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与新民主主义》连载

第二章

新民主主义论

第四节

“普世”价值观探讨

民主、自由、人权、法治是如今“普世”价值的核心，这个核心价值观绝对是人类文明的潮流，共产党在公开宣传时也是将其视为正确观念，但不仔细探讨，囫囵吞枣，生搬硬套，这可是普世价值的侮辱，不容置疑的真理就不是真理，盲从真理是对真理最大的践踏。

 

民主辨析

民主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政治制度，这是事实，对民主的批评仅仅是指出西方目前的民主模式有很多弊病，有些是民主本身必有的缺点，如少数服从多数，代议制，也有些是西方民主的可以改进但西方政客们不愿改进的，比如为反对而反对，关注政党选举而不关注国家利益，，但民主是人类目前最好的制度我们不能反对，而我们的官方思想也承认要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但民主的本质我们要看清，看清了民主本质才能引导我们去建设我们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

民主是什么，民主是让人服气，让人愿意通过投票通过协商来处理争端，而不是靠暴力靠造反来达到目的，民主有效实现了精英之间分权制衡，所谓三权分立其实就是通过职能来把精英之间分开，正所谓屁股决定脑袋，精英之间彼此制约，从避免精英整体盘剥民众，造成精英和大众对立，导致大众利益受损后仇视整个精英阶层，引发暴乱，或者走向民粹主义，导致只有公平而丧失效率。西式民主最有价值的也最吸引人的是民意基础好，以及对政府的有效监督。

但世界各国都搞民主，为何民主的实践为何差异那么大？

 

第一、  纵观民主的历史，只有斗争过的民主才是坚实的民主，

中国的知识分子太过宣扬民主理念如何伟大，民主和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民主的理论内涵如何，基本都是介绍西方那一套，他们总以为改宪法、尊重宪法，放开选举，民主自然就水到渠成了，殊不知，纵观西方民主历史，整个就是各阶层各阶级激烈博弈的历史，死人，暴乱仅仅是规模小，但是此起彼伏，没少折腾。正如同只有战争才能维护和平，没有斗争则没有民主，所谓民主就是妥协的艺术，妥协哪里来，还不是因斗争而来，没有斗争怎么会有妥协这个词。

民主最伟大之处就在于主动争取，也就是那个“主”字，很多知识分子把民主歌颂的神圣无比，是仅仅看到了“民”字，毛主席说扫把不到灰尘不会自然跑掉，在利益集团激烈斗争之中，有文化有胆识的人积极引导协助，降低抗争的盲目性，让抗争有目的，并借助抗争为社会树立规矩，这个社会就逐渐走向规范的民主和法治，妥协的艺术就来自于这些投身斗争的有文化有胆识的人，参与斗争的大老粗往往发怒起来收不住，而斗争的领导者必须对群众做到控制和引导，妥协才会成功，民主制度才能建立。

西方社会尤其是英美社会，民主的保障——司法独立体制，正是司法从业人员将各种纷争通过法庭或立法机构，把很多纷争以规范的方式解决，因而奠定了英美民主模式的成功。不能光看到司法的作用，司法也是有人执行，英美律师用自己的规范和职业素养为美国民主制度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当然有些纷争现有体系实在无法消化，革命和战争不可避免，比如美国的南北战争，所以在民主实现上，应该是鼓励各类维权斗争，熟悉民主理念的中产和精英别在那里玩嘴，走到群众当中去，把自己理念与群众斗争有机结合，并且引导群众理性抗争，这样民主才能在中国成功。中国特色民主必须靠斗争出来的，中国特色不是共产党说的算，也不是知识分子说的算，而是社会各利益团体积极互相博弈，彼此斗争彼此妥协出来的才算是中国特色。

第二、民主实践有好榜样更有坏榜样

民主的好榜样-西方各国，这都不用说了，的确是很成功的，但是也有很糟糕的样板，比如大家常说的菲律宾和印度。关于印度我要说的是，这个语言、民族、宗教、种姓众多的国度，狭窄的国土内有着11亿人口，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几百年的冲突更是不断，印度历史上从未统一过，而且互相隔绝，宗教、种族、民族错综复杂，成为一个大杂烩，造成了社会的巨大分裂性和落后性。要是没有民主制度作为缓冲，通过文明的投票和协商体制来适当发泄，这个国家将会陷入恐怖的内乱，到处都将是血腥屠杀，清洗，穷人将会更被肆无忌惮的欺压剥削。印度的民主是给已经残酷无比的印度社会注入了温暖，对印度是利大于弊。

但民主不能一定带来效率、公平和正义，很多第三世界的小国，民主之后经济发展停滞，（如非洲）那是因为他们的国家根本没有竞争力的产业，也无法进入全球化经济体系内参与竞争，精英们形成垄断集团，垄断土地和公共产业，如墨西哥等拉美国家，而且司法不公。

民主的反面独裁恰恰能做到全国一盘棋，举国上下专注几个产业的发展，比如新加坡、韩国、智利都是在一党独裁或军事独裁期间时间经济起飞，兼顾了效率，甚至新加坡还做到了公平和正义。

但是也有些国家搞独裁，却没有致富，原因有两个：第一，是否有西方阵营支持这个独裁国家，比如开放市场提供投资，另一个就是本国精英虽独裁但是否努力建设国家，并且不断听取民众心声，新加坡亲美亲西方的李光耀们勤奋努力且注意听取群众呼声，而很多国家的精英趁着独裁机会猛力捞钱，许多穷国领袖居然都是世界级亿万富豪。这也引出了民主实现的下一个必要条件。

第二、  没有足够优秀精英，民主根本玩不转。

精英这个问题才落实在最关键一点，熊皮特认为民主就是政治家的统治，可见没有政治“家”，由政客胡搞，民主就是徒有其表。民主和独裁搞得好不好其实都在精英这一块，也就是有没有好的带头人，民主再怎么民主还是要有人代表人民执行国家权力，但是民意代表是否对得起人民嘱托，再加上自己有没有那个本事执行的了，并完成民主选举的最终任务——建设国家，这才是民主成功与否的标志。选举搞得跟狂欢节似地，民众像吸毒者一样对国家未来充满无限憧憬，结果选完之后，发现所托非人，或者发现换谁都一样，民众对民主的热情一落千丈。

很多国家搞民主失败的根本原因，选不出可以担当重任的精英。西方的成功在于人家精英多的是，民主选举有充足的候选人，西方发达国家因为富裕很久了，一直保有贵族制度，精英众多，人才济济，选民的选择非常多。除了德国当时面临严重的社会危机选出了希特勒，大部分情况都能选出英明睿智的领袖，如丘吉尔、罗斯福、里根、林肯、戴高乐，选出来的精英也受人尊敬，既有治国才能，也不贪污腐败。因此卡尔施密特就认为让最优秀最有能力的政治精英掌握政治领导权并承担公共事务，才会是议会民主制的本质。

第三世界的现实他们的民主往往选出的都是独裁者，要不就是集体贪污腐败，要不就是撕裂社会共识国家分裂民族对立，这是为什么？首先他们精英数量少，把选票给了老百姓，你没有可选的，治国水平都很差，人都很残暴，搞经济搞外交搞民生都不会，就会煽动分裂，鼓吹仇恨，精英缺乏的国度，民主成了悲哀？

看看我们国家的各路精英，科研人员、基金经理、演员、职业经理人，县长、市长、省长、部长们，与西方同样职位同样级别比较看看，他们可以拿来供选民选的多得是，而我们能拿的出手来供选民选的有几个好货色？是不是烂货很多？

我也做个大胆推测，不是因为我们国民素质低不能走向民主，而是我们真正有国际顶级水准的精英太少，大众只能共享少数顶级精英的统治，这也就为集权带来深厚的土壤，如果中国顶级精英荟萃，精英互相之间竞争，也自然能为民众利益分化、各利益集团竞争与合作带来机会，从而推动政治权力被广泛的利益集团的精英代表分享，从而推动分权，实现民主。

精英的自我警醒自我变革一直是社会稳定最优选择。没有强大的具有自我警醒和自我变革的精英群体，进入民主时代，空有十几亿张选票，选不出治国良才，选票也无用武之地，民主必然走向失败。如果精英整体素质不高、高素质精英很少的话，民主就需要慎重考虑，甚至精英没有为大众服务的理念时，精英仅仅是一个剥削群体，独裁者或政党惧怕革命巩固政权还有可能出手压制精英，也就是搞民粹主义。而民主实现后，腐败的精英披上合法的外衣，借着保障人权尊重财产权的幌子没人敢管了，这也是民主的悲哀，当然迂腐的书生会说，对啊，什么人都保障这才是民主真谛啊，保护不公平的制度能实现公平吗？这是典型的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的主，想起就气，这里就不骂他们了。

 

第四、和平才有民主，民主了就爱打仗

奥尔森认为：民主政体的起源其中一个必要条件，就是不管是由于地理的还是其它环境因素免遭周边国家征服。纵观世界， 民主都是在国际安全有保障的情况下实现，美国不摆平了英国，靠着两大洋的阻隔，能顺利实现民主吗，韩国要是没有美国保障安全能民主吗？

德国要是不遭受一战战败各国屈辱，它会把纳粹选上台把魏玛民主断送吗？中国新疆西藏台湾闹独立，港澳还是一国两制，背后都有西方势力干涉，这种环境下适合民主吗？如果中国搞民主，你凭什么不让新疆、台湾搞民族自决，地区自决？俄罗斯民主为什么屡屡失败，就在于西方国家总是看他不顺眼，总是想围堵它。

西方老牌民主国家，英国、法国、美国往往都爱打仗，比独裁国家还爱打仗，美国二战后的总统除了卡特都打仗，美国最近十年，阿富汗、伊拉克，都是主动攻击，英法最近还打了利比亚，在这些老牌国家，可以投票发动战争，也可以为了赢得选举发动战争。

 

第五、党争绑架民主。

西方式的多党政治，表演成分多，政党成员关注打江山比保江山多，频繁的准备选举，频繁的关注能否竞选成功，在施政执政上资源自然被分流，各政党为了吸引选民，模仿市场竞争中产品差异化竞争，人为创造新产品新服务，而政党则人为创造社会冲突从而为政党寻找出路，为什么纳粹党能通过选举上台，为什么西方国家极右势力经久不衰，为什么西方民主国家投票对外发动战争，为什么台湾民进党靠分裂族群赢得大选，这是多党制的固有弊病造成的，多党制在实践中不是为了代表各个利益集团在和平的政治协商中解决利益冲突，而是某些大的利益集团对政权和政党竞选干涉太深，某一利益集团的利益置于社会整体利益之上，通过鼓噪宣传，通过煽动，让某一个议题挟持整个社会，目前西方的多党制两党制都没解决这个问题，最近美国国债上限的争执充分体现了西方党争的严重弊端。

党争如果引入中国，以中国人口众多，资源紧张，以及官本位文化那么重，以后‘议员'这个新的有权力的新“官”，将会吸引更对想吃白饭的人扎堆议院选举，所以政党轮替多党制千万不能在中国搞。

第七、经济富裕未必是民主的前提

现在流行的观念是，经济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民主容易实现，但这个观念只有在韩国和台湾单一民族和领土规模小的地区初步成功了，很多老牌民主国家首先都是那些有广泛殖民地的国家，而且那他们最开始的选票只颁给男性纳税人，女性和奴隶是没有投票权的，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崛起和资本主义危机带来的社会动乱逼迫之下，老牌民主国家才真正的迈向大众民主，他们大众民主的历史，不过四五十年，再说韩国和台湾人口都才几千万，国土面积才几万平方公里，韩国是单一民族国家，台湾的汉族人占了98%，几乎谈不上什么严重的地区发展不平衡，也没什么宗教和民族矛盾（台湾的族群矛盾完全是人为造出来的，况且已经滥用过度，也让台湾的民主被大陆人极度厌恶），在中国这么发展不平衡的大国，这种民主先在富裕地区推行，我觉得非常不可靠。

中国的民主不能在富裕地区推行，一旦改革失败影响富裕地区发展，从而会给全国带来动荡，此外富裕地区还有大量的流动人口和非本地户籍常住居民，一般占当地总人口超过1//3，如果推行民主，当地人和外地人的利益纷争会借民主扩大化，正如同台湾本省籍和外省籍在台湾民主之后成了一个最主要的民主纷争议题。

就拿目前拿来抗衡“重庆模式”的广东模式来说，其核心内涵是市场、法治以及社会自治；其方法途径在于提供、鼓励市民自治。问题是你说的市场法治、社会自治谁认啊，最近广东增城、潮州出现四川民工与本地人冲突的社会群体性事件已经鲜明指出一个残酷的事实，所谓靠剥削外地人建立起来的富裕地区，在不合理的经济格局下根本就撑不起自我陶醉的中产阶级民主梦，很多本地人和少部分外地人成了中产，成了既得利益阶层，彼此相安无事，把自己定义为现代公民，建设所谓公民社会，实际上你把为本地区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外地人都排除在外了，在这个基础上你建立民主很类似，大英帝国（剥削殖民地苦力）和古希腊（剥削奴隶）当年的民主一样，繁荣和民主建立在对对非公民的剥削，问题是人家在地理上可以与殖民地隔开或者那个时代奴隶自己就不把自己当人看，但在文明的现代社会，这些外地穷苦人离你们太近了。

很多本地的公民和中产本身就是食利阶层，甚至是农民暴发户，靠优厚的户籍福利和飞涨的地价和房价房租盘剥外地人来享受，而靠他们在虎视眈眈的外地人目光下，民主根本无可作为，甚至带来混乱，导致本地公民和中产财富泡沫被刺穿。经济发达适合民主,实际上人的精神进步还是很慢,另外富裕的表象下还是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深层矛盾,甚至是不可调和的矛盾。

虽号称宽容的言论环境、重视法治的价值尊严，但当地的治安却被外地穷人搞得非常糟糕（广东抢劫等各类刑事案件不是一般得多），因为“人民的公共参与”这个人民不包括没有户籍的外地人，尤其是不上网不能在媒体发声的外地农民工，你所谓宽松的言论仅仅是中产阶级和有限市民自说自话而已。所以深圳大运会驱逐外地人最终暴露了广东模式的脆弱，它更多的是本地既得利益者和中上阶层热衷的自我陶醉而已。

民主推行，应该按共产党解放全中国的老法宝，就应该从老少边穷地区开始，考虑到民族问题是最危险，边疆地区或多或少领土纠纷或少数民族问题，可以考虑从革命老区和贫困地区着手，先那最难啃的骨头啃，出了错不影响全国大局，甚至还可以让自由民主派和80后的冷静看待民主，如果侥幸成功也可以增添党的信心，对于咱们国家来说也是幸事，堵住那些中国人要被殖民三百年，或者一千年才能实现民主的脑残民主派的嘴。

第八、所谓中产阶级推进民主，

我前文提过，体制内中产阶级广泛分布在垄断企业、政府部门、事业单位，这些机构恰恰是改革的难点和重点（据传有2000万人），如今广为传播的既得利益集团有哪些人组成，不正是这些中产以及领导他们的精英嘛，况且中产为稻粱谋，其富贵荣华之所在，他们对于自己的既得利益的维护更甚于领导他们的精英，甚至中产也会胁迫精英，比如政府的科长处长们的普遍腐败就绑架了一心为国为民的部分大员们，为了家丑不外扬，他们拒绝了一些激烈的变革手段，为了保证自己管控的官僚机器不受太大冲击，能够维持运转。

小康富裕的中产阶级愿意主动献身改革吗？考虑证券公司、基金行业的集体欺诈行为，考虑证监会和证券机构之间扯不清的同学亲友联系，他们能热心欢迎证券行业改革吗？倒是很容易获得内幕消息大发横财。

利益集团对民主威胁巨大，而如今体制内中产是最庞大的利益集团，而且体制内中产更能比体制外中产抵制民主进步，因此所谓中产推进民主值得商榷。

如何理解自由

自由这个东东，穷人和富人享有的自由肯定不一样，比如同时追求一年轻美女，富人铁定比穷人有更大的自由，送鲜花，送化妆品手表，带年轻美女到处HAPPY，这些表达爱慕的自由富人有的是，穷人表达爱慕的自由很受自己的钱包局限。

年轻美女和下岗离婚中年女工选择配偶的自由也不一样，富翁宁可选择演过三级片的美女，也不考虑未婚的中年女人，更是基本不考虑已经有小孩的单身女人。这是基于生物自然天赋而带来的不同自由。

太强调个人自由选择、个人权利，没有考虑个人因先天的性格或心理因素产生的心理偏差，以及后天是否得到充分的教育和关注，号称尊重人但又没方法提升人的素质和思维能力，导致了自由严重分配不均。比如堕落的自由，比如换妻、赌博、卖淫往往对意志不坚定的人诱惑最大，久而久之这些人就认为这些堕落的自由天经地义，人数扩大了，自己给自己壮胆，就成了社会主流意识，比如有人宣扬卖淫合法化（总有些人愿意贡献别人的妻女去干这事）、甚至宣扬合法买卖毒品（我们国家也曾经有过鸦片自由贸易的历史），个人堕落避免不了，但是打着争取自由的旗帜去靠维护堕落的自由来争取实现有意义的自由，很有可能会南辕北辙，专制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放任民众沉醉在堕落的自由内而不能自拔，反对专制者因失去道德感召力而不能成功挑战专制者。西方国家给老百姓太多堕落的自由，比如持枪，性泛滥、吸毒，然后用一个密密的法网将堕落的穷人网罗进去，最后美国的监牢有230多万的囚犯，这是西方稳定统治的法宝之一。

自由的问题不在于该不该扯这面大旗，而在于如何分配自由，给谁自由多些，给谁自由少些，谁更需要给予某些自由，谁更需要严格限制某些自由。堕落的自由该如何控制度，不能让人民因堕落自由太多而沉沦。此外底层民众需要创造很多条件满足他们急需的自由，尤其是可以改变命运的自由，比如选择学校、选择职业、拥有足够医疗资源、创业致富的自由，还有迁徙的自由，也要限制民众堕落的自由，民众的堕落，往往妻离子散，深陷囹圄，合理的娱乐自由多给一些，但导致堕落时给予引导和宽恕。

限制上层社会堕落的自由，需要尽可能的限制其滥用自由（他们往往会有办法绕过，但是限制的话，可以让其增加成本和风险），在公众舆论批判方面加强对上层社会堕落的指责，同时犯有堕落自由的上层社会成员，严令其辞去公共职务，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其投标公共工程也要适当考虑其资格。

 

 

人权和法治

 

按着泰戈尔“西方文明有法律与秩序，但没有人性”之说。西方的法治，来源于在基督教一通之下，各种民族和平生活在一起，比如，盎格鲁撒克逊人，维京人，日尔曼人，斯拉夫人犹太人，高卢人，这些人为了能聚拢在一起生活在一个国度，只能靠法律完成一统，他们的法治乱七八糟什么都管，和我们中华帝国相当多的事务通过行政解决不一样，因为我们的文化是把人不断同化，把帝国不断扩大，不能同化我们也不搞屠杀，而是尊重其原有制度和政权安排，西方不靠严刑峻法简直就不能把这些充满野性的白人聚拢在一起，所以西方老百姓的宗教，信仰，日常琐事都靠法官来管理，而我们中国很多事通过官员和稀泥的方式温和处理，而法官办事那是严格细致相反有时会激化社会矛盾，美国南北战争之前美国高等法院就错判一例激化了国内矛盾。法治有法治的好处，但既要适应国情，也要起到正义的效果。

至于泰戈尔说的“没有人性”，我就想表达一个疑问，我看见美国很多绝望人群（出生破碎家庭，经常失业的黑人和有色人种），他们在自由的土壤中成长，没人管也没人理，成人了，也没赚几个钱，等到犯罪了，比如抢劫、强奸，尤其是杀人的时候，政府和司法部门把大量的金钱花在证明他是否真的有罪，如果判死刑了，一般都会坐个十年牢等待最终死刑，死刑犯再不断聘请律师上诉，争取各种机会翻案或减刑，在狱里可能得病做个大手术，这个罪犯在牢里的开销，还有美国法律人工资都不低，这些法律人花在这个罪犯上的时间和金钱我相信大多数情况下远超过这个人坐牢之前为社会创造的经济价值，这还不算他给受害者带来的损失，我就想问，在法治上搞程序正义，搞保护犯人的人权这么起劲这么舍得花钱，为什么在他犯罪之前没把钱花在他身上，避免他走上绝路，避免他给社会带来破坏？这种所谓社会对人的抛弃（所谓自由）和法律正义秀（所谓人权）很有意义吗？总之还是那句话，老美不怕浪费，无论是钱还是人，所以美国很奇怪，有230万人在监，这还不算其它缓刑犯和假释犯。

还有关于法治实践也很有趣，讲法治头头是道的是上层精英和中产阶层，而最有可能以破坏依法治国的恰恰是他们这些人，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以及人脉网络，使他们最有能力不借助法治道路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他们知道去给谁送礼，托谁说情，在哪个环节做手脚可以让自己有利。正是因为他们能看透这个当今法治的弊端，他们才能侃侃而谈如何推进依法治国，但真的要依法办事的，他们往往会调转枪口，大呼要尊重程序正义(给利益保护以缓冲时间)，尊重各方利益（他们的既得利益），甚至要改变现有法律（刘涌案里的废除死刑者）。

而工农兵不会讲法治理论，但以实际行动践行法治的恰恰是这些底层百姓，除了求助公权力按照已有的政策运作或期盼法律法规来维护公平，他们别无选择，由此他们是最希望依法治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