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爷爷虽然和那几百个难民悲惨地死去了，但政府并没有能力为他们讨回公道。孱弱的地方政府无力去山里调查询问当事人，更没有能力把他们拿来法办。死了就死了，没有人为此负责。但在活着的人心里，伤痕是深深地刻下去了。

      又过了几年，山里的哈萨转场，又经过了爷爷家的庄子。

       那时候，虽然祖爷爷去世了，他的五个儿子，两个女儿和他们的母亲都还在，一大家人在一起生活着。新疆的农业是灌溉农业，虽然有很多土地，但能开垦耕种的地却有限，而北疆大面积的半干旱草场，繁育不了庄稼，却能养活牛羊。据说，那时候家里养着一大群牛，大约有几百头，却秉持着内地带来的习俗——不吃牛肉。耕地也用不了那么多牛，养那群牛的主要功能是攒牛粪，好给地里施肥。爷爷家的庄子以北，就是一片草场，那群牛天天不用人赶，早上打开圈门，自己出去就奔向草场，晚上太阳快下山时，又会自觉回到圈里，非常规律。

      北疆的哈萨克族，那时候还过着游牧的生活。夏天，他们游牧在天山苍翠的山谷里；秋天，浩浩荡荡地便会转场到沙漠边的旱地草场中。生产方式的不同，注定我们只能和他们在生活中擦身而过，没有交流。记得小时候，晚上不听话不肯睡觉，妈妈就会吓唬我们说：“赶紧睡，不然晚上哈萨下山听到了，把你们抓走。”小小孩子，便想起骑在高头大马上，挥着鞭子，赶着牲口和大车的那些陌生的人们，无边的恐惧一下就起了作用。

       继续回到爷爷家的话题。那一年，山上的哈萨赶场的时候，路过爷爷家的庄子，有一个牧民，客气地到爷爷家来讨水喝。据说，他一边喝水，一边在庄子四处转着看了看。正是傍晚，牛群经过他面前，进了圈里。可巧不巧，第二天的傍晚，那群牛就没有回来。

      爷爷他们三个兄弟，当晚就骑着马去找了，在离庄子步行大半天距离的地方，找到了那群牛，可是，那群牛却有了新的主人，正是那个讨水喝的牧人。三个兄弟应该是讨要过的，但显然没有讨回来。

      新仇，旧恨，在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心里沸腾。第二天夜里，他们两个兄弟又骑着马，赶到那家牧民落脚的地方，杀了毡房里的一家三口，那家人的大女儿正好在外面，亲眼看到当时毡房里发生的事情，第二天就报了官，他们很快就被关进了牢里。

       那时大概是1945年，内地抗战渐平，新疆却风云又起，三区革命的锋头已经逼近了玛纳斯。本县为了做好抗击准备，给山里的哈萨克牧民都发了枪，为首的一个就是后来的匪首乌斯满。彼时，哈萨克风头正健，杀了他们的人是要偿命的。县府鉴于事出有因，三爷爷又主动承担所有罪责，最后审判结果是三爷爷死刑，立即执行，其他两个兄弟分别判处有期徒刑若干年。

      不要以为三爷爷是没文化的农民，祖爷爷生前很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几个儿子从小就被送进私塾熟读四书五经，后来知道迪化办了新学堂，更是不惜重金，送老三，老四去迪化读书，他们在那里加入了国民党，回乡后，在县里的机关做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大学生毕业后做了基层公务员。事发那年，三爷爷新婚刚一年，媳妇的肚子里还怀着未出生的孩子。这个孩子，就是我的堂叔，长大后就读于新疆大学，毕业后在精河县城又做了一辈子基层公务员。

       从我记事的时候起，父辈们对这段历史都晦莫如深。直到我上了大学以后，他们才断断续续把这段历史告诉我们。爷爷偶而说起这事，只恨恨地说：就是他们杀了我爹！我问：有什么证据吗？山上的哈萨那么多，怎么能确定就是他们干的？可是爷爷只告诉我有证据，却从没说过证据是什么。

        有时候我在想，三爷爷他们做这样的事，冲动自然是有的，但决不是因为县志上记载的，动机只是丢掉了那几百头牛那么简单。杀人与被杀，轮番在家族史上出现，留下的印记，却没有快意，都是伤痛。

       写出这一段，是很难的，因为一直不知道该怎样面对。道义上，杀人不对，那一家人的血案，的确令人触目惊心。但是站在受害者的立场，象敌人一样批判我的那几个爷爷，又不忍。如果历史可以重新来过，我宁愿他们没有在那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制造出那样的悲剧。大家都皆大欢喜地迎接新疆的解放，继续过还不算坏的日子。
可是。。。是不是有些伤痛，在一定的时候，必须要以暴戾来终结？那么七五的这些伤痕呢？这是我写完这一节之后，最担忧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