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篇“和刘仰先生谈‘汉奸’”仅根据《环球时报》刊出的文章。在四月网有网友向我指出，刘仰先生认为《环球时报》刊出的文章题目被修改，改得不太好，容易被误解（我也曾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如我的“致廖保平先生”一文，被廖保平篡改成“网友揭露‘廖保平’的丑恶嘴脸”，与原意大相径庭）。现又查阅刘仰先生的新浪博客所载全文，条理确实比《环球时报》刊出的文章清晰的多了，理由也较为充足。现再对刘仰先生的“慎用‘汉奸’一词”提出些看法。

        首先得声明，我十分赞成刘仰先生“慎用‘汉奸’一词”的观点。但在“汉奸”非得是明确的战争状态及如何“慎用‘汉奸’一词”方面，提出不同的看法，与刘仰先生商榷。

1.“汉奸”非得是明确的战争状态吗？

        刘仰先生认为：“定义‘汉奸’的基础还应该是明确的战争状态”。这样的说法显然违背了汉语中对“汉奸”的定义。

        2007年马立诚先生在《历史问题不应成为中日关系的核心问题》中认为：“汉奸该怎么定义？《现代汉语词典》是这么讲的：投靠侵略者、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中华民族的败类。《辞海》又是怎么解释汉奸这个概念的呢？是指中华民族中投靠外国侵略者，甘心受其驱使、出卖祖国利益的叛徒。在这两个定义里，有一个要件叫‘侵略’，前提就是发生了‘侵略’。通俗一点讲，就是指在交战状态下，帮助敌国谋害本国。”［1］

        我不清楚刘仰先生是否受马立诚先生上述说法的影响，但是，马立诚先生在上述说法将《辞海》“汉奸”条目中的解释篡改了，把“中华民族中投靠外族或外国侵略者”［2］改成了“中华民族中投靠外国侵略者”，显然遗漏了“外族或”三个字。这里“外族”的意思是很明确的，即中华民族以外的民族，一定是中国外部的民族，也就是外国的民族。就这样马立诚先生把可以不发生在“侵略状态”下的事件，偷换成了一定要发生在“侵略状态”的事件，并以强调“侵略”前提的要件来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这样的误导，说轻点实在是不诚实的狡辩。

        从《辞海》“汉奸”条目中的解释上看，“汉奸”的定义并不一定是在“战争状态”下，更不一定是在“明确的战争状态”下。任何时候“中华民族中投靠外族，甘心受其驱使，出卖祖国利益的叛徒”都可以称为汉奸。那么刘仰先生“定义‘汉奸’的基础还应该是明确的战争状态”的观点，显然违背了汉语中关于“汉奸”的定义的。

        如果刘仰先生一定要认为定义“汉奸”的基础还应该是明确的战争状态，总要给个充分的理由吧。我看遍整篇文章，刘仰先生并没有给出充分的理由。秦桧那时候有没有“汉奸”一词，我没有考证，但从《辞海》上的解释来看，即使有“汉奸”一词，也是指汉族的败类，并非一定是在“战争状态”下。汪精卫等被确定为汉奸，那是被判定为犯有汉奸罪，应该在明确的战争状态下去判断的。可现在刑法中并不存在“汉奸罪”，人们所说的“汉奸”，并非从法律的角度上去衡量的，而是从国家和民族利益上去判断的，这样的判断，我认为并不需要一定是在“战争状态”下，更不一定是在“明确的战争状态”下。理由很显然，因为汉语中“汉奸”的定义并非一定是在“战争状态”下，并没有规定非得是发生“侵略”的情况。

2.慎用“汉奸”一词

    我同样认为应该慎用“汉奸”一词。即使有人考虑问题偏颇，说了些不利于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话，也不应该马上给人家去扣上“汉奸”的帽子。但是，我们看到确实有那么一些人，明明知道自己的言行不符合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还是顽固的坚持自己的立场，甚至勾搭外族，甘心受其驱使，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以搅乱人心，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那么这些人被称为“汉奸”，并不为之过。

        刘仰先生应该清楚，现在人们所说的“汉奸”和汪精卫等犯有“汉奸罪”的汉奸是有很大的差别。现行刑法上不存在“汉奸罪”，因此，根据“罪刑法定原则”，人们所说的“汉奸”并不是犯罪，仅是顶“帽子”，所以，并不需要“确认‘汉奸’则需要有明确卖国证据”。理由很简单，这只是“陈述”，并非呈交法庭确认，需要“谁主张，谁举证”。现在网络上相互乱扣帽子的比比皆是，又有谁是有明确证据才扣对方帽子的？现在那些中国的右派是十分无耻的，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可以仅凭他们的观点和感情就给人任意贴上他们想贴的任何标签；他们动不动给别人贴上一张张“粪青”、“五毛”、“爱国贼”、“极端民族主义”、“皇家的爪牙”、“专制主义维护者”、“利益集团代言人”，甚至是什么“邪党的走狗”等等极其恶劣的标签，从来没有涉及到那些名称的定义问题，也不需要任何证据，更没有什么“明确证据”。时下左右交锋，右派也盛行什么“网络评选活动”，给不同看法的观点文章、书籍随意评判，贴上“极端民族主义”“烂书”的标签，并没有什么明确证据，那么对他们反击为什么就必要受到限制呢？！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中国的右派口口声声“平等”、“公平”、“正义”、“公理”，那么只有他们可以仅凭观点和感情就给人任意贴上任何标签，不需要任何证据，别人则不能仅凭观点和感情就给他们贴上标签，而必须有证据，这显然是不平等、不公平的！“正义即公平”，这是当今国际社会公认的公理。刘仰先生应该知道，老子说过：“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3］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不仅是公民的义务，也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利益所在，即使在这方面表现的有所过分，也是有道德的表现；而那些不顾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甚至是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言行，尽管有时文质彬彬，也是毫无道德的表现！我们不应该追求形式上的所谓“德”去束缚我们的手脚。这里，还是借用鲁迅先生的那句话：“漫骂固然冤屈了许多好人，但含含胡胡的扑灭‘漫骂’，却包庇了一切坏种。”［4］滥用“汉奸”一词固然冤屈了许多好人，但含含胡胡的扑灭“汉奸”一词，却包庇了一切坏种！

3.对刘仰先生“左右派”的定义我也不太赞同。习惯上讲，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是左派，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则是右派。这里的“国际主义”和“世界主义”是有区别的，“国际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主张“大公无私”、“无条件的支援世界人民反抗殖民主义的解放事业”；而“世界主义”则是资本主义主张的在维护本民族利益下的全球一体化。而且，现在社会上所谓的“普世价值”仅是西方价值观念下的“普世价值”，并非是各种意识形态下普遍认同价值观念，并不符合“普世价值”定义，所以我常常称其为西方的“普世价值”。按刘仰先生那样来划分左右派，应该才是仅凭理论机械的划分，非但不贴切，更不符合习惯定义。

注释：

［1］马立诚，“历史问题不应成为中日关系的核心问题”，博客中国，2007年6月7日

［2］《辞海》上“汉奸”条目的解释为：原指汉族的败类。现泛指中华民族中投靠外族或外国侵略者，甘心受其驱使，出卖祖国利益的叛徒。（《辞海》，上海辞海出版社，1979年版缩印本，P886）

［3］《老子校释》，朱谦之撰，《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中华书局出版，1984年11月， P150

［4］“漫骂”，《花边文学》，《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P4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