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与新民主主义》连载

第三章

党的改革

第一节

党如何掌握权力

权力掌控面越来越小

共产党没有夺取政权之前，权力架构其实是分权，分解放区和白区两派，解放区军政合一，军事优先，解放区各级政权优先为军事斗争服务，通过军队内党组织和政委控制军队，地下党一派，负责情报工作、社会动员和争取各派政治势力，而共产党的对手国民党在军队和政府以外的政治影响力渐渐不如共产党，所以一旦其军事溃败和物价失控，统治区社会各界和民众都迅速将其抛弃。共产党的成功就在于掌控中国的政治权力的广度和深度方面超过了国民党。

这两派人其实成员和办事作风很不一样，这给党很大活力，解放区纯军事化运作，政治运动多，干部成员多简单朴素，知识理论水平较低，白区干部相反，因为身处白区，社会形势复杂，视野开阔，想法灵活，知识层次较高，尤其是动员了很多当时社会贤达及其家属入党。这种差异，自然解放后，两派干部矛盾不少，这个问题还真应该检讨检讨。

解放以后，共产党学习苏联体制，党员官僚化，政府和各种社会组织都衙门化，好处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各种社会组织，如妇联，工会等获得了政府经费支持，从而在一些社会事业上突飞猛进，但衙门化之后，所有政治权力都被政府捆绑，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不能互相制衡，改革开放后，社会活力大增，但是政治权力的衙门化基本没变，走到现如今共产党只掌握两个权力，就是政府和军队，政府捆绑的各种社会组织对社会的影响力很差，基本谈不上是权力了，相反还浪费了很多经费养这些吃干饭的人。

共产党完全和政府捆绑在一起是非常不利的，自己回旋余地小，在英美的“政府是邪恶的”观念流行之下，使得政府这个词很负面，政府是根本完美不起来的，况且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不断鼓吹政府干预是邪恶的。政府官员已经从中国传统道义上温情父母官概念渐渐成为贬义词，在中国人的潜意识里对官的看法也是爱恨交织，政府做事做得再怎么好，老百姓也是认为应该的，现在的老百姓更是不会感恩戴德说你好，相反做错一点事，民间舆论更是拿出来狂轰滥炸。

政府在社会的公信力已大大下降，本来改革的主体依然还是政府，但现在政府推出任何改革，社会都会抱怀疑的态度。即使政府推行的是有利于社会的政策也常常遭到怀疑（比如房产税），社会对政府政策的高度怀疑，使得政府的改革难以获得社会的支持。

 

灵活掌握更多权力

全部的共产党员与政府捆绑在一起，认为共产党通过政府来完成改革使命是大错特错。

政治权力永远都不够用，搞政治的政党更是要学会掌控尽可能多的权力，现在闹哄哄的都说放权放权，这事没那么简单，所谓一管就死一放就乱，这是很值得商榷的一个话题，应该说按一种形式去握权必死，权力放给不值得信赖的人必乱。共产党继续集权仍是中国发展的必需，但集权不等于极权，不等于握着权力走火入魔，最后成了权力的奴隶，政党爱权，取之有道，用之有度。权力越多，不是坏事，关键是你用什么道掌权，按什么度来用权。

先说掌权。共产党还不能简单的追求执政党，毕竟执政党还是民主选举的结果，共产党应该追求做中国政治权力独大的政党，不仅是控制政府，还要能领导社会。要学会在政府之外寻求空间。看得见的手（政府权力）要抓，看不见的手（社会权力）也要抓，两手都不能松。即是所谓的党政分开，那也只是说党政不能合一，不能彼此捆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况且很多党员有才能但不一定适合衙门这种规规矩矩，刻板流程的工作，有个性办事灵活意志力坚强的应该不收政府条条框框的束缚，否则就像现在，党委书记和执政官彼此冲突，党委书记要按自己意志办事，而执政官要按政府规矩办，两个人政见冲突，抢夺政府主导权，带来施政混乱。

党政分开应该是，党不单纯靠政活着，党要在政之外再开拓一片天地，这片天地就是社会，让不受拘束的党委书记们走向社会，统领社会成为政治领袖，做董事长，做社会前进战略指导者，而执政官们专心政务，成为出色的总经理，兢兢业业落实政府服务细节。

党的权力分给政府和社会

遥想当年中共能摧枯拉朽，几年之内就能把抗战后形成巨大威望的国民党和蒋介石赶出大陆，这和共产党在白区卓越的社会势力动员引导有密切关系，社会上的大部分组织和派别都对共产党有好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代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社会工作，在当时中国的各种社会力量中都培养党员，或通过党员来施加影响，很多共产党员不仅是一些主要社会组织和派别的控制者，甚至很大比例的社会影响人物的子女亲友都是党员，而且对党非常忠诚，共产党一方面通过战争赢得了对国民党的军事胜利，也通过控制和影响当时社会上的各种力量在组建统一战线和情报战上取得了对国民党的胜利。

改革开放之后解禁，社会又活起来了，但社会还没有自我管理的能力，政府对社会力量也是将信将疑，彼此没有良性互动，有的地方，政府对社会管制很死，导致百姓事事找政府，政府承受过多压力，招来民怨。还有些地方，政府干脆放任不管，导致黑社会盛行和无政府状态的出现，也同样招致百姓怨恨。

中国的改革目前把焦点都放在政府改革，政府和党捆绑合一使得政府改革变成了自己改自己，这样的改革很难成功，政权必须向社会分权，依靠社会权力来推动政府改革才能有戏，把改革变成党内社会系统和官僚系统之间的博弈，社会有社会的考量点，政府由政府的考量点，互相制约互相平衡，从而推动政府改革。以往中国分权就是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进行，中央集权就走向央企和部委做大，地方分权则产生很多胡作非为的土皇帝。唯有向社会分权才能避免一直以来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

在西方，因为存在着定期的选举，政党比较能够维持和社会的有机联系，一旦不受社会认可，就很难从社会拿到足够选票赢得政权。另外西方政党的特点是赢取选战获得政权，而不是维护政权本身，所以他们的党派和政权不是很紧密。

中共有重视群众工作的传统比如走进田间地头、工厂车间，更多是调研性质，但不是形成真正的鱼水深情，更多是一波一波运动，衙门里的老爷在强势书记的压力下，走走形式，没有形成制度化，政府机关一方面兼顾民意，形成按长官意志办事，坏了政府的规章和流程，政府机关就应该扎扎实实的改善公共服务，尤其是简化流程，提高办事效率，按政府机构自身特点办事，而管理社会力量则要有足够的弹性才能做到。

       思维不能僵化，搞绿色环保运动、搞保障人权、搞女权运动，搞动物保护，搞反对全球变暖这些不能想当然的认为这不是共产党的事，或者依靠政府机构不能完成的工作就和党没关系，这是大错特错，共产党要想坐稳江山，重要的事都要管，只不过凭借手段和最终结果表现不一样而已，核心都是抓政治。

现在很多新兴势力通过各类民间智囊团、新兴媒体、NGO来与政府唱对台戏，他们广受群众爱戴，帮助公民维权，有效制约了政府的胡作非为，但也意味社会领域这块阵地，共产党渐渐失守，而政府和国企这块阵地也岌岌可危。

 

党员必须走向社会

目前衙门体系内统战、政协仅仅能很肤浅的笼络少数拥有强势资源的社会力量，比如私营企业主、极少数高级专业人士，和港澳台资本家。虽然党允许私营企业主入党是值得称赞政治开放举措，也的确扩大了党的社会基础，但这还是衙门在招人方面开放了，而不是加强社会的权力以及党对社会的控制，私营企业主本身在社会上与共产党员一样饱受争议，他们除了在党内（或者政府内部）为自己追求利益之外，很难说能够为社会整体追求利益，并能领导社会。实际上，私营企业主进入党内，并没有改变社会对党的非议。

现在党员选拔也有问题，候选人一般不是有群众基础的，选了很多学历高的却很年轻处事不成熟的小青年。在中国现在要求入党者（或者被要求入党者）动机越来越功利化。进入党组织之后其行为也是一个“向上”（即党组织中的上级）负责而非“向下”（即群众的认可）负责的过程。西方的政党选拔党员就非常明确，就要那些捞到大额选票（走群众路线团结群众）的人。

有极少数有幸进入衙门系统是为了全身心为国为民，还有一部分人是想借助党的资源以合法形式实现个人野心，或是短期（毕业进政府、进国企）或是长期（追求权力和地位）。还有一部分就是为了利禄干脆连党纪国法全都不遵守，大多数入了党又进不了衙门的人则是迷惑，失去方向和使命感。既不能进入衙门效力，也不能自由的在社会活动团结和领导群众（党纪还管着他呢）。他们感觉不到党是什么，想改变党的现状和问题又无能为力。

政府内党的干部滥用权力、腐败也是很多普通党员所不想看到的。但都在衙门内，作为下级的普通党员是没有有效机制来挑战上级党员，而他们的上级只能按着政府内部纪律或党的纪律，收集一定证据然后按程序来处理他们，缺少灵活性，如果在政府体系之外，有社会声望或掌握社会资源的党员可以直接挑战犯错误的政府官员，不用受等级体制束缚也不受制度流程约束。这种挑战还可以避免群体性事件爆发，替代群体性事件对官员的反制功能。

应当说，中国的大多数人才出现在党内，主要原因无他，就是因为共产党仍旧是中国目前所有资源最主要的垄断者，有了资源人才才能做事才能脱颖而出。不过，他们中的大部分处于浪费状态，留在低效率的国有企业和政府机关的要不无所事事，要不无所作为。笔者工作多年发现国有企业和政府虽有一些靠走后门进去的，但也有更多的又红又专的人才进入这个体系，尤其是最近几年激烈的公务员招考和国有企业对高学历人才的吸纳，还是吸引了很多人才，他们大部分是党员，可是进去之后没几年其业务能力下滑严重，办事能力甚至不如一些私营企业的大专生，我曾经工作的一个国企，正式机构的有编制人员与非正式机构的外包人员联合搞营销，正式机构的人员办事拖沓，思路跟不上消费者和市场，而且漏洞百出，而外包人员运作高效，差错极少，可是一比学历和资历，名牌毕业的有编制人员远胜三流学校的外包人员，可是工作成效反差如此巨大，不客气地说衙门化的政府和国企浪费了大量人才，人才的大脑长期不用最后退化，平淡无奇。

郑永年先生指出“中国所有的党政干部都是在体制内培养的，或者说都是在公务员系统培养的。这样培养出来的都是公务员，而非政治人物。…没有全局观，没有社会观，也很容易和人民和社会脱节…..要治理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光靠公务员类型的人才是不够的。现在很多官员来自团的系统，但团本身是高度建制化的，和党本身没有什么区别。…. 中国要培养政治型官员，就要从官僚系统之外再建立一个体系，就是社会体系。”

衙门体系内的党员只占全部7、8000万党员的少数比例，为了个人利益可能站在党的一边，衙门外的党员虽有零零散散的私企外企企业党委和街道党委组织，但已经没有很强的约束力了，在基层、学校花了那么多精力培养成为党员的，就这么白白浪费，在共产党倒台那一天，这些党员能站出来替党说话吗？我很悲观。

必须让衙门外的党员和团员活起来，让他们成为社会的领导者，甚至还要鼓励衙门内的党员走向社会。这才能体现党的所谓群众路线。

让党员在社会群体中获得认同随后再选拔上来，党员和社会建立有机的关联，拥有了群众基础自然党也有了群众基础，执政党也增强了合法性基础。党员切身体会到社会脉搏、社会现状和群众声音，将其所获得的信息反馈到党内，作为执政党政策的依据；党员得到社会支持，可以实现党内监督，以及制约政府官员滥用权力。　

党员在社会中成长也改革党内干部培养制度。最近几年官二代、官三代愈演愈烈（其实80年代起一直都有，只不过网络舆论强盛和就业紧张导致公务员成为人人争抢的肥肉引发强烈民怨）这种官员职务家族世袭会导致“政治衰败”和与社会的对立。干部培养急需开辟新的渠道，选拔党的干部时能够用“群众认可”、“社会荣誉”等概念，替代现有“党龄”、“行政级别”等概念时，从而保持干部队伍的活力，增强党与社会有机联系，让党重新回到建国之前与社会的良好关系。屁股决定脑袋，党员把屁股从衙门移向社会自然能做到促进社会力量发展，和制约政府的权力滥用。

党组织控制或影响各类社会力量，也是党代表更广泛阶层利益，把各利益集团的冲突在党内民主协商解决，也可以减少社会的激烈对抗。对党对国家都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