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china）中国的“涟漪”：成吉思交流、文艺复兴
（瓷器China（昌南—景德镇）的关联就是“海上瓷器之路”，陆上丝绸之路则对应“契丹”这个中国词汇这是随着南宋以后海丝兴起的开发词汇，不单海外贸易，整个“瓷器之都”的出现也与海—陆贯通有关，譬如早前的“龙泉窑”—温州港（苍南）） 一、元明气象：陆路全球化1、葛全胜《历朝气候变化》2、 卜正民《元与明》3、许靖华《气候创造历史》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12400/wps57.png 南北宋以来，辽、金、元更迭于北，构成一个“南北朝”格局的重演。而明代虽以反元立国，而蒙古汗国、鞑靼、瓦剌乃至满清（满蒙联盟）也仍常常并存于北，一度还因“土木堡之变”激化成一场“北京城保卫战”，几乎酿成“靖康之耻”的局面；但南明却又未能维持“南北宋”的重现，这其间分分合合，气候变迁导致的“农牧变更线”的推移是一个重要的方面。1）、如葛全胜等《中国历朝气候变化》所述，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后，先后占据西辽（1218）、西夏（1227）、花剌子模（1231）和金国（1234），并分别于1219~1225年、1235~1241年、1252~1258年在亚欧大陆进行了波浪式的西征。至1259年蒙哥去世前，蒙古国控制了包括中国东北、华北、西北，以至中亚、西亚及东欧在内整个草原地带。“数十年间……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一起，征服了十三世纪人口最稠密的诸文明世界。无论从被征服的人口数量、被纳入依附国家总数，还是被占领的地域总幅员来衡量，比历史上任何其他征服者的规模都要多出两倍以上。”此后，蒙古发生分裂并停止了西征，其征服的重点由西方草原转向南方热带-亚热带地区，并最终统一了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南宋。继之而起的，在明帝国“北征”之前后，复兴的突厥化蒙古人建立了“帖木儿帝国”，又由中亚完成了一次“西征”，并推动奥斯曼突厥斯坦深入欧洲和地中海世界。此后，帖木儿的后人又南下进入亚热带-热带的印度半岛，建立莫卧儿帝国。葛全胜等引用牛静大学Brown（2001）针对“中世纪温暖期”的研究：认为当时中国（蒙古帝国）气候变化表现为降温和干旱，但降温之前存在一个暖湿阶段。暖湿气候由有助于区域人口增长和马匹数量增加，随后的干冷气候导致了人口、资源危机，而解决危机的方法是通过军事征服。基本原理可通，但对于干冷气候导致“蒙古西征”的结论，葛全胜等根据收集的资料得出不同的结论：“暖湿的草原气候诱使了蒙古帝国发动西征的意愿，并保障其得以实现”。与之相对的，“如果这一时期气候干旱、降温，那么蒙古征服的方向应该是朝东南地区而不是西北”，从中国一般史的周期率来看（譬如汉匈战争），干冷气候更适合解释“蒙古南征”。与此类似的，戈登、利博曼《人类历史中的气候变化》4中世纪中，也提到气候波动对游牧迁徙的驱动机制。他们通过对蒙古中部树木年轮分析，发现在中世纪气候异常期的几次大干旱：900-1064年、1115-1139年以及1180-1190年之间。此后，中亚的凉爽气候开始回暖，并在1200-1210年间达到顶峰，1211-1225年间还出现一段时间的密集降雨。这些记录表明，在蒙古人扩张之时，气候条件相对处于一个更加暖湿的时期。作者进而指出：“在征战途中，蒙古人还必须为马匹准备充足的口粮。如果不能给那些马匹提供充足的补给，蒙古人的战力就会削弱。在蒙古人和其他半游牧民族向南亚和东南亚南迁的过程中，这一问题始终是他们的软肋，因而也可以说，正是气候条件决定了蒙古人的势力可最终到达的边界。”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12400/wps58.png （美）罗格斯比《哥伦布大交换》：“大哉之问，可能会引向简化之答。谈到天花登陆美洲以及第一次在此地传播感染的经过，我就表示：独据这项事实，欧洲人当会在美洲大获全胜。的确，没有免疫准备的人口，一旦爆发疫病，常会导致高死亡率。可是若无其他外力介入干扰，他们的人数久之自会恢复。比方欧洲人口，即曾在14世纪因黑死病失去1/3，却随着时间重新恢复。但如同时成吉思汗的蒙古牧族也涌到欧洲，故事就会很不一样了。事情的发展，说不定如同美洲在天花及其他疾病蹂躏了先前从未见过它们的印第安人之后，欧洲人又接踵而至，如此这般的类似命运。” 2）与此前的“中世纪暖期”，元明两代被史学家称之为“小冰河期”，卜正民《元与明》：“大约自1270年起，相比（之前）……变冷了；1370年左右，是第一个降温阶段的最低点，此后的一个世纪内气温略有回升。1470年左右，全球变冷的进程再次开始，气温进一步下降，一些从不下雪的地方开始降雪。16世纪，气温变得更低，尽管这一变冷趋势偶尔会被短暂的回暖期打破。1630年左右，气温再次下降，终于在1645年达到了千年以来的最低点，这一极寒温度一直持续到1715年。”现在所谓“小冰河期”的气温变化，主要依据亚洲之外的史料重构。国内可资借鉴的是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研究》的方法，把中国历史文献中的“物候学”记录与格陵兰的冰川变化相对照。因为元明时森林损耗严重，无法从长时段的树轮宽度变化中发现气候异常情况。但仍可以通过根据青藏高原冰川碳同位素的测试发现冰川运动速度的变化，从13世纪后半期冰川推移情况可以见出亚洲的小冰河期与欧洲大致相同。气象学家张家诚和托马斯•克罗雷通过相关物理数据判断1450年以后是中国小冰河期的最后阶段，17世纪中期达到最低值，这与历史上的“清明鼎革”及欧洲的“军阀混战”活跃期相呼应。中国历史文献的连续性记录留下了“温度曲线”的参照系，正史和方志中对极端天气的记载使之更为精确。元代较暖和的记录出现在延祐三年（1316），《元史•仁宗本纪》：“五月甲辰至戊申，日赤如赭……丁酉，河决汴梁。”明代气候更为多变，总体上气候是偏冷的。其中第一段寒冷期的极值出现在景泰四年至七年（1453-1456），这似乎呼应了“土木堡之役”和“北京城保卫战”；第二段寒冷期的高峰期是在万历年间，这是否也是“万历三大征”的气候因素呢？据《明史•五行志》“恒寒”条载：“景泰四年冬十一月戊辰至明年孟春，山东、河南、浙江、直隶、淮、徐大雪数尺，淮东之海冰四十余里，人畜冻死万计。五年正月，江南诸府大雪连四旬，苏、常冻饿死者无算。是春，罗山大寒，竹树鱼蚌皆死。衡州雨雪连绵，伤人甚多，牛畜冻死三万六千蹄。……万历五年六月，苏、松连雨，寒如冬，伤稼。四十六年四月辛亥，陕西大雨雪，驘橐驼冻死二千蹄。”如果把元明的兴衰与气候变化相对照，忽必烈“南迁”北京（1271）正逢小冰河期的开始（1276年南宋归降），而元朝衰亡的1368年处于小冰河期第一个极寒期；至1644年明朝灭亡，则是整个寒冷期的最低点；从清代开始逐渐回升，人口规模也更胜于前。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12400/wps59.png 3）许靖华在《气候创造历史》提到，作为一个地质学家的特殊的气候研究方法。史前植物学家在台湾的黑色湖泥样本中发现两道白色的沙尘，经碳14法测定，两道白色沙尘分属420—520年和1350—1800年，大致对应我国历史上的南北朝时期及元明清时期。许靖华当时以纹泥（湖中每年沉积层）当作气候编年史资料，研究者们推断高山湖泊里“黑泥”来自周围森林的岩屑和植物碎片，而相间的“白沙”则来自中国北方的黄土盆地。由此可以说明当时中原地区的异常干冷气候，许靖华：“大鬼湖的两道白带中含有很多黄土颗粒，代表气候状况相当反常。显然在那数十年到数百年间，西北风强得异乎寻常，大量来自戈壁沙尘被携带到远远超过中国北方，跨越台湾海峡，最后落在大鬼湖底。” 这对应于历史时期，就是随着“万历三大征”之后的，饥饿的西北农民蜂拥而东以及北京城的陷落，东北农牧民的南下以及明清的鼎革。同时期的欧洲也正值小冰川期，阿尔卑斯山冰川不断推进，北部欧洲夏季潮湿、冬季常寒冷，各地农作物歉收，欧洲中部战乱频仍。整个世界处于干冷气候南下，普遍的粮食不足及饥荒，而帖木儿帝国的继承者们也在此前后把重心逐渐转入更温湿的印度半岛，印度进入莫卧儿王朝时代。据许靖华的比较研究，欧洲的“小冰川期”大约在1300-1800年之间，平均气温比现在低1摄氏度以上。 而中国的情形根据文献中霜冻、冰期及作物生长期推算，元朝末年的年平均气候也比现在低1摄氏度以上：1280年5月降霜（北部），1290年6、8月农作物遭霜害（北部），1301年6月农作物遭霜害（中部）、8月大雪冻死马与牲畜（北部），1302年9月（北部）和1303年5-6月（中北部）农作物遭霜害，1306年3月暴风雪（北部），1311年8月降霜，1317年7月农作物遭霜害（中北部），1328年7月暴风雪冻死士兵和牲畜（北部），1329年太湖结冰厚1米（东部），1331年5月暴风雪冻死牲畜（中北部），1335年4月积雪2米、冻死九成牲畜引发饥荒（北部），1339年淮河冻结（东部），1346年10月初冰雪（北部），1350年4月积雪超1米冻死人（北部），1363年3月积雪2米（中国南部），1367年6月、1368年5月农作物遭霜害（北部）。明初年平均气温比现在低1-1.5摄氏度，其中仅1458年和1469年温暖无雪：1382年中国南部下雪，1443年4月降霜（南部），1450年2月积雪3米（东部），1453年春连续下雪40天（南部），1454年冬积雪1-2米（东部）、东海有浮冰、冻死人，1474年5月降霜（南部），1477年8月降霜（中北部），1493年5月农作物遭霜害（北部），1498年7月严寒（南部）、人鸟冻死，1499年、1502年冬中国南部溪流结冰，1506年海南岛降雪，1509年中国南部降雪，1513年太湖结冰。16世纪后半叶出现一段温暖期，自16世纪末之后的几十年进入小冰河期最寒冷阶段：1587年8月降霜，1588年7月降霜、9月降雪（ 北部），1595年5-6月降雪四十天（东部），1596年5月降雪（北部），1598年夏暴风雪、8月农作物遭霜害（南部）。 二、“成吉思大交流”：伊斯兰通道1、帖木儿帝国2、伊斯兰通道3、香料的丝路之旅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12400/wps60.png 《剑桥早期內亚史》“草原通道”《利玛窦中国游记》四卷三：“现在是1608年，大约四十年以前，两个阿拉伯突厥人，或者说伊斯兰教徒，从陆路来到北京。他们带来一只狮子，他们把它作为礼品献给中国皇帝。……当神父们第二次来到北京时，利玛窦神父本人还经常遇到这两个人；他们明确告诉他，此时此地他们确实居住在大契丹，北京就是汗八里。……中华帝国是以鞑靼人所用名称而为欧洲所知，鞑靼人称中国为Catai，称首都为Cambalu。……以后葡萄牙人用中国（China）这个名字，把这个国家的名声传遍全欧洲，这个词很可能得自暹罗居民。”（附）“契丹”这一称号在由东向西的传播中逐渐演变： 蒙古语：Хятад（Khyatad） / Kitad，维吾尔语：Xitay，哈萨克语：ытай, Qtay，喀山鞑靼：Qtay，俄语：Китай（Kitay），乌克兰语：Китай（Kytay），保加利亚语：Китай（Kitay），波兰语：Kitaj，斯洛文尼亚语：Kitajska，中世纪拉丁语：Cataya, Kitai，意大利语：Catai，西班牙语：Catay，葡萄牙语：Cataio，法语、英语、德语、荷兰语、北日耳曼语支：Cathay（美）梅天穆《世界史上的蒙古征服》：“哥伦布大交换在很多方面是成吉思大交换的延续。”梅天穆指出“地理大发现”一直被看作全球化的起点，但是没有蒙古帝国，就没有哥伦布会出航吗，他当时的目的是试图“绕过伊斯兰世界”抵达中国面见大汗。“蒙古帝国完全可以定义世界史”，对于亚欧大陆来说，历史上再没有其他帝国有如此巨大的影响，虽然蒙古人没有对非洲或美洲造成影响，但是那些地方此后所受的影响正来自于亚欧大陆。蒙古人因为“蒙古汗国”在“丝绸之路”上的持续存在，将军事革新、国际贸易、世界宗教以及技术、思想的扩散都融注于当地。此后，因为“蒙古征服”改造过的世界再也无法回到它原来的样子，蒙古时代可以称之为世界史上的“轴心时代”，“它是前现代和现代的分界点”。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12400/wps61.png 《欧洲之门：乌克兰两千年史》6蒙古治下的和平指出：蒙古人似乎是此前哈扎尔人、匈人等“草原政治体”的周期性再现，但是一支远比之前任何草原民族更强的军事力量，此前的草原民族最多只能统治亚欧大草原的西部，即伏尔加河至多瑙河之间。蒙古人则控制了整个亚欧大草原，即从中国东北部经蒙古高原、阿姆河西至匈牙利草原之间的土地，从而垄断了整个“草原通道”的商路“收税权”。另一方面，蒙古人也提供稳定的安全环境（中原“驿站”的延伸），和可预期的商业利润（单一税制）：“蒙古人只是加速了这个过程。苏达克要塞在13世纪20年代被蒙古人攻下，其地位逐渐被费奥多西亚（卡法）取代。作为一个主要的贸易中心，费奥多西亚先是被威尼斯人控制，随后又转移到热那亚人手上。克里米亚保持着这片地区商业枢纽的地位，将蒙古统治时期的欧亚大草原与地中海世界联结起来。”1、帖木儿帝国（西班牙）《伊本白图泰游记》：（花剌子模）“这是突厥人的最大、最美丽和最重要的一座城。”《殊域周咨录》卷十六·撒马儿罕： “初，撒马儿罕人有商于漠北者，大军征进自捕鱼海执归京师。上疑其奸细，令居中国，后审知为撒马儿罕人，俱遣还。国主感恩，遣使入贡。上嘉其有文，并谕各番……成化十七年，进二狮。至嘉峪关外，奏遣大臣往迎。上遣中使迎之。二十二年，夷使怕陆湾等贡狮得赏。中人韦眷护行至南海，又将浮海还国。云欲往满剌加更市狮贡。韦眷利之，从其请。广东布政使陈选力拒止之。”蓝琪《金桃的故乡——撒马尔罕》五章、巅峰时期：“帖木儿被乌兹别克人看成是民族英雄，就像蒙古族人把成吉思汗视为民族英雄一样。”帖木儿在前期进行西方（奥斯曼）和北方（钦察汗）的对外扩张时，与东方的明朝保持了友好关系。1394年，帖木儿向明朝上表说：“恭惟大明大皇帝受天明命，统一四海……臣帖木儿僻在万里之外，恭闻圣德宽大，超迈万古……今又特蒙施恩远国，凡商贾之来中国者，使观都邑、城池，富贵雄壮，如出昏暗之中，忽睹天日。”1395年，明朝使臣傅安带着礼物和国书回访了帖木儿。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去世后，明王室发生王位争夺战，这一消息传到撒马尔罕城。当时，帖木儿之孙皮尔•马黑麻率领3000军队正在印度作战，直到1402年，帖木儿才腾出手来（打败奥斯曼），征服中国的忽里勒台旋即在撒马尔罕城召开。据《帖木儿武功记》，帖木儿征集了80万人的军队，并按伊剌克和鲁木军队习惯供给他们够7年的粮秣。但是帖木儿在出征中国途中于1405年在讹答剌病逝，他的子孙们也爆发了争夺领土和权力的战争，不复有东顾之能。在沙鲁哈时期，帖木儿帝国都城迁往哈烈城（今赫拉特城），都城西迁主要有利于帝国对呼罗珊的统治，与明廷的关系得到缓和。由于帖木儿帝国重新统一了西域蒙古诸汗国，道路的畅通使各地商旅会聚撒马尔罕城，（西班牙）克拉维约（《东使记》）在撒马尔罕城看到“城内屯集货物，到处充斥”，其中有来自世界上最远处之货物：“自斡罗思及鞑靼境内运来之货物，为皮货及亚麻。自中国境运来世界上最华美的丝织品，其中有一种为纯丝所织者，质地最佳。自和阗运来宝玉、玛瑙、珠货，以及各样珍贵首饰，工艺精巧，为世界任何地方所不及。印度运来撒马尔罕者，为香料，亦为世人最宝贵者。在伊斯坎达伦（亚历山大港）市场上，万难见到此种货色。”帖木儿死后，帖木儿帝国使团朝贡明廷渐成常态：“自后，或比年，或间一岁，或三岁，辄入贡”，明廷也不使遣使回访。“（永乐）十三年遣使随李达、陈诚等入贡。暨辞归，命诚及中官鲁安偕往，赐其头目兀鲁伯等白银、彩币。其国复遣使随诚等入贡。十八年复命诚及中官郭敬赍敕及彩币报之”。陈诚回国后还向明成祖呈送了“西使报告”，其中《西域行程记》记录了使团行程及道里，《西域番国志》记录了沿途山川地貌、风俗人情。撒马尔罕城在天文学、史学和艺术方面都有成就，然而最主要的则反映在建筑上，帖木儿使撒马尔罕城成为中亚地区的中心，辐射整个西域。帖木儿用历次战争中掠夺的珍宝装饰撒马尔罕，还大兴土木，调集了被征服地区的建筑师来规划设计，从而使撒马尔罕会聚了亚洲各地的能工巧匠的精心建筑。帖木儿定都撒马尔罕城以后，重建了城市，可以称之为西域的“文艺复兴”。土耳其人、阿拉伯人、波斯人、亚美尼亚人、希腊人、印度人及世界各地最富有技巧的工匠会集于此，“都城中凡百行业，皆无缺乏专门技工之感”。撒马尔罕城的建筑以伊斯兰风格为主，包含了突厥文化的特色，还融合了波斯的建筑风格，也受到了中国建筑风格的影响。陈诚：“规制甚精，柱皆青石，雕镂尤工。”如今，“帖木儿帝国遗址区”保存了帖木儿帝国时期建筑的清真寺、宫殿、陵墓等名胜古迹，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撒马尔罕城属于今乌兹别克斯坦，也属于全世界。 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12400/wps62.png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12400/wps63.png2、伊斯兰通道1）欧文《伊斯兰世界的艺术》四章（三）蒙古人和帖木儿帝国对艺术的赞助：在早期伊斯兰教社会没有一个固定的皇家工厂，遇到项目，所需工匠都是临时从各地招募。而到蒙古伊尔汗及他的继承人统治伊朗时期，受中国的史馆传统影响，图书馆成了宫廷艺术赞助法的重要中心。建立这种机构所带来的结果，就是带插画的书籍以及书籍印制的艺人，影响到了其他艺术和建筑风格的变化。特别是在帖木儿帝国时期，书籍设计成为其他媒介设计的样板，包括石头、瓷砖、陶瓷、螺钿、马鞍、帐篷等。辟如《王书》这样的书的插图中只使用了很少的、阴暗的颜料，受了中国的影响，伊朗人在陶瓷器上也喜欢用较暗的色彩。“蒙古知识精英对各民族的历史特别感兴趣，带来了带插图历史书籍的印刷出版，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帖木儿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伊朗和土耳其文化区域。”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12400/wps64.png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12400/wps65.png 五章、宫殿里的生活：伊斯兰装饰中的一些题铭和图形来自《王书》，具有中国艺术风格的图像如龙凤、莲花与出现在宫殿的装饰中。在蒙古帝国时期只有大汗及其家族才使用龙凤的形象，在14世纪时与其他中国图形的开始被普遍使用，马木路克王朝的艺人也开始使用中国风格的图形。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12400/wps66.png 六章、艺术家、行业协会和工艺技术：受中国瓷器的影响，伊斯兰早期就开始在建筑装饰中使用瓷砖，瓷砖的大规模生产是在12世纪塞尔柱王朝统治的伊朗卡尚，在帖木儿统治伊朗时期则流行马赛克瓷片。色彩斑斓的瓷片在烧制成锁的形状之后被切割开来。之后，马赛克技术被“干绳”技术代替，在干绳技术中，同一片瓷片上可以涂不同的颜色。（马赛克技术与几何学关系特别密切）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12400/wps67.jpg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12400/wps68.png 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12400/wps69.png 《人类文明史图鉴》：“在那个时代最优秀的数学家之中，穆斯林数学家们最喜欢几何学的式样。”尽管至今没发现中世纪指导建筑师的工作手稿，有时候会使用模型来教徒弟。舍赖弗《胜利》一书中有一幅毕札德绘制的细密画，是献给帖木儿的。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12400/wps70.png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12400/wps71.png 塞缪尔•埃杰顿《乔托的几何学遗产》：“技术类插图本书籍在中国的出版要远早于类似读物在西方的出现。毕竟，自9世纪起，印刷术一直是中国的传统工艺。”相比于西方的手抄本，1103年，宋朝将作监的李诫出版了附有大量插图的关于建筑标准的巨制《营造法式》；1313年，元代王祯出版了附有许多木刻插图的农业经典《农书》。这些书不断再版，直至当代。 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12400/wps72.png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12400/wps73.png宋《营造法式》2）、天文地理（伊朗）《史集@旭烈兀汗传》{在他登临汗位前发生的事}在我国一直有来自汉族和出自成吉思汗每个异密的亲属和异密们。每个人都被委任了世袭的事业。[蒙哥合罕]便向汉地派去急使，让人们派来一个炮手、火焰放射手、弩手的汉军千人队、还派出急使走在前面，让他们在预定的从哈剌和林开始直到质浑河滨的旭烈兀军队行军途中，宣布所有的草地和牧场为禁猎区，并在深流巨川上搭起牢固的桥梁。 {叙徒昔奉旭烈兀诏令在篾剌合建造天文台}（详见本书五（二）机械史源流）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12400/wps74.png 梅天穆《世界历史上的蒙古征服》十、文化交流之“思想”条：“蒙古人对位于篾剌哈的天文台的赞助，带来了伊斯兰天文学与中国天文学的共同进步，因为帝国全境的学者们都从这个科学机构中获益。纳速剌丁•图昔在这里发现太阳系是以太阳为中心的，比哥白尼早了近200年，我们也可以推测他是否以某种方式接触了图昔著作。”但是正如伏尔泰《风俗论》所指出的，“马背上的民族”没有也不需要严密的历法，正是通过中国历与伊斯兰历的“换算表”，使其传播到了帝国的其他部分：“据记载，中东的天文学和数学设备在13至14世纪传到了高丽，而东亚的方法也进入了中东”。梅天穆说：“地理学与地图学也得到了极大的推进，因为蒙古治世使旅行者们能够更为容易且安全地横穿帝国。每个旅行者的信息都是建立在已知信息之上。”蒙古人的军事征服及其仿照中国传统的驿站制度，直接促进了地理知识的增长。正如《柏朗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所示，欧洲的伯朗嘉宾、鲁布鲁克们“只知道耶路撒冷东部而不知道印度在哪里”；伊斯兰世界的学者拉施特（《史集》）、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和旅行家白图泰（《伊本·白图泰游记》）们提供的信息，填补世界地图上的空白。3）传播梅天穆《世界历史上的蒙古征服》十、文化交流之“艺术”条：“在安纳托利亚（今土耳其），大规模转变为突厥文化的过程主要是在蒙古时代发生的。当然，突厥化进程始于1071年塞尔柱人在曼奇刻尔特战胜拜占庭帝国。塞尔柱苏丹帝国有着显著的波斯影响，并模仿了伊朗的官制。”1243年，蒙古人在阔薛答黑之战后征服了安纳托利亚大部，相比于阿拉伯文化蒙古人更钟爱波斯文化，蒙古人还带来了更多的突厥人，加剧了该地区的波斯化和突厥化；在伊斯兰教成为伊利汗国国教后，这一地区也更伊斯兰化了。在伊利汗国境内，因为波斯和中国传统、西方的结合带来了新风格，蒙古时代的伊斯兰艺术达到新的高峰。为拉施特编纂的《史集》所绘制的插图中，传统的波斯主题结合了中国、中亚的佛教艺术，最显著的证据是中国山水画技法的使用，这也影响到西方的“文艺复兴”（详见本书二章三节《蒙古汗国与“文艺复兴”》）；中东风格也进入了中国艺术，最生动的体现是瓷器。梅天穆总结道：“这种交互影响扩展到了伊朗和中国之外，伊利汗国统治下的亚美尼亚等地也效法了新的风格。同时，在大不理士工作的也有意大利艺术家，于是这些新风格就传到了意大利，为意大利艺术注入了新能量。蒙古帝国发生的事件也出现在了意大利的艺术作品中，例如1321年塔纳的方济各会士的殉道……以及意大利商人通过与蒙古人贸易而获得了财富。意大利商人是文艺复兴的赞助人……在蒙古人到来前，他们在地中海东部和黑海非常活跃，但是如果没有成吉思大交换，文艺复兴很可能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12400/wps75.png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12400/wps76.png 3、香料的丝路之旅布罗代尔《地中海世界》（三）更大范围的地中海：“伊斯兰世界是沙漠所包含的人类现实世界的总和，是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一条漫长通道。伊斯兰世界夹在人口稠密地区之间——广义的欧洲、黑非洲、远东，控制着必经之路，并居间谋利。整个链条最脆弱的一环，在准噶尔的大门附近或后面，处于蒙古和土耳其的双重威胁之下。阿拉伯航海家曾怀疑非洲的两侧（大西洋沿岸和印度洋沿岸）由大洋连成一片。”纳卜汉《香料漂流记》：（引）多数香料更具体地呈现出移动性的精髓：以最轻盈的形式，创造出最高的价值。（十）沿着丝绸之路，中国人与阿拉伯人、波斯人、粟特人也交易香料，但在14世纪的最后25年，因为突厥人帖木儿的崛起，贸易几乎中断。帖木儿继承了世纪前的“蒙古汗国”的“西域”部分，以撒马尔罕为中心，陆续征服了伊朗和“五海之地”的亚美尼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等处，垄断了从中国到欧洲的内陆货物流动，取代突厥人和亚美尼亚人成为最大的“中间商”。这一方面刺激了阿拉伯、印度经东南亚前往中国港口的海上贸易；另一方面，因为与北方的蒙古残余势力的关系始终处于“紧张状态”，明朝皇帝也决定与海上丝路的周边诸国建立更紧密的朝贡贸易。郑和大型舰队所走的航线，在过去几百年已有其他航海人经过（参照本书一章四节《诸蕃志》部分）。印度人、东南亚岛民及唐宋元的中国滨海渔民及海商，长期往返于各岛屿之间，转运瓷器、香料等诸多物资。郑和船队的海员不仅研究他们的图表，还予以修正，画了数十页的航海地图（参照明代军事百科全书茅元仪的《武备志》中的航海图），涵盖了从中国到非洲的水域。（十一）1507年，葡萄牙人德•阿尔布克尔为垄断“香料贸易”，先是封锁了霍尔木兹湾，使波斯与阿拉伯船只无法抵达印度。之后，正如帖木儿在陆地上所做的那样，他又切断大西洋、地中海与红海之间，以及另一边波斯湾、印度洋与太平洋之间的香料之路，阻断了其他国家的香料贸易。他不像达伽马那样大屠杀，而是迫使佐法尔签订投降条约，从沿岸的阿曼穆斯林与犹太人手中夺取了港口的香料贸易权。十年之间，葡萄牙人把印度洋变成西方人的“内海”，控制了由突厥人、拉特纳犹太人与卡里米行会曾经掌管的海上贸易。（附）：桑原骘藏《蒲寿庚考》（一）中世外人谓杭州曰khinzai或Khanzai，盖行在至讹也。杭州近泉州，颇占地利，故南宋一代，政府因欲增库入，屡奖劝外藩通商，泉州贸易，遂年盛一年，与广州颉颃。后至宋元之交，竟凌驾广州而上之，凡海舶出入，均辐辏于此港。元代来此之马哥孛罗及伊本巴都他，皆称泉州为当时世界无二之大贸易港云。其时阿剌伯人及其他西国人，均称泉州为Zayton或Zaitun与Zeytoun等音相仿佛之名。以五代时留从效改筑泉州城，曾环城多植刺桐。 （二）南宋岳珂《桯史》卷十一：“番禺有海獠杂居，其最豪者蒲姓，号白蕃人。” 《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百四《海獠》条：“多蒲及海姓，渐与华人结姻或取科第。”明《武宗实录》卷百八十一：“上巡幸所至，禁民间畜猪，远近屠杀殆尽，田家有产者，悉投诸水。”清俞正燮《癸巳存稿》卷八《正德禁杀猪》条：“武宗……其豹房实多回人……回人怂恿之，托之国姓朱，武宗亥生，故有此钧帖。”（五）《元史》百五十六《董文炳传》：“寿庚素主市舶，谓宜重其事权，使为我扞海寇，诱诸蛮臣服。”《元史》卷九十四《食货志》：“至元二十一年，设市舶都转运司于杭、泉二州。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凡权势之家，皆不得用己钱入番为贾，犯者罪之，仍籍其家产之半。”《元史˙成宗本纪》大德元年条：“各道廉访使，必择蒙古人为使，或缺，则以色目世臣子孙为之，其次始参以色目及汉人。” 三、蒙古汗国与“文艺复兴”1、国家的谱系：蒙古汗国—突厥奥斯曼—帖木儿帝国—《君主论》2、宗教的谱系：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地狱—《升天记》—《神曲》3、“文艺复兴”的起源：钦察汗国（斡罗思）—意大利（锡耶纳）—《数书九章》—透视法打个比方，某人说自己跟老子是直系，但是中间断了几千年，那这个谱要如何接上呢？还有，中间到底断了多久？文明的中心会随着气候周期和动态均衡存在历史地理的变迁：长安——洛阳——建康——汴梁—杭州——北京。而在西方，只有古希腊—希腊——古罗马—罗马，却没有古巴黎—古柏林—古莫斯科，如果我们以“古史辨”来辩证西方古史的地理范围为何如此之小，以“李约瑟之问”来反问“文艺复兴”的时间如此之晚，又当如何……卢格霍德在《欧洲霸权之前》中以13世纪的罗杰˙培根和16世纪的弗朗西斯˙培根为例，以两个培根前后的产别，来阐明13—16世纪欧洲与东方关系的轨迹和“欧洲范式”的转型，其中特别提到蒙古西征对十字军东征的逆转性影响：“然而，到了1250年，尤其是欧洲“发现”了蒙古人之后，欧洲人对非基督教世界的面积和人口有了更深的认识，他们让整个世界都皈依基督教的良好期望破灭了。正如萨瑟恩所言：【欧洲和蒙古人的遭遇】对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看法的影响是全面的，多方位的（正如日本的“神风”崇拜）……蒙古人极大地扩展了欧洲人的地理视野，让他们认识到的世界人口规模增加了数倍……可敬的彼得【估计】伊斯兰教徒占世界总人口的1/3,甚或1/2……到13世纪中期……人们的认识……显然过于乐观。异教徒可能十倍，或者百倍于基督徒。无人知晓确切数字，只是随着认识的加深，这个估计也越来越高。这种情况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使十字军东征看起来要么是毫无希望了，要么就得彻底重估东征的目的和方式。” 因为这种“蒙古征服的”震撼，13世纪的培根开始注重宗教的教育功能而不是十字军，罗杰•培根在写给教皇的信中强调了以布道取代东征的必要性。而16世纪的培根则更注重政治，这是欧洲国家以专制主义取代宗教秩序的明证。弗朗西斯•培根经历了16世纪伊斯兰势力的衰落以及欧洲在世界体系中；与罗杰关注东方语言和伊斯兰教不同，而弗朗西斯转而可以在本土习得知识了。卢格霍德认为东西方的相对地位在这300年开始逆转，但是她更多的是说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的此消彼长，而这期间的关键则是来自东方的蒙古帝国及其后的奥斯曼帝国对“力量天平”的改变。 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12400/wps77.png 1、国家的谱系佩里˙安德森在《绝对主义国家的谱系》中指出，“文艺复兴”以来，欧洲绝对主义政治思想家从来有一个“土耳其秩序”的参照系，这个参照系是随着“蒙古征服”的突厥斯坦力量在亚欧大陆西部的延伸，作者进一步指出：“在西欧、西班牙、英国和法国君主国被自下而上的资产阶级革命所击败或推翻；意大利和德意志的诸公国则被姗姗来迟的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革命所消灭。在东欧，俄罗斯帝国最终被无产阶级革命所摧毁。由这些先后发生的但性质相反的大变动所体现的大陆分裂的后果，至今还影响着我们。” E沃格林则在《政治观念史稿》的《现代世界》部分提到了“亚洲之背景”，他说：“西方文明并不是在真空中展开，而是在亚洲阴影之下诚惶诚恐地发展。我们探讨西方政治观念史上和亚洲互动的一些时刻及其遗留的踪迹，因为在君主观念得以形成的15世纪，这些互动之一对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正如早期日耳曼诸部因遭受到亚洲民族的压力，而凝结成的史诗《尼伯龙根之歌》那样，塑造西方文明的“亚洲运动”来自13世纪蒙古帝国的扩张。早在1241年，蒙古人已经兵分三路：分别抵达西里西亚、匈牙利及亚得里亚海。西方各国深惧蒙古军威，惶惶不知所终，于是派使团赴哈拉和林求和。至13世纪末，奥斯曼突厥人继之崛起。1354年，土耳其人在欧洲建立了第一块殖民地；1453年拜占庭帝国的首府君士坦丁堡陷落；1529年，土耳其人已扩张到达维也纳，直到帖木儿的崛起中断了这一进程（1369-1405）。此后，默罕穆德一世及其继任者再次统一奥斯曼帝国，将扩张事业往欧洲纵深推进。拜占庭帝国的覆灭和奥斯曼帝国的崛起，使得“西方王侯之间的争斗可以简直就成了鸡毛蒜皮的家务事”。欧洲人开始注意到奥斯曼帝国“在帝国构建方面具有任何单一西方权力单元所不及的理性组织与效能”。帖木儿的出现有如一颗划破暗夜的流星（奥斯曼威胁之阴影）：“在西方人看来，帖木儿是另一股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强权——他遽然遏止了高歌猛进的土耳其人的征服步伐，在那时后者已经开疆拓土直到保加利亚和马其顿大部；终结了拜占庭和西方的心腹大患；但其兴业勃，其亡也忽，二者都是那样令人费解。这样一种强权的自然喷发，及其作为威胁着和拯救者的兴衰荣枯，莫不既让人心神不宁，又使人心向往之。”15世纪，距离最近的意大利史家通过背井离乡的希腊人那里获悉了东方强权的第一手印象，“意大利史家被这种世界规模的新兴权力现象深深地吸引住了”。尤其帖木儿是“救世主”一般的存在，沃格林认为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的原型，正是由其前代史家已然塑造的帖木儿形象而来。 伏尔泰在《路易十四时代》中指出了“文艺复兴”的地理路径： “紧接穆罕穆德二世攻占君士坦丁堡的时代。当时意大利一个普通公民家族——美第奇家族——完成了本应由欧洲各国国王进行的事业。这个家族把土耳其人驱逐出（希腊） 的学者召请到佛罗伦萨。这是意大利光辉灿烂的时代。（罗马）艺术已经在该地获得新的生命……文化技艺一如既往，由希腊移植到意大利，种在适宜的土地上。它在这块沃壤里，顷刻之间结出累累果实。法国、英国、德国和西班牙也想收获这些果实。然而，它们在这些国家，或则根本不发芽成长，或则很快就蜕化变种。” 直到启蒙运动时代，后来居上的孟德斯鸠开始以贬损的笔法来描绘曾经塑造西方的东方时，伏尔泰仍起而捍卫西方的东方的渊源（《伏尔泰政治著作选》）：“《论法的精神》的作者依靠卡迪斯给出这样的论断，来证明苏丹的独裁。但是相反却证明他是受制于法律的，因为他为了将自己置于法律之上，不得不向学者进行咨询。我们是土耳其人的邻居，却不认识他们。”针对“英国人鼓励自由，已经推翻了一切导致君主政体的中间力量。”的观点，伏尔泰指出，他们只是让让众议院成为中间力量以平衡贵族权力；他们也从未停止破坏教会的权力，而教会本是祈祷、启发、劝告的组织。针对“君主政体拥有中间力量是不够的。仍然需要一套法律。”伏尔泰指出：“帝国的法律制度掌握在雷根斯堡议会手中”；在英国，法律由上议院决定；在瑞典，法律掌握在贵族组成的参议院手中；最重要的是，女皇凯瑟琳二世决定法律制度，按照“新法典”：参议院由其帝国的最伟大的人组成。伏尔泰进而指出：“我所了解的东西比罗林对于古代历史的知识还要确定，我从不同宗派的传教士所撰写的意见一致的报告中了解到，中国为法律所统治，而不是基于个人意志。我知道当6个法院向皇帝呈交抗议书时，其具有法律效力。我知道在边远的村落的（死刑）判决，需要6个法院的审理，并呈报皇帝，那是一个独裁或暴政政府吗？那里的皇帝比罗马教皇更加受敬重，但若想受到敬重，皇帝的统治必须丝毫不受法律的限制？有人证明中国实行法制是因为其人口远多于欧洲。我们已经将我们的宗教传播到中国，结果以失败告终。罗马主教比中国皇帝更加独裁远，这一点确定无疑。因为主教总是绝对正确，而中国皇帝则不然。” 2、宗教的谱系 沃格林《政治观念史稿》之《现代世界》还提到思想领域“东部对西部运动之影响”：“我们在运动中寻得的一般观念就其渊源而论都是东方的。实际上，由于奠基于此类体验基础上的诸种宗教文化可以在灵知新派、新柏拉图主义、摩尼教与伊斯兰神秘派那里觅得，就此而论，运动之活跃的内核大体可被称为“东部的”或“东方的”。我们所面对的并不是东方神学对西方的影响问题；毋宁将其做此种表述：曾在东方激发了沉思神学宏大体系之构建的宗教体验在西方出现。” 而俞雨森在《波斯和中国：帖木儿及其后》中特别提到“中国梵相”对波斯的影响，其中可见，由于13世纪的“蒙古征服”，佛教深刻影响了伊斯兰世界，而这正是西方基督教中世纪 “沉思神学体系”的第一推动力。在今天伊朗西北部，仍有三座石刻建筑被认为是伊利汗国时期的佛教建筑遗址。在伊尔汗国早期，汗国的前几位君主都曾是佛教徒，因而佛教曾在汗国内有大量受众。在拉斯特《史集》中记载，在伊利汗国时期有11种阿拉伯语的佛经译本在伊朗流传，包括著名的大乘佛经《观无量寿经》、《庄严宝王经》及《弥勒受记》（西域流传）。1295年，即忽必烈死后一年，合赞汗该宗伊斯兰教，销毁了大不理士、巴格达及其他地域的佛寺，大批僧侣及信徒从伊朗迁居至中亚各地。但在伊利汗王朝灭亡后，佛教文化仍从中国到波斯的传播。俞雨森举了阿古柏册页和《升天记》抄本中形形色色的观音像作为证据，给了我们一个启发，这种以“伊斯兰世界”为媒介的东方影响力，似乎也影响了基督教世界，譬如唐伯虎的“观音像”与“圣母玛利亚像”就极为相似：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12400/wps78.png 甚至到了，东西方直接进行海上贸易时期，瓷器中的观音像被当做圣母玛利亚像供奉，而让中国沿海的瓷器生产商获得大量订单。（《中国风》）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12400/wps79.png 再来看早期基督教画像中，基督徒的“合手势”与其说接近于现代基督教手势，倒更像历代佛教徒的手势：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12400/wps80.jpg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12400/wps81.jpg 《明史˙外国传》佛郎机：“ 自纨死。海禁复弛，佛郎机遂纵横海上无所忌。……所产多犀象珠贝。衣服华洁，贵者冠，贱者笠，见尊长辄去之。初奉佛教，后奉天主教。市易但伸指示数，虽累千金不立约契，有事指天为誓，不相负。自灭满剌加、巴西、吕宋三国，海外诸蕃无敢与抗者。”早期基督教士的发型更像“契丹人”及各草原民族的“削发”形式：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12400/wps82.png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12400/wps83.png 《利玛窦中国纪行》五卷十一：“居住在莫卧儿宫廷里的神父们写信给他们在印度的兄弟，提到撒拉逊人称之为契丹的那个著名帝国。这个名字从前在欧洲是从威尼斯人马可波罗的著作里为人知道的。神父们在信中说，这个契丹王国在东方，在莫卧儿王国北面不远。”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12400/wps84.png 法国人安田朴的《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一书中则提到中国和佛教对魔鬼和地狱画的影响：“那么14世纪艺术的荣誉也是因为很好地吸收了中国的龙和佛教地狱，以便从中排除典型的天主教魔鬼和极其基督教化的地狱，大家必须等到20世纪才觉察到这里是指来自远东的一种贡献。如果不是来自中国，那么我们中世纪魔鬼的这些新表象又来自何处呢？大家可以在13世纪的阿拉伯世界发现这一切，正如1291年的某些波斯雕塑品已经证明的那样。至少从安息人以来，波斯与中国之间就维持着持续的关系，当时一名蒙古汗正替忽必烈统治着这片地区。 ” 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12400/wps85.png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12400/wps86.png（波斯伊斯兰教的“地狱”与亚美尼亚基督教的“地狱”）俞雨森在《波斯和中国：帖木儿及其后》中有“来自中国的鬼怪世界”一节其中提到了《升天记》插图中的“火狱”场景，因为在《古兰经》的手抄本中是没有插图的，在元明两代中亚地区尚未伊斯兰化的佛教寺庙，譬如将博孜克里克石窟壁画有着很多类似的场景。俞雨森提到：“这本《升天记》在它不算太长的篇幅中，用大量的笔墨描述先知在夜行登宵途中目睹的火狱场面，相关的插图共达14幅之多。如果我们将《升天记》中的这一组插图和黑笔画中的鬼怪进行对比，将会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少相似之处。很可能是沙哈鲁希望通过这种恐怖的地域景象，令当时帝国内部不信教的察合台贵族的内心产生恐惧。同时，这也是沙哈鲁向中亚，尤其是蒙兀儿斯坦的突厥——蒙古游牧者推广伊斯兰教的手段之一。”另外，从语言上来看，《升天记》的全文并非波斯语，而是由回鹘文字母转写的察合台突厥语写成。察合台语是帖木儿帝王和权贵们的母语，在宫廷中受到特别的赞助，因此察合台语的《升天记》是沙哈鲁为了适应统治集团的母语习惯而创作。蒙古时期，由于擅长通商的回鹘人通晓诸国语言，成为元朝及诸汗国采的书记官员，从而成为官方语言之一。到了帖木儿时期，专门有一类书记员执掌回鹘文书，被称为巴哈石，抄录《升天记》抄本的马力可就属此类。在回鹘王国，巴哈石最初是用于称呼佛教僧侣，到蒙古时期才开始特指在宫廷掌管文书工作的官员。伊斯兰艺术史家克里斯蒂亚娜˙格鲁伯则提出，《升天记》里的火狱是受到了当时中国西部与中亚的《地藏十王经》经变画的影响。 3、“文艺复兴”的起源但丁《神曲˙地狱篇》：“他的后背与前胸以及两肋，都画着一些花结和小圈。鞑靼人和突厥人的织毯上的底花和浮绣，也不会比它更为绚丽斑斓多彩。”安田朴在《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中的《中国艺术和锡耶纳的文艺复兴》一节提到其中的“传播链条”，一开始是那些出发前往寻找“契丹国”的人带回了一些画或象征物对基督教的艺术施加了影响。安田朴提到的相关研究有：普济纳的《中国、意大利和文艺复兴的起源》，巴尔特鲁赛依蒂斯《令人难以置信的中世纪》，苏利埃研究《托斯卡纳绘画中的东方影响》（1924年）；以及奥古斯丁.雷诺德关于《神曲》和“托斯卡纳绘画”中的东方影响问题，德伦诺的《论佛教对中世纪地狱形象的影响》，夏尔˙斯特林的《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艺术与中国艺术中的风景画》等。安田朴进一步问道：“为什么元帝国时代东方艺术的这种影响主要涉及意大利的北方？”这其实也是在追问“文艺复兴”为何起源于意大利的问题。这是因为在1238—1248年间，除了巴斯科夫和诺夫哥罗德的小公国之外，其余的斡罗思小公国都在曾被鞑靼人所劫掠；而另一方面，蒙古人则用抢来的水果及奴隶与黑海岸的热那亚商人进行贸易。由此之故，除了克里米亚的卡法之外，在亚速海岸上建起了一个更为接近鞑靼人的皮萨诺港；在14世纪初，一位意大利人为此撰写的《经商手册》中断言通向中国的道路：“于日夜间都极为安全，这是由曾取此道来往的商人提供的证据。”这些商人返回意大利时，从鞑靼地区携回刺桐丝绸，如黄金般珍贵的香料，还有一些中国艺术品。安田朴指出元代的绘画具有明显的鞑靼影响，与唐宋的文人画“象征性”不同，更加庸俗化，成为实用艺术，主要是装饰性，从而也使中国画变得与欧洲人更为接近。佩特鲁奇有关中国画的论文中指出：“元代的绘画具有了新的特点，可能更容易使欧洲人的思想接受，因为它们更为简单和更切中主题。”普济纳：“唯有中国艺术才可以被视为14世纪最新艺术表现形式的主要源泉。”安田朴提到在阿西西教堂的壁画《三王朝圣》中绘制了两名中国人，在《圣彼得受难像》中则画也有一名中国人，14世纪初安布洛吉奥˙洛托泽蒂的《方济各会士在休达殉教图》中也画了一些东方人（一名蒙古人、一名汉人和一些蒙古儿童），这说明汉人与鞑靼人从这个时代起就成了意大利人和基督徒的宇宙观的组成部分了。到了15世纪中叶前后，皮萨内洛画了一些蒙古骑士像，为弗拉拉的阿尔丰斯的勋章画了两只很接近中国艺术的飞鸟，他应该也使用了中国画很熟悉的材料：宣纸、毛笔、香墨、水彩等。安田朴指出：“维罗纳的画家们也可能从中国的艺术品中借鉴了其骑士的形象，而这种艺术自一个半世纪以来就为商人、旅行家和方济各会士们所熟悉了。” （附）荣格《炼金术之梦》中的“曼荼罗”与欧洲宗教画及东西方“十二星座图”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12400/wps87.png 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12400/wps88.png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12400/wps89.png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12400/wps90.png 附：透视法的起源问题方以智《物理小识》玻镜吸摄透画法:“置玻璃镜于暗室之窗版，则物形小缩透入几上之纸，可细描也，写真甚肖，花木虫物皆可。彼候日食分抄者，开小牖于屋瓦，恰与日行之道符，透入玻镜穿映屋内地上，分秒丝毫不差，果异术乎？乃至理耳！”[暄曰：泰西此法，谓之物像像物]。陈丹青的《局部˙伟大的工匠》中在观察“文艺复兴”作品时发现，其早期绘画中并没有发现他们所宣称的“透视法”：“（意大利）中世纪绘画都是平面的、二维的，就像儿童画……敦煌人、宋元人，都用这种方法画画。”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12400/wps91.png 塞缪尔Y埃杰顿的《乔托的几何学遗产》也指出： “中世纪抄写员一直为不能描绘三维体积而沮丧。……另一方面，绘画只为表现物体最独特的二维行状而没有透视变形，也许是人类的天性。这可见于世界范围内的学前儿童美术中。……即便是善言的罗杰•培根……插图画家仅画出了两个圆形平面来代表两个半球……它与透视错觉手法无关。”孟席斯在《1434》的“阿尔贝蒂和达芬奇”试图追寻“透视法”的起源，他对比了取了阿尔贝蒂《数学的游戏》和秦九韶《数书九章》中的图片，比较他们展示的通过数学和几何方法测量物体的高度、深度、距离和重量的类似方法，从透视画法的基本步骤着手追寻阿尔贝蒂的《论雕刻》和《论绘画》的数学基础。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12400/wps92.png 他发现中国工程师与锡耶纳工程师用同样的方法测量塔的高度，而阿尔贝蒂正是从这些“几何原理”中“发现”的投影规律，此后，则一直是雕刻家和画家透视学的基础。但是阿尔贝蒂的发明并不原始，公元3世纪中国的刘辉已经用这样的方法测量高度，这一点在《数书九章》中有记载，叫做“二重差分法”，而这些可以追溯到更古老的天文学著作《周髀算经》中的“测影术”及“勾股定理”。以此类推，书中描述的测量情况有：测海岛高度；测山上树高；测城市大小，测涧谷谷深。（《九章算术》：“平矩以正绳，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测深，卧矩以知远。”）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12400/wps93.jpg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12400/wps94.png 孟席斯认为：塔科拉、佛朗西斯科˙乔尔乔和阿尔贝蒂从《数书九章》中抄袭了数学、测量、透视法和密码学知识；雷吉奥蒙塔努斯从郭守敬的著作中抄袭了球面三角的内容，托斯卡内里和尼古拉抄袭了郭守敬著作中的天文学知识。如果说只是一两本抄本偶尔落到威尼斯人和佛罗伦萨人的手中，还可以说“英雄所见略同”；但是这么多又如此广泛的不同领域的“雷同”，在一种文明中是几千年传承有序的结晶，在另一个文明中却说是中断了上千年后的“爆发式”复兴？与“文艺复兴之问”相比，“李约瑟之问”还是小巫见大巫了！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12400/wps95.png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12400/wps96.png 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12400/wps97.png （人体比例和透视法的出现） 古罗马的历史有多假（之一）http://www.ltaaa.com/article/history/ “当你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时，你可以找到几个理由来怀疑那样一些杰作在文艺复兴之前是否有可能出现，其中之一是与人体解剖学的进步有关的，其它一些古代文物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例如，马可·奥勒留的青铜马术雕像(雕像人物通常被认为是君士坦丁)与路易十四的比较，你会有个疑问：在5世纪到15世纪之间，怎么会没有任何东西能达到这一水平呢? ” 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12400/wps98.png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12400/wps99.png（亚美尼亚的基督教石刻，没有透视法和解剖术）安田朴的《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还提到，弗西雍针对尖顶建筑和巴尔特˙鲁赛伊蒂斯有关中世纪的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艺术的著作指出，通常所认为的不同，所谓“罗马建筑术的柱型和强有力的鲜明特征”，其实与同时代的外高加索建筑术并无二致：“我们再次提一下罗马雕刻的构造逻辑性，它从遥远的东方接受了一种数世纪以来就受装饰抽象模式论支配的形象内容”《欧洲形成中的亚洲》：对（葡萄牙）曼努埃尔式标志性建筑的贝伦塔进行深入研究之后，雷纳多•桑多斯指出段状屋顶和阳台是伊斯兰和北非建筑的重要特点。贝伦塔和印度建筑之间的相似之处说明了，作为“共同的中介”伊斯兰建筑的影响：正如莫卧儿建筑之于印度那样，摩尔人建筑风格也影响了葡萄牙。科斯塔•托里斯则指出与意大利新古典主义有机联系的是中国的艺术，譬如葡萄牙建筑师也通过直观的研究中国瓷器、漆器、丝绸和书籍插图获取中国艺术风格，他们“共同的媒介”是耶稣会，这也就是巴洛克式风格的来源。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12400/wps100.png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12400/wps101.png 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12400/wps102.jpg （《伊朗与伊斯兰艺术》类似蒙古包和佛塔的建筑）孟席斯《1434》还在“达芬奇与中国发明”一节，列举了达芬奇绘制的一系列火药武器：各种火炮、迫击炮、射石炮的草图，与之相对应的，他指出“中国人对射石炮的使用，有编年可查”。孟席斯进一步说：“甚至列奥纳多最铁杆的支持者（像我的家庭成员和我！）肯定也会感到奇怪，他的作品与中国的制造工艺之间惊人的相似是否仅仅是巧合？”要知道，这些种类繁多机械工程技术都是需要大规模的实验和广泛的社会应用，才能成为有效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性技术体系：锯齿轮、齿轮、棘轮、桨架脚、车轴、凸轮和凸轮摇杆装置、飞轮、曲轴机械系统、轴承滚珠和链条、辐轮、水井滑轮、链条装置、吊桥、分段的拱桥、等高线地图、降落伞、热气球、直升机，多管机枪、可拆卸的大炮、装甲车、石孥、火铳和臼炮、桨轮船、平旋桥、印刷术、计程仪、指南针和分线规、运河和水闸等等……关于这个“机械大全”的来源，孟席斯提到了元代的《农书》。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12400/wps103.png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12400/wps104.png （早期西式“机械图”中尚没有透视法）最后孟席斯说：“不论列奥纳多意识到与否，大量的证据证明中国对文艺复兴的影响，如阿尔贝蒂论绘画和建筑学运用透视法原则的书籍。阿尔贝蒂著作的基础是数学，这些数学知识是他从中国人对太阳系的解释中学到的。阿尔贝蒂用中国的赤道坐标系代替阿拉伯人、希腊人、和罗马人共同使用的黄道坐标系，这是打破旧世界观的关键，这一行动推翻了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的传统权威。” （附）：布罗代尔《地中海世界》16世纪开始时，它还是一个普通的贫穷城市。拉伯雷1532年第一次旅行时看到的罗马，就是这样一个贫穷的罗马。马尔利亚尼的《地志》和很多其他旅游指南描绘的罗马就是这样一个贫穷的罗马。这是一座狭小的城市，周围是乡村。……16世纪这座城市发生了变化，它生机勃勃，宫殿、教堂拔地而起。即使在17世纪这个总的说不利于地中海城市的发展的时代，它仍然保持在它原有的水平上。任何工匠师都能够在那里找到工作。首先是一支石匠建筑师大军，紧接着这些手工业者、建筑师和石匠之后，匆匆来了一支画家队伍。拱顶和天花板为画家提供了无限的空间，与此同时又把一些有时严格确定的题材强加给他们。“巴洛克风格”的圣画首先是这种风格的建筑极其自然地生下来的女儿。罗马的这个奇迹般的发展需要巨额开支。历届教皇从他们的国家抽取巨额收入。他们成功地求助于公共信贷。罗马教廷能为美术事业的发展制定一项庞大的预算，美洲白银侵入地中海，使这些奢侈的、耗费巨大的政策易于推行。在我看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会的”这个形容词比“巴洛克的”这个形容词更适合于表示这个发展，尽管有人保留他们的看法。 四、中国的“涟漪”：俄罗斯、奥斯曼、莫卧尔1、蒙古汗国到罗斯公国2、从突厥斯坦到奥斯曼土耳其3、从莫卧尔到英属印度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12400/wps105.png 汤因比《历史研究》：“势力均衡法则的特征之一就是众多政权的中心压力最为强大，在边缘地带最为弱小。在中心地带，任何政权试图扩张它的势力立刻就会招致周围政权的猜忌和迅速的回击，为了方圆不过几里的领土主权拼个你死我活。相比之下，在边缘地带，竞争就不会那样激烈，较小的努力就会确保有较大的效果。美国能够毫不费力地把它的势力从大西洋扩张到太平洋，俄国能够从波罗的海扩张到太平洋，然而法国和德国竭尽全力也不能完全占有阿尔萨斯和波兹南。”北匈奴西征，西突厥西迁，蒙古汗国西扩，以至于俄国（雅克萨）与荷兰（台湾）的东扩都是如此……（美）梅天穆《世界史上的蒙古征服》中提到，世界史的“近代化”很大程度上是蒙古帝国促使中国与伊斯兰学术的融合的产物：朱思本《广舆图》中的地理信息开始贯穿整亚欧大陆并延伸到西非，蒙古汗国整理的《回回药方》正被译为德文，而列宁有卡尔梅克蒙古人的血统“卡尔梅克是卫拉特的一支，1636年因厌倦卫拉特内部的纷争而迁徙至伏尔加河一带。卫拉特是西蒙古草原上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卫拉特”（斡亦剌）之名得自贝加尔湖畔的林中百姓，他们的首领自称是脱斡邻勒（王罕）的后裔。”（季正矩《列宁传》：“大脑袋，高颧骨，蒙古型眼角，略为向上的眼睛和宽阔的前额……列宁的…祖母是蒙古族的卡尔梅克人。”）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12400/wps106.png 1、蒙古汗国到罗斯公国柄谷直人《世界史的构造•世界帝国》：“可以将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视为旧世界—帝国之复权的一种企图。威特夫强调俄国和中国革命建立在亚细亚专制国家的土壤上，但是他忽视了一点，即俄国和中国乃是旧世界—帝国，在这里，有众多的民族—国家。优先考虑阶级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发挥了在不将旧世界—帝国分解为民族—国家的条件下实现近代化而重新复活的唯一的意识形态功能。俄国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经济中确立起拒绝该（资本主义）体系的世界体系。”“那个国家的历史不仅是在威尼斯的历史和俄罗斯的历史之间，（是）在强制密集国家和资本密集国家之间的一个折衷（甚至综合）。”我们可以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的这段话加以推演，世界体系的构成是欧洲体系的历史和中华体系的历史的一个综合。正如梅天穆《世界历史上的蒙古征服》所说：“哥伦布大交换在很多方面是成吉思大交换的延续。”（美）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俄罗斯史》： “我们不应该再像以前一样把蒙古人非凡的胜利归因于他们压倒性的人数优势。那些胜利应该归因于蒙古人富有成效的战略，他们的高度机动的骑兵的杰出表现，他们的坚韧不拔，他们严守纪律与善于协调的战斗作风，最后这一点得益于一种在某些方面类似于现代总参谋部的领导机构。”梁赞诺夫斯基把蒙古人与他们所入略的“欧洲国家”做了比较，指出他们的武装力量存在的相对应的缺点：“装备笨重，缺乏纪律，不善协调”。而蒙古人从其他民族特别是“中国”学来的攻城装备、战术等是蒙古帝国得以扩张的要素，更重要的是道路修建、信使系统以及人口普查为征税和维护占领地的统治提供了技术保障。正是这些“中国统治术”通过蒙古人的传播维持了蒙古帝国的统治，也使得“其他国家”得到稳定发展。蒙古人在1240-1242年进攻目标超过了罗斯，并传书匈牙利要求其服从统治。基辅之后，蒙古军队横扫西南部（加里西亚和奥力尼亚两公国），1241年，一支蒙古军击败波兰人和德意志人，另一支粉碎了匈牙利人的防御。蒙古人越过喀尔巴阡山脉，攻占了匈牙利平原；其先头部队到达了亚德里亚海。在中欧平原的征战中，蒙古人遇到的主要麻烦是众多的城堡，但许多历史学家相信，仅是“窝阔台之死”挽救了一些欧洲国家。1242年春天，他的侄子拔都在部队回撤到南部草原的路上仍征服了保加利亚、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即使蒙古人撤回了东方，包括西北地区在内的全部罗斯都在他们的治下。于20世纪的俄罗斯流亡知识分子中，其“欧亚学派”开始强调罗斯与亚洲的联系，把“蒙古时代”置于俄罗斯史的中心点。“欧亚学派”从积极和创造性方面来解说蒙古的影响：它们在莫斯科公国留下了印记，尤其是管理结构、军事组织和武器，还有征税系统和财政管理：“评估蒙古对罗斯的影响的一个便利方法是将蒙古人到来之前的罗斯国家与社会的情况与蒙古人到来之后的情况进行比较，特别要对比莫斯科公国时期与基辅罗斯时期的精神与社会制度……蒙古统治以后的图景已完全改变。”《欧洲之门：乌克兰两千年史》6蒙古治下的和平：蒙古人在弗拉基米尔统治俄罗斯直到15世纪末，这个时期被称为“鞑靼之轭”（得名自蒙古军中的突厥语部落），蒙古人离开后，鞑靼人仍留在这里。“哥萨克”亦词也来源于突厥语，根据语境可以指一名护卫、自由人或强盗，第一批哥萨克人三者兼具。草原上纵横分布着许多商路，那些没有带足护卫就铤而走险来到草原的商旅成为早期哥萨克人抢掠的对象。1492年，即哥伦布登陆被他称为圣萨尔瓦多的加勒比海岛的那一年，也是费迪南国王和伊萨贝拉女王签署命令将犹太人从西班牙驱逐出去的那一年，哥萨克人第一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1606年，哥萨克人乘坐他们被称为“海鸥”的长船顺第聂伯河而下进入黑海，攻打了奥斯曼人在黑海西岸最坚固的堡垒之一瓦尔纳。1614年他们洗劫了黑海东南岸的特拉布宗，下一年更是进入伊斯坦布尔的金角湾并在城郊大掠，正如维京人所做的那样。梁赞诺夫《俄国外交内幕》：“俄国对欧洲大陆的政治奴役，以英国对大陆的经济奴役作为补充。使1848年革命遭到失败的，既有英国这个世界市场的主宰，也同样有俄国这个欧洲的政治暴君。如果说从伦敦抛出的所有经济绳索束缚了世界市场，加强了欧洲大陆对伦敦交易所的依赖性，那么，在彼得堡则不遗余力地锻造了锁链，把革命扼杀在血泊之中，并加紧策划了反动的阴谋诡计，以便从柏林和马德里和里斯本的所有欧洲宫廷用来束缚他们人们的手脚。”2、从突厥斯坦到奥斯曼土耳其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12400/wps107.png 佩里·安德森在《绝对主义国家的谱系》的结论部分提到欧亚交界带的情况：“自文艺复兴起，绝对主义时代的欧洲政治思想家们就一再地用土耳其秩序作为对照来界定自己所处世界的性质”这与马克思的《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相呼应：“欧洲各国人民下一次的起义，他们下一阶段争取共和自由和争取比较廉洁的政体的斗争，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取决于天朝帝国（欧洲的直接对立面）目前所发生的事件。”贝尔福《奥斯曼帝国六百年》指出，不同于其他“昙花一现”的游牧帝国（如匈人、蒙古人和阿瓦尔人）的是，“突厥斯坦”是延续至今的亚欧大陆的“中间环节”：“在这些游牧民族中，有一个分布广泛而充满活力的民族，被中国人和其他邻近的民族分别称为“突厥”或“Dürkö”。突厥人最初被视作匈人的一支，他们也是蒙古人的近亲，跟芬兰人和匈牙利人的先祖也有亲缘关系。”正如格鲁塞在《草原帝国》中所说：“草原帝国的建立和周期性的复兴是人类地理学上的规律……当定居民由于科学武器的应用而取得了人为的优势时，这种状况才结束”。突厥人的“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正在于“用一种持之以恒且富有成效的方式去迎接定居生活带来的挑战，他们改变了自己的传统和制度，以富有建设性的治国才能为帝国添砖加瓦”。继“蒙古汗国”的空前扩张以后，承接“帖木儿帝国”（蒙古化的突厥人）的“奥斯曼”突厥的统治，使得伊斯兰世界在社会、经济、宗教和知识层面进入了新时代：草原牧羊人及骑兵变成了城镇居民——行政人员、工商业者及农夫，他们修建道路驿站、商店市镇、清真寺、学校及医院。正是这些人，发展成为“三洲两海、东方西方、世界中心伊斯坦布尔的主人”：在亚洲，他们带领伊斯兰世界回归了团结，再现了阿拉伯帝国的辉煌。1453年，在穆罕默德的带领下攻陷君士坦丁堡，于拜占庭的废墟上重建繁荣；1529年，在苏莱曼的带领下陈兵维也纳城下；可以说正是奥斯曼帝国的直接冲击“把欧洲人赶下了海”。马尔科姆《帝国代理人》：“奥斯曼人称鞑靼人和北非海盗是苏丹的双“翼”：从国家和类似国家的实体（阿尔及尔、突尼斯、的黎波里、马耳他、克里米亚鞑靼汗国）到广大的地区性势力（哥萨克人，哈布斯堡-奥斯曼边境两侧的边民群体）。它们可以被视为“非常规势力”，他们不仅给敌人，也给赞助人造成严重的麻烦。鞑靼人和哥萨克人的活动折磨着波兰和奥斯曼帝国间的关系，有时还给摩尔达维亚政权的核心地区带来战争和叛乱。而在地中海地区，北非海盗还要对抗另一群人——马耳他骑士，而骑士团的主业也是劫掠。战利品不仅对经济来说必不可少，而且也是进攻的主要动力，这本身就意味着这些团体嵌在更大的经济利益格局之中。”蒙古汗国的残存势力克里米亚鞑靼人开始“在名义上臣服于苏丹”，但他们仍保有征税权和铸币权，当然，新可汗的选举要向苏丹呈报，类似于中华体系的“藩属国”。虽然鞑靼牧人在夏季仍同畜群一起迁徙，但他们的核心地带已是农业为主的定居社会。可汗宫中还有图书馆，统治贵族中保留下“文官系统”而来的知识渊博的人。鞑靼轻骑兵仍是奥斯曼的欧洲战争中令人生畏的存在，因而在俄罗斯和欧洲中部被称为“野蛮的亚洲游牧民”。在海上，“13世纪末耶路撒冷的拉丁王国被彻底摧毁之后，（十字军）骑士团在罗德岛上建立了新的家园。他们在那里转变为一支海上力量，主要目标是奥斯曼领地和埃及之间的贸易线路（也是穆斯林朝圣之路）上的军舰和商船。”1517年，在奥斯曼统一叙利亚和埃及后，地中海日益从“伊斯兰内湖”成为“奥斯曼内湖”。1522年，苏莱曼大帝攻占罗德城；1530年后，“十字军”不得不成为查理五世的“马耳他骑士团”。另一方面，由于西班牙对穆斯林海盗的压迫，以巴巴里群岛为据点的摩尔人与奥斯曼联合了起来，于是“地中海”就成为“巴巴里海盗”与马耳他骑士团的角斗场。到1573年，由于西班牙的拖延，威尼斯在海战中度过了三年，塞浦路斯也丢失了。与此同时，法国将阿尔及尔港收入囊中，还安排了威尼斯—奥斯曼和约，从而使西班牙在面对奥斯曼时更加孤立。（附）（土）易卜拉欣•卡伦《认识镜中的自我》：法国史学家亨利•皮雷纳认为，今天我们称之为“欧洲”的地理、政治和文化实体，是查理大帝时期欧洲人因受到来自南方的阿拉伯穆斯林在政治、军事和文化上的压力往北退却后形成的，伊斯兰迅速和成功地扩张是欧洲形成的根源。欧洲那些视土耳其人为特洛伊人后代的历史学家和艺术家，不仅把奥斯曼人看成士特罗伊人，同时也以奥斯曼人为模板对特洛伊人进行了重塑。14世纪和15世纪的油画和细密画中，出现了越来越多身着奥斯曼服装的特洛伊人形象……通过逆向的视觉和美学解读，古代的特洛伊人被土耳其化了。3、从莫卧尔到英属印度（1）约翰•理查兹《莫卧尔帝国》导言：莫卧尔帝国作为“前现代世界史上最大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之一”，“能够与莫卧尔皇帝拥有的疆土和臣民相比肩的，唯有与其同时代的现代早期中国大明皇帝统治下的疆土和臣民”。至17世纪晚期，莫卧尔皇帝统治着印度次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对320万平方千米土地上的1-1.5亿人口行使着最高政治权威，帖木儿印度在幅员和资源方面都超过了它的两个现代早期伊斯兰对手：萨法维波斯和奥斯曼土耳其。其维持统治的关键颇具“中国风”，在核心统治区采用“官僚体制”的中央集权：（第三章）“莫卧尔帝国看上去是一个十足的官僚体系，实行完全地中央集权，由技术精熟的官僚管理。这些官僚在有章可循的事务中使用了大量纸张……财政是由一组技术精通的官员和办事员管理的。到16世纪，印度教服务种姓……已经通过家庭训练学习了官方波斯语、会计、记录方法以及难写的隶书字体。”（结论）在周边的山地部落，则类似中国的“朝贡体系”：“众多不服从莫卧尔总督直接管理的王国和酋长国位于这个帝国中较为险瘠的地区。形式上的臣服、每年交纳贡赋和向皇帝提供军队或战象，这些最初足以让那些统治者留在他们祖传的宝座上。但巩固（帝国）的冲动，征服帝国内部边疆的冲动，是难以扼制的。大体而言，纳贡国王为了生存不断地进行政治斗争。停止交纳贡赋会引来警告和惩罚性战争，还随时有可能被完全吞并，置于（帝国）直接治理之下。”阿克巴的中央集权帝国的维持还得益于“印度经济日益提高的生产力”，新的世界经济联系成为外在的助力，葡萄牙人的印度洋贸易增加了对印度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新世界的硬币开始滚滚流入次大陆——小部分途径果阿，大部分经过通往印度的正常海上和陆上路线。阿克巴政府利用充裕的金银供给来铸造货币，填充国库。随着1574年对古吉拉特的征服，帖木儿帝国变成了一个能够获得新流入的贵金属的沿海国家。在古吉拉特也能发现棉布的工业生产，这可以用来偿付金银进口。随着帝国的扩张，金银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资源。”总体上来说，莫卧尔印度的“中央集权”程度介乎东部的儒家文化圈与西部的“宗教式部落联盟”之间，欧洲人得以在印度的国家体制与社会自组织的“间隙”游刃有余：“在同一时期的中国，所有外国人都受到帝国官员的严密控制。日本在德川时期从日本列岛驱逐了所有欧洲人，只有一小撮荷兰商人获得了在出岛的一小块飞地，他们可以在那里经商。相反，莫卧尔印度对外国造访者完全开放。与其说是国家，不如说是社会对闯入印度格子状社会的人设置了障碍。当他们交纳关税后，所有外国人都可以自由地在印度各地旅行和任意停留。这导致一个在次大陆各主要城镇定居的欧洲人网络的形成。”（2）CA贝利《印度社会与英帝国的形成》（二、印度资本与殖民社会的产生）有良好的天然灌溉来确保可观的300万卢比的土地税收，在整个18世纪后半期，这些钱被用来支持孟买和马德拉斯比较穷困的统治者。1765年后，当英国公司作为迪万接管了对这些税收的直接管理，这些税收就能够支持英国公司由于每年预定给伦敦市场输送的孟加拉商品的“投资”而陷入困境的贸易利益。孟加拉的农产品也从恒河上被运送去补给英国在内陆的驻军。此外，直到1790年晚期，孟加拉的纺织工业都处于相当高的生产水平，孟加拉还维持着庞大的有文化修养的印度教的权贵阶级。英国公司在土地税收管理方面通过获得纳瓦布的特权而积累起来的利益和私人个体的财产，目前被用来维持延伸到广州和伦敦的世界贸易体系。1757年后，英国公司实际上停止了向孟加拉输入白银，这加重了印度东部严重的信贷危机。反而，英国公司用政治权力的收益——现金税收——为其贸易提供资金。个体的商人和英国公司的职员将他们的大量收入投资到内陆贸易中，因此也给贝拿勒斯和阿瓦德的内地政权带来了新的压力。但是财富用隐蔽的方式，通过在广州或澳门的葡萄牙人、奥地利人或荷兰人代理转入到了欧洲。英国在印度统治的基础，并不仅仅在于直接的管理，更在于在其下属同盟及下属邑从中建立了一种灵活和专门的代理制度。即便被解除了武装，王公们对于不满者来说仍然具有磁石般的吸引力。但相反地，如果合理地控制，王公们的资源却可以用于对抗发生在他们直接控制的领地内的反抗，他们的领地也可以作为防火墙，来阻止小冲突演变为大灾难。因此，定居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初生的政治部门，以及让不满的印度邦国保持中立的一系列措施，巩固了印英政府的统治。（四、东印度公司统治的巩固及失败）当1818年确立了相对安全之后，定居制度的主要目标，就是加尔各答有力的政治部分制定的一系列易变的政治措施常态化。考虑到英国人所设想的“最高权力”，印度各邦国之间不允许在国家间的那种双边关系。这就使得英国政府在这些邦国中获得了一种仲裁人的地位。殖民者通过消除女性皇室成员及军事统帅的影响力，来寻求控制王位的继承……英国军事力量降服了印度各邦国，东印度公司殖民者的政策也排除了将它们合并的可能性。东印度公司控制印度的成功，原因之一是英国人对印度各邦国以及地产大亨都做了广泛而慎重的安排，让他们在其各自直辖领地里发挥其必不可少的礼仪及文化作用。东印度公司的政治目标和财政结构加深了英国和印度企业家的困难。官员们对于英国公民直接拥有土地抱有很深的敌意，担心在柴达明尔和欧洲垦殖者之间，因土地和劳动力产生的冲突，会损害土地的税收，由于缺乏通畅的交通、安全的商路以及当地的信息，在1815年—1827年间，欧洲人的垦殖事业几乎都要依靠印度的生产者及中间人。由于在美国南部各州建立棉花种植典范的尝试归于失败，因而，在印度的英国侨民，就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土地占有者，而非真正的资本至于农业的先驱。相应地，经济增长的失败和基础设施的贫乏，使英国制造业向印度出口的兴盛这一希望流产了。确实，在1815—1834年间，轻纱和纱线的销量翻了十翻，但直到19世纪40年代后期，成衣销售并没有什么进展。（六、反抗与重建）然而，让英国人恐慌和惊奇的是，许多普遍的农民群体也在1857年起义了。这些起义并不全是有意识地对现行土地制度的反叛。通常情况下，都是整个当地群体的起义，地主和佃户同样反对外来者，因为有大群的民众参与了起义，英国人不得不逐村逐寨地和他们战斗。这些人在18世纪还在和莫卧尔的军队交战，但在1857年，他们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共鸣与莫卧尔帝国晚期相同。农民们不能从经济作物的河流贸易中得到多大的利益。尽管如此，农民们却要承担相当沉重的土地税收负担。这一地区自负而贫穷的拉杰普特人群体，既没有多少借贷的资源，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产品出售。他们浓厚的宗族式的社会团体在大区或大区以下的层级中还存在，其确切原因是商业和土地立法对这些地区没什么影响。英国人及其来自于大城镇中的借贷者和孟加拉的管理者的富有随从就是农民们的天敌。（附）威廉•达尔林普尔《王的归程：阿富汗战记（1839-1842）》一：“（1807年《提尔西特和约》）这些秘密条款为法俄联合进攻拿破仑认定的英国的财源宝地奠定了基础，而印度当然是其大敌最富饶的领地。占领印度，作为一种使英国经济陷入困顿、削弱其日益增强的经济实力的手段，长期以来一直是拿破仑以及早前数名法国战略家的痴心妄想。与奇兹巴什人一样，帖木儿•沙治下的萨多扎伊王朝也讲波斯语，文化上同样波斯化，其本人也以帖木儿帝国先祖作为自己的文化典范。罗伯特•拜伦戏称帖木儿帝国王族为‘东方的美第奇家族’。帖木儿沙的嫡妻是位在德里红堡长大的莫卧儿公主。”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12400/wps108.png 五、犹太人与资本主义1、印度计划2、犹太人与资本主义3、亚美尼亚商人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元史·耶律楚材列传》：“自庚寅定课税格，至甲午平河南，岁有增羡，至戊戌课银增至一百一十万两。译史安天合者，谄事镇海，首引奥都剌合蛮扑买课税，又增至二百二十万两……楚材力不能止，乃叹息曰：「民之困穷，将自此始矣！」……皇后乃马真氏称制，崇信奸回，庶政多紊。奥鲁剌合蛮以货得政柄，廷中悉畏附之……后以御宝空纸，付奥都剌合蛮，使自书填行之。”继之而起的是“宫廷犹太人”的出现，他们首先兴起于亚欧之间最强大的“奥斯曼”突厥人之间，这是“蒙古汗国”的包税人制度的延续，并进一步延伸到此后的“圣神罗马帝国”，布罗代尔在其《地中海世界》（下248-249）中指出：“即使是这种辉煌的成就也取决于总的经济形势。以16世纪的土耳其为题进行著述的历史学家已经指出犹太商人当时在土耳其取得的成就。正是犹太商人不久以后就同希腊人一起承包了国家的财政收入甚至富有的地主的收入……‘他们牢牢地掌握着土耳其的商品贸易，以至于土耳其的财富和收入都在他们手中，因为他们用高价收集了来自各省的贡品，承包盐税、船运酒税和土耳其的其他税收’。”类似的，马修•杰克逊在《人类网络》中提到：1434年是佛罗伦萨是关键之年，美第奇家族通过对商业网的掌控和关键家族的联姻执掌了佛罗伦萨，从而为孕育“文艺复兴”创造了庇护环境。美第奇家族在弗洛伦萨的独特地位，在于它的“关系网”中联姻与商业联系的数量两倍于竞争对手阿尔比齐家族、斯特罗齐家族。特别是美第奇银行成为佛罗伦萨的金融中心，成为精英家族、非精英家族以及宗教领袖乃至教皇的主要资金来源。美第奇家族通过银行贷款也参与到合伙企业、房地产及贸易业务，并以精英家族的联姻网为补充，最后还控制了教皇的任命（财税权）。桑巴特《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 “威尼斯因为其通衢地位，借助萨洛尼卡的兄弟会之势，连接东部和西部以及南部。取到这两个地区可以到达阿姆斯特丹，还可以兼管北边的国家（包括只允许其存在的伦敦（犹太）社区和法国的秘密兄弟会）。这种联系的结果是他们在新闻和商业两大主题上得到世界上最灵通的信息。经过集会会众的头领和拉比的仔细筛选后，交到了犹太股票经纪人和代理人手中。这些聪明绝顶的人在集会中安排了预先商定的计划之后，分别外出散布证明最有利于他们自己目的的消息。”1、印度计划罗杰•克劳利《葡萄牙帝国的崛起》：序、欧洲的船头“长颈鹿送抵北京之后的那一年，在2.1万海里之外，另一种迥然不同的力量正在接近非洲海岸。1415年8月，一支葡萄牙船队驶过直布罗陀海峡，攻打了摩洛哥的穆斯林港口休达，这是整个地中海最固若金汤、最具有战略意义的要塞。这座城市是从塞内加尔河跨越撒哈拉沙漠输送黄金的商队的目的地，也是伊斯兰世界与东印度的香料贸易的最西端贸易站，葡萄牙编年史家写道，全世界的商旅云集于此……就是在这里，（王子）恩里克首先体会到，假如能绕过伊斯兰世界的屏障，沿着非洲海岸南下，并抵达“轴线的另一端”，将会获得怎样的财富。休达是葡萄牙扩张的开端，也是一个崭新世界的门槛。”《葡萄牙帝国》一、1“印度计划”提到，葡萄牙王子在马略卡岛看到了犹太人绘制的中世纪地图，上面有马里王国的金矿，地图显示塞内加尔河横穿大陆且与尼罗河相连，可以直达东方。从此，“在满怀探索精神的葡萄牙水手眼里，每一个海湾、每一条河流似乎都充满了希望。”到1490年代，非洲西海岸的探索为里斯本为打开了一个新世界：香料、奴隶、鹦鹉和糖被卸载到塔霍河岸。1492年，被西班牙驱逐出境犹太人来到里斯本，其中有犹太商人还有知识分子，难民就包括犹太天文学家、数学家亚伯拉罕•萨库托，他带来了航海技术的革命，使里斯本成为欧洲关于宇宙学、航海术及绘制世界形态的新思潮之前沿。通过对非洲的西海岸的可持续探索，埃里克•琼斯在《欧洲奇迹》中写到：“在那个点上（好望角），葡萄牙人再一次进入了当时即使是完全不同但也是已知的伊斯兰世界，而且达伽马得到了一名阿拉伯导航者的指引，后来远航到了印度的卡利卡特。在卡利卡特，一名在那里经商的犹太商人向达伽马提问时，引出了他那个在历史上产生巨大回响的答复。事实上，因为他们知道阿拉伯人已经沿着非洲东海岸往南渗透了很长的距离，所以葡萄牙派遣使者（主要是可能在旧的贸易线到沿线的犹太社区找到提供帮助的犹太人）去往霍尔木兹海峡和其它地方。”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12400/wps109.png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12400/wps110.png （布罗代尔《法兰西的特性》） （奇波拉《工业革命前》） 塞西尔•罗斯在《犹太人与世界文明》中进一步指出，哥伦布在葡萄牙、西班牙申请资助遭到了一连串拒绝之后，唯一认真对待他的小团体成员全都是犹太人或马兰诺家族的犹太人后裔。首先是博学的蒂亚戈•德扎（后来的宗教裁判所负责人），关键性的将哥伦布介绍给天文学家亚伯拉罕•扎克托。赞助者名单从马兰诺家族的成员延伸到：卡斯提尔的王室拉比（犹太教）亚伯拉罕•塞内奥尔，王室财政大臣兼监督路易斯•桑塔格尔以及阿拉贡副首相阿方索•卡巴雷里亚和王室管家胡安•卡布雷洛。2、桑巴特《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荷兰在16世纪末经历了资本主义意义上的跳跃式发展，最初定居在阿姆斯特丹的葡萄牙马拉诺（被驱逐后，伪装成基督徒的犹太教徒）人数快速增加，阿姆斯特丹被那时的犹太人称为“新耶路撒冷”。东印度公司最具代表性的总督科恩是犹太人，就是被认为“如果没有事实上确立荷兰在爪哇的势力，肯定也最大限度强化了这一势力”的那个人。桑巴特指出“只要看看荷属殖民地总督们的肖像就能明白，这个科恩并不是他们中唯一的犹太人”，犹太人一直是东印度公司的大股东。新来的荷兰定居者都来自西属尼德兰的安特卫普，那是他们被逐出西班牙的流亡地。安特卫普成为世界商业和金融中心市场的时候，“正是马拉诺来而又去期间”。同样的，英国资本主义的崛起也来自西班牙、葡萄牙的犹太人的迁入。哥伦布等人就像是“犹太人雇用的经理”，美洲的巨变也与犹太人息息相关。“这些似乎都表明，犹太学者具有科学知识，其航海导航近乎完美，使跨洋航海成为可能”：1473年，萨拉曼卡大学的数学和天文学教授，犹太人亚布拉罕·扎库托完成了它的天文图表。葡萄牙约翰二世的御用天文学家，犹太人何塞维库何带来了航海星盘，用仪器观测日影，再对应天文图表就能测量出船只的纬度，犹太人提供的知识成为哥伦布大航海技术条件，资助探险的资金同样来自犹太人。“两件意义同等重要的大事——新大陆的发现和犹太人大流散的剧变——同时发生，确实是一件大事。”一开始，被西班牙逐出比利牛斯半岛的犹太人，大量以伪基督徒（马拉诺）的身份生存下来，直到菲利普二世时代的16世纪末，西班牙、葡萄牙的犹太人才移居到其他国家。类似的事也在15-16世纪的德国和意大利商业城市发生过，这些事件影响了比利牛斯半岛、德国、意大利城市的命运，也促成了荷兰和英国以及美洲的开发。“从西班牙犹太人首次出现开始，难民流亡到哪里，哪里的国家和城市的经济地位便开始上升”：里窝那是流亡意大利的多数犹太人的目的地，该城也是16世纪仍享有经济繁荣的少数意大利城市之一。法兰克福和汉堡成为德国18世纪两座欣欣向荣的城市，他们也是公认的犹太人定居点。17-18世纪，法国的新兴城市马赛、波尔多和鲁昂，也是犹太流亡者的避难天堂。而最具代表性的则是荷兰和英国，早在17世纪中叶，许多荷兰城市都出现了犹太社区，犹太人思想影响了欧洲的国际法和政治哲学，“古希伯来联邦是荷兰宪法力图效仿的典范”。 而在英国，16-18世纪之间，犹太人人数不断剧增。伊丽莎白女王的私人医生罗德里戈•洛佩斯就是犹太人，据说莎士比亚是以他为原型塑造了《威尼斯商人》夏洛克的形象。由于马纳塞•本•以色列的努力，犹太人在英国得到了不同于欧洲大陆的自由定居权，随之而来的是德国犹太人涌入英国，1738年仅伦敦就有6000名犹太人。（附）北大《犹太千年史》美国犹太人的成功之路： 1880年时，纽约犹太人占城市居民总数的1/10,1915年时，犹太人口增至140万，几乎占城市总人口的1/3。到20世纪20年代，纽约大概有175万犹太人，成为世界上犹太人口最多的城市，纽约犹太社团被成为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自由、最发达的社群”，纽约市则被誉为“世界犹太人的母亲城”。除纽约之外，犹太社团也在波士顿、芝加哥、华盛顿、费城等城市纷纷建立，并聚集了大批犹太人口。3、亚美尼亚商人和英国东印度公司施罗德˙桑德《虚构的犹太民族》：“一份国王约瑟宫廷的犹太卡札尔人的希伯来语手稿：“亚美尼亚人和我们的祖先逃离他们……【因为他们不能】忍受偶像崇拜者的奴役。【卡扎尔王国的贵族们】接纳了他们……当时犹太人和卡扎尔人一起出发，按照卡札尔人所习惯的方式进行战斗。”《利玛窦中国纪行》（五卷十一）：“居住在莫卧儿宫廷里的神父们写信给他们在印度的兄弟，提到撒拉逊人称之为契丹的那个著名帝国。这个名字从前在欧洲是从威尼斯人马可波罗的著作里为人知道的。神父们在信中说，这个契丹王国在东方，在莫卧儿王国北面不远。……我们的鄂本笃修士准备动身旅行时，他穿上亚美尼亚基督教商人的衣服，并按照亚美尼亚的习惯取名为阿不都剌，意思是天主的仆人。作为亚美尼亚人旅行，他会被允许自有往来。”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12400/wps111.pngfile:///C:/Users/huawei/AppData/Local/Temp/ksohtml12400/wps112.png 羽田正《东印度公司与亚洲之海》提到，对于17-18世纪的西北欧来说，两位法国旅行家的游记是他们了解东方的主要信息来源，他们提到：“现在不存在和亚美尼亚人无关的贸易。他们不仅远赴欧洲，还一直抵达亚洲的边缘，除了中国和日本，来往于印度、东京湾、爪哇、菲律宾等东方所有的地方”（塔维涅，1676）“亚美尼亚人是世界上最有才能的商人。”（让•夏尔丹，1692年）欧洲人能不断扩大他们的贸易活动，得益于亚美尼亚商人的协助。早在奥斯曼帝国兴起时代，生活在高加索的亚美尼亚商人就从地中海沿岸的港口城市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阿勒博前往意大利的威尼斯和里窝那；到16世纪60年代，亚美尼亚商人在东至印度北部的阿格拉、西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的“泛地中海”区域都设有据点，从事丝绸、宝石、工艺品等商品的国际贸易。17世纪初叶，作为奥斯曼帝国的竞争者，萨法维帝国国王阿巴斯一世注意到了“亚美尼亚商业网”的独特价值，把亚美尼亚富商集中迁至新都伊斯法罕，以“新焦特法”为中心（原住地高加索的焦特法），令其从事波斯丝绸的跨国贸易。在整个17世纪，作为国际贸易商人、金融业者，横跨亚欧大陆东西两端的亚美尼亚商人网络，已经延伸到了亚欧内陆的加德满都和拉萨。而在亚洲之海，亚美尼亚商人也与欧洲各东印度公司的从竞争转向合作，1688年亚美尼亚驻伦敦社区代表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促成双方签署协议的法国人让•夏尔丹（胡格诺派新教徒）曾在波斯和印度经商，与亚美尼亚商人关系密切，之后到伦敦从事东方贸易，他是珠宝商人也是游记作家。在英国的东印度公司，英国人进驻的香港、广州、新加坡等地，都能看到亚美尼亚商人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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