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云译

11月末在爱荷华州一座教堂举行的一个论坛上，多数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争先恐后地表白他们的基督信仰。据金融时报，“候选人们，争着表明上帝如何指引他们参政并激励他们参与共和党提名竞争。”

但当今想大幅削减穷人福利开支并为富人减税的右翼政客们的观点，与历史上的耶酥的观点有什么不同呢？如果我们仔细看一下基督教的历史，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很明显了。

有证据表明，耶酥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这些证据不仅来自基督教的著作如新约中的福音书，也来自于公元1世纪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Josephus）与2世纪初的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

耶酥大概于公元前4年左右出生在拿撒勒（而不是伯利恒），后在公元26-33年间某时被朱迪亚（Judea，罗马统治的巴勒斯坦南部）罗马统治者彼拉多钉死在十字架上。在耶酥的一生中，他是一位宗教领袖，有一群虔诚的信徒跟随着他。

然而除了这些，我们几乎不知道他的其它情况。福音书不可靠，因它们没有详细记录历史事件。早期的基督徒大多不识字，关于耶酥的故事都是口头相传下来，因此在传的过程中故事就改变了。至少在耶酥死后40年，这些故事才被写下来，甚至更晚。而且，在随后的几十年中，福音书被多次编辑过，据2世纪时的希腊哲学家科尔苏斯（Celsus）说，编辑过“3次，4次，甚至更多次。”

福音书描述了耶酥的两个形像。一方面，一位神，宣扬在另一个世界中的拯救，另一方面，在犹太民族大众革命的传统中的耶酥，在现世中反抗国王、反抗压迫者，许诺给他的信徒们今生的、真实的、物质的好处。

有许多证据表明第一幅形像是后来的精心加工。例如，最早的新约福音书马克福音，没有描述耶酥的出生与幼儿时期。童女生子(Virgin birth)的故事最早出现于马太福音与路加福音，这个故事是为了显示耶酥的出生兑现了旧约中的预言，因而，他就是弥赛亚——神许诺的、将使犹太人从罗马人那里重获自由的救世主。（基督的意思即神选定的救世主）

路加福音中多次说耶酥的父亲是约瑟，表明童女生子的故事是后来加进去的。路加福音中还说，约瑟是大卫王的后代，大卫王这一族中将产生一位弥赛亚（救世主），同时路加福音中还有个罗马人口普查的故事，来说明耶酥出生在大卫王的出生地，伯利恒。

我们知道这个故事是编造的，因为没有那样一次人口普查的记载，罗马人为了普查人口而要求人们返回到祖籍地，这种想法非常荒唐。

无论如何，前三个福音书从未声称耶酥是神。只在最后写成的、被一些基督徒抵制的、晚至三世纪的约翰福音中，耶酥被描绘成神。

与此同时，耶酥的第二幅形像与他所生活的时代的社会与政治环境相符合。

巴勒斯坦从公元前63年成为罗马的殖民地，处于罗马控制下的国王的间接统治、或罗马当地统治者的直接统治之下。撒都该（古犹太教派）教徒——僧侣贵族及富人，与罗马人勾结在一起。占人口中大多数的法利赛教徒，在拉比（犹太人学者）的带领下，反对撒都该。最激进的爱国者是Zealot（狂热教、奋锐党）教徒——穷人中之最穷者，他们强烈地渴望出现一位弥赛亚（救世主）。

约瑟夫斯说Zealot教徒们不断“劝犹太人起义…造成那些继续服从罗马政府统治的人的死亡…洗劫富人们的房屋。”这些起义，常由自称为弥赛亚的人带领，但全被罗马人击溃。约瑟夫斯写道，“骗子及冒名者，假装受神灵感应而去鼓动革命，骗无数的人像疯子一样去行动。”

其中一个煽动者是耶酥的表兄，施洗约翰，约瑟夫斯解释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当越来越多的人被他的布道鼓动起来时，希律王开始警觉了。雄辩的口才对人的作用是那么巨大，它可导致某种形式的暴乱……

希律王因此决定最好是在约翰的行动将导致一场起义前打击他摆脱他，而不是等着一场剧变的到来…由于希律王的疑心，约翰被带上镣铐，带到Machaerus那里处死。

所有的证据指向耶酥，他是自称为弥赛亚的人中的一个，他们为终结罗马的占领、为一个平等的、没有贫富差别的社会而战斗。

据科尔苏斯，耶酥是一个“暴乱头目”。在福音书中撒都该派与法赛利派都多次指责他，但Zealot派没指责他。耶酥的一个门徒西蒙，就是一个Zealot教徒。

尽管后来经过多次编辑，但很多耶酥的激进言论仍保留下来了。例如，“不要以为我来是为这个世界带来和平。不，我来不是为带来和平，而是剑。（Do not think that I have come to bring peace to the world. No, I did not come to bring peace, but a sword.）”新约中再三说天国(Kingdom of God)即将到来。据历史学家阿奇博尔德.罗伯逊：

最早的福音书中指出，一场最初由施洗约翰、后由耶酥领导的革命运动，目标是推翻罗马与希律王对巴勒斯坦的统治，建立一个尘世中的“天国”，在这个天国中，始就是终，终就是始，富人全被赶走，穷人有了许多好东西吃，有了房屋和土地。

如果这些就是耶酥的奋斗目标，罗马人钉死他、他的信徒被处决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并且，当然，这与当今共和党代表的完全相反。许多早期的基督徒实践的是一种共产主义。新约中的《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信徒们聚在一起，每样东西都共有。他们卖掉自己的财产和物品，把所得送给任何需要的人。”

罗马在公元70年摧毁耶路撒冷，根除了犹太人起义的基础。随着犹太人民族希望的破灭，基督教越来越成为一个没有一位革命的犹太人弥赛亚、而是有一位全人类的弥赛亚的宗教，其天国不在尘世。

保罗，新约中许多文章的作者，谈及自我救赎（personal salvation），没谈把国王拉下宝座或剥夺富人给予穷人。但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特，生活在2世纪末的一位杰出神学家（公元150-220），攻击天堂与尘世、自由民与奴隶间的差别，抨击以往的社会及证明其正当的意识形态。

一世纪末，罗马被日尔曼部落击败，阻止了帝国的进一步扩张。由于奴隶供应量的减少，罗马帝国进入衰落期。到三世纪末，罗马陷入混乱。Diocletian皇帝(公元284-305)与康斯坦丁皇帝（公元306-337）被迫把帝国完全改为农奴制国家，农奴们束缚于土地，为大地主生产粮食。

基督教代表了对现状的少数挑战中的一个——不被收买就被消灭。Diocletian皇帝尝试了镇压的方法。当这失败时，康斯坦丁皇帝尝试了另一种方法，他加入基督教并让教会服从帝国的统治。

一些基督徒起义反对与帝国的联合，但许多人看到了在教会中新位置的许多好处。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奥古斯丁（公元354-430），北非Hippo城的主教。

奥古斯丁形成了一套教会与国家间的新型联盟的理论，塑造了西方此后一千多年的历史。他发展的宇宙论，有一个永远的、无限的、完美的上帝，与一个有限的、堕落的尘世分隔开来，反映了帝国末期的社会现实——皇帝有上帝一般的权力且不受自律限制。

奥古斯丁认为上帝因亚当的原罪而让人类受到不断增长的罪恶与苦难的惩罚。他认为上帝的公正显示在“小婴儿的极度痛苦中”。底线是这个世界上的罪恶只能去忍受，这个观点来自希腊与罗马的斯多葛派哲学家们。唯一的希望在于相信来世的拯救。

但也有对奥古斯丁观点的反对，这些争论并不仅仅只是神学上的争论。在埃及与北非，多纳图派基督徒发起了反对帝国及教堂与国家的联盟的运动。

多纳图派的农民与建筑工袭击地主、税务官及放债者、自由奴，销毁租约、地契。多纳图派信徒控制了北非许多教堂，罗马军团也没有能力击败他们。

奥古斯丁——“打击多纳图派信徒的铁锤”，在镇压这些起义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他利用教会的资源去攻击多纳图“异教”的领袖。在第一个天主教宗教裁判所与帝国军队的联合攻击下，多纳图派最终被击败。

但罗马的胜利是短命的。在洗劫了罗马后，汪达尔人在公元430年，奥古斯丁死的那一年，征服了北非，他们夺取了大量的土地、财产，强迫罗马帝国的多数人口成为他们的农奴。据一位历史学家：

随着西罗马帝国的崩溃，奥古斯丁的宇宙论在随后的千年中被基督徒们接受。世界从无中产生、充满罪恶与悲惨、应当由教会与国家的权威来统治的观点，完美地适合地主们自我满足的、僵化的社会，他们不需要商人，也不需要哲学家、科学家。他们只需要一种鼓励农奴们接受他们的命运的宗教。

奥古斯丁的世界，如同农民们之前所知道的那些异教徒们的一样，是一个在天堂与尘世间有巨大鸿沟的世界，一个充满魔鬼、妖怪、巫婆与恶棍的世界。当罗马社会倒退回原始时期及穷困的均分土地主义，奥古斯丁的宇宙论倒退回不可思议的、不可理喻的神话世界。

随着教会财富与影响的增长，它内部结构中的民主停止了。主教的权力增加了，罗马主教统领着其它的主教。教会财产不再是基督徒们的共有财产，而属于神父。教会甚至反对废除奴隶制，每个教区教士可拥有一个男奴及一个女奴。修道院也有许多奴隶，进入中世纪时教会仍继续拥有奴隶。

所有这些都与福音书中所说的耶酥大不相同：“他给饥饿的人许多好吃的东西，他让富人双手空空地离开。”但在反抗压迫的社会运动尝试寻找到一种思想来证明他们的目标的正当性时，基督教内的这种剧烈变化在历史上出现过许多次了。

这些运动，范围从德国16世纪初由Thomas Munzer领导的农民起义，到17世纪英国革命的激进派别、民权运动中黑人教堂的角色及近代的神学解放。

社会主义者认同所有这些激烈的运动，但我们对其不是毫无批判。基督教的历史，包括其中周期性重现的激进潮流，实际上非常好地阐明了马克思关于宗教的论断。下面是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著名句子：

“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要求抛弃关于人民处境的幻觉，就是要求抛弃需要幻觉的处境，因此，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尘世——宗教说它的神圣光环——批判的胚芽。”

宗教信仰有社会的原因。它们之所以能吸引人，部分的原因是它们为社会中受难的、被剥削的阶级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虽然只是一个想像中的方案。因此只要阶级社会存在它就可能会一直存在，只有当阶级社会，“需要幻觉的处境”，被社会主义革命消除，它才会消失。

但宗教的消失当然不意味着它受到国家的镇压。恩格斯有力地反驳那些称1871年的巴黎公社实行宗教镇压的说法，指出结果只会导致宗教得到强化。

相反，随着阶级社会的不平等特征逐渐消除，对宗教的需要将逐渐消失。宗教和国家一样，也将消亡。但现在，它们都应存在，并在工人的权力之下，社会主义者必须捍卫自己的宗教信仰自由权。

宗教同时也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典型地，宗教都抛出一个天堂或来生的社会矛盾解决方案，与此同时，在现实社会中也提供一个微小的领域，在其中可暂时逃避那些矛盾。

如我们所知，在某些情况下，宗教也能成为政治斗争与社会斗争的工具，它的意识形态正当性(ideological justification)在于试图在地上建立天国。但最终，即使最激进的宗教运动，都是乌托邦。它们不能提供适当的策略来达到他们的长远目标，唯一有效的策略是根据对社会的阶级分析、削弱宗教信仰的基础、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

虽这么说，但任何真正革命的社会主义党派都应欢迎信教者与不信教者加入他们的行列，如果他们真的想与资本主义作斗争。如同列宁说过的，无神论者在社会主义者组织的政治活动中没有位置。团结起来与资本主义斗争比神学问题更加重要。神学问题的解决通过神学讨论不会比通过革命行动解决得更多。

在如今吞噬一切的、唯利是图的重商主义面前，常听宗教名人告诉我们，现在到了复兴“圣诞的真正精神”的时候了。如果这意味着复兴早期基督徒们激进的人人平等主义(egalitarianism)，恩格斯曾称那些基督徒为“一个危险的、准备造反起义的党派”，社会主义者们会欢迎它。

但我们需要的不仅仅只是早期基督徒的精神，而且也需要基于阶级政治学说的革命策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立一个早期基督徒们渴望建立的那种人人平等的社会。

原文：Jesus the revolutionary?
http://socialistworker.org/2011/12/14/jesus-the-revolutiona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