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涟漪”：东方石工西传
（引）工具以元代《岛夷志略》为例，经统计，汪大渊记录的海外99个地名，有55地都进口中国的铁、铜或其制成品。其中，出口的铁及制品有：铁、铁块、铁条、铁线、铁鼎、铁锅、铁器、针；出口的铜及制品有：铜、铜条、铜线、铜珠、铜鼎、铜器、白铜。安东尼•瑞德《东南亚的贸易时代》：“早在宋代，铁与铁器产品便已被列入‘中国输入到南洋最常见的商品’，并出现在诸如室利佛逝之类的主要贸易中心……1631年，荷兰人购买了近1万件的卡里马塔斧头和巴郎刀；1637年，荷兰人又采购了8千件。”马鲁涧（《岛夷志略》，四库全书本）
国与遐迩沙喃之后山接壤。（沈曾植注：《诸蕃志》：芦眉国一名眉路骨。遐迩沙喃对音与耶路撒冷至近）民乐业而富。周回广一万八千余里，西洋国悉臣属焉。有酋长，元临漳人，陈其姓也。幼能读书，长练兵事。国初，领兵镇甘州，遂入此国，讨境不复返。兹地产马，故多马军，动侵番国以兵凡若干万。岁以正月三日，则建高坛以受兵贺，所至之地，即成聚落一所。民间互易，而卒无扰攘之患。盖以刑法之重如此。观其威逼诸番，严行赏罚，亦酋豪中之表表者乎。
法国人安田朴的《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一书中则提到中国和佛教对魔鬼和地狱画的影响：“那么14世纪艺术的荣誉也是因为很好地吸收了中国的龙和佛教地狱，以便从中排除典型的天主教魔鬼和极其基督教化的地狱，大家必须等到20世纪才觉察到这里是指来自远东的一种贡献。如果不是来自中国，那么我们中世纪魔鬼的这些新表象又来自何处呢？大家可以在13世纪的阿拉伯世界发现这一切，正如1291年的某些波斯雕塑品已经证明的那样。至少从安息人以来，波斯与中国之间就维持着持续的关系，当时一名蒙古汗正替忽必烈统治着这片地区。 ”
南宋《诸蕃志》：“真腊……其地约方七千余里，国都号禄厄。官民悉编竹复茅为屋，维国王镌石为室，有青石莲花池沼之胜，跨金桥，约三十馀丈。殿宇雄壮，侈丽特甚”。
元《真腊风土记》：“石塔出南门外半里馀，俗传鲁般一夜造成鲁般墓。在南门外一里许，周围可十里，石屋数百间。”
《利玛窦中国纪行》五卷十一：“居住在莫卧儿宫廷里的神父们写信给他们在印度的兄弟，提到撒拉逊人称之为契丹的那个著名帝国。这个名字从前在欧洲是从威尼斯人马可波罗的著作里为人知道的。神父们在信中说，这个契丹王国在东方，在莫卧儿王国北面不远。”
E沃格林则在《政治观念史稿》的《现代世界》部分提到了“亚洲之背景”，拜占庭帝国的覆灭和奥斯曼帝国的崛起，使得“西方王侯之间的争斗可以简直就成了鸡毛蒜皮的家务事”。欧洲人开始注意到奥斯曼帝国“在帝国构建方面具有任何单一西方权力单元所不及的理性组织与效能”。帖木儿的出现有如一颗划破暗夜的流星（奥斯曼威胁之阴影）：“在西方人看来，帖木儿是另一股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强权——他遽然遏止了高歌猛进的土耳其人的征服步伐，在那时后者已经开疆拓土直到保加利亚和马其顿大部；终结了拜占庭和西方的心腹大患；但其兴业勃，其亡也忽，二者都是那样令人费解。这样一种强权的自然喷发，及其作为威胁着和拯救者的兴衰荣枯，莫不既让人心神不宁，又使人心向往之。”
安东尼•瑞德《东南亚的贸易时代》：
“早在宋代，铁与铁器产品便已被列入‘中国输入到南洋最常见的商品’，并出现在诸如室利佛逝之类的主要贸易中心……1631年，荷兰人购买了近1万件的卡里马塔斧头和巴郎刀；1637年，荷兰人又采购了8千件。”
布罗代尔《地中海世界》：
“ 16世纪开始时，它还是一个普通的贫穷城市。拉伯雷1532年第一次旅行时看到的罗马，就是这样一个贫穷的罗马。马尔利亚尼的《地志》和很多其他旅游指南描绘的罗马就是这样一个贫穷的罗马。这是一座狭小的城市，周围是乡村。……16世纪这座城市发生了变化，它生机勃勃，宫殿、教堂拔地而起。它的人口增加。即使在17世纪这个总的说不利于地中海城市的发展的时代，它仍然保持在它原有的水平上。罗马就这样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工地。任何工匠师都能够在那里找到工作。首先是一支石匠建筑师大军，紧接着这些手工业者、建筑师和石匠之后，匆匆来了一支画家队伍。这支队伍对于装饰画达到顶峰的艺术时代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拱顶和天花板为画家提供了无限的空间，与此同时又把一些有时严格确定的题材强加给他们。‘巴洛克风格’的圣画首先是这种风格的建筑极其自然地生下来的女儿。” {:7_295:}{:7_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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