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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中华帝国与新民主主义(连载)9-2

热度 3已有 357 次阅读2011-11-23 10:23

       从大历史看传统中国帝国社会稳定,很大原因在于儒家的家族伦理塑造,使得家族宗族共进退减缓社会发展的冲击,使得社会大动乱往往几百年来一次,而深度的社会改革来的很慢,也许鸦片战争不来,中国可以缓慢进入市场经济,或者类似市场经济的现代社会制度,但是西方对世界各地的武力干涉,中国的帝国发展战略摸索已经不能靠一直以来的无为而治,自然而然的演化了,尤其是西方的强大的公共领域建设导致国家竞争力的迅速提升,让中国这种家庭散漫原子(现代西方是个人成了社会原子,而中国古代家族宗族是社会原子)。

先是鸦片战争不敌小小的英国,甲午战争直接败给公共领域建设比我们强大的日本,他们国家的海军打败了李鸿章的私人海军,日本在财政破产前打败了公共领域建设很差的俄国,从而一跃成为东亚强国。

       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是怎么回事,那就是整个国家有钱,法定税率相比西方其实较低,官员数目其实很少,那是因为税率低,公共领域建设少,最多是大河治理,赈灾,家庭宗族解决成员扶困,子女抚养教育,看病治病等能解决的问题,就不需要政府出面,甚至有地方豪强崛起充当自治领袖,只要不挑战皇帝和官僚,不太压迫所领导的百姓就没问题,唯一的后患是以德治官,但是官员监督很难到位,基层官员上下其手的机会很多,有新富崛起,不良官员会敲一笔,或者勾结本地豪强,所以贪污不可避免,但是民间财富的增长一般可以接纳这种贪污,毕竟官员总数少,王朝倾覆一般是王朝本身面临异族入侵或大灾导致流民太多造反,或者王朝财政支出过大增加税负,这时贪污的官员成了激起民变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传统中华帝国,一直的问题是公共财政不可持续,与私人领域最终形成冲突。传统中国家庭血缘是宗教,所以基督教、伊斯兰教,或者新教,天主教等类似宗教冲突在中国一直没有,没有什么信仰冲突,就是像基督徒林语堂所说就是中国人讲究生活艺术,好好生活比什么都强。

       因此中国从新文化运动开始,打倒礼教打倒孔家店,是为了尽可能让人摆脱家庭,投身公共领域建设,在公共领域可以与西方抗衡,最单纯的就是军事竞争要抵抗住西方列强,尤其是当时的近邻日本,共产党靠严格的组织纪律,也就是为公为党的奉献精神超过了当时普遍为私而奋斗的国民党,崇尚生活的中国人也开始有西方人的信仰斗争,信仰的改变导致个人愿意脱离家庭束缚为公共事业,比如救国,比如为党,比如为公共工程(大坝,卫星导弹等),中国的公共领域国际竞争力迅速赶上西方列强,在朝鲜和美国打个平手也办到了。

信仰斗争只有气质温和的传统中国知识分子才有,而信仰斗争通过蔓延到社会各个角落的党组织扩散到整个社会,当时一个家庭分别加入国共的非常普遍,造成家庭成员冲突非常激烈,况且文学作品也很乐意以此为话题展开。这样的信仰斗争越发激烈,到了文革一发不可收拾,传统礼教的核心家庭价值观和个人信仰冲突在文革之前虽然激烈,但还不至于水火不容的境地(与家庭成员划清界限,揭发亲属),文革不成功是必然的,中国千年的家庭为核心的礼教,能是你才一百多年的马列主义能改变得了的吗?

       文革之后,信仰斗争彻底放弃,私人领域复活,而为公的信仰慢慢衰落,掌握公共领域的人开始关注个人,关注家族利益,所以腐败大面积散播是自然的,这也有趣的是中国喊腐败严重二十多年,居然没因腐败发生动乱,那是因为民众财富增长能容的下腐败分羹,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毛时代的人口大生产,让传统家族文化继承了下来,七大姑八大姨的都能沾上点家族中在公共机构握有权力人的光,中国国家机器壮大,官员数巨大(有的人拿古代官民比例来害臊如今政府,这么比没意义,上面提过,古代没啥公共服务,不需要那么多官员,最可比的是西方,论人头我们还是较多,但是西方的官员工资和工作成本支出我们比不了,为了起诉一个人,能把一个县的财政搞垮了,中国能吗?中国国家机器巨型化,导致很多人能借到光,这还是政府和事业单位,别忘了企业的崛起是公共领域的重大特色改变,家庭作坊规模以上,个人老板顾及不到,产生委托代理,雇用非血缘亲属,尤其是大中型,甚至巨型的私企,外企,都导致公的产生,而这些领域腐败也很高,只不过技巧高超,不会像共党的直属机构里的人那么赤裸裸,那么更激起民愤,但是在西方法律定义这都是贪污。这么广阔的看,中国腐败的受益面很广,所以大部分中国人都是或大或小的即得利益者。还有官员贪污不能简单看做是个人主义蔓延,实际上,玩很多女人,公款高消费这个是官员纯个人得益,有些腐败官员情妇不多,甚至就一个或没有,也没高消费,但是老婆孩子大把捞钱非常普遍,亲戚借光走后门拉工程和普遍,这和西方那种比尔盖茨的姐夫还是小中产,不借超级富豪的光形成鲜明对比,而且没有文革时那种揭发亲属的“大公无私”行为了,老婆孩子借光已经天经地义,甚至老婆孩子逼着去贪污,女性地位提升也让老婆话语权提高,控制家庭财政权,甚至老公管的公共金库也归她了,作为回报对于老公的情妇,也就是小妾也可以不闻不问,只要老公还是为了这个家能继续给家里捞钱,有趣的是情妇也借靠山的光积极为自己的家庭谋福利,而不仅仅是进个人腰包。

       从上述事实来看,中国的公共文化没建立好,而传统家庭文化的复苏对公共领域冲击有很大的副作用,但也要看到积极的作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不断的内乱和外敌入侵,剧烈的社会变革,中国没有四分五裂,尤其是文革,改革开放这样直接强烈冲击每个人信仰观念的社会变革,中国人没有内战,居然还走过来还适应了,全靠家庭力量支持,家庭是最好的救济,最好的心理治疗,远地说文革折腾这么狠,受批斗的人大部分活下来,与有个不离不弃的配偶,有家庭帮助有很大关系,如果众叛亲离,或内心很脆弱,从而走向自杀。几千万下岗工人怎么挺过来的,国家只给钱一般不安排工作,精力体力还是旺盛阶段的下岗工人怎么熬啊,还不是直系家庭亲情财力支援,远亲帮忙安排零工,从这方面看,传统家庭文化有其发挥重要价值的空间。

       家庭文化也在受剧烈冲击,西式文化冲击这是表面,还没到伤筋动骨的阶段,最有杀伤力的是计划生育,想想家庭文化怎么维系,人多,孩子多来传承,孩子多互助,独生子女让你一个孩,大家族互助的文化就慢慢断了,要说毛时代冲击传统那更多是简单的打砸抢,邓的计划生育再加上西式商业文化传播那是对传统文化连根拔起。

       独生子女政策对经济贡献很大,就说两条,教育产业化,要是当时普遍多子女的家庭根本撑不起来,房价能高得离谱挺到现在不崩溃,没有两个家长给一个孩子攒钱,支持孩子买房,所谓刚需早就没了。中国5060后不幸啊,积攒的钱自己享受的少,都借子女的手捐给政府,和任志强,俞敏洪这些资本家。

       家变得很脆弱,一个孩子成了父母的全部寄托,严重的事故导致孩子殒命,父母这辈子指望彻底没了,不严重的,子女失业,操心,子女不结婚操心,子女婚姻不幸福操心,注意力全部集中,没有分散,政府暂时安全,因为独生子女受父母阻拦不敢轻易造次,而阿拉伯世界人口爆炸的年轻人配合他们敢于为信仰牺牲的精神,很快把穆巴拉克卡扎菲清理了。

       但是80后,90后暗流涌动啊,民主呼声强烈,但是个人生活压力大,父母老去,将失去精神和物质救济,公共保障力度跟不上的话,难免会铤而走险。开玩笑地说,大城市的剩女就是未来独生子女大规模失业,以及未来孤独困境模拟演示,婚姻类似就业,看现在的剩女自己忧心,父母操心,未来人生伴侣没有,接下来人生风浪怎么独自面对?一个人的日子怎么打发,全靠工作?万一失业了怎么办,靠谁养活,政府给的少得可怜失业金?自己培养兴趣爱好,旅游,健身,万一腻了怎么办,或者遭遇前面的失业怎么办。心理孤独或工作压力大有了心理疾病怎么办?靠少得可怜的心理医生?应付独生子女的问题,很多家庭可以低成本解决的问题,推给社会政府,那就需要增加财政支出,从而要增税,难道发行货币搞通胀吗?西方上演的危机其实就是未来中国的预演。

       西方现代社会制度的建立就是基于忽视家庭,资本主义之前那是捍卫宗教和别的宗教开打,或者把自己交给上帝,信仰第一,所以西方法律对多元信仰和谐非常重视,因为他们信仰非常不和谐,就像我门说建设和谐社会,那是咱们社会不和谐。

       他们的家族文化一直不如我们重视的强烈,哪怕到了现代他们侧重小家庭夫妻温馨,喜欢孩子多生孩子,不喜欢就是夫妻二人世界,而中国家庭侧重过日子,生活伴侣,现在也有了西方家庭文化特色,尤其是大城市独生子女夫妻,有点这个苗头,但这是很少数。

       西方最牛的是公,我之前文章说过企业,政府效率比我们都强很多,就连咱们津津乐道的非政府组织也是公,公共领域发达,法治跟不上决不行,所以他们法制建设很好很出色。但是公太强,扭曲了私,私人生活一团糟,失业,得病,精神出问题都去找公,个人自由,朋友不能干涉你的事,家庭解体家庭成员不搞互相救济,那你就去找政府,政府说,我收你税才办事,你说你收我税必须经我同意,其民主代议政体就是这么回事,所以西方对征税非常重视,每个细节都不能忽略,为了缴税,额外养活一帮税务会计师,为了处理个人与社会或他人之间的是再养一帮律师,所以西方与中国还有一个区别就是我们和政府是利益单向输送,西方是你把钱不是全给政府,还给靠帮你处理政府事务赚钱的人,其实这些钱你还是没留到自己腰包。至于津津乐道的国外发达非政府组织,它其实也是公不是私,组织是靠宗旨来吸引人,比如你的爱好、兴趣、志向,再靠组织纪律和经费维系,也就是大家其实还是同志不是亲人,亲人是无原则的爱和包容,是无所禁忌,非政府组织可不行,你必须按组织的宗旨原则办事,大家凑在一起靠的是彼此讲原则。因此非政府组织作为一个有效率的民众组织形式,优胜政府固然可取,但是不能替代家庭血缘,甚至地位要次于家庭血缘。

       再说西方的公强私弱文化导致了公共领域不断扩大,民主代议政体靠民众同意缴税反过来促进了公共服务扩大,最后渐渐的政府收不抵支,政府又不操控企业,除了征税印钞票没别的来钱道,也不敢动富人的钱,一个是富人可以操控部分政客,另一个怕杀富户影响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是富人也有人权啊,讲人权法治的西方不能这么干,当前西方的债务危机根源是公强私弱,私求助公,民主体制让公合法合民意扩大,最后无法为继。再一次指出西方所谓藏富于民,他们的藏富其实是藏给资本家了,既没藏给政府也没藏给民众,民众靠选票靠民主可以分政府的钱,政府的钱哪里来还是从老百姓头上拿钱,羊毛出在羊身上,但是钱在民众之间怎么分,就看各阶层各行业的的利益集团代表彼此斗争技巧了,大家都想着从本集团少抽税,政府多给些油水,而老百姓想从企业这种专制体系内拿资本家的钱是很困难的,那里不讲民主讲股权大小,讲权力集中。西方很多为民众利益的争取往往走向给企业给利益集团输送利益,这是西方民主虚伪的本质。

       中国计划生育搞下去就是这个局面,搞了民主体制是好事,但是财政无法为继。所以计划生育要停止,新礼教提倡家庭文化,提倡中国传统情义关,传统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火中送炭等传统文化。让很多个人需求在家族内,在中国式情义的朋友圈,在非政府组织内解决,降低成本,避免挤压公共财政造成提高税收或政府债务危机。

中国的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是很好的低成本人际规范,没有必要撕破脸把纠纷交给成本高昂冷酷的司法体系解决,也造成政府扩大司法支出,司法支出应侧重金融监管,技术专利保护,企业经济利益维护这些更利于国民财富增长方面,扯什么宪法法院纯粹是满足知识分子信仰狂热,浪费纳税人的钱。

       对于当今计划生育政策的承受者们,政府要予以补偿,尤其是帮助其维系脆弱的家庭文化,他们为国民财富增长做了巨大牺牲,政府应该予以补偿,先解决嫁不出去的剩女,顶着干涉自由的罪名也要干,不仅是为了剩女,更是为了他们心都操碎的父母,如果你不搞计划生育至少父母们不会因为一个子女没结婚就苦恼的要死,也正是独生子女孤独成长,导致他们不会与别人交心相处,尤其是同辈人如亲人般的关心,因此寻找非血缘同辈人建立亲属关系才很困难。父母也不会把一个子女的婚姻看成天大地大的事。

对于独生子女成了剩男剩女的,采取逆向惩罚措施,就是表面扶困的形式给与他们补助,超过35的高龄剩女因怀孕不易给与生育能力保持补贴,同时对于离异且带小孩的独生女,在小孩成年之前都有补助,如果再婚则取消,这样消除独生剩女对婚姻的恐惧,毕竟独生子女离异打击的不仅是当事者,还有其操心的父母,如果有个小孩(一般法院都会把小孩判给女方,相反鼓励了男人更不负责任),无论再婚还是抚育都是难题,万一父母有病需要照顾,那这个女人压力太过巨大。国家出面给与关怀很有必要,还有些其它措施,我也说了。至于我为何建议更多关注剩女,这是因为有这样的社会观察结论,相当高比例的男性本身不想结婚,尤其男人的生理年龄使其晚婚比剩女更无顾虑,况且男人单身比女性更容易照顾自己。另外无论中外剩女大规模出现有高等教育在女性中普及快速有关系,姑且无论受过现代这种模式化高等教育的女性是否真的优秀不说,这些女性在智力传承(有科学调查,子女智力很大程度有母亲决定),子女的科学抚养教育也必定出色,美国二战后全球领先,和当时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没有投身商界,而是投身学校教育,或待业在家抚育子女有很大关系,在中国经济竞争力未超过美国时,剩女不结婚不生孩子,对中国未来人口素质和国家竞争力损害很大,无论是对个人的温情关怀还是为国家长远考虑,剩女婚姻问题都必须予以强烈重视。

计划生育废止,鼓励家庭文化,尤其是大家庭文化,当然小家庭也是主流,所以对于夫妻双方家庭责任观念要注重教育,尤其是男方的家庭责任观最重要,具体关于家庭价值观塑造参照前文。

       中国特色的朋友关系也要宣扬,记得加州伯克利有个同性恋塑像,男男在一起交谈,就暗示同性恋,这个很让中国人不理解,他们的文化底蕴和我们很大不同,就像吴宇森所说他们不理解中国人的接近亲兄弟的朋友之情,很多男人之间的关系要不就是合作伙伴,要不就是断背,他们这么塑造是他们的事,但是我们的媒体人也跟着煽风点火,把中国同性朋友之间的兄弟姐妹情说成断背倾向,为了吸引眼球,中国不成熟的媒体人非常肤浅拙劣,难怪孔老师动怒说粗口。

       最后再重复一下,中国特色道路不在于如何建设公,如何搞民主宪政,政治改革,而是做好公和私的划分,政府、企业、民众的区分,限制政府没错,藏富于民,最后都藏到企业去了,这就是走错路了,而是要把民众自治放在企业和政府的前面,中国民间社会的伦理建设,西方的法治和现代民主基于古希腊传统和基督教,而中国不信教和一直以来的以德治国传统才是中国政治模式建设的文化底蕴出发点,不扎实建设新礼教,不建设适应新式且不断扩大的公共生活的新伦理,只想着一切照搬,最终水土不服,还很可能形成文化复辟,历史出现倒退。

       此外中国人多地少,也决定了中国不能走西式民主道路,那种通过纳税人代表的民主代议制让私人不断原子化,公共无限扩大化(私人企业也是一种公),在欧洲这种人多地少的地区都遭遇了公共债务危机,为何两次大战都起源欧洲,这和当时欧洲人多资源少有很大关系,彼此抢夺殖民地,甚至在欧洲本土互相掠夺,最后美国和俄国出面,两个资源丰富地域广阔的大国拯救了欧洲,甚至在二战后,欧洲各国殖民地纷纷独立后,欧洲还能不断富裕,可是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崛起,欧洲除德国这种有较强竞争力的国家还能继续胜出,希腊,冰岛这种基本没什么竞争力的国家立刻完蛋,看看这次经济危机中复苏最快的国家,那些受经济危机冲击还没什么事的发达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都是生态底座良好,人均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美国家底雄厚,欠外债再多,可以拿来给中国债权国抵押的太多了,军事武器,各种技术,土地,矿产,美国企业,希腊有什么可以给债权人的?如今欧洲的困局,可以说是给西方民主模式的一次强力否定票。

《中华帝国与新民主主义》连载

第九章

建设新礼教

第二节

从计划生育深入探讨以礼治民


鲜花

臭鸡蛋

发表评论 评论 (3 个评论)

回复 fukgm 2011-11-24 00:06
我的天,如此好文可不能埋没了
回复 songyue 2012-2-12 18:03
强大无比的文章,顶礼膜拜!
回复 六铢衣 2013-1-3 22:00
我没有完整地拜读大作,请见谅。看了文章前几篇后,感觉与黄梨洲的《明夷待访录》脉络相近,所以就放弃继续阅读了。尧舜禹的十六字真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另有“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我在读《资治通鉴》的过程中老是碰到一些引用儒经的部份,没有办法,只能硬着头皮看《尚书》。“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真是句大实话啊。现在想来只恨当时没有好好地学地理,看到《通鉴》中对关键战争的精彩描写,没法对地理方面的叙述形成一个明晰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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