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与新民主主义》连载

第二章

新民主主义论

第一节

中国阶级变化

中国正在往这个方向发展，极少数超级富裕的阶层，负担沉重的中产阶级，和庞大的可以支付基本开支的低收入人群，这样的结构导致消费内需不足，经济不可持续，GDP严重依赖出口和投资。——谢国忠

文革前阶级变动历史

共产党是小知识分子在共产国际和苏俄的帮助下创建的党，毛泽东代表的草根派通过有效动员农民并利用苏联(是利用,苏联不是死心塌地支持中共)成功的打败了美国支持的精英和中产阶层支持的国民党政权，共产党干部群体是以小知识分子做领导层，基层干部农民本色，通过简单粗暴的方式，对农民和工人、及其它群众完成管治，进而发动思想单纯的农民做军人或执行命令，得益高效率的击败亲西方精英领导的松散的各自打小算盘的中产和流氓无产者。

建国以来按精英、中产阶级、下层阶级的变动分别来看，共产党建国后第一个10年土改、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公私合营，反右把国民党时代留在大陆的精英，以及亲西方的精英收编的收编（名义上是精英，实际上地位和中产差不多），消灭的消灭，作为中国要想成为世界大国，精英必须有强烈的民族性这是必须的，问题是做得太绝，亲西方精英要不被彻底打倒，要不就跑到海外，其实可以慢慢转变为民族精英，在西强我弱的情况下有很好的利用价值，可惜当时党没意识到。改革开放成功主要归功于有一批亲西方精英，问题是精英阶层不能失控，在你自身实力强的时候你要慢慢的温和清洗，建立一套稳定的人才上下通道来完成精英阶层换血，从而确立精英的民族性。

不断地政治运动，尤其是肉体和精神迫害更多限于精英和中产阶级上层内部，打击党内精英可以看做历代王朝初建之后的扫荡功臣和豪强集团一出老戏，而普通民众就是多参加批判会学习会而已，精英全部是党的高级干部，中产阶级上层指那些民主党派人士、知识分子和党的中层干部，共产党一直和中产阶级相处不愉快，甚至包括党内所管辖的中层干部（尤其是小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出身的中层干部，农民出身的干部因阶级成分“好”比较受偏爱），反右之后得罪了当时人数少的可怜的但比例占大部分中产阶级（大部分非党知识分子），历次政治运动，严重波及了党内的中层干部，文革时达到顶峰。党的高级干部在文革前的几次路线斗争当中仅有少部分被整肃，文革前整肃更广泛的是中产阶级，尤其是其中的右派分子和同情右派的党的中层干部，而下层阶级虽名义上享有当家作主权力，往往处在党内中层干部的管理之下，在部分封闭领域，如县城、农场，因媒体受严格管制且当时人口不能自由流动，党的中层干部就成了土皇帝，下层民众往往怒气很大。

文革期间，下层民众压抑的怒气可以借着彼时无法无天的社会大环境尽情发泄，几乎所有的精英和中产阶级都被冲击，最惨的就是；老右派又被折腾了一把，右派的心是彻底伤透了，这也导致了改革开放后右派家属大逃离。文革之中下层民众虽然也被折腾，但是远远比不上精英和大部分中产阶级所遭受的屈辱，所以文革仍然被很多下层民众给予肯定。这就是因为他们不喜欢的精英和领导被整肃了，他们很开心。随着这些民众文革后不断地在改革开放中受损，相当一部分人怀念文革和毛主席，左派拥有了越来越广泛的群众基础。

共产党通过提拔根正苗红的工农兵，农村扫盲，赤脚医生、乡村民办教师、工农兵大学生扶植起来一批按现在观点来看算是中产阶级的人，属于工农出身的中产阶级，其爱岗敬业的确没的说，但说实话，职业水准要大打折扣，尤其是赤脚医生误诊致伤致残的的确不少。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大旗感召下的科技人才，以低工资为祖国的科技事业，包括工业、农业军事积累了知识和技术储备。这两类中产是对党最有感情的，如今网络上为党和毛泽东辩护者，很多就是这两个中产出身者。

工人农民在收入和社会地位成了不折不扣的中产，尤其是城市工人，那对身份的自豪是没的说，或许有吃大锅饭的偷懒的苗头，但是其爱岗敬业也很普遍。

文革后到80年代末阶级变化

80年代这个年代说白是一个和解的时代，和反右和文革中被打倒的党内外精英和解，与港澳台和海外华人精英和解，与国内的右派和所有中产阶级和解，精英和中产解放最多，政府鼓励老百姓致富，老百姓也很开心，从上到下都是一片喜气洋洋，换来了全民上下一致推动改革，但是和解有些不分区别，把新疆和西藏原有的领主、贵族、和宗教领袖重新抬出来，在法律上对少数民族的过分偏袒，导致分裂势力死灰复燃，西藏80年代严重骚乱和如今新疆的动荡，其根源都在于80年代错误的怀柔政策。

可是89前夕不受约束的精英开始贪污腐败，价格闯关引发通货膨胀让百姓不满，中产阶级一部分人起来（确切的说是那个时代的中产，工人和高校知识分子、以及未来的中产阶级——大学生）欲仿效新思维的苏联，希望推动中国来一次大的政治改革，以失败告终。

90年代起阶级变动历史

90年代，江泽民朱镕基搭档，是市场经济奠定框架的时代，发动精英和中产搞市场经济中国目前市场经济的基础正是在朱镕基手里完成，具体包括加入世贸、较独立的央行、中央和地方的分税制、国企改革、股票市场，除经济建设之外基本就是无为之治，我认为这是当时的领导层很英明的决策，80年代的改革蜜月期一过，全国人民都很懵，除了92年有了继续搞经济发展这个共识。就没什么共识了，没有共识怎么办，那在经济改革之外就不能有任何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大动作，只要是共产党的领导权力没丢，党的领导之下爱怎么搞就怎么搞，所以全社会一阵胡搞，如今的白道和黑道精英都是从90年代起崛起，90年代至2003年完全是霍布斯丛林时代，中国如今的精英都是按着冯仑所说的“野蛮生长”，国家为了发展经济，为了缓和冷战后西方对中国的明里暗里的进攻，对党内外精英比较放任，党内具有实干精神但是品德低劣、群众口碑差的领导依然得到提拔，只要能发展经济创造就业，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党外精英也纵容，可以自由传播西方普世价值，也可以随心所欲赚钱，搞活经济即可，至于违法缺德都被默许了，这种变相收买，也换来了精英对党和政府的支持，也创造了经济繁荣，解决了就业，看看如今很多落马的高官，其罪恶发端于90年代

曾经的中产——工人，经济和社会地位一落千丈，部分农民因创业和买地致富成为新精英或新中产，大部分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进程的农民工成了绝对的社会底层，这是工人和农民最悲惨的年代，中国自建国以来，无论是文革前的国家建设和文革后的改革开放，对中国贡献最大的就是工人和农民等，文革前，参军打仗、粮食增产，农产品剪刀差换取工业积累、动员农民兴建水利和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压低工人工资，压低福利建设工业体系，完成了改革前的工业和国防体系建立。改革开放后这二十多年的经济贡献最大的确是工人和农民，无论是农民低价贡献土地，还是珠三角长三角的发达地区的农民工参与的血汗工厂，还有国家以国企改革的名义直接以低廉成本把大批40、50老工人抛向社会，各种面向出口的工厂里的打工妹，建筑工地上的农民工、国有企业生产车间里工人等等，他们具有了国际一流竞争力，但是却拿不到一流竞争力相应的报酬，他们的报酬在不合理的分配体制和各类泡沫（股市房市泡沫）下被新老精英和部分中产盘剥。从他们身上完成了GDP的疯狂增长和几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还有一部分人也很有功劳，那就是部分得益较少的新中产做出的，比如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辛勤工作的白领和职业经理人，还有一部分的确诚实劳动合法经营的老板们。

这个时代中上层阶层获益最大，原有精英和部分中产得益最多城市也是大批新精英和新中产崛起的时代。

前述提到与共产党关系良好的的工农出身中产阶级和科技人才，除一部分当官掌管权力外，大部分已经退休或下岗了，新崛起的中产阶级是当年那些反右文革后与共产党貌合神离的老中产的后代或门生，以及对老右派的文化背景和身份同情认同的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这样的思想态度，其大部分人对共产党的感情可想而知。

因为无为而治，思想世界没人管了，也给社会各类思想传播提供舞台，自由民主人权观念大力传播（这些观念本身就互相冲突，但是先传播再厘清），腐朽堕落也自由传播，催生了黑社会，黄赌毒，也促进了经济发展，导致FLG等邪教以及传统宗教趁势而起，一个初中毕业的 “李红痣”就凭着东抄西抄理论创立的邪教居然获得了千万信徒，直到FLG组织围攻了中南海，中央才出手干预，强力打击。

江朱自由放任年代通过放任上下赚钱成功保持了政权的稳定，中国进入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快车道，尤其是经济发展已经成了全民共识，走老式的极端革命道路已经几无可能（部分右派在极左年代受害很深，还是很惧怕老式革命卷土重来，结果他们鼓吹自由市场经济的主张被新权贵阶层利用借政府经济改革为自己谋利益）。无为而治，是大家凭各自良心作为的年代，有良心的人和没良心的人一起走入新世纪，但是这十几年埋下了中国不稳定的根子，当然不是所谓的能搞和平演变的普世派民主派的崛起（他们大部分只会玩嘴不会动真刀），而是工农十几年的盘剥，渐渐的忍无可忍，群体性事件规模越来越大，波及范围越来越广，胡温的压力可想而知。

胡温时代阶级变化

胡锦涛温家宝上台后，成功的挽救了共产党最重要的执政基础——工农民众对政府的支持，因政府财力雄厚，中央开始注意给予农民和工人提供各种补偿，舒缓民怨，比如取消农业税，提出新农村建设，给老工业基地退休工人提高退休工资，解决农民工拖欠工资问题，对治安的整顿也是避免底层民众的道德继续堕落，同时增加底层民众的安全感，扩大医保覆盖范围，提出和谐社会和服务型政府理念，以及最近几年各地提高最低工资，对矿工等生产安全严重关注，尤其是温家宝经常与矿工、农民频繁的见面，一起过年过节，在情感上表示了对底层劳苦大众的重视。在他们当政的时代做了该做的事，渐渐遏制了下层民众的强烈不满，从而避免了大的社会动荡，毕竟最有造反精神的是工农，而不是读书人。

随着国家向城市化和工业化、信息化转变，中产阶层迅速扩大，这十年体制外产生了数以百万计的其它专业人士：会计师、律师、银行经理、咨询师、工程师，提高了中国经济运行质量，中产阶级成了社会生产力的代表者，以及国家竞争力的核心。

文革十年的教育大破坏，中国缺少大量专业建设人才，而随着文革后恢复高考，80年代中国人才的出国热，90年代高校大跃进，在新世纪十年内，中国有了大批熟练专才建设国家，这个十年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经济方面，中国经济管理人才管理经济较为熟练，军工航天高铁等高技术研发也有了进步，包括一线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平也有了很大进步，这体现在奥运会、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的举办上。

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白领他们在市场化体系运作，为与市场接轨的相关产业生产率提高作了巨大贡献，最值得一提的就是IT行业的白领们，辛勤的加班写代码，促进了中国的信息化，也正因如此，才使得中国经济的运作效率大大提高，并与国际接轨。

中产阶级收入增加和受西方中产阶级生活模式影响，对于房子、汽车和旅游度假产生了强烈需求，进而刺激了内需。当然这必然导致最近几年资产价格快速上涨，也就是房地产价格暴涨，严重打击了白领和专业人士勤奋工作的积极性，投资买房买股票坐等飞速升值渐渐磨灭了他们的工作热情。

因此最近十年中产阶层却怨言越积越多，最多的体现就是在市场化媒体和互联网这些中产阶级最有发言权的公共舆论空间，在房价上是最典型的表现，因为房子是中产阶级最关心的财富形式，准中产和新中产是看到房价已经远远不能承受，老中产是非高档房的囤积者，不排除很多老中产通过贷款的形式炒房, 一线二线房价过快上涨，让中产阶级对党的严重失望。政府因为大量买地和土地国有政策成了最主要的靶子，一个房子的问题，体现了政府没能关怀好现有的中产阶级，没能笼络住中产阶级的心。

进入胡温时代，最近几年愈演愈烈的反腐风暴和各类媒体整顿，其实也是一种对党内精英和党外文化精英的清理，胡温开始清理新权贵阶层，大面积惩治腐败官员，提出严格的高级官员问责制，商界精英也被强力打击，福布斯富豪榜的富豪也坐立不安，黄光裕、顾雏军、仰融、覃辉、张荣坤、德隆唐氏兄弟等明星富豪纷纷落马或被逼流亡海外，赵新先这样的国企大佬也被追究刑事责任，外资企业的高级金领也被打击，比如力拓间谍门，最近几年向体育界和文艺圈打击，足球扫黑、查处天上人间，白道精英在扫荡，黑道精英更要开战，重庆打黑就轰轰烈烈上演了，这是一系列向精英群体和其腐朽生活方式开战。另一方面也回击一些自由主义（这些自由主义多半是想干啥就干啥的自由主义，和美国主流精英信奉的自由主义不是一个路子，倒和西方工农群众对自由主义理解极为接近），互联网上加强监管，特别是加大了对传播谣言者的刑罚。

这些清理精英的工作很有成绩，我也很支持，但是这一系列行动往往没有章法，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和战略方针，最重要的就是共产党本身没有一个宗旨来指导自己如何确立与精英阶层的合作框架，严打可以，也要有拉拢，如何让精英们为党效力，还有对自由主义的打击，如何精确，而不引致社会舆论（如今多被信奉西方普世价值的媒体人所控制，比如南方系）激烈反弹，尤其是避免误伤人民自由和正当权益维护，现在总有一种声音，说胡温正引领社会倒退，自由民主越来越没希望。这是党应该反思的问题。

还有就是党内分裂，这个分裂，体现在中下阶层既得利益党员和高层有抱负的党员的分裂。现在中下阶层领导干部一方面糊弄上级，另一方面就想着为小部门小团体谋利益，靠半军事化的动员都调动不起来他们了，现在的所谓外包，第三方机构，帮他们把活都干完了，他们还可以上下其手赚钱，看看河南宋庆龄基金会所作所为，你就会发现党手中掌握的巨额资源，除极少数高干贪腐掉了（刘志军等），更多的是被这些直接掌握资源募集和使用的人拿来自肥，高级干部或许给予所在高位的责任感或基于身后流芳百世，还有动力专心为百姓干事，中下层干部如果跑官无望，他们更多的想着就是借自己手中那点权力创新花招赚钱，他们没有西方公共服务机构从业人员普遍的公共服务精神，倒是小国寡民流氓无产者的作风——吃啥啥不够，干啥啥不行。他们就是混，欺骗上层，为人民服务一点精神没有，唯独让自己赚钱很有动力，全社会对金钱崇拜的风气已经彻底击溃中下级党员的士气，这使得中央好的政策下面根本就不能贯彻。共产党或许没有严重的高层分裂，但是上下层分裂极其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