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明：近期在外网发现有本人的一些原创文，如有转载，请注明原作者和出处，谢谢合作！

反“三俗”是近期国内文化领域的大话题，所谓的“三俗”，即庸俗、低俗和媚俗。从各大城市公安出动“扫黄打非”，再到胡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发表的重要讲话，“反三俗”的调子变得异常的响亮。

如果不是因为郭德纲与德云社停演内查事件，许多人可能还只是简单的把“反三俗”停留在政治层面，而忽略了反三俗，其实是此次文化运动的主题。

为什么会有三俗？乃是社会变革后，文化信仰的缺失，拜金、享乐和虚无主义等现象，成了社会主流。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小沈阳、凤姐之流会一夜走红，色情、暴力、炒作等内容大有市场了。

当然，反三俗，简单粗暴地大喝一声“闭嘴”并不能解决了事，但是，如果连一声大喝都没有，“礼义廉耻”等中华传统美德，还能传承多久？国人又将有什么样的鲜明性格，立在各国之林？

悬崖勒马、亡羊补牢，并不晚已。反三俗应该引起国人关注，同时，在关注中能引起一丝自我的思考。

以下内容为三俗在近年演变的历史过程，也许这个过程能窥豹一斑喜欢郭德纲的部分原因了。

1979年改革开放之初，国门洞开，经过十年浩劫动荡的国人，立即被纷涌而至的外界，缭乱了双眼。港台通俗歌曲、霹雳舞、喇叭裤、留长发等，打破了国人单一的审美观点，而电视传媒的普及，推波了以建立市民为社会基础的大众文化。

那个时候的大众文化，依然单纯，最为代表性的是1983年，春晚作为一台官方主办的，以全国人民为接受对象的年度文化盛宴，令人津津乐道。春晚的主旋律，是当时绝大多数人所认可的。

虽然那个时候，社会已出现三俗，如吹牛抬身价、暴发户花钱装门面等现象，但那还只是社会的一小部分声嚣，并且为大多数人所批评，特别是马季先生的《宇宙牌香烟》、《百吹图》等相声，经典名句“我们吹牛的人就不要脸了”是这一时期大众对“反三俗”的鲜明代表。

随后1989年，经济的发展，让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声音吹向号角，个体户、万元户的出现、进口大片、走私光碟的流行，二奶、发廓按摩、酒吧三陪开始在地底下酝酿滋生，并且把触角伸向了社会。如果说这一时期，大众文化开始模糊和迷茫，那么最应该被批判的有两类人。

第一类人是演艺名星，他们以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四处“走穴”，从而偷税、漏税等不良现象，为公众树立了庸俗的形象；第二类人是部分政府官员，他们为了自己的私利，从而贪污受贿、任人唯亲等腐败不公现象，烘托了社会低俗的气氛。

如果大家还记得“八九风波”，应该也记得“愤青”这一词开始成为当时大陆部分年青人的标签。虽然最终风波被平息，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却在发酵。

发酵的结果，正如一位领导人所说的，当前文化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与生产力落后的矛盾。而生产力的落后，包括法律的不健全。

到了90年代，网络盛行，可以说网络是法律的死角，这些经酝酿、发酵的自由化思潮一下子有了出口，因为不受约束，拜金、享乐和虚无主义立即泛滥。最典型性的应该是“木子美博客”，这位以身体写作的小女子，后来造就了一批身体写手，如棉棉、卫卫、芙蓉姐姐。

这一时期，国内经济高速发展，大众已没有时间静下心来了，“速食文化”进入人民的生活空间。为了透吸一口紧张、快速、多变的生活气息，周星驰的无厘头搞笑和赵本山的乡土诙谐，给大众视野带来了一些轻松与娱乐。

为了这些轻松与娱乐，也为了争夺市场份额，商业力量与资本力量开始兴风作浪，三俗文化慢慢地被搬上了台面，从而形成了社会大众与传媒的互相供求。

经十来二十年的发展，那些针砭时弊的所谓高雅文化作品已让大众难懂，三俗文化成了社会主流，那句“很黄很暴力”不仅仅体现在了网络或某个角落，在现实生活中也处处可见，只是大众已不爱说、不想说、不敢说了。

当一个社会的文化活动充斥着三俗内容时，这个社会无疑是病态的。“宁愿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在自行车后座笑”、“偷拍不挨打，此事古难全”……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三俗文化已在改变和冲击着中国传统的美德。

到了2005年，郭德纲扯着“传统相声”的虎皮，在京城媒体的系列报道中，被喜欢相声艺术的大众所知晓，并令其迅速成名。可惜这位郭氏“幽默”，只是挂着传统相声的羊头，而卖着“只要能把人逗乐就算完成任务”的狗肉，忽悠着大众。甚至还拿马戏团的狗熊和猴子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让大众来支持着他。

针砭时弊与寓教于乐这两大特点是相声发展的最高层次，是相声发展的方向甚至可以说是相声的生命。但郭德纲为了逗乐、为了迎合某些人的喜欢，弃相声于精髓，甚至说出“汪洋的老婆跟人睡了”的笑话。

不过，这也难怪郭德纲，因为有些人喜欢，即使相声界向其提出“反三俗”的抗议，他也能信手拈来，恶搞一翻，因为郭德纲相信市场，相信这二十几年的“新文化”洗礼，有些人已成了三俗的土壤，他一定能够成活。

只是他没想到，三俗也有被叫停的时候，德云社门下的暴力引来烧身，郭德纲成了反三俗其中的炮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