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与新民主主义》连载

第二章

新民主主义论

第二节

当今社会各阶级分析

共产党的阶级属性及其对党内外精英的影响

共产党以工农基层干部为骨干起家。他统治的江山下干部自然体现有小农气息，知识分子和商人也深受此熏陶，所以中国现在的上流社会非常缺乏文化底蕴，遍见农民暴发似地互相攀比，粗俗、不自信、中国最大的单笔慈善捐款居然是捐给寺庙（捐款者本人恰恰是曾经的党员干部），看上海周边农村建的土气尖顶小洋楼你就知道中国富人们的消费觉悟，再看看长三角和珠三角遍地寺庙和迷信。

国民党的骨干以历代社会中上层出身，尤其是早期国民党更是来自富裕家庭居多，所以他们领导的社会下不爱炫耀，不爱攀比，阶层之间到能比较平等（他们的官员本来就出身良好，所以没必要炫耀自己的阶级身份来告诉大家——看我多有本事），不过以台湾草根为部分骨干的民进党上台之后，陈水扁这个苦孩子大肆贪污腐败，可见阶层出身对一个人心理影响很大（一种很深的的补偿性心理，对比中国那些苦孩子出身的干部有权之后疯狂玩女人、贪污）。

共产党当初成功是邓小平周恩来这样的良好出身的人，以及毛泽东这样爱读古书的人领导，再加上当时有理想有信念的城市中产家庭子弟和小知识分子们合力控制住了那些工农大老粗并且带他们打下江山，可建国之后以阶级斗争为纲，提拔了大量贫穷阶层出身干部，所谓卑贱者最聪明，到如今这些人恰恰是40后、50后干部主力，这也是为何80年代起伴随着中国的城市化和建设市场经济，党员干部腐败和堕落风起云涌，前赴后继的主要原因。

当代精英特色

中国内部正在慢慢形成贵族世家，如红色贵族、新崛起的民间富豪，以及海外华人富豪，其中红色贵族也分，有老太子党家族，他们的父辈和毛主席一起打江山，属于新中国历史最久的贵族世家，他们依靠祖辈悬在裤腰上的脑袋，以及对中国官场的巨大影响力，一般控制国有资产和部分政界。还有一批改革开放后崛起的掌权大员家属，其配偶子女依托他们老公老爹掌握手里的现权致富，他们一般致富很快，和太子党的控制国有资产不一样，他们一般是直接开公司，直接渗透父亲或老公掌管的地区和领域致富，这批人还可扩展到兄弟姐妹姐夫小舅子七大姑八大姨的这个网络。

正在形成的中国贵族阶层，彼此政见还不一样，港澳台海外华人贵族，主张亲西方，走西式民主，老太子党系比较矛盾：有亲西方的，也有号称继承父辈理想的，还有鼓吹普世价值的，他们祖辈很早就是政敌，所以他们貌似团结，其实彼此之间都有矛盾，这要归于毛主席当年的历次运动和对各派系或打压或扶持。

而现时改革开放后掌权的新红色贵族新太子党们，他们普遍拒绝改革（也许他们掌权的老爸或老公内心支持推动改革，但是老婆和孩子有的时候会把你绑架，所谓亲情绑架理想），他们是最坚决的既得利益集团，想想任何政治改革所主张限制权力的对象不是老太子党们快要死光的长辈，而恰恰是新太子党们掌握现权的老爹老公。

中国的精英不如西方的精英

西方世界上层特优雅，下层特野蛮，法律和秩序往往都是由贵族或精英创立，他们的贵族制度基本就没崩溃过，即使到了如今平等观念大行其道的社会，他们的平民仍然对上流社会保持尊敬，比如对英国王室的尊敬（比如今年威廉王子和凯特大婚，全英民众加入狂欢），

中国是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精英在百姓中的神圣度很低。中国普通百姓对于大富大贵往往看成命运使然，求神拜佛因此功利性很强，为了升官发财嘛；或认为上流社会都是不择手段爬上去的。这种观念之下，农民的造反最终不是为了招安就是为了像李自成进京，大捞特捞一把，而没有服务国家服务社会的理想，所以儒家伦理指导下“心”怀天下苍生的士大夫们再虚伪最终江山还是把持在他们手里，造反的农民都是瞎折腾。

国外的精英往往出身贵族之家或者中产阶层，专注个人技能提升和对社会奉献，中国解放前历朝历代也有很高比例的学者出身富有家庭，民国也很多，解放以后，红色贵族崛起，原有的贵族或离开大陆或在国内被打压，大陆的精英品德水准急剧下降，上来的精英骨子里有很强的野蛮气质，流氓无产者气味太重，在高层理想主义者毛主席、周恩来等人带领下还能有所收敛，可是文革后理想主义丧失，这些精英日益失控。

西方上流社会不太那么关心“富不过三代”，因为很多富翁子女不一定经商，可能从政、当律师，当法官、搞艺术投资、搞慈善，甚至搞冷门科研，比比皆是，中国的精英总想“富不过三代”，地主思想那种传子传孙想法太重，而实际历史来看家道衰落特别多，再配合改朝换代，家族荣誉一般承传都不久。

西方发达国家的精英阶层在国内社会危机时，主动的缓和阶级矛盾，主动内部改革，主动呼应民众，甚至是走在民众追求幸福生活的前列，美国《独立宣言》恰恰是北美殖民地本土精英所撰写，而不是农民、黑奴、印第安人所写。西方国家的精英在危急关头总是站出来勇于承担，如泰坦尼克沉船那个拒绝登上救生船的钢铁大王伊多希尔-施特劳斯，还有他的弟弟内森在19世纪末经济危机期间在纽约帮助穷人度过艰难时世，而他在全美36个城市免费提供2.4亿瓶消毒牛奶大大降低了婴儿死亡率，据估计挽救了40多万儿童的性命。

中国的精英，“何不食肉糜”和“肉食者鄙”一直都是精英主流，不思进取，抱残守缺，总是不敢主动改革，最后都是被造反的人革命杀头，载舟覆舟历史就一再反复上演。老肯尼迪和老布什的爸爸把自己的儿子送上二战前线，老肯尼迪的大儿子更是因此而丧命。他们的精英总是把自己的孩子送去锤炼，和我们这里精英家庭百般呵护小孩截然不同，除了严格要求孩子学习知识和技能外，很少关注让孩子去经历大风大浪。

中国精英有很强烈的地主情怀，往往青少年奋力拼搏，还有些闯劲，，成功后自己圈一片地享福，往往不能再创高峰，都是吃老本混日子，缺乏追求精益求精的精神，没有资本家的创新和冒险精神。西方精英对事业的追求坚持不懈，很多精英都是一直工作到死，而我们国度除了独裁者和富商对政权和财富的贪恋，才有可能一直做到死，而西方精英那种敢于转型敢于创新的气魄在我们精英之中很少见。

中国精英一直以来对知识和真理的探索非常保守，尤其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探索极为匮乏。文化精英走的是士绅地主路线，卖弄自己懂得多，读书读得多，而缺少学术创新和学术探索。

中国精英的移民潮也可以看作追求恬静富足的地主生活的缩影，喜欢平静的安逸生活，在祖国前途莫测的情况下，官员们的老婆和子女积极获取外国居留权或外国国籍，，他们在国内像个人样，出去之后安心做普通美国人英国人加拿大人的邻居，他们的心态很简单，自己在国内苦一苦，捞名捞利，做孙子求爷爷告奶奶，最终把老婆和小孩，送往全世界最大的国企（福利良好的发达国家，就如同国内那些福利良好的国企一样），就如同很多人去国企只是为了占便宜而不是为了国企的长久发展一样，很多精英的子女去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就是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发达国家的自由民主人权事业，当然他们会好好纳税，西方政府收了你的钱才保障你的自由民主人权（中国收了你的钱也不会保护你，但是官员收了你的钱一般会保护，所以中国的公共服务在其私有化的时候服务效率最高，非常符合科斯定律），中国精英的梦想就是去发达国家当个富裕地主。

港台和海外华人对中产阶级的深刻影响

还要提的就是港台和海外华人对中产阶级的深刻影响，尤其是港台人对大陆中产阶级的影响，中国中产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方式逐渐与国际接轨，来大陆的港籍台籍，他们或曾受英国管制或在欧美留学，香港人被英国人管制过，考虑英国优秀的文官体制，和英帝国企业运作出色，香港人受到很好的企业文化熏陶，法制观念强，缺点是香港人，尤其是原籍广东福建的，缺乏文化底蕴，贪财好色，爱慕虚荣，内心缺乏信仰，太会察言观色，保留了传统文化糟粕太多，况且香港除了曾经有些制衣、玩具制造等产业外，贸易、地产、金融产业很多，所以香港中产心态比较浮躁，喜欢赚快钱，不擅技术创新和产业运作。

台湾中产也有香港人的那么多传统文化糟粕，但是台湾毕竟不是殖民地，但是台湾曾经做个日本殖民地，战后又与美国是密切的军事同盟，所以日本和美国商业文化对台湾中产影响非常大，台湾人做事非常拼命，很像日本人，台湾中产也很西化，尤其是美国化，尤其是其最强的信息产业深受美国影响，其中产行事风格也有很多美国人那种灵活、创新，但台湾人的法治意识不如香港，企业仍有国民党的那种家族独裁作风，企业内斗很像宫廷内斗，。台湾人在读书上胜过香港，所以香港本地极少出具有领袖视野和魄力的人才这句定了其中产阶层广泛的犬儒，香港政治经济大格局基本上由大陆和英国确定，港人自己安心埋头苦干即可，台湾曾经有过一些出色经济改革人才，为台湾奠定良好的产业基础，可惜自蒋介石和蒋经国之后已无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超凡政治领袖，台湾现在政治和经济格局基本沿着老路子走，台湾的中产也有些一代不如一代，4、50岁那些参与当初政治经济转型的中产的确厉害，要比同龄的香港中产实力强劲，好在台湾有很好的产业基础，其产业界人才帮助了中国大陆培养大量的产业经营和技术开发人才。

中国的中产承继了很多港台中产的风貌，追根溯源，全世界中产梦都是美国梦，只不过港台是大中华文化区内最早接触美国梦，并把美国梦按中国文化特质改造的，作为二传手他们在大陆发财致富的同时把“美国梦”传递给广大中国中产阶层。正所谓“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中产阶级人群划分

中产阶级其实是个很含混概念。目前中国的中产阶级还仅仅是个收入概念，有必要对中产阶层进行细分，来说明其实质。包括如下几类人群

私营企业、外资企业中工作多年的白领和金领，他们所在公司与市场接轨，基本靠自食其力谋生，按市场定价工资，但不排除企业因自身发展需要雇佣了极少数官二代给予高薪。财富积累在于中国最近二十年经济的迅速发展，私营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白领和金领是靠这个宏观大背景发达起来，行业典型的就是贸易、制造和IT行业。

垄断国企职工，如电力、石油、大型国有银行，依靠企业垄断地位，企业员工无需面临残酷市场竞争，享受较高工资，尤其是高福利和滥发奖金最为让外界诟病。

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工他们与市场经济和民主体制都不搭边的，公务员的财富来源于不受制约和监控的政府收入增加，尤其是地方政府卖地，还有很多公务员收取灰色收入，事业单位则在于脚踏财政和市场两条船，既可以吃财政饭，还可以面向市场赚钱。

小企业主，辛苦经营，面对激烈市场竞争，往往朝不保夕，随时面临倒闭。

各类资产泡沫催生的食利者，快速而广泛的城市化带来地产泡沫，带来飞涨的房价，房价涨了，地价也涨，成片成片的开发区成全了郊区的农民，他们卖了地成功拿到巨额补偿款（有幸没被村委会贪污的话。）或者分了好几套房子。还有些炒家，炒股票、倒卖火车票，小额金融投机，还有一些一二线城市的部分房产大幅升值的老住户，因为拥有多套住房，资产迅速升值，多余房子可以用来高价出租赚钱。这些都是赚快钱而不是靠劳动可持续赚钱。

上述所有中产我称之为老中产，也就是已经顺利晋升中产阶层，大部分都有房子，相当高比例的已经有了车子，收入不错，经济地位比较稳固。

老中产还可以再分，垄断国企职工和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工，这三者我称之为体制内中产，他们的利益和现有体制密切相关，是现有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也可称之为 “既得利益中产”他们一手占着便宜，另一边还躲在中产阶级的大旗背后保护自己的利益，这部分群体往往大骂他们上级领导腐败，而他们自己却跟在后面集体腐败。既得利益中产也是改革的阻挠力量，甚至他们更有技巧并且以集团的方式合理合法的保护自己的利益，真正的行业内幕和信息掌握在他们自己手里，他们往往更会欺下瞒上，更会把领导架空，而且他们的领导不是市场应聘或者不是民主选举产生，为了做事更需要依靠这些下属，也更可能对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要以为领导要唯上才能升迁，底下的人也要收买，没有底下人办事，自己没有业绩，要提拔很困难，群众对你评价低，上级领导想提拔你也有些难度。

这也是政府体系内之所以有“处长治国”一说，部门写报告制定政策细节的恰恰是处长级别，执行政策的也恰恰是处长级别，处长论社会地位属于中产，但是他们的灰色收入往往是金领，出了衙门之后，被企业老板或地方诸侯招待时，享受的待遇有可能就是上流社会，这也是为何高档洋酒在中国非常畅销的原因。看看那些巨贪，贪污百万，有十几套房子的，处长级别比例很高，尤其是管土地、交通规划的。

既得利益中产就是郎咸平所说的黑领，传说有2000万（实际数字是中国狭义公务员500万人，“宽义公务员”1053万），他们是3亿中产中的特殊群体，他们是最广泛遭社会诟病的人群（愤怒因他们而起，但板子却落在党和体制上），但是他们会巧妙地借舆论实施对他们有利的政策。

比如现在房产税的问题，有学者出来说，房产税是对中产阶级的盘剥，而实际上老百姓关心的房价，更多的就是中产阶级价位的房子，而囤房的人恰恰主要是那些灰色收入多的黑领，南方周末报道，很多上海的公务员手里都有大量房子，这也是上海的房价总是降不下来，具体制定政策的处长科长们能希望看到手里的房子贬值吗？

老中产们是当今很多政府权力的执行者，他们上下其手的机会非常多，大量的经济适用房、公共租赁房、廉租房被不公平的分配，往往都有他们的身影，而恰恰不是那些靠产业赚钱的富人们，处长、科长们往往互相勾结，私底下分掉政府给予民众的福利。他们一方面政府里拿着较低的公开薪水，另一方面在这个富人不断涌现的时代，他们不甘心小康，一定要利用手里的权力借助自己手中制定政策或同僚执行政策的方便，积极造假，让自己的亲朋好友贪污掉了国家给予民众和新中产的福利。

既得利益中产是食利阶层，靠房子和股票赚钱。财富很少会致力于产业投资，真有产业投资，也往往和其官位密切相关，比如山西煤老板中的红顶商人，这有其资本的局限性，不清不白的赚钱，既不能有稳定的员工就业，也不会给国家带来稳定的财政收入，虽是产业投资其实仍改不了投机资本的属性。

除既得利益中产之外的体制外中产是比较尴尬的人群，他们的崛起得益于现有体制动力下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现有体制也给他们的工作生活带来了很多烦扰，比如户籍限制、腐败、国有垄断、法制不健全、媒体自由缺失，这些都影响其生活的幸福度。他们对现有体制既爱又恨，希望体制有所改变，但又怕体制变动激烈，影响其财富和社会地位。他们之中财力殷实者都尽可能申请外国移民，或者送配偶子女出国，万一有风吹草动，就准备举家逃离。在没逃离之前，他们往往更愿意默认现有体制的合法性，埋头赚钱，最多在网上自由翻墙批判，或者按着现在市民小报的播报尺度表达对现有体制的不满。

中国特色准中产

三十年来美国梦的宣传，以及中国新崛起的中产阶级的示范效应，中产梦已经在中国初步成型——有房有车每年出国旅游，对其影响最深的是那些还没跨入中产门槛的大学生，“天之骄子”的身份让他们对中产梦不是向往那么简单，而是认为理所当然。

这些人我称之为准中产。准中产分两类，第一类，幸运却失落的准中产。他们都是大学刚刚毕业或刚工作几年的新人，他们或者靠个人实力或者靠运气或者靠家庭背景在激烈的就业竞争中，有幸拿到了饭碗，甚至是金饭碗。他们看到了老中产们富裕的生活，相信凭着自己手里的饭碗可以很快实现的美好生活。可是他们还年轻，他们实现他们的梦想肯定不像老中产那么顺利，随着全球经济危机影响到国内经济发展，国内的产能过剩，企业赚钱越来越难，随着国内舆论开放，针对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舆论压力越来越大，他们面临着技能和服务的提高压力远超过老中产当时那悠然自得的暴富年代，飙升的房价让他们面对前所未有的压力。他们毕竟年轻，还还没完全被社会磨掉菱角，依然还有些正义的信念和乌托邦幻想。但是他们工作之后目睹了这个社会的黑暗和不公，他们内心对体制，哪怕是目前赖以谋生的体制心怀不满。

第二类准中产，我称之为绝望的准中产，他们是经济黄金时代因各种原因失败的群体，以及多年高校扩张后，大批毕业即失业或就业层次低、收入很低的大学生，他们多半属于蚁族这个范畴。他们是现有体制的坚决反对者，对于腐败和种种不公，他们往往借助网络这个平台频频就各种社会事件向政府发难，他们希望这个社会尽快走向公正，为他们实现中产梦创造良好氛围，而他们在现实中遭遇的困难以及在媒体尤其是互联网上放大的社会黑暗面，让他们忍无可忍，他们在情绪上已经出离愤怒了，网络上他们疯狂的发泄，而既得利益中产们和第一类中产则是在网络上推波助澜。

理性分析来看，准中产们受过良好教育，再加上互联网和媒体对于知识的普及，他们普遍视野开阔，尤其是媒体把一些奢侈的生活展现给他们，对他们刺激很大，基于他们还处于最有朝气的年龄段，对于物质和精神的要求会非常高，当然也超出了他们实际具备的获取能力，他们与国外的同龄人和同资质的人相比，竞争力其实还是不足，社会制度方面占了很大因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国外的现代体系教育，如团队合作，以及科学分析问题、生存技能训练，他们远比我们这个组织程度仍然比较松散和教育体系不成熟的国度下成长的年轻人更要丰富。

况且如今的准中产们思想混论，对专注的勤奋工作已经越来越没兴趣，他们因青春的迷惘已经开始缺乏耐心，比如打游戏、参与投机、漫无目的的创业，不喜欢扎实苦干，拙劣学习前辈们的人际交往中的龌龊伎俩，甚至为了利益好处更加不择手段（宁做在宝马里哭，也不坐在自行车笑），崇高信仰的缺失在他们这一代非常突出。

中产阶级的本事

其专业能力来看，因中国在全球经济分工中的价值链定位，中国更多的是在价值链的下游，制造、分销、和低技术含量的研发，而价值链高端的品牌、研发、文化传播仍然被美国和欧洲、日本所掌握，现有的中产还停留在被港澳台海外华人这些假洋鬼子，二道贩子的领导之下，其竞争能力最多只能和他们看齐，勉强可以和韩国竞争，和欧美日竞争几无可能。说得通俗点就是中国的中产阶层成功的抢夺了欧美日的中下阶层的饭碗，而欧美日中高端人才饭碗还牢牢握在他们自己手里，他们吃肉，我们刚喝上汤。

目前整个社会已经被现有的中产（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和精英所分割，他们把持着各个领域，社会的开放度较之80年代越来越小。从前没有自由，现在是早来的既有机会又有自由，晚来的有自由没机会。晚来的准中产们越来越感觉走正路行不通，而走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里式道路（对权和钱的依附和屈从）。

看看目前中国的几个核心社会问题，就知道中国的精英和中产在全世界的层次，房价高企，住房分配不均，这祸谁闯出来的？不恰恰是中国的精英和部分中产干出来的，地方政府中的精英疯狂卖地敛财，中国的商人阶层不喜欢搞创新办企业，就喜欢买块地成立个项目公司卖房子，这与西方国家商业精英关注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从而为消费者提供出色的产品和服务形成鲜明对比，还有那些依靠灰色收入囤积房子的体制内中产（如公务员），那些暗箱操作瓜分经济适用房的，也恰恰是政府内的处长科长们（保障房分配办法他们来设计，也最后教自己的亲朋好友七大姑八大姨借内幕消息来骗取分配房子，或者自己接盘借此牟利），这些人也恰恰是中产阶级。体制外的大部分中产也保持着农民习气，对于投资房子也有着强烈偏好，如何运用财富支配财富，现有的中产和精英们很不会把握，毕竟我们富裕的历史非常短，没经历过一次完整的经济周期，对于股票和房产等财富本质还没看透。

中国的精英和一部分中产非常浮躁自大，而国内在约束中产的职业规范、行业监管非常薄弱，导致他们形成一个个职业利益集团。比如公务员群体、金融垄断行业、石油矿产、电力行业，在他们的圈子里中上层往往劳动付出少而收获巨大，是收入不平等分配最集中的领域，甚至这些领域已经仅仅面向内部人招聘或向其它行业或职业利益集团招聘，比如金融垄断行业经常招收高级公务员子女就职，这让这些职业群体更加封闭，独自分享暴利而不提高效率，更让许多圈外人甚至贫穷子弟不得入内，不能改变自我命运也不能为这些职业领域带来活力。

中国的精英和中产正在千方百计的出国，也显示出中国现有精英和中产主动把自己矮化，就想着去国外享受完善的社保，做个寓公，或者安安静静甘愿去西方国家被西方精英和中产领导。在国内是个人物，在国外完全淹没在发达国家劳苦大众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