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与新民主主义》连载

第三章

党的改革

第三节

人力资源改革

 

党员的阶级基础

前面提过党员的阶级基础，由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转为中产阶级，但中产阶级正如我前文对中产阶级的分析一样，中产阶级内部区分非常明显，比如公务员队伍和国企职员本身是中国下一个阶段，改革的主要目标，要提高效率，这就要求公务员队伍和国企职员的中下级摆脱大爷的身份，摆脱食利者的身份，自然他们不能适合再做为党员的主要来源，除少部分能力出色适合提拔的人之外，大部分不必再吸收为党员，而且下面我还提出了政府基层非党化，也就是当前的政府基层党员还要想办法清退一些。

那么党如何把非工农中产吸引入党呢？首先非工农中产人数众多，终究会有一批人对政治感兴趣，毕竟中国政治文明历史悠久，国家大事有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比较关心，他们一般分为三派，一派是普世派，叫嚣着让共产党下台，鼓吹普世价值，崇拜西方民主政治，否定中华文化，还有一派是民族主义派，认为党不是一无是处，中华文化有很多可取之处，对普世价值表示怀疑，对西方保持戒心，这两派在网上冲突比较严重，从实力来说前一个派别还占上风，这是必然，我前面指出过，西方世界对全世界的中产都有吸引力，所以党没必要恼火，谁让中国的中产不像美国中产一样富裕呢，还有一派属于中间派，关心政治，但立场偏向独立，不反对党，但也不会为党辩护。

未来共产党要想办法主动出击，从后两派之中选拔人才作为党的骨干，毕竟工农中产论施政从政潜力，以及个人魅力不如非工农中产，非工农中产还是要承担引导工农中产的任务，共产党应该积极主办活动，吸引民族主义派和中间派的非工农中产参加，趁机延揽人才，非工农中产的特点是，一旦对党有了热情，这种热情必定持久且更有深度，他们是有思想有想法的，不接受则已，一旦接受想明白了政治、改革和革命是怎么回事，必定会把自己的全部智慧贡献出来，当然不排除有浑水摸鱼的，不过党的政治运作越来越透明的话，这种人会少很多。

资源换人才

看看苏共倒台后，很多前共产党员，普京、叶利钦依然掌握国家权力，并且具有广泛群众支持。治国仍然需要有才干的人，这些有治国才干的人，还是共产党里最多，中俄毕竟不是东欧，他们都是小国，乖乖听西方的话，国家可以安然度过危机。

有才干的共产党员任何朝代都需要，既然如此，反过来有才干的人恰好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的威望就能重新回来。

共产党目前手里有强大资源，牟利的人眼睛盯着，不断拉共产党员下水，贪污腐败遍地与此有关，但也要看到很多想为国为民或者为了流芳千古的人其实也很希望借用党手里的强大资源，尤其是很多嚷嚷民主和司法独立的人，内心还是想依靠共产党支持做这些事业，党不是提出“用事业留人，用感情留人，也用适当的待遇留人”，事业和感情就可以笼络住党内外的人才进入党内，为党忠心效力，实在是因个人要保持独立个性不愿入党，但是对党持支持态度的，也应给予其资源让其为党效力。

就像习近平指出“重在使用，用当适任、用当其时、用当尽才”。人才就是要用，要给资源，当前的改革需要多用人才，用了人家就要好好榨取他的剩余价值，在他身上投入资源了就不能白投，一定要创造产出。

干部年轻化问题，

80年代起实行干部年轻化，我承认这种通过不断输送新鲜血液的方式，不断更新干部队伍观念，使干部队伍始终走在群众前列，领导群众推进改革开放是绝对有好处的，但问题是每一批年轻人迅速到提拔到较高层级后，刚提拔后，他们对未来事业简直充满信心，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仕途会不断看好，可实际上只有很少一部分会被提拔到更高层级，那些没被提拔的会怎么想，是不是有很多人失落？所有的人都甘心服气吗？对曾经被提拔的昔日同僚他们怎么看？会认为他们的本事比自己强？还是认为他们耍了不正当的手段？自己是提高本事上位？还是模仿学习通过不正当手段晋升？种种心理的不平衡，在配合党的思想工作越来越难搞的情况下，很多心理失衡的干部发现自己虽然升不了职，但是在权力运作下也没人监督，索性这边按着上面指派完成既定任务不多走一步也不慢走一步，那边私底下结党营私捞钱搞女人。

如今干部腐败是个高发期，尤其是中下层官员最易腐败，80年代那些被晋升的20岁年轻人，如今50来岁，90年代被晋升的20多岁年轻人如今正好四十岁左右，这些人正是如今各级领导岗位的主要负责人，他们没能达到仕途顶峰，但是他们手握的权力可以弥补他们仕途的遗憾。

人都会老，你掌握的新思想过个十年二十年也会成为旧观念，但是你升上去之后可不见得就能随便下来，可见干部队伍年轻化只是一个相对说法，当年那些倡导改革的人随着年龄增长也可能是反对改革阻挠改革的人。

80后的崛起对干部年轻化其实是一个严峻挑战，这一代知识视野都非常宽阔，但专业化的发展又要求每个人所在领域越来越深，在有限的几年工作时间内他不见得就积累起令同龄人信服的专业技能，毕竟这个年龄段拜教育产业化所赐大学入学率很高了，很多去企业工作80后，走南闯北，走出国门，其工作能力不逊色于衙门里工作的同龄人，80后在衙门里快速提拔，委以重任，还能管得住受过良好教育的同龄人吗？这和80年代90年代年轻干部们面对的管治群众，素质可是大大高多了，尤其现在的人观念这么多样化，利益这么多元，他们能这么容易接受80后年轻干部的管理吗？更何况如今中下层干部提拔暗箱操作越来越令人难以服气，80后很多人对在衙门快速提拔的同辈满是怀疑的目光，官二代军二代是当今的流行语。

如今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年纪大的人精力体力不见得就逊色年纪轻的人，干部年轻化这种具有旧时代特色的选拔制度该寿终正寝了。

干部年轻化应该慢慢废止了，尤其是在70、80后年龄段，实行不分年龄，工作出色、经验丰富尤其是品行良好，能经历大风大浪才可提拔，甚至不仅仅重视干部的层级，更注重资深和专业，你干部的级别高，但是你做的事情不要求精深专业技能也不需要长时间加班，你的工资还不如比你级别低但是工作量大或者工作有难度的人工资。

甚至70、80后年轻有活力、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更适应如今的社会潮流，应该更多的培养他们走出衙门走出国企，走出事业单位去代表党领导各类社会组织，直接去面对群众，与群众心连心，赢得群众好感，获得民意基础，从根本上彻底解决党的执政合法性问题，然后再把其定位为党的骨干和主力军给予不断地培养和提拔。

还有现在学校，国企、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基层这种大批大批增加新党员的做法应该废止，这些人大部分还很年轻，处世不深，光凭满腔热情（这种热情很有可能是对名利的热情）和所谓的积极上进（往往无利不起早啊）就入了党，过了十来年因贪腐罪名在国企、政府机关抓了很多曾经“奋发有为”的青年党员，党总是在自己扇自己耳光。20来岁的小伙，世界观人生观还真不是很坚定的时候，人生不可能顺顺当当，在不顺当的时候变质变坏太有可能了，尤其是现在都提倡个人隐私个人空间一说，党内抓思想工作的婆婆越来越少越来越难做，骨干党员的思想异动还真不容易察觉。

政府基层非党化

共产党自执政以来，一直是从最基层的党员中选拔官员，逐步提拔，进而上升到中央委员乃至政治局，正如同李源潮在一次讲话中所讲的“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 ，基层经验已经成为人事任免方面极为重要的一项标尺。新任辽宁省副省长赵化明，曾先后在锦州市、锦西市、兴城市、营口市等四市十余个岗位上历练多年，现任河北省副省长的张杰辉，在辽阳、盘锦、鞍山等地锻炼多年，之后跨省调动，都说明基层干部受到很大重视，基层干部目前仍是中共干部选拔的重要来源。

在改革开放初期及之前成长起来的基层党员在当初社会风气比较单纯质朴的年代受到的腐蚀很少，还算底子比较干净，进入九十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发展，基层干部被腐蚀的越来越多，目前中国基层犹如一个大染缸，在很多基层社会，不送钱就无法办事，不腐败就无法立足，从这些地方一步步升上来的官僚，几乎很少不带病的，品德素质越来越糟糕，不适合作为唯一的干部选拔来源，甚至考核不严会导致共产党的上层不断被污染腐蚀，其实现在毒素已经向上层传播，形势非常危急。此外在基层执行，直接面对群众第一线，群众的成分和思潮非常复杂，基层干部长期与之打交道，即使不腐败不堕落，也会沾染一些恶习和不良思想，会使其不思进取，觉悟和视野很难提高。

中国社科院法学发布的《法治蓝皮书：中国法治发展报告(2011)》显示，不同行政级别被调查官员对财产公开的态度略有差异，级别较高者的认同度更高。在被调查的省部级官员中，85.7%认为应当公开公职人员财产。而在地厅及司局级官员中，认为应当公开财产的比例是91.3%。在县处级、科级、科级以下官员中，认为应当公开官员财产的比例分别是75.2%、71.5%和64.4%。可见基层官员因其身处复杂环境，知道自己不太清白，也不愿意让自己摆在透明的状态下。

基层党员大部分没有升迁机会，既然大部分都注定了是平凡人，但是他们又不甘心做个平凡人，总会利用自己手里的权力捞点，党又何必继续留着他们呢？公务员本身有一套纪律和程序约束，不一定要靠发动党员来带动基层工作，往往适得其反的是，很多基层党员还会败坏党的名声。

从目前来看，老百姓最憎恶的就是腐败,腐败目前已经成体系，但是腐败的痛恨程度也有先后主次，优先惩治的是基层腐败，基层腐败是离老百姓最近的，对老百姓的精神和物质伤害最大，也最让老百姓心里不平衡，基层腐败分子中大部分是共产党员，从而也极大影响了共产党员在群众中的形象。尤其基层党员那么多，七大姑八大姨的闲言碎语或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似地利益均沾，让腐败和不平等蔓延至社会各处，也广泛散布了党的恶劣声誉。

中国共产党掌握江山不是靠党员人数众多，党不是黑社会，斗殴的时候晒谁的马仔多，往往警察来的时候，作鸟兽散。当年苏共也2、3千万党员，垮台的时候有几个党员出来替党说话的？

基层官员，就是古代的吏，需要经验丰富，政治立场中立。只要有才能，能把基层工作做好，甚至安心做基层工作足以了，以后基层通过公务员招考，党员不再优先，基层职员仍然作为一个重要的人才选拔渠道，但是党员身份不重要了，真有基层人员适合提拔，再安排入党也不迟啊，甚至还额外增加了党内考核，双重考核保质保量。等党员工作能力得到充分展现，家庭稳定，思想稳定的状态下大力提拔，党干起事业也安心多了。

处长级以上干部通过社会招考，考虑以党员优先，在处长这个层面领导管理基层队伍。现在基层的党组织可考虑放弃，部分刚直不阿、作风正派的党员可以组成基层的党员党风党纪监督委员会，他们的任务不是选拔基层官员，而是道德监督和监视，通过举报帮助党清理基层党员，让基层党员所占比例越来越少。

不拘一格

胡锦涛提出，“要不拘一格、广纳群贤，破除论资排辈、求全责备观念”，现在意识形态多元化，生活方式多元化，工作内容多元化，人才的选拔不能再用老一套的用人规律，什么“德才兼备”，说实话目前领导考核的KPI具体怎么设计我还真不太清楚，但是民选国家，领导人通过参选，比如群众集会演讲、候选人辩论和电视评论员点评，都可以让选民了解其方方面面，如性格、家庭背景、知识架构等，虽然说西方国家领导人越来越风流倜傥（克林顿、卡梅伦）或者受大老粗欢迎（小布什），貌似能力不强，说明群众选人眼光不专业，但是至少领导人其施政能力不会差的离谱，可是我们的干部往往会被组织部门看走眼，这不排除党组织在人才选拔上观念守旧，一方面是个人情况调查不明，比如个人及亲属的财产状况和品行嗜好，这既需要制度建设和落实，也需要采取非常规手段，比如秘密查账或跟踪监视、聘请第三方调查公司做小范围民众访谈、问卷调查。

另一方面就是全面科学的分析一个人，比如利用现代心理和性格分析，根据其成长经历推断其性格是否适合相应工作，考察其家庭是否和睦，妻子和子女品行，或者铁哥们的品行。还可以建立价值模型评估其担任某一岗位后自身的资源和优势可以带来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甚至是政治价值，比如可以获得哪些群体支持党，可以推动当地GDP增长多少。

西方式竞选，其实就是通过自由媒体舆论把参选者尽可能多的信息传播给选民，不过党采用专家评审方式晋升候选人，虽不完全透明，但是更科学理性。

党内精英管控

党内精英要特别管理，因为党内精英是党的核心也是国家精英群体的核心，那更是中国的领导核心，必须有一整套纪律和组织约束。

什么个人家庭财产公布之类的，那肯定是要在党内精英圈落实，但精英也有精英的特点。

党的精英必须推向媒体面向大众，注意培养演讲能力，别走到哪里拿着一堆稿子念来念去。

政治局委员必须有政治领袖的风范，有自己的公开政治观点并向公众宣布。

注意培养党内金融精英，西方的强权确立很大程度在于其金融领域的强大，支持产业投资，支持政府财政和战争融资，有一批金融资本家从财力方面支持西方霸权，中国选择了市场经济，就应该抓住市场经济的核心——金融业，尤其是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目前中国的金融界受着很深的外国干涉，不是美国四大投行直接参股，要不就是西方金融大鳄的亲信徒子徒孙担任要职。这些精英们学艺不精，但是捞钱不少，在国际金融战中只能做小配角给别人提鞋。

中国必须有自己的可以统一作战与国外金融大鳄大投行在金融战争中近身肉搏且能取得胜利的金融精英，目前来看只有组织性纪律性强党员比较胜任，这话说的一定让很多人耻笑，不过说实在的，你看看中国那些明星企业家敢有豪情壮志希望将来与高盛、摩根斯坦利一教高下？有几个像索罗斯那样有气魄狙击英镑？自己的钱不被外资投行的金融衍生品坑的血本无归就算不错了，就算共产党有这么多权力资源凭借，照样贱卖了国有银行，照样买了人家国债想收利息，被老美玩了一把，让付利息税。而要有能力与西方金融大鳄抗衡，只有靠党员凭借组织优势和国家财政支持做到，而不是像现在党员凭借组织优势和国家财政用粗鄙的手段为自己牟利。

金融涉及立法、政治等诸多资源整合，这个还只有共产党内的有人才勉强干一干，共产党在金融精英培养方面，要赶快下手，自己培养一批，再从党外引进一批进来获得党籍，不仅仅是许以厚禄，更重要的是激发他有这个勇气，至于阵地就是我前面提过的四大国有银行和中央汇金，以这些商业银行为核心，重组中金、国家开发银行等一批投行或大行，还要压缩西方金融大鳄在国内的代理人生存空间，力争二十年或三十年的时间让中国的金融界可以与西方金融界能基本打个平手。

作了党员，其家庭生活要有干涉，要比党外精英的家庭生活干涉要深，党外精英侧重了子女教育和子女的政治前途，而党内精英要注意对其家属的管控，避免精英们被自己的老婆孩子绑架了。

很多党内精英最开始都是基层的小人物，当时无权无势，找的老婆也是一个小人物。（公务员真正火起来是2000年以后），而且中国女性解放60年，一来深受传统文化束缚，才识品德还是那种贤惠（主要是能干家务活能护家能省钱），二来社会发展迅速，很多女性跟不上时代发展，随着丈夫的升迁，丈夫的才能和见识提高，可惜老婆们大多没提高，要承认这种表现为性格差异而导致离婚的确有，可是离婚在中国还是一件丢面子的事，尤其是在党内（我党的高层其实离婚的还真不少），夫妻之间的不协调或者是被当事人所忽略或者是找到了其他方式变通（共产党官员一般应酬多，和老婆接触会越来越少），再考虑还有一些青壮年官员只身派往外地，夫妻两地分居（官员频繁地异地交流任职、挂职，可锻炼官员、防止官员与地方关系凝固化），所以这些共同语言越来越少的夫妻还是能和谐相处，但问题在于老婆往往不能监视老公（外遇了、花心了），老公也不能留意老婆是否给他背了黑锅（替老公在外收钱许诺了，对子女管教不严了），家庭生活的问题最终导致夫妻两人慢慢的触犯了党纪国法。

所以负责党人事工作的一定要关注党内精英的家庭生活，这不仅仅是个人生活隐私的问题，这其实关系党的事业，想一想外国的民主选举，选举人的家庭牌通过媒体晾出来是个很现实的问题，毕竟候选人当选后担负的重任决不能被家庭因素所连累。

青壮年官员外派，必须老婆和小孩随行，老公走到哪里就让老婆跟到哪里，让夫妻两个互相监督，老婆监督老公别被狐狸精勾引搞权色交易，老婆不上班党花钱养着都行，但就是不能让他老婆出去开公司或者借老公名气赚钱。小孩做官二代也没问题，但绝不能给他老爸惹是生非，添乱，在他们老婆孩子身上花点小钱，总比她们绑架老公出去疯狂敛财要好，想想中国处长以上级别的官管理几十万以上的人口，掌握千万以上资金往来，一旦出事波及很广，花些钱让其安心工作还是有必要的。

市局级以上的干部，要劝服他们的老婆挂虚衔，做些荣誉的工作，丈夫升官后，先开个班统一培训一下，教她们如何做精英的贤内助，这些贤内助做些慈善工作，还可以代表丈夫参加一些活动，既满足其虚荣心，也避免她们自己去开公司利用老公权力赚钱，把她们纳入到体系内监管，此外培养其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也有助于妻子代表丈夫了解社会各界，相当于打探情报，代丈夫交际朋友，而且通过媒体公开报道市级领导家属的行踪，也有利于民众监督，因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这些夫人们占去了很多精力，就不会默默无闻的开公司闷声以权谋私。总比老婆自己去开公司敛财要好很多。

凡是市局级以上官员的子女，可由政府掏钱资助上贵族学校，公开作为福利提供，避免他们为了孩子学费贪污，再说他们的子女适当良好教育，可以解除这些官员继续提升的后顾之忧。对其子女进行党化教育，培育对党的忠心，通过党组织对其子女进行品德教育，免得老子在那里升官开心，子女在一旁无耻堕落，让老子分心，再说从遗传上来说其子女做党二代官二代也未尝不可，只要品德过关，才能过关，举贤不避内。

强人结合体

共产党要聚拢一批强人，共产党不能成为一帮懦弱的人在一起抱团取暖，彼此壮胆。这些强人要在媒体和大众面前展露，美国再怎么民主，老百姓还是倾向选择强势人物，做领导你必须强势能带领社会变革，反观台湾，威权体制一结束，那些前朝的奴才为了获得选票，依然表现出奴才相，比如跪票，巴结地方豪强，甚至勾结黑社会，即使表现强势也无非是色厉内荏的朝大陆吼几声，除此之外无任何为民造福的大举措。敬畏民意，不代表无所作为，人民大爷不见得就在理，肩负领导国家重任的党员要敢作敢为，目前大多数党员就是鸵鸟，混一天是一天，最难的任务都是留给后任者。

也不能说党内目前没有强人，尤其是我们目前更多的经济改革，少不了启用强人(为了钱财也有很多人愿意展现强势做出业绩以达到往上爬的目的)，比如目前央企经营者因其处在商业竞争范围，部分央企领导已经展现强势一面，通过媒体，大众已知晓，他们其实给人印象比较恶劣，国进民退嘛，内战内行，进军海外被人家坑了居多，力和力拓坑了中铝不少钱，还有买金融衍生品亏大钱的，也很多。中国现实政治中太多的模糊性及潜规则，搞经济建设的官员若不胆大则很难办事、很难打开局面。而官场 “很有魄力”、“很能干”的“作为”者、仕途得志者最后落了个狱中贪官的下场。这在于这些强人个人狂妄没人敢管，个人私欲膨胀。

薄熙来，仇和在各自管辖地区大刀阔斧，展现了强势一面，争议很大，但赢取了民心。从他们两个扩展开来看，共产党是否应该在更多的地区，比如部分直辖市、地级市，推出一些在媒体监督下的地方强势诸侯，或者在一些领域，比如需要独立运作的领域，比如司法，文化领域，找一些有创新思路又能勇于实践的强人？

西方的三权分立，这个口头概念能落实在制度上，正是因为行政领域、司法、立法领域都有强人，争取各自领域的权力，从而把这个出色制度奠定下来。比如汉米尔顿开始就强化联邦的权力，林肯到罗斯福都不断强势出击增加联邦政府权力，也保证了美国成为统一国家统一市场。美国的议员，个个精明强悍，没有他们，就不会推出那么多民权法案和金融监管方案，让美国的自由人权越来越完善，也正是有这些强势议员才能推出各种法案加强金融市场监管，从而稳固美国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马歇尔大法官作风霸道，为联邦最高法院争取到了裁定国会或政府行为是否违宪的权力，让最高法院成为国家权力的重要基石，而且其不畏杰斐逊的压力，判决犯有叛国罪的前副总统伯尔无罪释放，此人还具备创新意识，推行规定，判决中持少数意见的大法官可以同时发表“异议”，这都展现了其敢作敢为的作风。

对强人必须向媒体公开其一言一行，尤其是他的妻子儿女的就业和财产状况，避免其把强势用在化公为私，另一方面对于主管钱财搞经济建设的的不需要强人，相反需要约束权力，需要职业经理人那种认认真真兢兢业业，中国的经济成绩很好了，目前需要的是节约资源，提高效率，不需要那种大手笔的经济建设大干快上了。

主管文化、法院、政治和社会层面的党员，鼓励其放开手脚，做强势人物，因为这些方面弊病最多，民怨最大，需要有大刀阔斧的政治家大胆改革。比如法院系统，工资和经费应该人大审议后，委托财政部门分发，允许法官上媒体做明星，通过媒体获得民意支持，从而可以对抗干扰司法独立的各种势力，还有全国法院系统的最高领导权给到排名前三的常委，直接在党内就确立法院面对行政部门时的强势地位基础。在我们的司法体系，尤其是法院系统，可以放纵一些法官行事勇敢一些，为法院争取更大的权力，从而推动司法独立，只有奋斗得来的独立才最持久，别人赠送的独立，也许你抓不牢，也许你滥用，最好的制度就是斗争得来的制度。

体制外推动党内改革

把中组部和中纪委一部分机构合并成立共产党体制改革委员会，专门推进党内大力度改革，不能沿用原有体制改革党的运作，以前的体制已经彻底衙门化了，靠下发文件靠组织学习不能让党脱胎换骨了，必须成立新的机构在政治局的直接领导下，专门谋划党的体制改革。中组部和中纪委是最适合的从纪委和组织部选拔一些德才兼备的人，执行政治局制定的党组织改革方针。授予尚方宝剑，可以在现有平等的党组织中树立一个特别权威，从而直接向不愿意改革的党内部门和组织施压，督促其改变用人方针，改变组织生活，尤其是这个权威机构还要承担社会派的招兵买马，帮助社会派党员在社会领域形成有生命力的组织，完成党内成功分派制衡的双雄格局。

上面说的是体制外机构推动改革，还有体制外选拔人才推动改革，第一次国民革命前，旧军阀都不真心支持国民党革命，国民党建立了黄埔军校，培养新军人，组建新的国民党军队，才能成功北伐，抗战的时候才能有优秀的中央军与日军顽强作战。

考虑如今地方政府的消极施政，与民争利，尤其是基层政府的大面积溃败，导致政令不出中南海，导致基层民怨沸腾，在民主还不适宜大规模普及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从私企、外企中招募一些有现代意识还有专业工作背景的党员或非党员，培训让他们了解政府主要职能部门的工作，如交通、能源、建设，经济贸易、司法、公安、民政等并安排他们与中纪委去各地处理相应行业的大案要案，熟悉行业内幕，聘请行业专家了解行业特点。

随后每次中央派大员到地方任一把手，就为钦差大臣组建一个幕僚班子，随同就任，通过幕僚班子监察当地主要政府职能部门的运作。并配合中央和其他地方调任的官员大刀阔斧改革地方机构。

此外每年都扩招一些社会新人进入基层岗位，并且大力整顿基层机构，不断用新鲜血液替换基层机构，可参考重庆大力扫黑后，大规模招聘基层警务人员的做法。有的时候换人是最快能改变一种体制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