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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中华帝国与新民主主义(连载)4-1

已有 186 次阅读2011-10-17 14:10 | 中华帝国, 连载

《中华帝国与新民主主义》连载

第四章

执政基础—中产阶级

第一节

培育中产阶级

按阶层和行业灵活掌握社会

按着中产阶级的阶层和行业划分注重工人、农民和白领的组织,还有专业人士群体组织,在民主国家大的政党要想选举上台都要巴结这些组织,共产党不是想争取执政合法性吗?不搞选票这种形式主义可以,但你还是要有实际行动争取这些组织,记住别只靠衙门,衙门的特性除了得罪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是各类税负的重要承担者,你收人家的税,别管合理不合理,你肯定会挨骂,谁愿意自己的钱被拿走啊),其它什么也干不了,走进群众当中去,胡锦涛提出,“组织和引导各类人才在社会实践中砥砺品质、锤炼作风、提高干事创业的本领”,这就是说的这个理

前面说过共产党要以中产阶级为基础,在我们这个人均GDP不富裕的国度,工农不成为中产阶级,咱们的所谓中产阶级稳定论屁用没有,最终纯粹是个理论设想,让工农成为中产阶级,共产党巩固工农基础,进而获得更广泛中产阶级支持是党维护执政党的第一要务。

共产党走向社会,有效控制工会,农会,以工会对抗资本家的过分贪婪(尤其是外资和私营企业,以党组织为核心建立工会,还可以保障工会独立运作,避免西方曾有的黑社会控制工会的历史),现在的全国总工会已经对工人们没吸引力了,没吸引力就没有必要按老路子再办下去,毕竟还是衙门的身份,怎么的也和政府一路人,干脆成为政府之外的组织,党内的级别依然保持,组成一个工会联盟替代全国总工会,各个工会通过党组织紧密联系,此外工会的强大可以帮助党内社会派挑战党内的官员一派,现在西方发达国家酝酿着制造业转移,我们要靠工会挽留住外资企业,工资既可以升也可以降,让工会和企业所有者共存共荣,发挥工人积极性,也是促进企业效率提升,不能靠土办法,政府靠土地等政策优惠,以及压制工人权益来挽留企业,搞得老板们被惯坏了,而工人们则满腔怒火,社会不和谐,通过掌握工会对企业老板们既压制又合作,党组织为工人们争取较高权益,另一方面鼓励工人发挥积极性促进企业发展。

党组织农会控制农村政权,农村实行村级直选是好事,但也暴露出来宗族、新富等势力干涉村级选举,广大的农村人进城务工,其与城市工人毕竟也有隔阂,而且农民家乡还有地经常往返于城市和乡村,因此针对农民要有新的组织形式,通过农会来影响农村政权,进而促进农业,保证农业利益,利用农会约束农民认真搞农业生产,同时也利用农会与农业资本巨头尤其是国内搞投机的农业巨头,还有孟山都这些国外巨头抗衡,进而稳定农产品价格,保证农产品供应,进城的农民工也组织起来,保障其权益,安排其就业,甚至可以通过农会调节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劳动力流动,比如农会组织者劝说农民向城市或农村流动。

组建公务员工会从另一个角度控制政权,通过党组织控制专业人士的各类协会,比如医师公会、工程师协会,教师协会,可以对相应事业单位性质的行业的改革引导正确方向,并顺利推进改革发展,比如医师公会对医疗改革发挥影响力,而不是简单靠行政命令和社会舆论来指导医疗行业发展,避免信息不对称或者降低医师的职业尊严和积极性,现在医疗资源短缺不仅仅是医疗收费低的原因,医师们的行业尊严没有得到社会认同也是很大原因,看看那些医闹,很多也是蛮不讲理,教育改革也是如此,教师们的声音也必须足够强大,与政府和学生家长们一起决定教育改革方向,开展教育实验,现在师道尊严都没了,老师成了纯打工者了,造成很多老师越来越没责任心,也导致孩子性格培养缺失。通过小规模党组织操控律师公会,并进而追求司法独立政权(暂时不能独立于党),前面我说过政治局常委二、三把手主管法院,必然能提高法院的政治地位,而律师们也有党代表的话,也可以在党内发出自己的呼声。

简单地说,就是工会农会、职业团体都由党通过组织领导,变相的在党内都有了代表,也相当于对党施加影响,进而影响政策和立法。另外职业团体有自己独立的工会,可以体现职业团体的特别利益,这些职业从业者心态和成长路径和工人农民完全不一样,必须分开组织,分别对待,甚至这些专业或技术人才组成的团体一旦有了从业积极性,对提高经济效率,提高中国产业附加值有着绝对重大意义,这些职业团体工会成功组建,那将彻底改变共产党办事作风大老粗的性格。

还有基层自治问题,农村基层由党委和党领导的工会,城市社区街道就应该变成党委领导的城市基层自治组织,取消街道办企业之类这种市侩东东,鼓励社区搞些创新服务,并积极与服务社区的政府机构协商改进社区服务,比如治安、清洁、交通、教育、医疗等,此外街道还要加强社区居民学会应对各种灾难等紧急事故,小到社区突发火灾爆炸,大到战争、地震水灾等自然灾害。

还有一类组织那就是有明确政策主题,比如很时髦的什么绿色低碳啊、动物保护啊,这个已经很流行了,党应该创建一些工农群众、弱势群体利益切身相关的,能化解干群矛盾的,比如反污染,反强奸,寻找失散儿童、反拐卖妇女、帮助罪犯重回社会、扶贫、教育和爱滋病等让群众感受温暖,而政府机关又不能灵活参与的非政府组织活动。

人权方面,这也是一个阵地啊,前面说的大部分组织其实都是为了人权,可是老外喜欢华而不实,比咱们更甚于吹牛不上税,而且人家也的确会吹,比如那个什么大赦国际,其实在西方国家内部一点也不出名,可是每当攻击中国等国家人权状况的时候,大赦国际啊,还算有什么反腐败的组织都被利用上来了,这些现代的文争,西方比咱们拿手,共产党内部应该成立一个人权保障委员会,这个人权保障委员会负责评估国内和国际的人权状况,游说政府官员按他们的想法保障人权,但是这个人权保障委员会的部分纲领上升为党的政治纲领,其它纲领可以现在社会实践和讨论(人权更多的时候只是关注部分群体的人权,而这部分群体不见得其他群体都喜欢,所以人权行动有一部分不适合上升到国家政治层面),总之这块阵地不能丢。

ACerun: yes">   把大量的党员送到非政府组织和社会群体中去,到那里去培养、锻炼能力;成为其中的领导力量,另一方面,也必须从现有的社会力量中吸收党员,将其培养为干部,这其实就是现代版招安,尽可能的化敌为友,不要按“稳定压倒一切”的思路,把他们抓起来,然后再舆论上封杀,结果在网络上被神化为英雄,相反对党不利,有些草根英雄挺有本事的,有本事的人大部分有野心,少部分有理想,有野心的人给其资源让其成就大业,利用党组织约束其行为,将其置在可控范围。有理想的人呢,鼓励其理想,给个媒体平台,让其宣扬其理想,自然会有人反对其理想,从而让其认识到现实和理想的差距,说实在的现在一小部分有理想的右派在自己的小圈子长期自说自话,已经有些疯癫了,有些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了(比如我尊敬的茅于轼先生讲了很多“痴话”),所谓“理想”本来就有太强的主观色彩。

培育中产阶级的国际竞争力

没有人数众多,竞争力强大的中产阶级,中国想要走向藏富于民最终会落空,国家对中产阶层既要授人以鱼,更要授之以渔,既要减轻其经济压力享受改革开放成果,也要督促其上进勤奋,让改革开放成果持续下去,这才是可持续发展。

政府应该专注扶持几大行业,击败欧美同行,如影视产业、创意产业、军工产业、航空航天、电子、信息技术产业、金融产业,尤其是金融产业,要抢夺纽约和伦敦的金融中心地位,我估计这些行业中国打败欧美需要20年,有些行业可以在10-20年很快见分晓,比如影视产业、航空航天,科技创新产业、创意产业可能需要四十年左右时间,即两代人的时间,这些需要扎扎实实的文化和教育储备,不是简单。

将部分管理权力还下放到了一些持有执照的专业人才手中,现在社会和经济事务日益复杂,外行远远不能领导内行,有些领域内行领导内行是必然,考虑到内行也会借信息垄断拒绝正直,在制度建设上,一要考虑建设职业道德体系,甚至树立为信仰,比如律师法官对法律的信仰,医生对救死扶伤的信仰,还有就是充分竞争,鼓励内行彼此竞争,媒体予以充分披露,政府和立法机构最后做强制仲裁。拿美国举例,会计师在金融业中就有极大的权力,四大会计师行彼此竞争,评级机构坚持自己的评级标准以保持信誉。美国普世价值的宣传,很大程度上就由其记者、编辑、演员、编剧、导演这些专业人士掌控,普利策奖和奥斯卡奖其实就是专业人士的自我鼓励自我提升。要鼓励出色专业许可技能的人对社会进步发挥重大作用,其中的佼佼者并自己本事进入精英阶层。在美国律师、法官、医生、教师、演员等,都通过他们的专业许可技能对社会发挥着重要作用。

体制内中产阶级竞争力

中国很多中产阶级聚集的行业仍然被政府把控,政府可以考虑把自己手中的科教文卫事业、电视台、媒体卖给民营资本家或民营资本家财团,依靠他们资本家的剥削本性鞭策让现在的体制内中产阶级动起来,勤奋上进,勇敢迎接市场竞争,除军工和基础科学研究不能市场化之外,大部分医疗机构保持公立性质,官方质量和技术检测机构不能市场化,其他事业单位都可以考虑民营化,当然在民营化之前,有文化有技术的中产阶级的职业尊严受到保护,避免受到野蛮资本的金钱侮辱,其内部可成立职工持股会和工会以保障其权益,并可以与过于唯利是图的民营资本家抗衡,不进行市场化民营化的事业单位,也应该成立工会或持股会的机构与政府机构抗衡,避免官僚过分干预其专业运作,保持其职业魅力和行业尊严,比如大学内的教授对学校管理和办学方针有发言权,医院的医师公会可以自我管理医师的职业操守。

公务员队伍的工作质量必须有强力约束,尤其是中产阶层人数集中的一线、二线城市,这些城市必须提供良好的城市公共服务以保证该城市在国内和国际竞争力,必须强化人大和媒体的效力,甚至网络对政府公务员的监督力度,坚决打击衙门内的,自由散漫,缺乏服务意识、吃拿卡要的官老爷作风。

前面提到的成立党员担任民意代表的公共财产和公共服务的监督和评估委员会监督国有企业和公务员的预算、经营效益和服务质量。注重公共部门的效率,至于争议中的公务员工资和福利高问题,我认为这不是问题,关键是公务员必须忙起来,让他的工作投入量与收入成正比,甚至让他有点亏本的感觉,中国社会转型期间,公务员其实有很多工作要做,很多工作要做深做细,并且对其负责工作必须有问责机制,而现在公务员拿着诱人的薪水,工作量却很低,甚至达到上班就是喝茶聊天看报纸,试问这样的中产阶级不成了典型的剥削者了吗?必须让公务员尝到被剥削被压迫的滋味。

中产阶级的收入提高,才能提振消费,从而改变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构,中产阶级的消费也是提升产业升级的最直接途径,为什么中国的山寨产品那么多,就是因为中产阶级消费不足,要买低价产品,就只能买那些技术模仿没有知识产权费的产品,为什么食品行业问题不断,那就是因为中产阶级只愿意接受低价产品,而商家为了获得利润空间,只好不择手段降低产品质量削减成本。鼓励小费文化,提倡为服务付费,既能促进低技能服务人员的收入,还能鼓励社会专注提高服务质量,从而推动服务产业发展.

 


鲜花

臭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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