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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现象,已经有人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过讨论,在此我想说的,是从这些现象中看出,体制中的教育意义及效果其实永远只占一个人一生所受教育中的一小部分。那些容易被忽略掉的,是来自家庭、社区、交往人群、社会所带来的,这些教育可能不会对一个人形成体制中教育惯有的压力感,但这些教育构成了一个人成长所依托的社会文化背景与平台。只有在这个平台之上,体制教育的成果才能显现,才能通过系统的学习、考试等一系列活动境况并筛选出适合不同社会职业的人才。而没有这个平台,所有体制教育的最终结论:某某学位,优秀学生等等都成为无意义的零分母。但人们往往意识不到这一点,一味地以为教育会改变命运,读到大学自然会有白领的工作等着自己。在现实中转换了文化平台之后,仍然没有意识到原因何在,只会一味地抱怨这个社会的不公平,归咎于政治、经济或者其他文化因素。
但认清这个事实之后,我们对教育的期望就不会与现实相差太多。体制教育就是一个培训选择系统,目的是为这个支撑它的社会提供相应的经过培训与筛选过的人才。一旦这个社会文化背景评判标准变化,则无异于釜底抽薪,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教育平台的变化不仅会在同一时代跨空间存在;也会在同一空间跨时代存在。如晚清的秀才,到了民国,自然只有破落到被人耻笑的份儿了。这耻笑是他们应得的吗?或者我们可以耻笑他们号称读书人,却看不清形势,不懂得“与时俱进”,只盯着读书博功名这点鼻子尖上的利益,当然好笑。但反过来,假如当初换成是你,又如何确保你选择的不是那条将来会被抛弃的体系呢?
朱光潜等老一辈学人的命运可堪借鉴。当年他们幸而选择出国留洋的道路,回国后正赶上国内新建学科体系,遂顺势成为开山之人;却不料五六十年代,反右、文革,文化界革命一浪高过一浪,他曾引以为豪的他山之玉成为被踩在脚下的资产阶级思想;二十年之后,文化平台又一次上演乾坤大挪移,朱先生终于又被正了过来,成为万众学子敬仰的美学泰斗。
如果不加任何评价,冷静客观地分析这一现象,会得出同样的结论:文化平台与体制教育的价值、内容和方法可能都会变,今天我们自入学以来一直在学的东西,有一天也有可能遇到类似的命运,我们怎么办?在这样的变化中,如何确立自我教育的正确方向才能以不变应万变,跳出时空对人的戏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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