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北大学子PK茅于轼的文章。文中的所谓三个主题，个人自由，民族独立，国家现代化，不就是毛泽东总结的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么。作者只不过是用不同的表达方式在说相同的东西。

我也是借着自己这篇文章，把自己的对这方面的观点和平时发言中一些片段整理起来。

所谓个人自由和民族独立，就是要推翻帝国主义侵略奴役和封建主义的压迫。要真正做到国家独立自主，就要有国家的工业化，也就是所谓的现代化。尤其是重工业，更是有着最高的优先级，因为重工业是国家的骨骼，是国家安全的基石。

后发国家的重工业发展不像轻工业可以由私人经济逐渐发展壮大，否则将永远赶不上先发国家。因为人家从政治和军事上就不可能给你那么长和平发展的时间来上这个台阶。摆脱帝国主义侵略，不在于你本国老百姓手里是否有选票，而是在于你本国的重工业是否有足够的实力驱逐侵略者，并让侵略者畏惧。发展独立自主的重工业和驱逐帝国主义侵略，二者是相辅相成的。要彻底驱逐帝国主义，也必然要铲除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官僚资本主义阶层。铲除官僚资本主义，看似简单，实则须要更敏锐的政治洞察和执行的坚决。因为官僚资本主义往往混杂在民族资本之间，以华人的面目出现，往往让人难以将其彻底剥离开来。改革开放这些年，官僚资本主义有回潮的趋势，在政治经济文化界，都逐渐有了西方帝国主义的代言人，以理性面目出现，以包容理念为掩护，进行各种各样夹带私货的宣传，弱化国人对国家安全的警惕，颠倒黑白地制造国人对“爱国”二字的罪恶感。说道这里，有些跑题，言归正传。

重工业的特点就是投资海量，技术高难，周期漫长，风险巨大。这绝不是私人经济所能承担的，必须有国家意志作为执行的后盾，调动税收，人才，政策，自然资源，甚至是外交手段等，才有可能起步并发展。今天美国的洛马波音等虽然是私人企业，但都有国家做后盾，或者说美国的军火巨头本身就处于美国真正的统治阶层。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国，要想让重工业起步，必须要先从农业收税养工业，等工业有足够的实力后，才能反过来让工业养农业。前两年不是刚取消农业税么。那就是中国工业已经有了自己养活自己的能力，更有能力反哺农业。清末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前，中国的政治结构是一个不统一，至少是中央没有真正实权管理全国的状态，再加上帝国主义侵略干涉，也就是中共后来总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样的社会形态是不可能进行重工业建设的。比如中央要上马某大型工程，帝国主义会支持么？你有了独立自主的强大国防工业，那帝国主义还掠夺谁去？所以帝国主义必定通过起豢养的买办官僚资本，在中国内部进行破坏，弱化中国独立自主的能力。同样，若地方军阀不给中央足够的税款，怎么办？从农业收税上马工业，也就是说让地主阶层出钱来培养国家未来真正依仗的工业阶层，地主阶层会响应这样的政策么？工业化带来的后果就是国家城市化建设，必然会挤占农村的土地，吸引农村的人口，这都是伤害地主阶层利益的事情。当一个国家大大小小的军阀和各地的地主阶层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的时候，反封建就成了工业化建设路上必须清除的一个障碍。我们可以这样说，国家工业化的过程，就是把国家的权力从地主阶层手里拿过来，转给能够支撑工业发展的阶层。这个新兴的阶层，在西方就是资产阶级，在中国就是中国共产党。

革除封建主义，具体执行手段就是毛泽东搞的土地改革。不从经济上入手，那封建势力就会向田地里的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土地改革就是用暴力手段，把地主阶层赖以生存，赖以掌握国家政权的本钱，也就是“土地”，夺过来，分给农民。这样的好处有很多。最明显的，就是能缓解社会矛盾。因为在清末和民国那种中央权力较弱的时代，地方豪强必定强大。地方豪强之间的争霸从客观上也迫使豪强要从农民手里巧取豪夺，来增强自己的实力，进而打败对手，让自己获得更大的权力。这样的乱世，土地兼并不可避免并且异常疯狂，也必然导致失去土地的农民生活困苦。这些无地的农民有着最强烈的改变社会现状的意愿，并且饥寒交迫使得这个阶层的人民不怕艰苦和牺牲。土改另一个好处就是使得中央的权力得到加强。因为地方豪强拥有旷阔的土地资源使得这些人拥有政治上的发言权，而平分了这些土地的广大农民由于每人每户的土地并不多，在政治上是一盘散沙，便于中央管理。比如从一百万个人均五亩地的农民身上收税，就比从十个各拥有五十万亩土地的地主身上收税要容易得多。国家有了税收这样源源不断的资金来源，才可以支撑长期的重工业发展。

国民党在所谓的黄金十年中只能搞一些轻工业，但不能上马重工业，其根源之一就在于不能消灭地方军阀，更不能铲除不适应世界发展潮流的地主阶级。因为国民党在蒋介石的领导下从革命者蜕变为被革命的对象，与各地军阀和地主阶级合流，那土地革命岂不等于革自己的命？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党掌权十年，飞机坦克大炮都能自产了，而国民党黄金十年连炮弹都须要进口的根本原因。由此可见，历史不是没给国民党机会，而是国民党的党性路线根本就不适合中国的发展，不能解决中国从社会矛盾，到工业化国防建设的的问题，以至于抗战惨烈，剿共失利。国民党的小资路线，买办路线，只适合于在台湾一个岛，这还是说在有足够资金（从大陆运去的）的前提之下，并且建设的成果也只能是一个匍匐于帝国主义面前的小弟。

如果有人认为恢复列强在中国大陆驻军并开租借地，以此为代价让中国大陆的人均收入达到台湾的水平，是一件天经地义，符合人权的事情（很多自由派都是此类立场的支持者），那我想我们之间的区别不单单是一个历史观的不同，而是你死我活的立场斗争。其实一个殖民地化的中国大陆，包括仅仅是经济殖民地化的中国大陆，是绝对不可能达到台湾人均收入的。13亿人的人均收入增加那么多，对于帝国主义列强来说是不可忍受的。你分的蛋糕太大了。

一代一代的改良者和革命者无不是在研究社会贫弱之现状，明确国家发展之目标，分析国家结症之所在，制定医国救民之政策，运用执行政策之手段。很多思想立场不同的爱国之士都看到了贫弱现状，也都勾勒出了国家发展的目标蓝图，无非就是使中国强大富裕，没有外国人能侵略中国，中国人民生活幸福，社会公平正义。这个不难明白。难就难在分析国家结症在哪，把复杂的国内外个方面问题的来龙去脉，前后因果都理顺，看到中国贫弱真正的原因。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就很少了。若果再加上制定政策和政治手段，那中国只有毛泽东一人站得最高，看得最远。

中国近现代，从政治上推翻封建帝制的是孙中山为代表的那一代革命先行者。从经济上真正革除封建制度，并以军事实力为后盾作为确立稳定的共和制度，开创共和国时代，进行工业化建设者，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那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即便毛泽东在后来的建设中犯错，也不能因此否定他在中国工业化建设的准备过程中，扫清一切障碍的功劳。

工业化建设也需要一个和平安全的社会环境。国民党的史观就一直抱怨是日本人打断了所谓的黄金十年。可问题是，你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拱手让出东三省，撑大了日本的胃口。人家自然会开始下一轮更大规模的军事冒险，使得中国本来就脆弱的民族工业遭到巨大的破坏。解决这样的问题，也同样落在中国共产党的头上。新中国建国伊始，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展现了自己的实力，为中国争取到了一个与美国势力范围的缓冲地区，彻底改变了西方人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侵华建立起来的对中国军事实力的蔑视。抗美援朝对中国工业化建设的意义也在于此。对一个以积贫积弱，还没有彻底结束内战的中国来说，敢于主动向美军发起进攻，这份坚定的意志，这种无畏的英勇，体现在从国家元首到普通志愿军士兵的身上。他们的决策和牺牲都对中国工业化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由此我们看到，国民党在大陆执政中遇到的问题，共产党一个不差地也都遇到了。任何人在中国掌权，这些问题一个都跑不了，都必须一个一个面对并解决。谁能持续不断地解决这些问题，谁在中国的政权就稳固。中国从那时甚至至今都还算是个农业国家。谁抓住了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农民问题，谁就触及到了中国根本矛盾的核心，所以三农问题在今天依然是国家内政的重中之重。当年国民党在大陆折腾的那一套，什么新生活运动，什么行宪，都是隔靴搔痒。今天某些人宣传的那些什么多党制，什么彻底私有化，也都是云山雾罩。没有深层的农业，加上今天工业升级发展，那些表面的所谓政治体制改革都是扯淡。

我认识一个五十多岁的人。此人因为文革时期自己家被迫害而恨毛泽东，平时也骂毛泽东，但他反对西方发动的颜色革命，说那是西方要搞乱中国的阴谋。这样的人骂毛泽东，多是源于个人恩怨。我认为这不足为虑，发发牢骚而已。茅于轼丑化污蔑毛泽东，不是一个个人恩怨或历史观问题，而是一个政治立场问题。我们看一个人，不能单看其一句话或一个方面的观点，而是要把其长期的，对于很多事情的观点综合分析，才能看清此人的真正立场。茅于轼从宣传中国不用守18亿亩耕地红线，到给穷人的廉租房不要有厕所，到反对中国造航空母舰等一系列观点，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茅于轼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买办阶层知识分子。他所有宣传的目的都是要剪除中国的国防力量，让中国从政治经济军事都要受制于西方列强，同时更不会让广大劳动人民获得好处。我们把茅于轼的立场联系其对毛泽东丑化污蔑的言论上，就可以看出茅于轼对毛泽东的仇恨是来源于三座大山对毛泽东的仇恨，是当年被革命的反动阶层对革命者的反攻倒算。

客观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首先要站在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利益立场之上。这是先决条件。不具备这个立场的人，不配评价毛泽东，甚至不配评论中国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