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借新民主主义树立中国道统

树立中国的道统政治改革才有意义

       三十年改革开放，一直是只改经济，不改政治，最近几年很多人，尤其是普世派不断呼吁搞政治改革，说来说去政治改的办法和经济改革一样，那就是抄西方人现成的，可是问题在这里，谋生赚钱发大财这是最最正确的普世价值（还有一种普世价值就是战争），是个地球人都承认——物质贪欲绝对是人类的普遍信念，虽然龌龊自私，但是和食色一样绝对是人的本能，所以经济规律学起来最快，经济模式移植也很顺利，可是政治就不一样，在政治上，人可不是大猿猴，可不是靠动物本能来搞政治，信仰信念，阶级、阶层，种族、文化，多种因素夹杂在一起才成为政治，作为政治的继续，战争，更是包含很多因素于其中，不仅仅是经济因素驱动。想想死去的士兵可是分不到掠夺来的财富，甚至也没有财富分给他们，他们为何拼死效力？

       现在所谓倡议政治改革的，美其名曰宣扬人权和自由伟大理念，其实骨子里还是政治制度的技术模仿或技术设计，还都是很浅的形式，而没触及实质，反对政治改革的，也只是简单的说西方那套体制设计不好不适合中国国情。辩论双方很少有人注意到政治体制设计背后涉及的大问题，那就是政治体制来源的道统。

       西方民主体制上承希腊罗马民主体制，基督教文化兴起曾经破坏了这一体制，但是文艺复兴，使得基督教和现代西方民主政体彼此共存共荣，奠定了如今西式民主体制在基督教国家的成功，他们的政统和道统，磨合了两百多年，比较成熟，所以目前西方政体还算稳定，可是西方把他们的道统变成了普世价值，然后吸引了大量骨子里不遵从他们道统的人参与他们的政体（西方，尤其是欧洲大量吸引伊斯兰移民），未来道统和政统能否融洽，还是未知。

       再来看我国，满清之前，精英和民众彼此之间有达成一致的道统，下层民众无论是科举取士甚至改朝换代，都只换皇帝和官僚的肉身，而不换道统，而政统也与道统同质，满清灭亡后，中国精英四分五裂，政治权威倒台，而且中华文明也面临灭亡危机，不仅外部文明强势侵入，内部国人也怀疑本国文明价值，也就是新文化运动打到孔家店。政统和道统彼此分裂，甚至政统已破，道统混乱。

       北洋军阀、国民党，共产党先后尝试过建立政治权威，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想用儒家道统，面对西方文明的咄咄逼人，儒家明显不如共产党仰仗的革命道统，这个道统结合了古代流民暴民文化，法家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学说和爱国主义（爱国主义对于中国来说更是一种文化自尊和热爱，和西方同期崛起的强烈排他主义不同），虽不如儒家道统历史悠久，甚至连西方的基督道统历史悠久，但其强烈反抗性和斗争性，使得其极具生命力，因而成功在中国建立了政治权威，可以说鸦片战争以来，中共的政治权威最为稳定，可是中共的道统建设前进很慢，中共起源于新文化运动，一直是对中国文化传统持否定态度，本身也是宣扬马克思主义为主导思想，当然中国文化最重要的两点原则，中共坚持了，没有宗教大一统，保持国家大一统，这也是中国政统和道统彼此分裂这么久，而中共的政治权威是鸦片战争以来坚持最久的部分原因。

阿拉伯之春有力说明道统本土化才是最终出路

       自西方文明强势崛起以来，所有的文明其实都在应付被西方文明挨打的局面，或者立马投降或者徒劳的英勇反抗，物质层面实力弱小的基本都举手投降了，有成功的案例，比如日韩、新加坡，港台地区，很有趣的是这些地区恰恰都是民族纠纷很少、西化前文明已经成熟统一，且有千年道统（新加坡、港台主体是儒家文明），而且人口总量少地域小，西化个两三代人就成功了。而那些本来西化前文明就四分五裂的，比如印度、菲律宾、非洲，也没有成熟道统的，比如拉美这些基督教传播很广的国家，国家不稳定，政统至今没有树立。

 

       亨廷顿分析的很准，他看出来伊斯兰文明和华夏文明是难以被西方驯服的文明，这两个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上都有骄人的战绩，甚至这两个文明连续称霸世界的时间比现代西方文明称霸世界的时间还久，这两个文明生命力也很顽强，不说别的，阿拉伯之春更多体现了伊斯兰组织和政党在伊斯兰世界的崛起，他们的民主化不是西方化，而华夏文明世界除边缘地带，日本韩国，港台，新加坡被殖民，且西化成功外，中国大陆被马克思主义等西方各类主义折腾那么久后，中国文化的西化程度还是非常低，有个异议知识分子气的说中国应该被殖民个三百年，这两个文明面对西方文明有很强的抵抗力，但也仅限于抵抗。

       伊斯兰世界的主力——阿拉伯国家，四分五裂，政统彻底被破坏，和什叶派主导的伊朗有很大的冲突，这个把柄被西方操控，让西方军火商赚了好多银子，让西方政客可以继续摆弄阿拉伯各个国家，更别提不共戴天的仇人以色列了。伊斯兰文明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就在于它非常适合穷人，越是贫穷的地方的人越能接受自律很严的宗教，越能接受周济穷人热心公益的伊斯兰教，越能喜欢这种教规严格的宗教，在第三世界的天主教派，教规就比较严，和发达国家宽松的新教就不一样，而中国知识分子赶时髦信的基督教其传播来源也更多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新教，这其中有贫富和阶级差别，但也决定了新教在发达国家日渐世俗化的情况下，慢慢淡化，而伊斯兰教在第三世界穷国却像野草般疯狂生长，并借宗教矛盾而挑战西方，这也可以解释阿拉伯世界自纳赛尔世俗化多年后，亲西方的上层精英都被来自底层社会的伊斯兰政党和组织扳倒，看看萨达姆、阿萨德家族、卡扎菲不都是实行去伊斯兰化，打击伊斯兰极端分子，结果阿拉伯之春把他们都干掉，代表基层民意的伊斯兰势力兴起，这个很类似代表基层民意的毛泽东思想（当今世界基层民意更多高举的关于社会经济部分的毛泽东思想，而不是毛泽东的核心思想——斗争学说）。

       此外从土耳其、埃及、哈马斯等伊斯兰政党和组织兴起，也可以看到，中东伊斯兰国家自一战以来的模仿西方，破坏了自己的传统，虽然国家建设和经济发展迅速，但是他们的世俗化和西方化，对中上阶层很有好处，毕竟他们教育机会最多，也最有可能通过教育实现与西方的国际接轨，并通过接轨带来巨大经济利益，渐渐的形成了新的专制力量，沙特、巴林是王室专制，而阿拉伯之春前的埃及、利比亚和伊拉克是个人独裁，进而家族独裁，产生新的独裁王室，相反加深了国内矛盾，这些国家正处在发展中，道统不成熟，精英们的意识形态多元化，再按西方的多党制走，因精英们受的是西方自由化个人主义化教育，他们按西方自由化的路子组建政党，只能是没有组织力和战斗力，同时把国家搞得四分五裂，而在伊斯兰教义的旗帜下，借助传统信仰，再加上这种传统信仰深值于广泛的中下阶层百姓，使得政统和道统重新统一，在政党的外壳下，在政坛上具有强大的战斗力，从而号召群众，可以发动群众，阿拉伯之春恰恰说明了在有深厚传统文化和信仰的地区，政党必须依靠本土意识形态才能推进民主，而西方式的民主选举，最终助长了伊斯兰文化复兴。

       中共道统的建设经验

       中共道统建设历程非常有趣，它曾有自己的道统核心，这个道统核心虽然不获中国人普遍认同，但其道统核心维持了其组织强有力的战斗力，从而夺取政权建立政治权威，中共的道统核心曾经想在中国当宗教传播，文革的结束，标志着中共自己本身的道统彻底失败，目前中共公开宣称自我坚持的道统已经完全在党内失去威信，在广大民众中间更是没什么人信奉，但是提出的八荣八耻倒是走传统政治文明中的德礼治国思路。中共的道统还意外的有过一段时间在形式上出现了帝王道统的复辟，也就是毛泽东被神化，不仅具有传统帝王印记，还具有文化领袖气质（貌似宗教领袖，但我更认为是文化领袖，尤其是其倡导民族自信），某种意义可以说印证了中国几千年来道统的强大生命力——虽然表面上道统被破坏了，可是其灵魂不散，皇帝还在，文化自信还在（毛泽东思想一度压过了马克思主义，代表了一种文化自信）。

       最近三十年，思想文化日益多远，但是没有一个统领全局的类似西方基督教民主大一统的道统，我们的思想文化无非就是两派，要不就是八国联军，认为西方的普世价值已经很好，拿来照搬就行，要不就是义和团，抱残守缺，坚持西方文明不如中国传统文化，主张文化复辟，其实都是心胸狭隘，格局太小。

       回过头来看，毛泽东思想这种结合中国传统智慧和马克思主义的新道统曾经起到凝聚共产党的组织力和战斗力，而三十年改革开放，党员放弃本土意识形态，走西式自由化个人化的道路，导致政党战斗力慢慢丧失，而且与群众渐行渐远，接下来，共产党的政统再不依靠本土意识形态的道统，那么阿拉伯之春极有可能在中国上演，这其实不是西方故意搞颜色革命，而是共产党你再只搞技术层面的政治改革，只会完全模仿西式政治体制，而抛弃本土文化，不走群众路线，最终就是下台，走人。

       华夏文明世界，中国大陆政统初步稳定，但是中国大陆的上层精英内部在意识形态上有明显但不严重的分歧——该向西方的模式和价值让步多大，但中国大陆精英整体上与日韩朝港台精英离心离德，香港好还说，韩国与中国大陆受朝鲜问题影响很大，中国大陆精英一定程度上可以左右朝鲜精英和香港精英，但是中国精英和日本台湾精英关系很差，这既和西方尤其是美国挑拨有很大关系，另一方面就是中国大陆在文化领导力方面远远不及西方文化的领导力——你大陆文化还在勉强招架西方文化进攻，怎么可能让那些已经西化顺利结束并且屁颠屁颠跟着西方美国走的日台精英对你服气不与你对着干？？

      

 

新民主主义怎么新
       我其实不喜欢主义这个词，主义是一个完全从西方引进的意识形态话语，它使得意识形态冲突作为一个主要冲突引进了中国，而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极少在全社会有意识形态冲突，主义的引进，导致中国社会为此分化彼此冲突，进而冷战时期我们也被迫加入了两大对立的意识形态阵营（如果国民党打败共产党，那中华民国必然引领全中国加入美国阵营，那么新疆内蒙和东北作为冷战最前沿就有可能动乱或分裂，那比台湾独立损失的还严重），西方人对意识形态极为重视，先有宗教后有主义，表现了西方人太注重信仰，按理说知识分子追求信仰就足够了，偏偏中国知识分子把信仰引入中国，在引领中国走出亡国灭种危机时，宣传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所有主义之中最少导致社会分裂的，改革开放后，只有爱国主义是各类主义中最得到群众广泛支持的）同时也把其它主义强制灌输给民众，而主义的冲突也使得中国渐渐产生了主义狂热，也就是西方中世纪的宗教狂热，文革就是宗教狂热的顶峰，也因其不符合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导致共产主义在中国彻底破产，所以改革开放的基础表面是否定文革，其实是否定西方的主义观，抛弃模仿西方的类宗教狂热，可是主义信徒还有大量残存，目前就是普世价值和毛左，新自由主义最为鲜明，如今随着改革导致贫富严重分化，尤其是很多底层民众因改革受损，郎咸平的崛起，新自由主义也渐渐被民众抛弃，如今只有普世价值和毛左还有些生命力，但主义，尤其是西方的主义逐渐被大部分中国人抛弃，这是好事，但是主义已经成了中国人描述思想的重要词语，本人为了阐述个人理想，没办法还要用上主义一词，但我希望主义以后仅仅是知识界的纯学术词语，而从老百姓的主要词汇里将其删除，就像当年国民党一度主张废除左右派之说，主义除了分裂社会不会带来什么好处。
       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新”就是要与西方的民主主义区别开来，无论是西方自身实践他们的民主主义还是其他国家模仿西方的民主主义，都已经出了很大问题，西方民主社会面对最大的问题就是政客为了拉拢选民给了选民太多的福利，现在国家财政支持不下去了，要收回这些福利，你怎么收？你政客还要不要选民的选票了？

在中国德礼治国的传统伦理基础增加基层民意迅速反馈机制，并且扩大公共服务品德内容，创立一套有别于西方建立在注重信仰和宗教基础上的普世价值，西方这种注重信仰注重不信普世价值就入地狱的排他意识形态，表面上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实际上埋藏了各族群各利益群体冲突的种子。就拿民族自决和相关联的民族主义来说，西式的民族主义有力的帮助了反殖民事业，可后果是导致国家数目越来越多，小国之间冲突越发频繁，本来有些地区比较相安无事，比如中韩，可是民族主义作祟，导致无论朝鲜还是韩国都在努力强化朝鲜民族意识，把中国作为历史上欺侮朝鲜民族的坏人来宣传，以强化民族意识，好在中韩目前冲突不激烈，而印巴曾经的兄弟，缺乏立国基础，可为了强化国家意识，硬是各自灌输了民族主义激情，结果打了三次战争。推而广之很多已经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民族在独立后或独立过程中，要不断的把仇恨扩大化，已达到号召民意支持民族独立，甚至因意识形态不同，硬要靠意识形态造出个新民族，比如台独的所谓不是中国人。这都是西方主义惹的祸。再按西方的主义策略，尤其是主义信仰内核治国，国必乱。这也就是道术所为，天下裂。

       新民主主义的提出最终就是要树立一种道统来让国家精英在统一道统的旗帜下团结一致，在这个道统熏陶下，按着人才上下的通道，每个从底层出来的精英成为道统的承载者，执政党可以像历代王朝般更替（不再走暴力流血的道路），但是治国伦理、道统基本不变，千年一系（当然每隔一段时间会根据社会状况变动而修正）。民主是世界潮流，这一点全世界所有的人都认同，但是如今大行其道的是西式民主主义，宪政多党制是其形式，凡是搞民主的必须搞宪政，而且必须是西式宪政，必须要有选举，哪怕选出的是孬种，甚至是贿选舞弊，也必须走这个过场，可是选举制度是聪明人和有钱人设计的，美其名曰防止多数暴政，实际上是保证政权不能被大老粗被穷人控制。西方民主制成了模仿其制度的人民民意发泄的手段，但没有达致幸福。为了十几亿中国人的幸福，我们继续扬起民主大旗的同时也要勇敢的创新，新民主主义的重点，就在于他的“新”是与西方民主主义区别开来。有了“新”，你学习别人才有底气，才有可能超越别人，不必跟着别人指挥棒走那么辛苦那么盲目。

由此新民主主义的“新”代表了一种勇敢地创造，勇敢的利用自身传统文化资源，更是要勇敢的在中国国情基础上创新，现在那么多叫嚣政治改革的人是什么思路意图？不还是反正你中国经济改革直接抄西方人的经济政策，现在经济改革推进不下去了，然后就说那是你还没抄西方人的政治体制，你再照抄一下西方政治模式就行了，说白就是人家西方成功了，你照抄就是了。可如今西方也开始政治不稳定，他们政客包庇为非作歹的金融家，不知道这些还一门心思抄别人缺乏创新精神的所谓政治改革派怎么想。我们跟着西方经济政策走，结果我们不到三十年就贫富差距超过了人家，我们的环境污染取得人家一百多年才取得的成就，我们所谓金融自由化，造就那么多在股市上巧取豪夺的资本投机客。这个弊病可不简单的中国政治不民主来解释，问题是如何管制金融投机客，最民主的美国也是输赢不定，最近这一轮美国政府还是输家呢。

宪政为基础的依法治国在中国没出路

       西式治国，先有宪法，宪法必须有全民代表同意才行，美国独立宣言，谁起草？还是美国当初殖民地有民众声望的精英（虽不是民选，但在那个年代和民意代表无异）起草的，其理论传播也早已在民众之间传播开来，所以宪法的的确确，基本代表了全民共识，人家的宪政民意基础牢靠，后来美国的各地移民，包括华人等都是先服从宪法才能入籍（去美国之前，大部分人已经认同了美国宪政伦理），所以他们的宪政是全民共识的政治伦理，包括英国，也是大宪章之后的宪政，早期贵族达成共识，愚昧的百姓也认账，宪政慢慢就成了治国伦理。

法德这些民族国家，地域小人口少，民族国家特色鲜明，阶级斗争和种族斗争曾经很激烈，还有过独裁专制、法西斯主义盛行，共和国换过几茬，宪法也换了几个版本最后才有全民共识的政治伦理。

       至于西式法治，也有其独特文化背景，除民法、刑罚发达外，关于信仰自由、宗教宽容、种族平等的法律非常多，尤其是对信仰自由的宽容，这是最令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感动的，毕竟知识分子是靠思考吃饭，你不让知识分子思考自由，那就等于不让女人穿衣打扮，你遭人嫉恨是必然。再说西方独特的信仰自由、宗教宽容、种族平等，他们为什么在这方面非常关注，要用法律条款详细保障，那是因为西方，尤其英美这些法律发达国家，他们都是经济强国，而且他们一个是靠殖民地，一个是靠吸引世界各地移民，在短短两百年里，成立了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这样的消灭了原有土著的国家，迅速的吸引各种肤色、各种宗教信仰、各种母语、各类人种住在一起，共同致富，在这些国家，除一部分坚定的基督白人外，剩下的人太多元化，避免信仰冲突、宗教冲突、生活习惯冲突、种族冲突，短时间内达到效果，只有靠严刑峻法，所以信仰自由、宗教宽容，种族平等靠法律维系，维系不了靠民主协商，人聚在一起了，避免了各种冲突，那就可以发大财了，甚至法律对宗教制约致富的伦理进行干涉，也保证资本家没有信仰负担，资本家不用担心上不了天堂。

       西方尤其是英美精英一方面大力宣传信仰自由、宗教宽容、种族平等这些令其傲视全球的成就，而其本国的信仰顽固者、宗教极端主义者、种族权力活跃分子不断借自由引发冲突，知识分子是最喜欢这种公开的真理越辩越明的方式，问题是这是有成本的（宣传、搞活动，甚至为此行走，极端的打砸，甚至杀人），而且参与者可未必如知识分子般彬彬有礼，一个信仰坚定而又没有能力按现有政治游戏规则表达自己政治主张让其得到政客或民意支持，那么为信仰献身的精神，再配上手里易得的枪支，靠武力杀人不可避免，比如挪威那哥们。

       西方对其法律对自由保障的自信，和其雄厚财力，大手笔吸引移民，移民带来财富或归化之后贡献智慧和劳力，在表面上形成良好的循环，可问题是来的移民大部分是目的国价值观的欣赏者爱慕者，却不是缔造者维护者，原有的白人土著一方面坚信西方价值观，在自由问题上靠自食其力，虔诚信仰基督，而外来移民对自由的理解是无所不用其极致富，好的靠创新靠辛苦致富，而差的就是黄赌毒，捞偏门，万一落败了，就想着政府掏钱救济，甚至来西方就是来享受超级大国企优厚福利的，这对那些信奉不靠国家靠自己的传统白人土著造成了极大伤害，况且传统白人土著因其早已和母国切断联系，不如新移民那样可以借全球化，在母国和现在的效忠国家之间套利轻松的赚了很多钱。在美国就是东西海岸的移民，和广大少数族裔，他们是民主党的支持者，对外关注贸易自由，不能妨碍自己发财，而对内又关心扩大福利，而完全靠自己辛苦的要死赚不了几个钱，可又不想靠政府福利养活的中西部白人，茶党分子，支持共和党，对外反对自由贸易，但又想宣扬西方的价值观，甚至不惜武力，而对内希望削减福利。华尔街左右逢源，通过金融体系把两边的人都洗劫。这是美国当今社会危机的深刻根源，将之放在整个西方来看也可作为基本参照，西式的民主法治体系其实仍不是一个久经考验的成功政治伦理，还没有达到满清之前中国成功的以德治国以礼治国的千年不衰的政治伦理那个历史地位。

       中国乃至世界广大宪法很本就不是有广泛共识的治国伦理，搞宪法就是迎合潮流，向西方模仿看齐而已，中国等部分国家是枪杆子出政权，还有一部分是强国扶植的代理人，还有一部分是几大政治势力联合治国，比如巴基斯坦，独立法院、部落贵族、军队三者联合治国，这些模仿西方宪政的政体，宪政就是摆设，而不是全民政治伦理共识，宪法都是执政者自己创设，所以那些宪政派的鼓吹没有希望，这不是有巨大民意基础，这是直接与宪法创立者——执政者谈判，纯粹是代表知识分子小群体的理想，力量弱小，注定了成不了气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