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是中国文化界最为哀伤的日子，任继愈与季羡林两位老先生，在短短四个小时里，相继驾鹤西去。任老精于历史学、佛学、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季老更是通才，对中国哲学、印度哲学、佛学、古文字学、敦煌学、历史学均有极深造诣。

    大师终将驾鹤，这是没有人可以摆脱生死定律，大师也不能。进入二十一世纪，白寿彝、程千帆、金克木、黄仁宇、漆侠、钱仲联、杨明照、施蛰存、臧克家、张岱年、陈省身、费孝通、启功、巴金、张中行、任继愈、季羡林……文化大师们一个一个离我们远去，在快餐文化大行其道、学术逐渐沦为娱乐性名词的现在，不知道能否让喧嚣的人们沉思片刻，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位又一位的“著名学者”，而是中华文化硕果仅存的栋梁。

    梁漱溟先生曾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这样诠释文化：“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文化不仅仅与代表着“三颂”，更是“二雅”与“十五国风”。这些，都与个人、社会乃至全人类的生存价值都息息相关。在古代中国，很长一段时间内，文化始终是国家检验人才的重要标准，这与西方有着本质的不同。在西方和中亚，人们更崇尚的是武力，他们崇尚的是奥古斯都、大流士、亚历山大、凯撒；而中国更崇尚孔孟老庄、李杜苏辛、程朱陆王，那些武功强盛的君主，无一被人斥为穷兵黩武。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体系，推进并维持了中国近两千年的繁荣。

    时间步入十九世纪，那时的中国文化在变本加厉的君主集权制下逐渐丧失了原有的生命力，在西方海洋文明的冲击下更显得七零八落。九十年前那次著名的文化运动，虽有“全盘西化”之嫌，但是却在某种程度上为中华文明注入新的活力，在其影响下，也孕育了一代星辰灿烂的学术大师，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了任继愈、季羡林两位老先生。他们在狂风暴雨中呼喊，为中华文化之安身立命奔走。

    直到现在，我们经过一系列的弯路，似乎重新重视到中华文化的精粹之处。国学开始重新走出图书馆，步入寻常百姓家庭。国学的昌盛，大师的存在，应正着一种品格、一种素养、一种高雅传统仍然在延续。然而，由于学术的断档，人才的凋零，大师们的一一作古，突然发现中华文明中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正在逐渐成为历史，文化大师正在成为我们的记忆。我们应该正视现在文化出现的裂痕，或许正如梁启超先生曾经对那群留美学生所说的：“对于中国文化有无贡献，便是诸君功罪的标准。饶你学成一位天字第一号形神毕肖的美国学者，只怕于中国文化没有多少影响。”现在在国内外上蹿下跳的那群美式精英、日系愤青，看到梁先生的这番话，不知有何感想？

    中华传统文化，也就是季羡林先生临终前提出的“大国学”，不应该成为在动物园任人观赏、赞叹的大熊猫，而应该植入每位华夏儿女的心中。只有这样，才能使学术摆脱权力的魔爪、脱离思想的窠臼、抵御西风之东渐。真正做到“自由其思想，独立其人格”，我们才能看到更多正在接过、或有志于接过大师衣钵的人。我们需要尊重学问，一如需要我们尊重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