言于一体。先秦时期编年体史料的记录与编年体史书的编纂体现了丰富的史学思想，集中表现在正统观、宗法意识、实录直书等方面。关键词：编年体史书 先秦 《竹书纪年》 《左传》
编年体从先秦一直沿用至今，是中国历史编纂最悠久、最常用的体例。编年体史书是以编年体为编纂体例的史书。先秦至秦代，编年体不仅是历史记录的方式，而且是编纂国史的体例。以往对先秦时期编年体史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中国古代编年体史书的起源。古人认为夏商时期就有编年体史书，近人则以为编年体史书出现于周宣王时期，又将商代西周甲骨文与金文以及《尚书》《逸周书》的记事作为编年体史书的源头。其二，中国古代编年体史书的初步形成。古人将古本《竹书纪年》列为编年体史书之首，近人论及先秦编年体史书辄以《鲁春秋》为例。其三，编年体史书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发展。古人将编年体史书细分为记事的“《春秋》家”、编年的“《左传》家”，自此以降，学者以《左传》作为编年体史书的代表。
古人的论证较为简单而亟须补充，近人的论断受到文献限制而缺乏整体认识。近年来，出土文献不断增多，学界对于古本《竹书纪年》《尚书》《逸周书》以及商代西周甲骨文与金文等研究取得新进展，为本文的研究创造了条件。笔者拟结合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与考古实物资料的研究成果，深入发掘史料，系统探讨中国古代编年体史书的起源，夏、商、西周时期编年体史书的记录形态，编年体史书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发展，史料记录与史书编纂的思想内涵等问题。
一、中国古代编年体史书的起源
关于史书较早的记载见于《尚书·多士》“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尚书》《逸周书》保存了一些商代西周时期的文献，考古发现商代西周甲骨文与金文也有记事内容。古人认为，编年体史书与《尚书》《逸周书》的特点和性质不同；但是，近人多将商代西周甲骨文与金文、《尚书》《逸周书》的记事作为编年体史书的源头。这些记事与早期编年体史书古本《竹书纪年》《秦记》《鲁春秋》等存在巨大差异。
第一，性质与记录内容不同。早期编年体史书是国史，记录内容主要为国君世系、国君即位与离世、都邑、国家祭祀、重大战争、会盟、朝聘、灾异等国家大事。商代西周甲骨文是占卜记录，记录内容主要涵盖王或贵族的世系、日常祭祀、战争、田猎、平常生活琐事等。商代西周金文是传世铭记，记录内容主要包括器主的世系、祭祀、战功、册命、婚嫁、诉讼等。商代西周甲骨文与金文有很少一部分涉及国史的记录，绝大多数内容不被早期编年体史书采用。《尚书》《逸周书》实际上源自档案，是政治文件选编，记录内容是对某一主题或事件的细致描述。总之，甲骨文、金文与编年体史书的记录旨趣和取舍差异很大。
第二，纪年与记录文字迥异。编年体史书以国君纪年，按照年代编次；《尚书》《逸周书》存在缺乏纪年的“缺陷”。早期编年体史书古本《竹书纪年》《秦记》《鲁春秋》记录文字十分简明，商代西周甲骨文与金文的记事或简或繁，《尚书》《逸周书》多数篇章有大量记言记事。
第三，功用存在差异。《国语·楚语上》列举了春秋、世、诗、礼、乐、令、语、故志、训典的功用，申叔时云：“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其中，“春秋”是编年体国史；“训典”，韦昭注“五帝之书”，《左传》文公六年杜预注“先王之书”。关于训典的释义，《国语·楚语下》言“左史倚相，能道训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献善败于寡君，使寡君无忘先王之业”，《国语·周语下》载“启先王之遗训，省其典图刑法，而观其废兴者”。由此观之，杜预之说较优，训典包括“五帝之书”，可能更符合实际情况。一些学者主张“训典”类文献包括《尚书》《逸周书》。《尚书》篇题含典、谟、诰、训、誓、命等（可用“训典”之名统称），《逸周书》篇题内容与之近似，属于“训典”类文献，《国语·楚语上》中的春秋、诗、礼、乐、训典是通常所说的“春秋、诗、礼、乐、书”。甲骨文的主要功用是沟通天道人道、占卜吉凶；金文的功用是铭功记德、传遗后世子孙；编年体史书是“春秋”类文献，功用是“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尚书》《逸周书》属于“训典”类文献，功用为“使知族类，行比义焉”。
总之，商代西周甲骨文与金文、《尚书》《逸周书》等和中国古代编年体史书是并行关系，而非垂直关系。
中国古代编年体史书最早出现于何时？古今学者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古人多认为中国古代编年体史书起源很早，如《隋书·经籍志》载“夏殷已上，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夏商时代就存在记言（“语”类文献）与记事（“春秋”类文献）的分工。刘知幾亦认为夏商时期就有“《春秋》家”史书，以汲冢《琐语·夏殷春秋》为代表。章学诚据《太古年纪》《夏殷春秋》《竹书纪年》以为，自有文字以来就有编年体史书。然而，清季以来，学界受疑古之风影响，重新思考与论证中国古代编年体史书的起源问题，出现三种情形。第一，章太炎依据《墨子·明鬼》所谓“周之春秋”载周宣王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叙述共和以来编年记事，主张编年体史书出现于周宣王时期。自此以后，学者多沿用此说。又有学者根据孟子所说“《诗》亡然后《春秋》作”，主张《春秋》（指代编年体史书）出现的时代偏晚。孟子所言，其实是指孔子修《春秋》不足以判断编年体史书起源的时代。第二，刘掞藜认为，“无从考知其确凿发轫于何时。大抵当西周末叶共和宣王之世，已日趋发达”。第三，有学者将《鲁春秋》作为“第一部官修编年史的雏形”，或“编年体体例的初步形成”。孔子所修《春秋》的时代较晚，《春秋》成为汉代及以后撰述的模仿对象，证实较为成熟，而非一些学者认为的“雏形”或“初步形成”。
基于以上分析，只有西周晚期说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首先必须明确《墨子·明鬼》所谓“周之春秋”及《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世家》所记共和以来编年记事的史料性质与来源，这是以往研究所忽视的。《墨子·明鬼》言：
周宣王杀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杀我而不辜，若以死者为无知，则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三年，周宣王合诸侯而田于圃，田车数百乘，从数千，人满野。日中，杜伯乘白马素车，朱衣冠，执朱弓，挟朱矢，追周宣王，射之车上，中心折脊，殪车中，伏弢而死。当是之时，周人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著在周之春秋。
《墨子》所引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郑国史书多是奇言怪论与奇异怪事，又是记言记事的混合。《晋书》载汲冢《琐语》是“诸国卜梦妖怪相书”，又分为《虞春秋》《夏殷春秋》《周春秋》《晋春秋》。所以，《墨子》所引诸“春秋”与汲冢《琐语》颇为相似，属于记载奇言怪事的琐语。《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开篇谈到《春秋历谱谍》载周厉王奔彘而共和行政，最后说：“谱谍独记世谥，其辞略，欲一观诸要难。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讫孔子。”《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世家》自共和元年至鲁惠公四十八年的编年记事其实主要源自《春秋历谱谍》之类的谱牒，司马迁确信谱牒记载共和以来的史实可靠。皇甫谧言：“周自恭［王］至夷王四世，年纪不明，是以历依鲁为正。”由于谱牒残缺，汉魏学者对西周共王、懿王、孝王、夷王的年代不明，而根据鲁国历法推算。总之，编年体史书起源西周晚期说实际上依据琐语、谱牒的记载。此说提出于20世纪初，时人多接受共和以来的记载。《史记》记载的商代西周历史已经被考古发现证实为信史，其所依据的史料也应是真实可靠的。所以，中国古代编年体史书起源西周晚期说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远远落后于出土文献与考古实物的发现，有必要对此问题进行重新审视与研究。
《世本》载黄帝时仓颉造字，考古发现支持此说。王城岗遗址发现“共”字陶文，陶寺遗址出土“辰”字骨耜刻文，处于五帝时代晚期。文献记载黄帝时有史官仓颉、沮诵，惜其史书已经亡佚。《左传》载楚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孔颖达谓三皇五帝之书。它们是距离春秋时期很遥远的古老文献，断代不晚于五帝时代。文献记载五帝时代出现了文字、史官与史书，五帝时代又被考古发现所证实，其历史在当时必然有所记载（包括文字记录与口头流传），否则夏商周时期出现的五帝事迹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按照《世经》等传世文献记载的年代，夏代432年、商代629年、西周352年，五帝时代在公元前2184年之前。墨子（约前476—前390）、孟子（前372—前289）距离五帝时代1700—1900年，他们所处时代尚有不少保存五帝事迹的典籍传世，相关历史情况可以知晓。《国语》《左传》《墨子》《孟子》等征引《尚书》尧、舜、禹言事，时人皆以为真实可信。古本《竹书纪年》、上博简《容成氏》等亦记载五帝事迹皆有所依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五帝时代的真实情况。秦代焚书坑儒之后，西汉时期保存记录五帝时代的文献明显偏少。《汉书·艺文志》记载编年体史书有“《太古以来年纪》二篇”，据书名、篇数分析，《太古以来年纪》属于记载远古以来年代事迹十分简略的史书，缺乏对五帝时代较为详细的记载。
谱牒与编年体史书不仅共存，而且内容密切关联。司马迁距离五帝时代约2000年，仍然相信五帝事迹。只是他缺乏年代学研究，没有采用共和之前的纪年，后来刘歆《世经》、皇甫谧《帝王世纪》弥补了《史记》的缺陷。《史记·三代世表序》载：“五帝、三代之记，尚矣……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于是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汉书·艺文志》记载历谱“《帝王诸侯世谱》二十卷。《古来帝王年谱》五卷”，春秋战国时期没有保存五帝时代的编年体史书与真实可靠的谱牒。《汲冢书》也没有记载五帝时代的编年体史书、谱牒，仅有《竹书纪年》之《杂事》记录五帝时代的零乱事迹与琐事。战国、汉代保存有关五帝世系年代的谱牒既不完整，又不准确，司马迁难以选择，于是放弃谱牒记录的五帝年代。总之，春秋以降，关于五帝时代史书的情况不可详知，所以五帝时代因目前文献不足而存疑。
晋国国史《乘》、秦国国史《秦记》、鲁国国史《鲁春秋》等都是从春秋初年开始记录的编年体史书。其来源情况如何？西周时期是否有编年体国史？如果有，它的编纂究竟始于何时？目前是否有翔实的资料可以论证以上问题？事实上，《左传》有《鲁春秋》来源的记载，近人罕有探讨。《左传》昭公二年云：“春，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首先，《鲁春秋》属于鲁国国史，由太史氏负责掌管。其次，杜预注：“《易象》，上下经之《象辞》。《鲁春秋》，史记之策书。《春秋》尊周公之典以序事，故曰‘周礼尽在鲁矣’。”孔颖达疏：“《易象》，鲁无增改，故不言《鲁易象》。其《春秋》用周公之法，书鲁国之事，故言《鲁春秋》也。”据此可知，《易象》直接源自《周易》，《鲁春秋》师法《周春秋》。再次，杜预注：“《易象》、《春秋》，文王、周公之制。”孔颖达疏：“《易象》，文王所作。《春秋》，周公垂法。”韩宣子由《易象》《鲁春秋》谈及周公，可以说明《周易》本经、《周春秋》与周公存在密切关系，它们在周公时代已经存在。《周易·系辞下》言：“《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系辞》的作者主张《周易》初作于商末，与周文王有关。廖名春认为，《周易》本经定在殷末周初最为可信，经过周文王编排与周公改编加工。《左传》载西周初年封建鲁国：“分之土田倍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鲁国的史官与典册制度皆源自西周，它遵守周礼而得以昭明周公之德。最后，韩宣子由《易象》《鲁春秋》谈及周王天下，可以证实《周易》本经、《周春秋》与周取得天下有紧密关系，它们在周文王、武王时代已经存在。所以，商周之际就存在编年体商代国史、编年体西周国史。
古本《竹书纪年》商纪载王季伐诸戎，俱系商王纪年；周纪“十一年庚寅，周始伐商”，自周文王受命以来数之。可知商代末期至西周初年已经有编年体史书记录周人事迹。关于古本《竹书纪年》周纪的来源，一些学者认为，其细致记载证明战国史官掌握翔实的周代史料，源自周王室的实录。先秦时期，“春秋”类文献是在原始编年记事上的修订，而“世”类史书析出于“春秋”类，二者同源而功用不同。晋太史董狐书“赵盾弑其君”，齐太史书“崔杼弑其君”，皆由太史负责原始记事。鲁太史负责掌管“春秋”类文献。《国语·鲁语上》记载“工史书世”，韦昭注：“工，瞽师官也。史，太史也。世，世次先后也。”那么，“春秋”类、“世”类文献皆由太史负责，“世”类史书直接反映“春秋”类史书的存在。司马迁依据谱牒、《尚书》撰写《三代世表》《周本纪》的先周及西周周王世系，已被周原与周公庙甲骨文、西周金文证实，从而说明谱牒也依据了可靠文献。因此，商代晚期、西周时期的周人拥有编年体史书与真实可靠的谱牒。
关于古本《竹书纪年》商纪的来源，一些学者认为是周王室的史记，或商王室的史记，或宋国宗庙的档案；有学者怀疑商纪年代的真实性。古本《竹书纪年》商纪记载的年代事迹较为翔实，记载的商代世系、都城等多已被考古发现证明是可靠的。殷墟卜辞有武丁时期的贵族“家谱”刻辞，记载11代人的世系。于省吾认为，此为世系谱牒，与商王室世系示壬至武丁13世大体相仿，证明商王室与贵族谱牒世系的上限在夏代晚期或商代初期。《史记》所载商王世系亦被殷墟甲骨文、古本《竹书纪年》商纪证实基本可靠，从而可推断谱牒、《尚书》与古本《竹书纪年》商纪都依据了可靠文献。周代宋国是商人后裔微子的封国，保存大量商代史料，《诗经·商颂》即为其一。仓葛言：“阳人有夏、商之嗣典，有周室之师旅，樊仲之官守焉。”这说明春秋时期保存的商代史料较为可观。由于各种原因，春秋晚期宋国保存的商代文献有所缺失，孔子感叹“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所以，商代存在编年体史书与真实可靠的谱牒。
商代文字已经较为成熟，表明它经历相当长的发展时期。《尚书·多士》载周公言“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殷先”是指商汤克夏之前，商代先祖就有册书典籍。夏太史令终古载其图法投奔商汤，犹如商内史向挚携带图法投奔周武王，商初史官及文字承袭于夏代，犹如周初史官及文字继承于商代。周武王、周公距离夏代600年左右，周公追述周文王说：“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区夏”犹小夏，周公称“我有夏”，证明周人以夏人为楷模，《诗经》《左传》《国语》记载周人对大禹的膜拜。天亡簋铭文、《逸周书·度邑》记载，因夏人都于伊洛之间，所以周武王选址营建洛邑。伊洛之间的二里头遗址，学界认为是夏代都邑，可见周人对于崇拜者的历史很清楚。周人对夏人的认识缘于可靠的历史记录，反映了周人对夏代史料应有所搜集与整理，并保存了一定数量的夏代史料。《国语·晋语》晋文公二年，阳人仓葛言“阳人有夏、商之嗣典”，此距离夏亡1100余年，阳人保存了夏商的嗣典。这些史料流传至汉代，或成为司马迁撰写《史记·夏本纪》《三代世表》的依据。古本《竹书纪年》编年记事类似孔子所修《春秋》，以其严谨被学者归为“春秋”类文献，但它显然不属于“追述”或“故事”。
关于古本《竹书纪年》夏纪的来源，一些学者认为是周王室或商王室的史记，而有学者怀疑夏年代的真实性。古本《竹书纪年》夏纪记载的年代事迹很细致，年代尚可历推，而丰富具体的事迹绝非历推可以获得。这就证明战国时期史官掌握翔实的夏代史料，《国语》记载的阳人掌握夏商嗣典即为其一。古本《竹书纪年》夏纪所记载的夏王世系、都城等，多已经被考古发现证实真实可靠。那么，古本《竹书纪年》夏纪的撰述亦应依赖于可靠的夏史。司马迁依据谱牒、《尚书》撰写的夏王世系，与古本《竹书纪年》记录近同，从而可证谱牒、《尚书》与古本《竹书纪年》夏纪都依据了可靠文献。据此可知，古本《竹书纪年》夏纪依据于当时存世的早期“春秋”类史书，夏代存在编年体史书与真实可靠的谱牒。古本《竹书纪年》夏纪是目前所见最早的编年体史书，与夏商周时期国史保存于王室的制度有关。
综上，关于中国古代编年体史书的起源，五帝时代因传世文献的不足而情况不明，夏、商、西周时期已经存在编年体史书与真实可靠的谱牒，是目前比较合理的结论。
二、夏、商、西周时期编年体史书的记录形态
编年体史书的记录形态包括纪年方式、记时形式、记录对象、记录内容、记录文字等。由于社会发展、文化变迁，不同时期编年体史书的记录形态亦存在一些区别。目前，探讨夏、商、西周时期编年体史书的记录形态，可以利用的史料有传世文献《史记》所引秦国《秦记》、孔子所修《春秋》，出土文献古本《竹书纪年》、商代西周甲骨文与金文等。《秦记》、古本《竹书纪年》晋纪、《春秋》的年代较为明确，并且取得一些可靠的研究成果，以它们为基础寻踪溯源，可以探明夏、商、西周时期编年体史书的记录形态。
笔者发现，古本《竹书纪年》夏纪、商纪、周纪与晋纪、魏纪和《春秋》的记录形态差异显著，这种差异可得到《秦记》、云梦秦简《编年记》的印证。
第一，记时形式上不同。古本《竹书纪年》夏纪、商纪、周纪的记时只有年，而无日月。其载：
帝相即位，处商丘。元年，征淮夷。二年，征风夷及黄夷。仲丁即位，元年，自亳迁于嚣。夷王二年，蜀人、吕人来献琼玉，宾于河，用介珪。
《史记·六国年表序》云：“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诸侯史记”与《秦记》对言，从而可证《秦记》的性质为秦国国史。“不载日月”是指《秦记》记时仅记年而无日月，与《春秋》《左传》记时有年、时（春、夏、秋、冬）、月、日不同。
第二，记录对象的差异。杜预说：“其《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无诸国别也。”《史记·六国年表序》云：“余于是因《秦记》……表六国时事。”《六国年表》载秦国事迹较多，而载其他国家事迹较少，有些事迹又是根据《左传》《战国策》等文献补入。于是，可以明确《秦记》“文略不具”实际上是缘于本国记录。《秦记》是以秦国为中心的历史记录，与《春秋》《左传》记事较为翔实、广记诸国事迹不同。
云梦秦简《编年记》记录秦昭王元年（前306）至秦始皇三十年（前217）的大事，又简记墓主人喜的生平。原无篇题，整理者初名《大事记》，后改名《编年记》。云梦秦简《编年记》记载：“昭王元年。二年，攻皮氏。三年。四年，攻封陵。五年，归蒲反。”它记秦国大事具有《秦记》的特点：一是“不载日月”，没有记载日月；二是“文略不具”，每年记事不全。《编年记》所记载秦国事迹当摘抄自《秦记》或同时代的文献。司马迁以《春秋》《左传》来理解编年体史书，以为《秦记》“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是缺点而抱憾。今人认为此源自秦文明程度低下，与秦文明是商周文明继承者的事实不符。
古本《竹书纪年》夏纪、商纪、周纪的显著特征，一是记时形式仅记年而无日月，二是记录对象仅是王事而无诸国事迹。《秦记》、云梦秦简《编年记》亦具有这一特征。所以，《秦记》的上述特征可以追溯至西周国史。事实上，西戎、犬戎灭西周，秦襄公救周，遂有史官记事。所以，秦国文字与国史皆沿袭西周文化。西周金文，秦国出土文献石鼓文、商鞅方升，云梦秦简《编年记》喜的私记等，证实西周、秦国记时存在日月，然而秦国国史却不载日月，是史官选择的结果。“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是秦国史官文化继承西周的坚实证据。
商代甲骨文、商周之际金文的记时形式，年、时、月、日分离，与古本《竹书纪年》晋纪与魏纪，孔子所修《春秋》的年、时、月、日相系有很大不同。例如：
癸卯，王卜，贞：旬亡（无）祸？在十月又一，王征人方在商。（《英藏》2524）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何尊，《集成》6014）
《尚书·洛诰》云：“王命周公后，作册逸诰，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其记时形式与商周之际金文的记载近同，月在前，年在后，不相系。《尚书》属于政治文件选编，商代西周金文的记言记事可以依附于此类，非正式史书。比如：
唯十又八年，十又二月，初吉庚寅，王在周康穆宫，王令（命）尹氏友史趛，典善夫克田人。（善夫克https://mmbiz.qpic.cn/sz_mmbiz_png/w3viav83ibNNia7RKZwhYNGygicl2Bfzzlph8JLt2nJDMlCtsqsKTdVRmsQylgzrTibym5LXMfaI5sJFcQXaDEyfR0g/640?wx_fmt=png&from=appmsg，《集成》4465）
根据《左传》《汉书·艺文志》的记载与古本《竹书纪年》、清华简《系年》、长沙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等出土实物证实，中国早期史书是书于竹简、缣帛上的，而不是刻于甲骨、铸于铜器上的。二者不仅载体不同，而且记录形态亦存在很大差异，所以，不能将中国古代编年体史书的起源定在商代西周甲骨文与金文。
刘知幾对初唐以前的史书有较为深刻的认识，他在《史通》中探讨了编年体史书的起源、发展与影响，将编年体史书细分为记事的“《春秋》家”、编年的“《左传》家”。《史通·六家》载：
《春秋》家者，其先出于三代。案《汲冢琐语》记太丁时事，目为《夏殷春秋》……知《春秋》始作，与《尚书》同时……又案《竹书纪年》，其所纪事皆与鲁《春秋》同。《孟子》曰：“晋谓之《乘》，楚谓之《梼杌》，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然则《乘》与《纪年》《梼杌》，其皆《春秋》之别名者乎！故《墨子》曰：“吾见百国春秋”，盖皆指此也。
据此可知，第一，刘知幾将孔子所修《春秋》归入六家中的“《春秋》家”，属于记事史书的代表。第二，刘知幾追溯“《春秋》家”的起源，认为可早至三代，以汲冢《琐语·夏殷春秋》为代表。第三，刘知幾将《竹书纪年》归为“《春秋》家”。刘知幾的观点有合理性，只是表述尚存不足，需要进一步分析。刘知幾因汲冢《琐语》中有《夏殷春秋》之名，而将其列为“《春秋》家”；但是汲冢《琐语》属于语类史书，主要记言而非记事。
记事、记言属于记录分工或撰述体例的不同，既然有记言为主的《夏殷春秋》，就必然有记事的夏史、商史。记言为主的汲冢《琐语》分为《夏殷春秋》《周春秋》《晋春秋》，与记事的古本《竹书纪年》夏纪、商纪、周纪、晋纪相应。所以，早于晋《乘》、《鲁春秋》的编年体史书应有夏史、商史、西周史，古本《竹书纪年》夏纪、商纪、周纪是最好的证明。
国史编纂是对原始记录的利用、整理与加工，《左传》记载春秋史官记录史实与编纂史书的情况可以充分证明。同样，后世编撰前代的国史如《宋史》《明史》《清史稿》等，是基于对前代遗留史料的使用。总之，它们都不是凭空杜撰，归根结底是对原始记录的整理与加工。
古本《竹书纪年》夏纪、商纪所依据的史料在春秋以前就被编纂；大部分周纪也在春秋以前被编撰，如同《左传》记载《鲁春秋》在孔子之前处于不断编定之中，古本《竹书纪年》魏纪记录至“今王”二十年，亦反映其处于不断编修中。所以，春秋之前，古本《竹书纪年》夏纪、商纪、周纪的主体内容就已存在，战国时期魏国史官将它们与晋纪、魏纪汇编在一起。
古本《竹书纪年》分为夏纪、商纪、周纪、晋纪、魏纪，学者未加细分而将它们视为一体，归为魏国史书。然而，其内部存在很大差异，前人对此有误解。杜预说：“《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无诸国别也。唯特记晋国……独记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记也。”其中，“魏国之史记”是指魏国国史，仅仅适用于古本《竹书纪年》魏纪，不适合于晋纪，更不适宜于夏纪、商纪、周纪。杜预的理解与判断并不准确，所以存在古本《竹书纪年》是魏国史书的误会。事实上，史书编撰的年代并不等同于内容的年代，《史记》混合了先秦秦代与西汉史料，而古本《竹书纪年》亦包含不同年代的史料，因而呈现不同历史时期的记录特征，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纪年形式明显不同。古本《竹书纪年》夏纪以夏王纪年，是夏史；商纪以商王纪年，为商史；周纪以西周周王纪年，乃西周史；晋纪以晋侯纪年，是晋史（主体属于春秋史）；魏纪以魏王纪年，为魏史（属于战国史的一部分）。其中，古本《竹书纪年》周纪以西周周王纪年、晋纪以晋侯纪年体现出撰写时代的差别，古本《竹书纪年》周纪属于周人编撰的西周史，并非西周时期的晋史。西周时期，诸侯以周王纪年；西周灭亡后，诸侯开始各自独立纪年。纪年形式明显不同，代表古本《竹书纪年》夏纪、商纪、周纪与晋纪、魏纪撰述时代不同。
第二，记时形式差异巨大。古本《竹书纪年》夏纪、商纪、周纪的记时仅记年而不载日月，不同于古本《竹书纪年》晋纪、魏纪、《鲁春秋》以年、时、月、日相系的特征，记时特征反映古本《竹书纪年》夏纪、商纪、周纪最初的编纂时代甚早，不是出于春秋战国时期学者的追述，可以证实中国古代编年体史书出现很早。
第三，记录对象差异巨大。古本《竹书纪年》夏纪、商纪、周纪的记录对象主要是三代王事，与古本《竹书纪年》晋纪、魏纪、《鲁春秋》的记录对象是诸国事迹不同，体现了古本《竹书纪年》夏纪、商纪、周纪最初的编纂与晋纪、魏纪、《鲁春秋》的编纂处于不同时代。
第四，古本《竹书纪年》夏纪、商纪、周纪的编年记事得到传世文献、出土文献、考古实物佐证。其记载的世系、事迹、都邑等得到《尚书》《逸周书》《史记》《帝王世纪》及商代西周甲骨文与金文、上博简《容成氏》、清华简《系年》印证，总体上与出土文献高度一致，而较之传世文献更加真实可靠。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夏代、商代、西周年代事迹翔实，规模宏大，皆非后世学者可以想象与杜撰。
基于以上论述，笔者审慎地判断古本《竹书纪年》夏纪、商纪、周纪分别源自夏代国史、商代国史、西周国史。前文提到，鲁制源于周制，《鲁春秋》师法《周春秋》，而《鲁春秋》（以及古本《竹书纪年》魏纪）处于不断编撰之中。西周国史《周春秋》（古本《竹书纪年》周纪的来源）的编纂是史官在西周至春秋初完成。西周文明继承于商代文明，西周早期金文证实商周在文字及史实记录方面一脉相承，《周春秋》承袭商代国史（古本《竹书纪年》商纪的来源）的编纂制度。《诗经·大雅·文王》“宜鉴于殷，骏命不易”，反映了周人对商代历史教训的高度重视，商代国史的编纂是在商代西周初完成。《诗经·大雅·荡》“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说明商代以夏代的历史教训为借鉴，夏代国史（古本《竹书纪年》夏纪的来源）的编纂是史官在夏代商初完成。因此，古本《竹书纪年》实际上是不同时代国史的汇集文献。
三、编年体史书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发展
春秋以降，王纲解纽，诸侯国独立发展，各自记有国史。《孟子》言：“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史通》云：“又当春秋之世，诸侯国自有史。故孔子求众家史记，而得百二十国书。如楚之《书》，郑之《志》，鲁之《春秋》，魏之《纪年》，此其可得言者。”事实上，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兼有记事与记言史书。《国语·楚语上》所载春秋、世、语、故志等文献都属于史书，春秋是世、故志的基础，国史春秋占据史书的核心地位。
春秋至秦代，主要国家的国史情况如下。第一，秦国及秦代国史《秦记》，上起秦襄公元年（前777），下迄秦亡（前207），计571年。西周时期“秦无历数，周世陪臣”“自秦仲以前，本无年世之纪”。周平王三十三年，秦仲（秦襄公）被封，为诸侯，秦襄公早期事迹属于追记。第二，晋国国史《乘》，即古本《竹书纪年》晋纪的基础。古本《竹书纪年》晋纪以晋君纪年，始于晋文侯元年（前770），止于晋桓公二十年（前369），计402年，是以晋史《乘》为基础补充“百国春秋”而成的史书。晋史《乘》记事近乎《鲁春秋》而范围更广。第三，楚国国史《梼杌》，起始年代不明。《国语·郑语》载平王之末楚国兴起，蚡冒开始侵占濮地，再结合清华简《楚居》《系年》及《左传》楚人对楚史的记录，楚史《梼杌》的最早记事当不晚于蚡冒时期（前757—前741）。第四，齐国国史，起始年代不明。《国语·郑语》载齐国兴起于齐庄公、釐公小伯（霸）时期，当周平王时期，故齐国国史编年记事当不晚于齐庄公元年（前794）。第五，鲁国国史《鲁春秋》，鲁国史官撰写，孔子编修，始于鲁隐公元年（前722），止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计242年。第六，郑国国史《郑志》，上起郑桓公元年（前806），下迄郑君乙亡（前375），计432年。古本《竹书纪年》载西周灭亡后二年（前769）郑桓公灭郐，建国于新郑，郑史记事当不晚于此年，又追记至郑桓公元年。第七，宋国国史，记事当不晚于春秋初期。宋为商后，西周时期或有国史。第八，燕国国史，记事当不晚于春秋初期。第九，吴国国史，起始年代不明。古本《竹书纪年》晋纪抄录吴国国史，至迟春秋时期已经存在。第十，越国国史，起始年代不明。古本《竹书纪年》晋纪、魏纪抄录越国国史，至迟春秋时期已经存在。另外，清华简《系年》的性质是摘抄史书，所记周王室、秦国、晋国、楚国、齐国、鲁国、宋国、郑国、吴国、越国等事迹，直接或间接依据周史或各诸侯国国史，反映各国史记的存在与面貌。春秋战国时期编年体史书走向完善，较之夏、商、西周时期出现了新特点。
（一）记时形式完善精密
春秋战国时期，编年体史书的记时形式发展为年、时、月、日相系。较之古本《竹书纪年》夏纪、商纪、周纪及《秦记》仅仅记年而无日月的记时形式，古本《竹书纪年》晋纪、魏纪及《春秋》《左传》新出现的年、时、月、日记时形式更加完善精密。学者称赞其“既不同于殷墟卜辞中记录年、月、日三要素的方法，也不同于西周金文中记录年、月、月相、日四要素的方法，很可能是春秋史官的发明”，“这在中国史学史上堪称是一个大的进步”。由夏、商、西周编年体史书，记时仅记载年而无日月，到春秋战国时全面记载年、时、月、日（而月相穿插其间），有其历史轨迹，是春秋史官对西周记时的选择与改进，简明而实用，较之西周时期编年体史书记时更加精密。
古本《竹书纪年》晋纪以晋君纪年，载有月：“晋出公十年十一月，于粤子句践卒，是为菼执。”而魏纪载有日月：“梁惠成王六年四月甲寅，徙邦于大梁。”古本《竹书纪年》晋纪、魏纪记时形式年、月、日相系，如同《春秋》《左传》，具有编年体史书记时形式完备的特点。杜预说：“《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也。”《春秋》载“（隐公）元年，春，王正月”，“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记事的顺序是年、时、月、日，属于完整格式，间有省略。
（二）记录对象范围扩大
古本《竹书纪年》夏纪、商纪、周纪记录对象仅是三代王事，以本国为中心，《秦记》、云梦秦简《编年纪》仍是如此。春秋战国时期，古本《竹书纪年》晋纪、魏纪及《鲁春秋》《左传》等是编年体史书记录新形式的代表，记录对象范围扩大，史官根据见闻而记录，不限于本国历史。
杜预说：“《周礼》有史官，掌邦国四方之事，达四方之志，诸侯亦各有国史。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孔颖达疏：“大事者，谓君举告庙及邻国赴告，经之所书皆是也。小事者，谓物不为灾及言语文辞，传之所载皆是也。大事后虽在策，其初亦记于简。”古本《竹书纪年》夏纪、商纪、周纪及《秦记》以本国为中心，主要记录与本国相关的情况；古本《竹书纪年》晋纪、魏纪除了详细记录本国事迹之外，还详备秦、楚、齐、赵、韩、燕、宋、卫、吴、越等国史实，是以百国国史修成的史书；《春秋》是根据见闻、通报而成书的，具有选择性，《左传》有所补益，仍不及古本《竹书纪年》晋纪、魏纪记录对象范围宽广。
（三）记录文字由简约走向繁缛
古本《竹书纪年》夏纪、商纪、周纪及《秦记》记录文字简约，到《春秋》时仍保留此特点，对人事的描述很少。以往许多学者对《春秋》简约记载感到困惑，称之为“纲要”、“纲目”，甚至怀疑它的功用。将《春秋》的记录与古本《竹书纪年》夏纪、商纪、周纪及《秦记》比较之后，才发现《春秋》承袭上述史书记录风格。
《汲冢书》有《竹书纪年》、汲冢《琐语》，记事、记言仍是分书。《左传》是记事、记言的合体，实际上是融合“春秋”类、“语”类文献而成。《左传》明显受到“语”类文献影响，文字记录繁缛，对人事的描述追求翔实。
（四）多种类别编年体史书出现
春秋战国时期，编年体既是记录历史的方式，又是编纂史书的体例，史官寄以不同的思想与认知。于是，多种类别的编年体史书出现。
第一，古本《竹书纪年》晋纪、魏纪出现，记诸国之史。古本《竹书纪年》夏纪、商纪、周纪以王国为中心，记录本国之事，王国以外的事迹记载偏少，《秦记》仍然延续该特征。至《鲁春秋》已经开始改变这种情况，记录渐及他国，《左传》是参考多国史书而成。《史通》云：“观夫丘明受经立传，广包诸国，盖当时有周《志》、晋《乘》、郑《书》、楚《杌》等篇，遂乃聚而编之，混成一录。”只是《左传》记事尚有缺失，和当时鲁国处于弱小的地位密切相关。至于古本《竹书纪年》晋纪、魏纪，汇集“百国春秋”而修成，记录秦、齐、韩、赵、燕、宋、卫、鲁、楚、吴、越等国翔实事迹，非亲据诸国国史不可。古本《竹书纪年》晋纪、魏纪记事详细而全面，实乃史学一大进步。
晋国为春秋时期霸主，与各国交往密切。彼时周王室犹在，晋国史官易得天下史书。魏国在战国初期承袭晋国，雄霸中原，仍保持与各国紧密联系。相对于《秦记》春秋战国部分仅记秦国历史，古本《竹书纪年》晋纪、魏纪记诸国之史。
第二，古本《竹书纪年》是目前所见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记录了夏代至战国时期的历史。梁启超说：
古代史官所作史，盖为文句极简之编年体。晋代从汲冢所得之《竹书纪年》，经学者考定为战国时魏史官所记者即其代表……世界上正式的年代史，恐不能不推我国史官所记为最古。
陆懋德、朱希祖、尹达、白寿彝等皆认为，古本《竹书纪年》是中国最早的编年体通史。它是由一系列断代史组成的通史，包括夏史、商史、周史（西周历史）、晋史（主要是春秋史）、魏史（主要是战国史，未完）。其中，周史即《周春秋》，来自周王室；晋史以晋史《乘》为基础，补以他史；魏史是当代史；夏史、商史传承自上代，来自周王室。前文已论，汲冢《琐语》划分为《虞春秋》《夏殷春秋》《周春秋》《晋春秋》，可知它亦属于通代体。所以，古本《竹书纪年》、汲冢《琐语》证实周代存在编年记事通史、记言通史。
第三，《左传》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记事记言合体编年体史书，融合了记事的编年体史书、记言的语类史书，历史记录趋于全面。《汉书·艺文志》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史通》载：“逮左氏为书，不遵古法，言之与事，同在传中。然而言、事相兼，烦省合理，故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左传》是当时诸多资料的汇合，来源有史书、档案、传闻、小说等，内容包括历史、文学、天文、地理、军事、思想、神话等，是“百科全书”式著作。
总之，编年体史书作为编纂史书的核心方式得到持续发展，日趋完善，种类多样，最终促成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史学的兴盛。
四、史料记录与史书编纂的思想内涵
以往学者对先秦史学思想研究很薄弱，且是笼统之论，没有按照体例或体裁细分，至于先秦编年体史书的史学思想总结更是不足。笔者拟在前论基础上，探讨先秦编年体史料记录与编年体史书编纂体现的史学思想。这些思想集中反映在正统观、宗法意识、实录直书、功用史义、以史为鉴、晓古通今等方面，不仅具有时代特色，而且对后世史书影响很大。
（一）正统观
所谓“正统”，与伪统或僭统相对，即政权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夏代早期存在夷夏之争，西周至春秋初年存在摄政、“二王并立”、诸侯争位，战国时代争夺君位的情况更多。政权的正当性与合法性需要维护，充分体现在先秦时期编年体史料记录与编年体史书编纂中。
先秦编年体史书中，夏、商、西周国史以王纪年，东周诸侯国史以国君纪年，充分体现了正统观，而且特别强调政权合法性，贬斥非法获取政权者。《史记集解》引古本《竹书纪年》曰：“（夏）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矣。”夏王在位时期是“有王”时期，寒浞篡立属于“无王”时期，这种严格区分正是正统观的体现。《史记索隐》引古本《竹书纪年》云：“‘共伯和干王位。’……干，篡也。”周人贬斥共伯和不当立而篡王位，共伯和摄政被视为非法。
古本《竹书纪年》夏纪、商纪、周纪、晋纪、魏纪的编排顺序，彰显夏、商、周、晋、魏一脉相承，西周灭亡，周王室衰微，名存实亡，晋霸中原，魏续其业。魏惠成王“为逢泽之遇，乘夏车，称‘夏王’，朝为天子，天下皆从”。正如平势隆郎提出，魏国编撰史书证明其正统，魏复兴了夏代，继承了周的权威。
（二）宗法意识
周代宗法制度的重要内容是立嫡长子，君位由嫡长子继承，违背者视为非礼。商周时期，太子为储君，对太子之位很是重视，甚至有些太子被赋予国君地位。
商汤太子大（太）丁未即位而卒，却被视为正式国君，载入祀典。殷墟卜辞大丁与成汤一起享受正式祭祀。《史记·殷本纪》《三代世表》记载商三十王，不确；《国语·晋语》“商之飨国三十一王”，上博简《容成氏》言：“汤王天下，三十又一世而纣作。”《初学记》引皇甫谧云：“商之享国也三十一王，自见居位者实三十王。而言三十一者，兼数太子丁也。”三十一王包括商汤太子大丁，缘于宗法制中太子的特殊地位。《秦记》载秦君继承制度保留一些商代旧俗。秦文公太子未即位而卒，却被视为正式国君，载在祀典，谥号“竫公”。秦怀公太子昭子早卒而未即位，怀公卒，大臣立太子昭子之子，是为灵公。《秦记》体现了太子地位的尊崇，是宗法制的充分体现。
两周之际存在周携王、晋殇叔非太子而篡位被杀的事件。《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孔颖达疏：“《汲冢书纪年》云……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二十一年，携王为晋文（公）［侯］所杀。”清华简《系年》：“幽王及伯盘乃灭，周乃亡。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携惠王。立廿又一年，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左传》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使告于诸侯曰：“携王奸命，诸侯替之，而建王嗣。”携王非太子而最终以篡位者身分被诛杀，周平王以太子身分被周人立为王。《史记·晋世家》记载，晋穆侯卒，殇叔篡位，太子仇出奔。四年后，太子仇杀殇叔复位，是为晋文侯。古本《竹书纪年》晋纪晋文侯元年当周平王元年，不存在殇叔纪年，其记事表明对太子仇地位的维护，体现了周代的宗法意识。
（三）实录直书原则
夏代，后羿代夏、寒浞篡夺夏政权，古本《竹书纪年》都实录其事，与司马迁《史记·夏本纪》所采取回避的态度大不相同。《史记索隐》引古本《竹书纪年》：“（夏）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夏王统治时期为“有王”时期，寒浞统治时期为“无王”时期。古本《竹书纪年》周纪于共伯和行政、虢公翰立王子余臣等，史官秉持实录直书的精神记录史料与编撰国史，都做到毫无隐晦。
春秋战国时期，编年体史料记录与编年体史书编纂体现了多种史学思想并存。杜预就作过比较与分析：
古书《纪年篇》……又称“周襄王会诸侯于河阳”，即《春秋》所书“天王狩于河阳。以臣召君，不可以训也”。诸若此辈甚多，略举数条，以明国史皆承告据实而书时事。仲尼修《春秋》，以义而制异文也。
古本《竹书纪年》晋纪、魏纪“据实而书时事”，秉持实录直书思想，而孔子修《春秋》“以义而制异文”体现了名教曲笔思想。刘知幾《史通》赞美古本《竹书纪年》“世称实录”称：“案汲冢竹书《晋春秋》及《纪年》之载事也，如重耳出奔，惠公见获，书其本国，皆无所隐。”无论是晋国太史董狐书“赵盾弑其君”，齐国太史及其二弟书“崔杼弑其君”，抑或《春秋》原文记录晋侯召王，都秉持实录直书精神。而孔子非史官，所修《春秋》充斥着理想主义色彩，是孔子政治观的体现。
（四）功用史义思想
《国语·楚语上》申叔时列举了当时的一些重要文献及其功用：“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国语·晋语七》司马侯举“春秋”类文献的功用：“以其善行，以其恶戒，可谓德义矣。”《左传》曰：“《春秋》之称……惩恶而劝善。”孔子说：“《春秋》以义。”上述内容近似又相承，可证“春秋”类文献功用成为时人的共识。编年体史书具备“春秋”类文献的功用，而《左传》具有“春秋”、“世”、“语”类等文献的功用。所以，编年体史书的记录与编纂赋有功用。
先秦编年体史料的记录与编年体史书的编纂已经寓意于文，可以通过分析来领会其中的史义。春秋的史义宗旨是执行“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做到“以其善行，以其恶戒，可谓德义”。《左传》“赵盾弑其君”，“崔杼弑其君”，“孙林父、宁殖出其君”等寓以文字的褒贬。“弑”、“出”等文字赋有史义，此在孔子之前早就存在。孔子将史义扩大化，削弱了史书直笔精神。
（五）以史为鉴、晓古通今的思想
商代、西周存在以史为鉴的传统，故有“夏鉴”、“殷鉴”之名。古本《竹书纪年》记录了夏代至战国时期的历史，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是对以历史为鉴传统的继承，又体现了当时史官对古（夏代、商代、西周）今（春秋、战国）历史的认知与思考，是为以史为鉴、晓古通今。郭店简《语丛一》曰：“《春秋》所以会古今之事也。”前文所论，夏、商、周时期的国史处于不断编撰中，目的是“通今”。《左传》的问世，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记事记言合体编年体史书。《左传》融合了记事的编年体史书、记言的语类史书，历史记录更加丰富、翔实、生动、全面，充分展现了史家从多方面多角度把握历史的意图，是为“通今”。
先秦时期编年体史书的起源与发展经历了漫长时期，以古本《竹书纪年》夏纪、商纪、周纪及《秦记》为代表，从夏到秦国，编年体史书历经两千年，记录特征长期保持不变，是先秦编年体史书的传统。进入春秋以后，以古本《竹书纪年》晋纪、《鲁春秋》为代表，晋国和鲁国的编年体史书记录特征发生了很大变化，此为先秦编年体史书的发展。古本《竹书纪年》晋纪、《鲁春秋》被汉代以来的学者模仿，而古本《竹书纪年》夏纪、商纪、周纪及《秦记》长期被忽视，这是缘于学者不知先秦编年体史书的发展演变。于是，近人据发展变化的编年体史书《春秋》《左传》判断中国史学开端。先秦史书记事、记言长期并存，至《左传》合记事、记言于一体。司马迁《史记》师法《左传》，不仅继承了《左传》的诸多记录特征，而且影响与决定了汉代以后史书的面貌。编年体史书在先秦史书中处于中流砥柱的地位。依据先秦编年体史书起源与发展的历程，以及后世史书师法于古本《竹书纪年》晋纪、《春秋》、《左传》的事实，有益于学界重新认识中国古代早期史学的起源与发展。
（作者程平山，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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