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ACerun: yes"> 以法治强

 

法治深意

还有关于法治实践也很有趣，讲法治头头是道的是上层精英和中产阶层，而最有可能以破坏依法治国的恰恰是他们这些人，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以及人脉网络，使他们最有能力不借助法治道路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他们知道去给谁送礼，托谁说情，在哪个环节做手脚可以让自己有利。正是因为他们能看透这个当今法治的弊端，他们才能侃侃而谈如何推进依法治国，但真的要依法办事的，他们往往会调转枪口，大呼要尊重程序正义(给利益保护以缓冲时间)，尊重各方利益（他们的既得利益），甚至要改变现有法律（刘涌案里的废除死刑者）。

而工农兵不会讲法治理论，但以实际行动践行法治的恰恰是这些底层百姓，除了求助公权力按照已有的政策运作或期盼法律法规来维护公平，他们别无选择，由此他们是最希望依法治国的。

       法律管什么人，肯定是管那些有些坏人，坏人怎么来？有两大坏人来源，穷山恶水出刁民，精神或物质的一无所有必然导致人恶向胆边生，从而想去作恶，如果社会发展，人民温饱甚至富裕，有配偶有子女有父母感情有依靠，自然就不会去作恶，安心过正常老百姓的日子，所谓法治在乱世，在贫穷年代，或许可以起震慑作用，但其实阻挡不了犯罪增长，要不就高贫穷社会主义，像毛时代那样，大家都穷，犯罪率依然很低。而且法律条文日益复杂，老百姓也就知道个大概，就知道那些本来就知道不该做的事是犯法的，其它详细的法律根本就不懂。所以说法治对大多数民众来说更多是个吓人的摆设，真到了人人吃不上饭的时候屁用都没。

       坏人另一种来源，那就是坏人拥有权力，这种权力或依靠武力，比如个人孔武有力，以一当十，或者自己有威信聚拢一批亡命之徒，比如黑帮，另一种就是此人合法拥有权力，比如官员凭借政府权力，拥有政界内幕消息，或者商人拥有财富，拥有商界内幕消息，他们垄断权力，并拥有不对称信息，这些人才是法律真正该管的人真正难管的人，依法治国不对，应该说依法治治住这些潜在犯罪者才是最重要，老百姓靠礼搞社会规范管就基本够了，法律就是个威慑，威慑老百姓中撞了红线的倒霉蛋，所以古代的以礼治国以德治国，还是很有道理的，占人口大多数的普通民众依靠礼教规范就可以安顿好。而那些拥有权力的坏人，才应该好好严密法网，把他们管的死死的，看看美国法网那么严密，华尔街的金融家照样能利用国会为其金融投机买单，犯了罪的资本家大多数可以高价雇金牌律师逃脱法律制裁，给黑帮头子定罪，困难重重，黑帮头子可以用亡命之徒恐吓证人，用黑钱雇律师钻法律漏洞。西方法律成功之处就在于促进了他们知识产权，尤其是科技研发的进步，金融法律也促进了金融事业，可问题是金融这个行业说好听点促进经济和商业繁荣，可金融业也是榨取其他行业超额利润甚至鼓吹泡沫，金融业汇聚了一批最聪明的人，管他们很难。

       因此以法治国很虚，法治更多关注的是关注有能力作恶的人，对于他们法网要严密，因为他们会钻漏洞，法律也要严惩，因为他们往往承受法律惩罚力度，在股市利用内幕消息赚了几个亿，最后你只能把他一部分巧取豪夺定罪，最后罚了几十万几百万，屁用没有，惩罚他们一次，让他们这辈子不敢作恶，这才是法治主要目的，中国历代对于这些有能力作恶的人没有用法律制约管束，从而精英们兴风作浪，危害百姓最终官逼民反造成朝代不断更换，西方用法律（不是民主）初步成功约束了精英，并且用法律，比如反垄断法、知识产权法、金融监管法案把精英的创造力和领导力引向如何实现国强民富，藏富于民，让西方成功登顶统帅世界，西方的成功不是民主的成功，因为民主往往使得精英们通过操纵选举机制，通过议题煽动选民，使得官商勾结，利益集团合法的出现在世人面前，并且美其名曰代表民意，或者是通过掠夺他国财富满足部分国民贪婪心理，从而实现代表民意（代表了民众贪婪自私的一面，可是如果这种掠夺因受害国的觉悟和反抗没法持续时导致国内民众的胃口填不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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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贯彻依法治党员

我们老讲依法治国，党的高级领导讲依法治国是承诺党遵守法律和宪法，这是好事，而知识分子们讲依法治国，更多关注宪法这种跟老百姓没什么切身相关利益的问题，我以为这些其实放过了法律最该管的人，就是党政官员和掌控国企的党员干部，甚至是出身党员的私营企业主，还有那些党员金融业经理人，这些引致民怨的祸首，利益集团骨干借着中国思想界的混乱，成功的躲避了法律控制，这些自私自利的党员，牟利的时候冲在党的前面，自己亏了就让财政来填补漏洞，把股民、工人、农民惹造反了，就把党推上前台搞维稳，乌坎时间表明，老百姓学聪明了，也不走法治道路了，干脆来个低烈度的造反，逼党和政府答应他们的条件，这是践踏法治。

我前面提过在群众中提倡反d员不反d才是真正的法治，真正落实这个需要几个条件，第一，党内分派，政府派和社会派之间抗衡，社会派从法律咨询，资金方面引导维权民众采取理性姿态抗争，用法律解决纠纷，这工作本来就不该交给社会维权人士去做，社会维权人士孤独抗争，相反把他们的情绪推向极端，使得维权失控为暴力。社会派参与维权，才能培养起民众遵守秩序按法律按程序办事的习惯，让法治风气在全社会成长起来。

第二，完善法律，为非作歹的党员其实大多很聪明，聪明的人难管，举证困难定罪难，所以法规设计要很有技巧，整天喊法治，最后法律设计的漏洞百出，根本抓不住为非作歹者，这还是真正的法治吗？中国的法律建设重点应该放在专门建立惩罚党员资本家，党政官员上，宪法管住党是个很扯淡的事对民众来说基本无任何现实好处（当然知识分子最喜欢告诉民众眼光放长远一些的道理），倒是好好的建好一些可以看住管住有权有钱的党员的法律，比如反垄断法、证券法等经济法律，还有行政诉讼法，加大对失职官员的惩罚力度，反贪污法上要更多的激励民众参与反贪。

第二、要下狠心把违法乱纪的党员予以严惩，为了党的生存必须这么干，对于普通老百姓与腐败党员或品德败坏党员的斗争，有明确的定论或法律判决后，应该加重这些党员的惩罚，并且高额奖励与这些失德党员勇敢斗争的百姓，从而震慑为非作歹的党员，让党员对群众有敬畏，这种对群众的敬畏。用司法风暴代替政治运动清洗上层党员，应该说改革开放后，遇到经济危机时，利用反腐败化解危机，还是挺管用的，但是无章法，应该采取某一领域的司法风暴形式，类似这几年搞得食品药监风暴、官员参与煤矿开采，足球反腐，这些风暴应该成为常态，尤其是搞一些金融司法审查风暴、反垄断风暴，行政官员渎职风暴，每一次风暴才能在相应领域树立法制规范，从而赢得民心，民主选举让老百姓有机会羞辱政治精英，从而获得百姓欢心（但未必就能选出给百姓带来幸福的政治精英），中国目前不搞民主的情况下，仍然要经常折腾精英让百姓开心获得政权合法性，所以有些党员就该被杀掉来获得群众期盼的“正义”。

以法治强才能国强民富

       更多的以法治强手段，如何通过法律和制度来管住强者，请参看我写的《中华帝国与新民主主义》中的第五章《党管精英》对于强者该如何管理的详细论述。我在此还要强调，治强伏强非常重要，这才是国强民富的核心，我是个精英主义者，但也是个实用主义者，民主最终还是集中，目前还未有一种人人平等的组织有过出色的效率表现，强者领导弱者一直是人类历史几乎唯一的领导模式，群众抱怨领导管理差，其矛头往往指向该领导不够强，不能服众，人类社会一直困扰的问题是，强者往往缺乏监管，肆意妄为，中国的周期律其实就是一个强者管理失控的问题，西方通过国内战争和民主体制，初步用民意，尤其是民意代表制定的法律和制度管束国内强者，但也通过殖民战争以及最近三十年的全球化让国内强者的精力得到发泄，从而强者满足了个人私欲。强者只需分出一小杯羹就能让那99%国内的民众过上包括中国等第三世界中产阶级羡慕无比的生活，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西方的强者已经适应了民主体制，这1%一方面放手给99%的人以自由和勉强维系的优厚社保福利，另一方面借全球化，与不民主的社保福利不健全、税制不健全的专制国家搞经济合作，大赚特赚。99%手握选票朝不保夕（福利社会难以为继）。1%躲过国内的法律监管在母国以外如鱼得水。西方的强者又失控了。

       前面说过西方通过法律管制强者对中国很有意义，这一步我们绕不过去，让强者既能努力为国家创造财富，带领民众致富，也要避免强者吃独食，而民众只能喝汤的局面，强者的自由要有一个空间很大的笼子框起来，决不能出现西式的对强者管制失控局面，人家家底丰厚大不了对外搞战争可以挺一挺，中国可不行。中国必须努力管制强者，避免强者引发强烈社会矛盾，从而引发社会骚乱，甚至起义，从而中断国强民富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