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若望《历法西传》集解
汤若望《历法西传》集解 （引说）以故古人因目所见，心悟顿启，纪而验之，接续成书，以诏来世，乃成一学。即历学亦然矣，其初所悟者，概不出日月交食及冬夏四正、五纬凌犯等触目易见者数事。因而再求之，然后乃知月有本道焉，交食有期有率焉。若多禄某即西洋历学名师，在郭守敬前一千百有余年，汉顺帝永建时人，著书一部，计十有三卷。（“接续成书，以诏来世”？希罗多德《历史》等书并无编年，多禄某（托勒密）之下接哥白尼又“千年空白”，不知如何对应中国编年史？）（莱布尼茨致闵明我（1691年《中国近事》）：“（《圣经》的）‘七十子译本’与（我们今天所占有的）希伯来文本之间有不同之处，由此产生了关于世界上古史的争论。为了平息这一争论，我觉得得到有关中国古老帝国的可靠情况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一卷详证历学大指。如诸星运行，天体浑圆……地居天与空气之中，地较天大不过一点等项。次著角理，不但勾股测直线之长短，且用曲线三角形量天。是为以圆齐圆，所得诸星相距度分最准。（张衡《浑天仪注》：“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中黄。”南怀仁《坤舆格致略说》：“地与海本是圆形……居天球之中，诚如鸡子，黄在青内。”）（天大地大？勾股直线、曲线三角？）第五卷解月自行。求日月二轮与地球半径之比例及日月与地景之似径（地景其形如角，所求之径乃月所过截地景之处。）（月景、地景如何测量？） 以上哥白尼所著（六卷），后人多祖述焉。有西满者，尝证多禄某、哥白尼两家之法惟一。麻日诺取哥白尼测法更为多禄某之图，益见其理无二矣。（阮元《畴人传》：“中土推步之学，自汉而唐而宋而元，大抵由浅入深，由疏而密者也。乃多禄某（托勒密）生当汉代，其论述条目即与明季西洋人所称往往相合，岂彼中步算之密固自昔已然耶？”）第谷竭四十年心力，穷究历学，备诸巧器，以测天度，不爽分秒。第谷本大家，膳养知历人，造器市书，用二十万金。第谷没后，望远镜出，天象微渺尽著。于是有加利勒阿于三十年前创新图，发千古星学之所未发，著书一部。（王锡阐《晓庵新法》：“日躔盈缩，最高斡运，古今不同，揆之臆见，必有定数。不唯日躔，月星亦应同理，但行迟差微，非毕生岁月所可测度。西人每诩数千年传人不乏，何以无定论？”）（《金史•天文志》：“惟铜浑仪置之太史局候台。但自汴至燕相去一千余里，地势高下不同，望筒中取极星稍差，移下四度才得窥之……云翼对曰：「国家自来铜禁甚严，虽罄公私所有，恐不能给。今调度方殷，财用不足，实未可行。」） 西新历法修政以来，除西制大铜仪数具外，在局别造有半径仪三座。自心至边，或一丈、或八尺，具刻宫度分秒……如是者又数年，于是上下相孚，朝野悦服。上乃决计遣魏文魁等回籍……命修历时，亦有以略改旧法请者，然而不能也。详考旧法，其错非在算数，乃在基本……以中年分之得每年之平行，即真岁实，又以周天平度（三百六十）分之得一日之平行……乃依本法复测复验复推，以加以减，即造历无异今时，故新法实永法也。昔郭守敬若只此法，可免岁除上推百年增一、下推百年减一之议，惜乎不能也。（王锡阐《晓庵新法》：“昔人因一日日躔命为一度，日有疾徐，断以平行数，本顺天，不可损益。西人去周天五度有奇，敛为三百六十，不过取便割圆，岂真天道固然？而党同伐异，必曰天度为非，讵知三百六十尚非弦弧之捷径乎？”）（梅㲄成《操缦厄言》：“康熙五十四年，西洋人纪里安欲炫其能而灭弃古法，复奏制象限仪，遂将台下所遗元明旧器作废铜充用……乾隆年间，监臣受西洋人之愚，屡欲检括台下余器，尽作废铜送制造局。廷臣好古者闻而奏请存留。礼部奉敕查检，始知仅存三仪，殆纪理安之烬余也。……昔人欲借技术以行其教，故将尽灭古法，使后世无所考，彼益得以居奇，其心叵测。乃监臣无识，不思存什一于千百，而反助其为虐，何哉！”）（《 利玛窦中国札记》：“北京有一座中国数学家的学院，南京也有一座。他们在这里安装了金属铸造的天文仪器，其规模和设计的精美远超过曾在欧洲所曾看到和知道的任何这类东西。这些仪器虽经受了近二百五十年的雨雪和天气变化考验，却无损它原有的光彩。第一种是巨大的球仪，三人伸直双臂还难抱拢……它可以用作天体仪，也可以用作地球仪。第二种是一个大球体，直径有伸直双臂那样长……可置于任何高度或角度观测任何星座。第三种是日晷，直径是上述尺寸的两倍……用记录影子的办法标明夏冬至和春秋分的精确时刻。第四种是最大的仪器。由三四个星盘制成，每个直径有伸直的双臂长，安装着视准仪和折光仪。这些仪器上面表明黄道二十四宫，为我们十二宫的两倍。所列仪器根据经度三十六度安装，而南京城却位于三十二度。利玛窦在曾在北京见过类似的仪器，或者是这些仪器的复制品，似乎它们是在鞑靼人统治中国时所造。”） （常福元《天文仪器志略》： “ 光绪拳匪之役，东西十一国联军入京，法德平分天文仪器。法取赤道经纬仪、地平经纬仪、黄道经纬仪、象限仪、象限仪、简仪；德取纪限仪、地平经仪、天体仪、玑衡抚辰仪、浑仪。法所取去者仅运至使馆而止，于光绪二十八年即归还我。德所取去者，则载之而西，陈于彼国之巴拉丹离宫。民国四年，奥塞失和，战端既起，牵动全欧。吾国亦与德奥绝交，而入战争状态。八年，和议告成，依凡尔赛和约第一百三十一条，德国须将前所取去天文仪器退还中国。十年春，仪器运京安置就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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