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与新民主主义》连载

第九章

以党治国和以礼治民

 

以党治国的“治”是指“领导”，以礼治民的“治”是指“规范”。

列宁式集权政党意外成功

       西方民主政党体制在民国初期失败，最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之前是儒家伦理治国，从上层到下层都信奉同一价值观体系并坚信其为普世价值，所以领导传统中国的精英其实大家有共识，不需要政党组织，形散而神不散，皇帝王朝再更替，统治阶层的治国伦理没变，精英有内斗，但整体团结，况且不面临全球竞争。这和当今西方发达国家一样，别管什么自由、保守之争、左右之争，走马观花的政党选举，人家是形散而神不散，都是西方中心论的坚定拥护者，都是相信西方价值观是普世的，对东方打心眼里不高看一眼，连马克思都认为东方社会不成熟，美国打伊拉克、利比亚，民主党和共和党都不含糊，这和满清之前的中国精英形散而神不散是一样一样的。

       鸦片战争之后，面对西方精英群体的残酷进攻，中国精英为了兵强马壮和国富，不得不放弃传统治国伦理，上层精英和民众伦理认知差距越来越大，满清灭亡，最后一个维系精英团结的法统丧失，精英四分五裂，而一盘散沙的西式议会政党，只能让精英更分裂，新文化运动开始，极少数知识精英开始文化改造，民主和科学提倡，打到孔家店，其实更多是为了树立新的治国伦理，让新式精英团结，并让精英和民众在文化彻底变革后能形成有共识的治国伦理，

       国共两党都学习苏联的列宁式集权政党，当时两党的党纪是最严厉的，共党的党纪甚至比苏共还严厉，靠残酷纪律保证精英团结。中国模仿苏联的布尔什维克政党体制，避免了西式政党松散体制，国共两个列宁政党的第一次合作，让当时新式精英团结一致，迅速打败了代表旧式治国伦理的传统精英，四一二事变，仍受旧式治国伦理深刻影响的国民党背叛共产党，并初步打造了现代国家管理体系，国民党此时表面列宁式政党，骨子里传统形散的士大夫，导致它在大陆统治时期纵容了党员自立山头，虽汇聚了很多人才，但是一盘散沙，其掌握现代国家治理才干的居然斗不过小知识分子和农村秀才为人才骨干的共产党。

       共产党掌握了列宁式政党的精髓，那就是以团结为指向的集权，况且本身中国有悠久的政治智慧，得以让列宁式政党在中国意外成功，取得了国家独立、领土基本完整，军事强大、以及市场经济成功。中共的群众路线、传统清官意识，配和现代革命者的革命献身精神，把国民党初步打造现代国家管理体系彻底稳固，尤其是把统治国家的精英和民众重新联系起来，新式治国伦理在中国初步形成，避免了旧式治国伦理丧失后引发的国家的混乱。最重要的是新式伦理比治国伦理多了一个最重要的内容，那就是该如何面对全球竞争，尤其是与西方精英竞争，中国传统的帝国，受大洋、沙漠、青藏高原、西伯利亚寒冷地带的阻隔，让其根本无需面对世界其它帝国竞争，大航海时代和航空时代来临，已经使得中国必须应对世界其它帝国的竞争，而共产党在治国伦理最成功的就是学会如何与西方帝国既斗争又合作，最漂亮的大手笔就是，毛泽东玩弄的美苏平衡，邓小平的韬光养晦也很运气的适应当时的世界形势。

       但是共产党建国后，对旧式精英清洗太过严重，其实给大中华地区精英团结造成一定内伤。也造成如今大陆精英内部分歧的历史渊源，尤其是港澳台精英与大陆精英的隔阂。

       苏联的列宁式政党失败，在于其俄罗斯帝国本身是蒙古帝国的精髓继承，只有征服没有令被征服者心悦诚服的归化，他们不懂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他们就是杀、杀，要不就是全盘模仿，所谓民族自决，居然允许民族自治国家，没那个本事还玩联邦制，缺少中共毛泽东独创的群众路线，导致政党机器日益僵化，苏共政党最后覆亡有其深刻文化和现实背景。

 

党内分派保证基层民意制度化

       在当前中国还没完全统一，精英还有很大分歧的时候，也就是达不到西方精英的形散而神不散的程度，一党独大的共产党还是必须的。西式民主体制和政党轮替未必是普世价值，但是阿拉伯之春反映出来的基层民意必须关注满足，却是不争的真理，上面说过，列宁式集权政党只有中共初步搞成功了，这和毛泽东借用中国为民做主的父母官传统改造成的群众路线密不可分，胡温当政将群众路线贯彻在工农群体身上，保障了改革开放又前进了十年，但是针对新兴中产的群众路线没有成功，而且群众路线还是一个指导思想，它没有具体的组织制度保障，更多的是靠上级领导身体力行及对下级党政官员的运动式动员或逼迫来完成，我前文提及的党内分成政府派和社会派，社会派和群众有机结合直接形成民意表达机制，制约政府派的施政，保证党继续领导国家。

以党治国不是党国体制，反d员不反d

       建国后，一直是党国体制，党组织遍布国家和社会各个角落，其对将一盘散沙的中国人初步培养为主权国家公民起到了积极作用，并实现了精英和民众的共同政治伦理基本认同，但是已不能再支持政治伦理走向成熟了，党国体制必须摒弃，而采取党领导国家，具体办法请看我前文提到的当如何变革，如何管理精英、如何服务中产阶级。

       以党治国作为政治伦理，相应的就是一个对待领导国家的党如何看待问题，我的观点很简单反d是革命，反d员才是法治。我不反对反d，但是行之有效的反d只有革命一途，那种痴心梦想靠宪法把党管起来，希望借政治改革削弱党的权力，既无民意基础也不符合政治固有权力斗争规则，这其实就是革命，偏偏冠以民主法治的名头。真正的民主法治，那就是自由反对党员，哪怕他是政治局常委，哪怕他是总书记。       一个党员不是因为共产党而被审判，而是根据其对宪法和法律践踏，或者违反的党纪，而遭到司法审判或党内审判，一个罪人按司法程序，收集证据给予公平审判，这才是法治精神。

现在民众对党的怨恨，都是出于对党员无耻行为而来的憎恨，按现有的法律和党纪足够把这些人渣法办，可是公知普世派搞浑水摸鱼，把矛头指向反d，动不动拿体制说事，都是眼高手低的主。

       对于普通民众来讲政治最重要的是能保证他们当下的利益，当其利益被不良党员损害时，需要有力量按可预期的规则和程序处理。这和宪政没什么关系，和中国是否民主这个概念也没有机联系。利益无法保证，只能从利益保障具体机制来看，是不是执行力太弱，是不是规则有漏洞，证据是不是不容易采集，犯罪者是不是容易逃避制裁，从细节着手，或者把制度落实，或者把制度完善。就如同英美法庭辩论一样，不是先上来就说谁对谁错，而是按程序按法律，逻辑推演出谁有责任谁没责任，认认真真踏踏实实才是法治，把不良党员一个个的反掉，民主制度，对权力的制约自然就能实现。

       那种简单概念的反d，一旦党被反掉了，很容易让不法党员把自己伪装成体制受害者，而不忏悔自己的罪行，不为自己罪行承担责任承担损失。苏共垮台，贪污党员合法占有了人民的财产，摇身一变成了拥护民主的斗士，吃肉的照样吃肉，喝汤的照样喝汤，这是就是所谓反d运动的成绩。

       关门放狗咬人，不让一个无良党员漏网，这才是公平正义之所在，决不能受那些鼓吹颜色革命的人忽悠，最后被无良党员卖了，还替人数钱。看哪个党员不顺眼，就把哪个党员搞下台，不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而是有仇必报立刻就报，唯有斗争和强烈报复才能催生公平的制度，才能建立坚实的民主。

宪政为基础的依法治国在中国没出路

       西式治国，先有宪法，宪法必须有全民代表同意才行，美国独立宣言，谁起草？还是美国当初殖民地有民众声望的精英（虽不是民选，但在那个年代和民意代表无异）起草的，其理论传播也早已在民众之间传播开来，所以宪法的的确确，基本代表了全民共识，人家的宪政民意基础牢靠，后来美国的各地移民，包括华人等都是先服从宪法才能入籍（去美国之前，大部分人已经认同了美国宪政伦理），所以他们的宪政是全民共识的政治伦理，包括英国，也是大宪章之后的宪政，早期贵族达成共识，愚昧的百姓也认账，宪政慢慢就成了治国伦理。

法德这些民族国家，地域小人口少，民族国家特色鲜明，阶级斗争和种族斗争曾经很激烈，还有过独裁专制、法西斯主义盛行，共和国换过几茬，宪法也换了几个版本最后才有全民共识的政治伦理。

       至于西式法治，也有其独特文化背景，除民法、刑罚发达外，关于信仰自由、宗教宽容、种族平等的法律非常多，尤其是对信仰自由的宽容，这是最令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感动的，毕竟知识分子是靠思考吃饭，你不让知识分子思考自由，那就等于不让女人穿衣打扮，你遭人嫉恨是必然。再说西方独特的信仰自由、宗教宽容、种族平等，他们为什么在这方面非常关注，要用法律条款详细保障，那是因为西方，尤其英美这些法律发达国家，他们都是经济强国，而且他们一个是靠殖民地，一个是靠吸引世界各地移民，在短短两百年里，成立了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这样的消灭了原有土著的国家，迅速的吸引各种肤色、各种宗教信仰、各种母语、各类人种住在一起，共同致富，在这些国家，除一部分坚定的基督白人外，剩下的人太多元化，避免信仰冲突、宗教冲突、生活习惯冲突、种族冲突，短时间内达到效果，只有靠严刑峻法，所以信仰自由、宗教宽容，种族平等靠法律维系，维系不了靠民主协商，人聚在一起了，避免了各种冲突，那就可以发大财了，甚至法律对宗教制约致富的伦理进行干涉，也保证资本家没有信仰负担，资本家不用担心上不了天堂。

       西方尤其是英美精英一方面大力宣传信仰自由、宗教宽容、种族平等这些令其傲视全球的成就，而其本国的信仰顽固者、宗教极端主义者、种族权力活跃分子不断借自由引发冲突，知识分子是最喜欢这种公开的真理越辩越明的方式，问题是这是有成本的（宣传、搞活动，甚至为此行走，极端的打砸，甚至杀人），而且参与者可未必如知识分子般彬彬有礼，一个信仰坚定而又没有能力按现有政治游戏规则表达自己政治主张让其得到政客或民意支持，那么为信仰献身的精神，再配上手里易得的枪支，靠武力杀人不可避免，比如挪威那哥们。

       西方对其法律对自由保障的自信，和其雄厚财力，大手笔吸引移民，移民带来财富或归化之后贡献智慧和劳力，在表面上形成良好的循环，可问题是来的移民大部分是目的国价值观的欣赏者爱慕者，却不是缔造者维护者，原有的白人土著一方面坚信西方价值观，在自由问题上靠自食其力，虔诚信仰基督，而外来移民对自由的理解是无所不用其极致富，好的靠创新靠辛苦致富，而差的就是黄赌毒，捞偏门，万一落败了，就想着政府掏钱救济，甚至来西方就是来享受超级大国企优厚福利的，这对那些信奉不靠国家靠自己的传统白人土著造成了极大伤害，况且传统白人土著因其早已和母国切断联系，不如新移民那样可以借全球化，在母国和现在的效忠国家之间套利轻松的赚了很多钱。在美国就是东西海岸的移民，和广大少数族裔，他们是民主党的支持者，对外关注贸易自由，不能妨碍自己发财，而对内又关心扩大福利，而完全靠自己辛苦的要死赚不了几个钱，可又不想靠政府福利养活的中西部白人，茶党分子，支持共和党，对外反对自由贸易，但又想宣扬西方的价值观，甚至不惜武力，而对内希望削减福利。华尔街左右逢源，通过金融体系把两边的人都洗劫。这是美国当今社会危机的深刻根源，将之放在整个西方来看也可作为基本参照，西式的民主法治体系其实仍不是一个久经考验的成功政治伦理，还没有达到满清之前中国成功的以德治国以礼治国的千年不衰的政治伦理那个历史地位。

       中国乃至世界广大宪法很本就不是有广泛共识的治国伦理，搞宪法就是迎合潮流，向西方模仿看齐而已，中国等部分国家是枪杆子出政权，还有一部分是强国扶植的代理人，还有一部分是几大政治势力联合治国，比如巴基斯坦，独立法院、部落贵族、军队三者联合治国，这些模仿西方宪政的政体，宪政就是摆设，而不是全民政治伦理共识，宪法都是执政者自己创设，所以那些宪政派的鼓吹没有希望，这不是有巨大民意基础，这是直接与宪法创立者——执政者谈判，纯粹是代表知识分子小群体的理想，力量弱小，注定了成不了气候。

以礼治民

       民众该怎么规范，其实就从公私两方面看，资本主义在全球兴起之前的中国社会，私比公重要，农业社会，农民安居乐业即可，王朝对民众干涉不多，也就是不怎么频繁给百姓提供公共服务，也没什么企业组织让所有老百姓身处其中，私人领域是民众社会生活主基调，因此侧重家庭血缘的儒家伦理成为政治伦理主轴，对老百姓不太用严刑峻法，而是靠礼法纲常，接受礼法纲常的读书人通过科举制度成为精英治理国家，从而保证以礼治国以德治国成为千年不衰的政治伦理。

       可是资本主义兴起之后，一切都变了，政府、现代财政税收制度，企业组织兴起，战争的广泛发动，民众被卷入公共领域，并适应公共生活，原有适应以私为主的德礼治民政治伦理，退出舞台。中国这一百多年，就是踉踉跄跄学习西方的政治伦理，而问题是西方政治伦理其实二战之后才稍微稳定，之前的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民族主义、共产主义、军国主义、种族主义都昙花一现，不仅折腾西方人民，还把包括中国人民的全世界人民折腾了够呛。

       问题是西方的政治伦理又开始面临危机了，上面我已经写过了，他们的法治其实太费成本，大量资源浪费在司法体系和司法从业人员身上。民主体制也开始运转不灵。

       在全球化的今天，在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下，中国的政治伦理该怎么走，这是个难题，西式的纯靠民主和法治，就像孔子所说导致民免而无耻，公共领域不断侵入私人生活，法律多如牛毛干涉私人生活选择，私人领域家庭解体、甚至就没有家庭，以民间非政府组织取而代之，或者在自由的名义下，自己一个人战斗，他们公共领域成就斐然，公共道德比我们强，公共秩序比我们好，政府比我们运转效率高，企业比我们更有竞争力，但是他们牺牲了太多的私，他们的公民公德之外的道德堕落严重，一个优秀的职业经理人未必是好丈夫好妻子好儿子好女儿，更别提他们的事业成功者，吸毒、道德败坏、反社会、反人类等行为。

       或许以礼治国在新时代规范民众有前途，让民众“有耻且格”，还可以避免把大量资源被司法体系和从业人员所浪费。这个礼当然不是简单的复古，而是适应当今公共领域逐渐扩大的现实，但是仍然保证私人领域尽可能的不被公共治理所管辖，但又能运转良好，维护和谐。

       我们的稳定家庭、我们的交友方式，我们的远亲不如近邻，我们的乡情联谊、我们的亲戚互助，我们的不信教的传统是经过改造是可以适应现代化的，虽然大家族解体，但是春节这种弘扬合家团圆的传统依然对绝大部分中国人具有吸引力，或许我们应该废止独生子女政策，避免家庭破碎化，关于家庭方面可参看前文“家庭事务委员会”。还有我们的中医养生传统，个人从饮食和生活习惯方面对身体健康的关注，也避免了更多疾病通过成本高昂的西医解决，造成公共财政支出的大量浪费（医疗行业其实对社会就是成本大大超过收益）。

       私人领域的人与人相处，传统为人处事规则仍有生命力，不必向西方学习，什么隐私权，太过注重隐私权，造成个人原子化，你要想和别人关系热络，不交换一些私密个人信息，怎么可能知心，而实际上西方社会隐私其实保护不力，个人信息因“隐”的特性，居然价格上涨，成了可以贩卖的商品或者可以让人探索消遣的目标，相反隐私最后没保住。

       私人领域靠礼来维系，礼的宣扬是通过文学作品、影视、学校教育、以及口口传播，曾经的礼教束缚了中国人，使得中国人原地踏步面临西方欺压，而新时代的礼教则注重维护私人领域的祥和快乐，避免用公共领域的僵硬治理手段，也就是法律规章来把本该最自由最开心的私人生活破坏（比如离婚法规不能太细太干涉夫妻生活）。同时私人生活领域的自治也可以降低公共管治成本，也可让百姓心悦诚服。向西方人特有的关于信仰、宗教、民族相容应该有老百姓自己去化解，而不该用法律管束，法律只会越管越烦。

       像港台这么西化的发达地区来看，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是有很强的适应能力，他们地区小，有很长的殖民历史且西化非常厉害，而中国传统的家庭观、情义观依然和大陆有着很强的共同语言。

       在新礼教探索上要集思广益，对传统的批判和赞美都要宽容，最重要的前提那就是打破西方中心论，树立对自己历史文化的信心，不能自己没钱就埋怨祖宗不行，传统的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剔除些顽固的糟粕内涵，依然很有生命力，毕竟都是社会交往规则，不能说为了适应商业社会就全盘抛弃。

       新礼教可以成为治国伦理的基础，精英和民众都认同新礼教，新礼教的成熟，自民众中来的精英也是新礼教的恪守者，精英能做到形散而神不散，则依靠一党独大来维系精英团结的策略将不需要了，共产党到那个时候就没必要存在了。

       至于法治侧重金融、经济、民法、刑法、知识产权保护，金融知识产权没有高水准的法律保护，根本不能大发展。法治目的是为了民富国强，老百姓的生活有物质和治安保障，甚至为了更好的促进经济活动、科技教育，宪法也可修改，为各种促进财富增加的公法顺利制定实施开路。法治是礼治的最后防线，法为礼辅，让百姓最好自觉遵守礼，这就减少法治上投入的公共资源，美国完全以法治国，那230多万犯人，给美国造成多少开销啊。不断推出法案挽救家庭破碎给社会带来的各种损失，这不是钱啊。民众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带来多少疾病，医保支出把公共财政压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