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自然国学专著，首要阐述的应该是自然国学体系、自然国学主要原理、自然国学的治学方法、自然国学与人文国学的区别、自然国学与西方科学的区别与联系、自然国学的历史沿革、自然国学的时代价值和历史使命等。孙关龙的所谓《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自然国学》，既有涉嫌造假和剽窃的成分，又完全是以人文国学和科技史综述代替自然国学体系和原理等的阐述。其唯一以自然国学为主要内容的“第二章自然国学的特点”总结出的“七大特性”则完全不是自然国学特性，根本没有讲出自然国学的数学计算性、逻辑演绎性和实证体验性（见袁立著《中华自然国学纲目》）等三大与人文国学的基本区别，更没有可能说出自然国学与西方科学的根本区别即天文性（或天文起源性）、生命科学性（以中医为核心学科）、立体结构性（立体逻辑）（见袁立著《中华自然国学纲目》）三大特性。可以说孙式七大特性是人文国学或西方后现代学术特性都更加合适。孙关龙对他引用的资料既不熟悉（如《灵宪》月食）也不理解（如李曙华论《周易》）。所以说《瑰宝》一书内容的孙关龙部分与自然国学无关，只是仓促拼凑的人文国学和科技史资料汇编

——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自然国学》一书看孙关龙怎样无知于自然国学ACerun: yes">          

      自然国学是中华民族科学体系，不是文化、技术、文学、史学、哲学

——我为何说孙关龙与自然国学一点关系没有之二

                                   袁 立

    自然国学是有史甚至无史以来中华就有的独立完善严谨完备的民族自然科学体系。我们大家终于寻找到她，我以“自然国学”重新命名她（2001年1月7日天地生人383讲《国学的精髓是自然科学-兼论自然国学的体系和历史沿革》，见讲座各种资料汇编，中国哲学大会收录），自然国学学派同仁们用现代语言重新阐释她（刘长林执笔的《自然国学宣言》，袁立专著《中华自然国学纲目》等），无不是为了反对民族科学虚无主义，重建中华科学文化体系，振兴中华文明，向世界人民提供建设和谐世界和认同北京共识的途径。而不是做自清代以来至今许许多多人已经做着了的文史哲类考据学问。因此，自然国学是货真价实的自然科学，而不是文化、科技史、史学、文学、哲学。因为只有民族自然科学才能担负反对民族科学虚无主义的任务，完成恢复重建中华科学文化主体地位的历史使命。而仅凭文化、科技史、史学、文学、哲学等都是不可能完成上述使命的。

    在中华文明的开辟时代，中华学术体系早在道裂百家以前，已经分为象数派自然科学和义理派人文学术，前者就是中华民族科学体系，也就是我今天重新命名的自然国学（这也正是我说刘长林先生和徐道一先生懂得自然国学的原因）；后者就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学术体系，也就是我为与自然国学相区别而同时命名的人文国学（2001年1月7日天地生人383讲《国学的精髓是自然科学-兼论自然国学的体系和历史沿革》，见讲座各种资料汇编，中国哲学大会收录）。这两者无不遵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道家治学指导原则，在《大学》之中，又被儒家详细表述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治学顺序，格物就是自然科学，致知主要是哲学，诚意正心修身是中华实证科学即体验方法，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社会科学。致知必须建立在格物基础之上就是哲学必须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之上；而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社会科学举措也必须以诚意正心修身的联系环节和实验方法为唯一验证手段，扎根于格物自然科学及其致知哲学基础之上。在明代，自然国学被称为质测之学，哲学和人文科学被称为通几之学，社会科学被称为宰理之学。因此可知，在中华文明和中华学术发展史上，自然国学和人文国学的划分不仅古已有之，而且是中华文明开辟时代早已有之，且人文学术是源于自然科学，或者说人文国学是从自然国学当中分化独立出来的。自然国学和人文国学在以往历史的不同时代早就有不同的名称，当然也早就有清晰分明的学术界线，这个界线基本就是象数派和义理派的界线。

    某些人既没有这些起码的常识，又无耐心阅读历史有关典籍和别人已经出版的自然国学专著（自然国学领域的第一本专著是《中华自然国学纲目-中华民族自然科学体系和主要原理》，早就于2008年9月出版），就急于拼凑自己的专书，如孙关龙等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自然国学》（2012年1月出版，下称《瑰宝》），连自然国学到底是科学还是文化都不分不清（当然我不否认科学本身是广义文化），当然也很可能是他不想把二者分得太清楚-因为此书中孙关龙名下的部分几乎完全是人文国学和科学技术史综述，并无自然国学方法、原理的论述，书名取得含糊宽泛一些自然是为方便作者滥竽充数以忽悠编辑和读者并冒充国学大师（）。我知道许多人包括孙关龙自己看到这样的评价会不服气，没关系，我们一章章一段段的检讨《瑰宝》内容，看看能否认定此书究竟是自然国学还是人文国学或者干脆是四不像。

    这本书中总序、前言和第一章中故意歪曲事实，假称孙关龙自己是自然国学提出者和首次系统阐述者的一系列造假内容我已经在《我为何说孙关龙与自然国学无关之一》中予以揭露，不再这里重复，本文主要讨论《瑰宝》的内容是否是自然国学。

    《瑰宝》总序第一自然段说联合国设立孔子奖，各国设立孔子学院和中文系等，是新的文化热，《自然国学丛书》就是在这样背景下诞生的。——这段就很清楚地说明孙关龙完全无知于自然国学，无知到什么程度呢？无知到连李约瑟这样的西方汉学家都不如的地步。中华民族的自然科学以及技术科学，主要掌握在道家手中，这一点自然国学或民族科学常识不仅自古以来的中国本土学者如鲁迅等等都知道，甚至李约瑟、荣格、卡普拉等等都了解这一点，我也多次在网上和自己的论著中说过中国的“自然科学即自然国学以道家为核心，人文国学以儒家为核心”（见《中华自然国学纲目》及网络本人专栏）。而孙关龙这本《瑰宝》总序就这样开头，恐怕没有人说得清楚孙关龙们到底想主编一套“自然国学丛书”还是“人文国学丛书”了！

    再看前言。孙关龙再次提到了他自己给“自然国学”总结出的“七大特点：整体性、生成性、有机性、实用性、直觉性、人文性、非均衡性”，为了了解这段话的具体含义我们需要对照青岛会议论文集汇编孙关龙的《自然国学纲要》，在《自然国学纲要》中孙关龙说自然国学七大特点是“与近代西方科学的分析性、还原性、构造性、应用性、逻辑性、演绎性等特性相对应。”这所谓七大特性进一步暴露了孙关龙对自然国学认识的浅薄和含混：整体性能与分析性对应吗？整体对应的应该是部分，分析性对应的是综合性；有机性性对应的应该是无机，构造性对应的应该是功能性；实用性对应的应该是理论性，应用性对应的应该是基础性；直觉性对应的应该是经验性，逻辑性对应的应该是紊乱性；非均衡性对应的是均衡性，演绎性对应的是归纳性。孙关龙这段话不仅语无伦次，而且根本没有说出自然国学与人文国学相互区别的根本特征即形式逻辑性、计算性、实证性，当然更不可能说明中华学术与西方学术相互区别的基本特性：中华逻辑是立体逻辑，西方逻辑是线性逻辑;中华科学以体验为实证方式，西方科学以试验为实证方式；中华自然科学源于天文观察和历法制订，西方科学源于地面活动经验的总结（均见本人专著《中华自然国学纲目》）。看了孙关龙的《瑰宝》等书，初涉自然国学领域的读者必然会如堕五里雾中，不知描述的是自然国学还是人文国学或西方后现代科学。继续看前言，“首次（实际上首次是4年前我的《中华自然国学纲目》）较系统地总结自然国学数千年的历程”，在孙关龙的眼里，自然国学竟然只有数千年的历史，可知孙关龙完全无知于自然国学的起源。

    “第一章自然国学的提出”，这一章分为“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产生和演进”和“自然国学的提出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二节，除着重数次重复了“自然国学是我们提出”的不实表述外，第一节“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产生和演进”就分不清宗教和学术，孙关龙说中国传统学术分为“巫学、子学、经学、国学”四个阶段，又自作聪明的把国学阶段分为“小国学阶段和大国学阶段”，让普通读者和不熟悉中华传统文化者再次糊涂起来。我们许多人都知道，巫学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始终存在，它一方面实际是中国宗教和世界所有宗教的起源和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则进入了世界各国的传统医术之中，如华佗的开颅术就完全不同于经典中医的尽量不做破坏人体器官的外科手术的观念，就属于巫医技术的一部分，今天依然存在的疗效奇佳但主流中医院校无法接受的道医也继承了一部分巫医的传统。因此，巫术巫学始终是与世俗学术同时存在的。孙关龙“大师”居然把它当成了世俗学术的一个阶段来讨论，说明他既无知于宗教，也无知于巫学。再说子学，讲子学竟然不提“道裂百家”，可见孙关龙大师根本不知子学来源，不知子学起源当然也更不可能知道子学中哪些是自然国学或自然科学，哪些是人文学术。但孙关龙大师有自己的一套，他说“诸子百家都重视自然国学”。不错，诸子百家都有山川草木花鸟虫鱼人兽等等的内容，但如果把这些都当成了自然国学，那么人文国学何在？！再看孙关龙关于经学的叙述(这些叙述完全是复述各种教科书的陈旧观点，根本不能称为讨论)。这段提到焚书坑儒事件，但他都不知道主要死难者中除只知道人文学术的儒家弟子外相当一部分是懂得自然国学的方士，这才是后世自然国学传播不够普及的原因之一。另外，谈论经学，必然绕不过经学分为象数派和义理派，这也是自然国学和人文国学的起源。孙关龙“大师”连这个都不知道，我真不知他在这本书中提及经学是什么意思？或许可以表现这位“大师”的博学吧！再看此书“国学阶段”论述。小国学主要是清代国学的延续，就是义理考据辞章三学，就是人文国学；大国学则包括质测之学和宰理之学，即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位孙关龙“大师”连这两点都不知道，就急急忙忙地说他自己2001年提出了“自然国学”（实际是袁立于2001年1月7日首先提出，其后与执笔者刘长林等10人发表《自然国学宣言》），接着又说2007年季羡林老先生才提出“大国学”概念，不知想表现什么？

    再看“第二节自然国学的提出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以四个必然开头，似乎是孙关龙谦虚地认为无论谁提出都不重要，事实却是“自然国学”既不是孙关龙提出，也不是孙关龙首先系统阐述，甚至在许多这一词语的使用者之中孙关龙还是错误的使用者。例如他在“自然国学的提出”这一段首先提到他自己比较有心得的《尔雅》，认为这部书就是先秦时代自然国学的集大成者。实际上，稍微对国学有一点了解的人都知道，《尔雅》当中确实有比较多的天地山川草木虫鱼花鸟等自然类内容，但这部书本身是训诂学元典，《尔雅》是著名的人文国学经典，根本没有使用自然国学的治学方法。再看后面，他不仅根本不了解自然国学与人文国学的界线，而且在第一节用完人文国学的现成资料罗列后，本节又以科学技术史综述代替自然国学原理论述，并且再次提到“孔子位列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世界上十大思想家的排名有许许多多次，孙关龙不提先秦自然国学集大成者老子也曾经名列某些次评选的首位，却光想着人文国学的代表孔子，可见孙关龙是什么类型的“大师”了！自然国学的提出当然是不可否认的历史必然，却绝不等于任何人都提得出的，更不等于你孙关龙也可以是这个“必然”。

    这部书“第二章自然国学的特点”，孙关龙总结出“整体性、生成性、有机性、直觉性、实用性、人文性和非均衡性”七大特点，以与西方科学的“原子论、构造性、分析性、逻辑性、应用性”相互对应。这段文字再次暴露了孙关龙的无知-与西学原子论对应的应该是东方或中国的元气论。而不是什么整体性，因为无论东方元气论科学或西方原子论科学都有整体观。青岛会议论文集中孙关龙又把西方科学特点补充为与自然国学不同的七大特性，似乎可以比较了，实际上却暴露了孙关龙更多的无知和含混不清。（前言部分已述，不重复）

    该书“第三章自然国学的形成”这一章仅分为两节，实际上只是把该书第一章两节的次序颠倒过来，以科技史罗列作为第一节“自然国学的萌芽”，以人文学术的检讨作为“第二节自然国学的形成”。由于根本无知于自然国学，一开始孙关龙就不知从何说起，最后决定从中国历史记载比较清晰的“六七千年前”开始胡扯，说他是胡扯，乃是因为他叙述的根本不是科学或自然国学，而只是具体技术的简单罗列，而“中华文明只有技术没有科学”正是外国人强加给中国的我要借助提出自然国学破除的观念。我早说过“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有天壤之别-中华科学源于天文观察和历法制订；欧洲科学源于地面劳动经验的总结”（大义，见袁立著《中华自然国学纲目》96页等）。“第二节自然国学的形成”则一开始就是荒诞不经的话-“诸子百家都重视自然国学”“墨家对自然国学的贡献最大”。诸子百家都有关于自然界各种事物和现象的描述记录和分析、辩论是不错的，但儒家就是典型轻视自然科学甚至害怕讨论孔子不熟悉的自然科学的学派，这是历史事实也是学界公论（如新儒家的五八年《宣言》就承认中国文化缺乏自然科学。实际是儒家没有自然科学），而且儒门的这种偏颇在历史上就不乏批判者，如宋代麻衣和陈抟师徒对孔子等的坦率批评等。我在《中华自然国学纲目》中也早就指出过“自然国学以道家为核心，人文国学以儒家为核心”。这第二个观点就更加莫名其妙-“墨家对自然国学的贡献最大”，不过这显然表现了孙关龙对自然国学认识的真实水平实，因为这个观点直接与该书37页孙关龙引用的李曙华教授的正确观点相互矛盾。实际上《墨子》只是在技术上记录比较多或者说墨家只是在先秦时代的技术上有一定贡献而已，其科学理论完全无法与道家相提并论。第二节的“二、《周易》和五大技术大发展为自然国学奠基”。虽然讲到了《周易》却把它放到了诸子百家之后论述，而且说到与《周易》有关的发明或发现，不谈历法和天赤道观测体系、数理逻辑体系、经络发现和中医体系、地磁与指南针、指南车与机械、作为乐器和统一体衡器的黄钟、中华宇宙观自然观等，却罗列了与《周易》关系不大的冶金、畜牧、建筑、造船、纺织技术，这就是孙关龙大师的水平！我在前面只是说“孙关龙的人文国学研究与自然国学无关”，但从这本“宝贝”的《瑰宝》可以看出，孙关龙对人文国学的了解也相当有限。后面是“三、各门学问奠基形成”，他把天学列于算学之后，说明他根本无知于中华数理计算体系源于以天文观测为基础的历法计算。这一段再次以算学、天学、地穴、农学、医学、工艺技术史代替自然国学，完全是技术的简单罗列，根本没有讨论支撑这些技术的自然国学或科学原理。

    该书“第四章自然国学的发展”，第一节是人文国学综述，第二是技术史综述，第三节是科技史代表人物和著作综述。

    该书“第五章自然国学的高峰”，内容实为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史的高峰与低谷时期讨论，并且其中有几个重大疏漏或错误：一、中华文明的古代科学成就不同于西方文明发展完善的渐变历史，而是如“黄河之水天上来”，从中华文明开辟时代就出现了第一个高峰。标志性成就是《河图洛书》历法和以《易》为核心的数理逻辑体系，以及基于这一体系的多种历法和天赤道观测体系、数理逻辑和形式逻辑推演体系、经络发现和中医体系、地磁与指南针、指南车与机械、作为乐器和统一体衡器的黄钟、中华宇宙观自然观等。（见本人拙著《易非经》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2月出版）人类早期的三次科学革命无不发生在中国，即火的使用，河图洛书历法，以《易》为核心的中华科学体系的创立（见武汉大学《易非经》、四月网袁立专栏、价值中国网袁立专栏等）。以后的中国虽然科学技术长久领先于全世界，但是确实没有出现任何可以称作科学革命的学术变革。

    二、中华文明和科学都是遵循“天人合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道家治学顺序和指导原则发展变化的，因此，所有各个阶段的讨论都应该以天学和历法制订开始，地学（包括风水）和农学等都是这一核心体系的基本原理在不同领域应用的结果，而中医学、化学、物理学等则是这一核心体系的实验方式即体验活动衍生外化出的学术体系。例如，《瑰宝》讲到了世界古代城市建设，就应该讨论这些中国城市都是按照《河图洛书》的数据建造的-这才是涉及自然国学核心内容的阐释。又如《瑰宝》谈论《乐律全书》，就应该论述中华音律的制订过程和作为乐器与衡器统一体的黄钟的发明原理，这才是中华自然国学的核心内容。再如《瑰宝》此节说到《本草纲目》是中华古代重大科技成果。实际上这是最简单的复述洋人的观点，毫无新意。至少从17世纪《本草纲目》就经过日本传入欧洲各国，达尔文就曾经说它是“1596年的百科全书”，实际上这不过是西方由于不熟悉中医药经典，不知道《神农本草经》才是本草学的开辟者。《神农本草经》把各种药物按照五行和脏腑经络归属的划分才是自然国学的基本原理和核心内容。西方对《本草纲目》的过誉不过是不了解中华文化的陈词滥调罢了。还有，讨论北宋沈括的成就时，《瑰宝》提到《梦溪笔谈》中记载“月本无光”“日耀之乃光耳”。读者看到这段文字就会认为直到北宋时代中国古代科学家才知到月光是太阳照射的反光，实际上至少在汉朝张衡的《灵宪》中就已经有“月，光生于日之所照；魄生于日之所蔽。当日则光盈，就日则光尽也。”张衡只是描述记录这个现象，而中国古人对日光的认识可能更早，而且之后必然已经是中国自然科学家如天文学家等的基本常识。孙关龙在《瑰宝》第四章虽然着重讲到了张衡的成就和《灵宪》，但竟然没有这段文字。可见我说《瑰宝》是拼凑而成，作者甚至并不熟悉摘引资料的完整内容，并不为过。

    总之，孙关龙的所谓《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自然国学》，既有涉嫌造假和剽窃的成分，又完全是以人文国学和科技史综述代替自然国学原理阐述。唯一以自然国学为主要内容的“第二章自然国学的特点”总结出的“七大特性”则完全不是自然国学特性，根本没有讲出自然国学的数学计算性、逻辑演绎性和实证体验性（见见袁立著《中华自然国学纲目》）等三大与人文国学的基本区别，更没有可能说出自然国学与西方科学的根本区别即天文性（或天文起源性）、生命科学性（以中医为核心学科）、立体结构性（立体逻辑）（见袁立著《中华自然国学纲目》），可以说孙式七大特性是人文国学或西方后现代学术特性都更加合适。而且孙关龙对他引用的资料既不熟悉（如《灵宪》月食）也不理解（如李曙华论《周易》）。《瑰宝》内容的孙关龙部分与自然国学无关，只是仓促拼凑的人文国学和科技史资料汇编。 因此，自然国学的提出与孙关龙无关，自然国学的系统阐述也与孙关龙无关，而且孙关龙的在《中华自然国学纲目》后仓促出版的《中华传统文化瑰宝自然国学》叙述的又并非自然国学，所以我说——孙关龙与自然国学一点无关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