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缅怀季羡林鼓励我坚持字母文字象形论，张岱年启发我提出自然国学想到的
——季羡林张岱年牛实为涂纪亮杜维明李学勤诸先生对我的有益指点和无私帮助
                                       
在我的学术探索道路上，支持帮助过我的专家学者很多，很多，因此感到幸运的同时要谈到“感恩”二字我应该谈到的先生的名字也必然很多。例如最早促使我开始思考中国可能存在不同于西方学术体系的郭宏力老隐士（郭老曾经为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但毕业回国后即尽弃西学而专门从事中华传统学术文化研究，他是几位最先促使我思考我中华可能存在不同于西方的学术体系的人，我当时在北京养生科学研究所工作，郭老是我们所的特邀专家，郭老与我89年暑期在玉泉山军科院招待所相识，当时郭老已经七十有余，我与老人家同住了大约7-10天，受益匪浅）；几次给我无偿写序并最早支持我进行学术研究探索的北大易杰雄教授（后来参加北师大举办的我的学术处女作《ENGLISH说文解字》研讨会，又担任我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2月出版的《中华自然国学丛书》的首席学术批评）；为我写推荐信的南京大学的资深老教授李廉先生；赞同我的学术观点并帮助我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和多篇系列论文的徐德江先生；两次帮助我修改论文达到《北京社会科学》发表要求的北京社科院金启平编审（后来参加北师大举办的《ENGLISH说文解字》研讨会）；为我的书和相关论文组织专题研讨会的北师大李音祚先生；还有认真阅读“字母文字象形论”相关论文后第一位写信给我热情评价字母文字象形论的北大中文系何久盈教授（首先同意把其来信作为书面评价，使书顺利出版）；为使《ENGLISH说文解字》及时出版给我“字母文字象形论”相关论文或书稿书面评价的北大外语系左少兴教授（出席《ENGLISH说文解字》研讨会）和北大甲骨专家高明教授、中国社科院涂纪亮老研究员（出席《ENGLISH说文解字》研讨会，后来曾为我书无偿写序，已经仙逝）（四位老先生的来信或书面评价，包括《ENGLISH说文解字》研讨会上各位专家学者的发言和批评，是对我学术观点的最早的专业性评价，均见《ENGLISH说文解字》附录）；在我起草的《自然国学宣言》初稿被否定后毅然担任《自然国学宣言》执笔而又不图名利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刘长林先生；先后多次支持我在天地生人讲座发表专题学术演讲报告并支持我担任《自然国学之光》执行主编的中科院研究员宋正海先生；以及出席为我这个初出茅庐不见经传的年轻人举行的《ENGLISH说文解字》研讨会的北师大胡云富教授及李云富教授和北大韩水法教授，独立学者王红旗先生（后来他还同意担任我主编丛书的学术指导），中国社科院和中国艺术研究院胡振宇副研究员（当时职称，胡先生来出席研讨会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他当时给我带来的外国学者和中国学者相关研究的两本专著后来都对我很有启发），北京社科院徐丹俍先生，清华大学外语系覃学岚先生；还有天地生人讲座的各位先生等等，等等。但给我最直接学术启发的却是张岱年老先生。
我可能只见过张岱年老先生两次，因为我手里有两份他给我的题字。我知道象岱老这样的先生时间对于他是很宝贵的。我没有说很忙-因为“忙”这个字现在似乎已经被专用于不务正业的某些“学者”等人了。当年，为了搞清楚字母文字象形论是否是一个有价值的命题，刚涉入学界而“无知无畏”的我不揣冒昧地登门拜访并有幸结识了数十位老先生和前辈学者；后来为了请大家帮助我确定“独立于西方不同于西方的完善严谨的中华民族科学体系”是否可以称为“自然国学”，我再一次拜访了更多的专家和前辈。这两次拜访都包括张岱年先生，对岱老的两次拜访时间都在《ENGLISH说文解字》出版之后，前一次拜访主要为《ENGLISH说文解字》，后一次则主要为自然国学，但第一次拜访直接启发了我提出自然国学。
    虽然认识了这些专家学者老前辈们的家门，没有事一般我是不去打扰他们的，甚至有一次我在国家图书馆的一个阅览室，遇到了曾经参加我第一本专著《ENGLISH说文解字》的专题研讨会，并在会上给我提出了宝贵意见（见《ENGLISH说文解字》附录的研讨会谈话录音）的中国社科院语言哲学家涂纪亮老研究员，但看到他老人家聚精会神的专注于做学问查阅资料的神情，我悄悄的从涂老身边走到自己的座位上，没有惊动他。我知道，正如今天的大学课堂不再把迟到后喊报告进来的学生看作懂得礼貌相反却视为对授课老师和听讲同学的打扰一样（许多学生尤其从高中来到大学的新生仍然不明白这一点，看来我们的教育在细节上就处处有问题），我这样做是对他们这样的老先生的最大尊重，而且今后这绝不会对我们之间的交往有丝毫妨碍。后来涂纪亮老先生又曾经给我的一本书无偿作序。我对他们的感谢也不过是到了传统节日避开最热闹的日子打电话表示一下问候罢了。但在去年春节，我欲行这样的问候时，却从其家人得知涂老先生已经“走了”，我不禁脱口说道“好难过！真对不起！”。
    我第一次登门拜访请益张岱年老先生是2000年6月，具体哪一天我没有记录，现有的“记录”也不是我记的，而是岱老自己给我的《ENGLISH说文解字》题字时名字下面的日期。当时虽然我的《ENGLISH说文解字》已经在北师大开过专题研讨会，且我在会上经受住了与会专家学者们的一系列出于对“字母文字象形论”这一崭新见解的善意质疑，并得到了许多有益的启发和意见，最终又在北大中文系何久盈、外语系左少兴、甲骨专家高明三位教授和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涂纪亮这四位老先生的来信或书面评价的帮助下，于2000年元月顺利出版了《ENGLISH说文解字》这本书。但是，出版只是字母文字象形论传播的第一步，当时出版后公开赞同我观点的仍然是极少数人，更多的则是批评甚至是谩骂和围攻。今天无论学界还是普通读者受众即学习英文或字母文字的人们接受字母文字象形论观点的已经大有人在，虽然我知道这仍然不是主流观点，但打开网络，不仅知网已经有若干引用论文，而且还有几个人跟风写了几乎与我同样书名的书，甚至某全国最知名外语培训机构的“教学名师”也加入了字母文字象形论的队伍——只不过人家说那是他“自己发现的”真理罢了，后来被学生在网上揭露出来，于是该机构赶快收回了那几批教材。网上当然也不乏有人真心感谢我并说要拜我为师，还有人希望我和他们合作研究课题并在网上给我留了联系方式，我由于自己并非学外语出身，而且兴趣更多的在于尝试或“开辟”新的领域（实是为寻找民族学术虚无主义的根源，不得已而进入新的领域），故没有理会这些，但居然有人因此在网上说我“比较骄傲，似乎自己已经完全解决了字母象形问题”！我不是学外语出身，怎么可能完全解决那些具体问题呢，如果某个人把问题都解决了，别人做什么呢。但最可笑的是某位自称“XX大学者”的人，竟然让自己的门徒首先在网上贴了我已经发表于《北京社会科学》的《字母文字与汉字同构象形论》，然后说我已经拜他为师！——我有太多自己感兴趣而亟需要学习和研究的东西，实在没有时间和精力应付这些，我装作不知道此事没有去对付这个“大学者”，几年后得知这位“大学者”进了班房。我不想多说什么，我只希望他早日出来并改邪归正，专心完善他自己那套学习方法，而不要再借别人名义忽悠人。还有就是一位根本不清楚人文国学和自然国学不仅古已有之而且始终存在着清晰界线的某狂人，他不仅要抢夺自然国学的提出或发现权，甚至还贪天之功异想天开地企图做自然国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人物。自然国学不仅古已有之而且历史上早已有创始人和一系列代表人物，那些历史人物的智慧根本不是今天道德浅薄的我们可以相提并论的。此人连这点起码的自知之明的常识都没有，还想做什么大师，可见今天学界的某些人有多么无知和可笑！不过我似乎还要感谢他们这些人——我的名声至少有一半是被别人骂或（这几个人自己谦虚的称为）“学术批评”出来的，还有就是类似那位“大学者”那样把我的名字“被借用”后又揭露出来而出的名，而且自己至今也不过是不入主流专家法眼的民族民间学者，哪里有什么大不了的名气，那么我又何必责怪这些人们呢！
    虽然某些先生认为我有特殊的“学术勇气和学术毅力”（见《ENGLISH说文解字》所附该书研讨会录音记录），但是，面对《ENGLISH说文解字》出版后语言文字学界更加复杂混乱的局面，面对许多权威人物的围攻（我求教的大多数学者是欢迎并支持一个年轻人的学术探索，并尽可能给与我热情帮助的，但也不可避免的有少数几次受到如“你难道要用这样的邪说打破我们的饭碗吗？！”“你开玩笑！也许你是对的，但我不这样认为！”“我看过了你的文章，我认为你说得没道理！”“你的研究路子太野！”“我觉着你的立论和方法都不好！”，有两个人后来还公开发表了驳斥我观点的论文（《ENGLISH说文解字》一书出版上市发行后，我有时到书店顺便了解发行和读者反响，一次我在海淀图书城新华书店外文书柜台得知一位至少70多岁的先生专门到这家书店详细阅读并购买了《ENGLISH说文解字》，店员问他这本书是否很好，他回答“这书很坏，我买回去批判用。”），当然更不乏我从未请教拜访者为维护主流观点而写的批驳我观点的文章。对此我一律表示感谢！），而且有几个人围攻我的人被称为语言学界重量级人物。当时孤独年轻的我不仅感到手足无措，甚至几乎动摇了我对字母文字象形论观点继续坚持的勇气，这时的我确实又需要一点正能量的支撑和激励了。于是我相继拜访或当面请益了季羡林、张岱年、牛实为、李学勤、杜维明等先生。季羡林先生是我在《ENGLISH说文解字》出版前就拜访请益的，当时只交给他老人家几篇相关论文，该书出版之后我只是给他送去以便他老人家了解字母文字象形论的学术全貌。当时季羡林老先生白内障手术刚做完，因此他自己没有看我已经发表的几篇论文，但他老人家听助手讲了我论文的要点后，说了这样几点意见：就中国语言文字来说，《马氏文通》的路子已经走不通了，现在又出现了我这样反其道而行之，以中国文字理论刨析西方语言文字的人，无论对错与否，都说明了我们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在增强，是可喜的，但这样的观点一定会受到许多人的批评，他老人家勉励我要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完善自己的观点。我听到这些感到深受鼓舞的同时也觉得自己对季羡林老先生的打扰真是太不应该了，而季老在刚做完白内障手术的情况下仍然不忘对某位自己从不认识的年轻人请益的问题给予及时的答复，恐怕无论人品或学问都不是我这样的年轻人能够轻易效法的。
张岱年老先生则是我带着比《ENGLISH说文解字》出版之前更多的疑问去登门拜访的，我当时已经发现语言文字学界普遍存在的西化或季羡林老先生直言的“崇洋媚外”倾向，实在有着跨越学科界线的根子，即当时主宰语言文字学界的汉字落后论是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核心观念，考察中国学术发展史我发现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是与民族历史虚无主义即近代的疑古派相伴生的，而无论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民族历史虚无主义还是否定中医的民族科学虚无主义，全部是以民族科学虚无主义为根本依托的，也就是说一切民族虚无主义的总根源都是民族科学虚无主义，那么语言文字领域的崇洋媚外问题就必须在全面否定民族科学虚无主义之后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基于以上认识，我在1999年纪念孔子诞生2550年的国际儒学大会上提出了《当代儒学的使命——恢复中华学术的主体地位》的学术倡议，（当时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组的两位记者正在对我进行一个月的跟踪采访，他们录制了我在儒学大会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现场。这个节目后来在央视几次播出）并在会上到住处拜访请益了杜维明先生，杜维明先生当时对我说，一讨论中国学术问题，有人就会轻率地使用“朴素的”等修饰词语，这很不严谨，某些人根本不理解的中华文明古老观念，却偏偏要用这样近似于贬低的词语叙述，语言文字学问题也是一样。几个月后的2000年元月《ENGLISH说文解字》出版后我用挂号邮件寄给当时还在大洋彼岸哈佛大学的杜维明先生数本。十余年后杜维明先生回到中国就任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我再次在学术活动中遇到他，并请他做我主编的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华自然国学丛书》的顾问，他欣然同意了。后来我把在国际儒学大会学术会议上的发言稿改成了《恢复中华学术的主体地位 解放炎黄子孙的创造精神》一文，作为自序放在《ENGLISH说文解字》一书当中，大家显而易见，文中关于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完全不同的十个学术特征的论述正是“独立于西方不同于西方的完善严谨的中华民族科学体系”，即我后来经过张岱年老先生的启发提出的“自然国学”的来源。
但在《ENGLISH说文解字》出版后不久的当时我对中华文明是否存在“独立的科学体系”还是有相当疑问的，那么对于这样跨学科的宏观问题我应该请教谁呢？我首先想到自己请教的对象必须是一位视野开阔的学者，因为问题跨越了人文学术和自然科学，因此他最好还是一位哲学家，于是我就找到了张岱年老先生，并真的不虚此行！岱老告诉我，中华学术不仅象西方学术一样有分科，而且自明代方以智就分为“质测之学，通几之学，宰理之学”三大学术领域，这三个领域各自相当于今天的自然科学技术、哲学人文科学和以政治经济为核心的社会科学。并祝贺我“发挥创造性思维，对于中英文字学做了比较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岱老的这款题字还没有被我收入书中，不是我故意对岱老不敬，而是我的《ENGLISH说文解字》虽然已经被网上列为学习研究英文的十大参考书目，但自2000年元月出版后始终没有再版，网上却已经出现多种跟风书甚至盗版书）我听后感到这次受到的激励不同于在季羡林老先生处得到的勉励，当然也由于我请益他们两位先生的问题有所不同。在季羡林老先生那里我知道了他也反对西化崇洋的学术倾向，并认为“《马氏文通》的路子是走不通了”，季老的这些话使我知道自己坚持的观点至少在方向上是正确的，其它具体的途径就只是方法的完善问题了。但是这一次我在张岱年老先生处是真的得到了直接启发——中华学术同样可以分为“自然科学、哲学和人文科学、以及社会科学”三大部分，那么中华传统学术或国学当然就可以划分为自然国学和人文国学，（后来我还沿着岱老启发的这个思路找到了自然国学真正的古老起源和发展脉络，见2008年9月出版的拙著《中华自然国学纲目》一书）甚至以后随着研究的深入很可能还可以从人文国学划分出社会国学（可以说我今天已经看到了这种倾向，例如翟玉忠、王建军等先生从中国古代《管子》、《史记•货殖列传》等典籍整理出的东方经济学和政治学论著）！那次去岱老家拜访后我马上找来了岱老主编的大型国学丛书，并发现岱老主编的这套丛书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国学丛书，因为这套丛书包括了许多以天文、数学、医药、地理、农业等自然科学为主题的专书，甚至可以说这套丛书是"自然国学丛书"的先驱，虽然没有用“自然国学丛书”的题目但这就是第一套包括人文国学的自然国学丛书。而我的收获则不仅是自己有关中华文明存在“独立于西方不同于西方的完善严谨的中华民族科学体系”的猜想得到了岱老的肯定和赞同，而且实际上岱老也帮助我确定了对这一中华古已有之的学术体系的再次命名——“自然国学”。第一次拜访岱老大约一年以后，我作为《自然国学之光》的执行主编再次拜访了岱老，告诉他老人家我提出“自然国学”概念是直接受到他关于中华文明自古学术就可以分为“自然技术科学、哲学人文科学、政治经济等社会科学”的启发，而且请他做论文集的顾问，岱老欣然同意了，他还给我主编的《自然国学之光》亲笔题写了书名，后来因故未能出版这部论文集，我只好把他的题字放到了自己的专著2008年出版的《中华自然国学纲目》一书扉页，并注明“岱老这款题字不是专为本书，作者当时任《自然国学之光》执行主编，岱老是为所有自然国学的研究者题字。”后来我主编《中华自然国学丛书》时仍然把岱老的题字放到了扉页，因为丛书已经是面向全国征稿，作者已经不是我个人了，才省去了这个说明。现在许多人谈到自然国学有一些先驱人物，实际上自然国学古已有之，先驱人物何止千万，但直接与自然国学这个新概念新词语新命题的提出有关的莫过于张岱年老先生了。
    我提出自然国学并系统阐述自然国学是“独立于西方不同于西方的完善严谨的中华民族科学体系”，仅拜访哲学家和人文学者显然是不够的，我于是还请益过牛实为等几位自然科学家。牛实为（牛老有时以牛识微署名自己的著述）老先生是中科院研究生院即最近刚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大学的资深数学教授，文革前还当选过一届中科院学部委员，但后来没有转为院士。他还是一位佛家密宗高级传人，虽然拿着中科院资深教授不菲的离休（牛老是解放前就到中科院前身中央研究院工作的）工资，却自觉地过着真正的苦行僧的日子-不仅食素，而且睡在两三个板凳拼成的狭小硬板床上。牛老先生的学术兴趣相当宽广，著作遍及数学、物理、哲学、佛学、传统科学文化等领域。他每日夜间练功，白天则从事各种研究工作，且笔耕不辍。牛老当时已经九十高龄，但就是这样，他在百忙当中竟然一字不拉的为我审定了《中华自然国学纲目》书稿，后来他也做了我主编的《中华自然国学丛书》的顾问。牛老有一个真正类似于高僧的高贵品质“不拂人愿”-就是只要你求到他他都尽量办到，从不回绝。我发现这一点后就尽量不让他帮我做任何事了。现在《中华自然国学纲目》和《中华自然国学丛书》都已经相继出版，但他老人家只见到了《中华自然国学纲目》一书，《中华自然国学丛书》开始出版时他已经病危住院，我探望他时已经不敢再以什么书之类的打扰他了。今天，他改过的书稿我还保留着，但他老人家也已经于一年多以前西归净土了。
   李学勤先生也是我首先在会议上当面请益的，以后电话联系较多，当他看到我书中请益过的数十位学者名单并知道我希望请益更多的学者老师，且当我几次表示希望专门拜访请教的愿望时，李学勤先生都谦虚的表示自己不是研究外语的，并且坦诚地说就我研究的字母文字象形论及其历史根据这一点来说，国内能够指导我的人恐怕不多，建议你去国外学习一下。他最后对我说，“我愿意把你的方法介绍给外国学者。”对于非外语专业出身且早年从事新闻工作后来才转入研究教学领域的我来说，我知道李学勤先生的话是真正的鼓励之词。虽然我找到了腓尼基象形字母表和埃及象形字母（或称最常用偏旁部首）表，说明字母文字确实源于象形文字，但这只能说明字母文字象形论在大的研究方向上确实没有错误，但《ENGLISH说文解字》及已经发表的相关论文我自己却发现了许多错误和不妥之处。我会记着李学勤老师们的鼓励和帮助启发，将来再版时我将改正这些错误并尽可能使之更加完善。后来李学勤先生也担任了我在武汉大学出版社主编的《中华自然国学丛书》的顾问，只是这套丛书开始出版后，我还没有机会把样书送给他并请他指教，不过现在我由于有许多思路甚至新的领域的想法希望尽早写作整理出来，所以参加学术活动也少了，但想来一定会有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