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刊》将“抗议者”评为2011年年度人物，并非毫无道理。“抗议”确实在今年从阿拉伯世界到西方都制造了震动，它的波及面如此之广，前所未有。

　　当大批抗议者走上街头的时候，意味着这个国家解决问题的合法管道至少部分堵塞了。占领华尔街运动告诉我们，所有国家社会治理管道的畅通度都不是100%。在西方，抗议成了社会的出气阀，主流社会对抗议很宽容，同时也很蔑视。而在中东和北非，大规模抗议却看上去集聚了改朝换代的力量。

    埃及那些国家真的是被所谓“街头抗议”推翻的吗？

　　也是也不是。埃及等中东国家社会矛盾的严重性不是抗议制造的，但抗议把它们尖锐地摆在政权和人民面前。一个物质根基不足且毫无回旋余地的社会，做出了推倒重来的仓促决定。大规模抗议像是对这个决定十分混乱的投票过程。

　　一个没有希望的国家，是无论如何也挽救不了的。中东有的国家眼看着示威活动从很小的规模开始，一步步演变成全国抗议。原本强大的政权，事到临头时就像纸糊的一样。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并非所有发生了抗议的国家都是毫无希望的，那么在抗议的初始阶段，或者持续了一段时间后，谁来裁定抗议的性质，以及那个国家健康或病态的程度呢？

　　这个裁决权目前很大一部分掌控在西方舆论手里。非西方国家对此进行抵制往往是艰难的。抗议的合法化程度在西方最高，对抗议的适应西方也最娴熟。这使得非西方国家如果就这个问题与西方讲理，就像小孩子和大人之间的争辩。

　　抗议都有追求利益的成分，它的合理性永远都是相对的，其目标理性的高低也很不确定。但当抗议情绪主导了一个社会的公众思想时，这种细致的思辨必然被口号淹没。

　　对于中国这样社会矛盾多发的国家，2011年世界大范围的抗议活动留下了有益的提示。首先，中国切不可在抗议的自由度上与西方攀比。事实证明，所有发展中国家在这一点上都比不过西方国家。中国社会不可在这个问题上逞能，理想主义。

　　第二，在慎对抗议示威的同时，中国社会一定要有对它们的偶然爆发，甚至一定规模的爆发，拥有承受力。中国公众得有独立判断国家政治形势的能力，而不被西方舆论的裁决所左右。不建立起这样的承受力，中国的社会稳定永远都差一份关键的富余量，缺一份必有的从容。

　　第三，在抗议和示威不受鼓励的中国，社会治理管道的疏通必须是主动、积极的，中国经济和社会改革的推进速度，必须比抗议自由的国家更快。中国在民生及反腐、社会公平等领域都需不断建树，政府必须有抗议正在进行的紧迫感。

　　总之，抗议的流行是全球化浪潮的一部分，完全躲开它显然不现实。但一个欣欣向荣的社会如果被它误伤，将是这个社会的悲哀。未来西方与新兴国家博弈性价比最高的手段，就是对它们的内部情绪进行影响甚至操控。在全球化之前，这很难做到，但现在，这样的可能性是实实在在的。

　　作为中国，至少还需要几十年的发展，国民才会在对外开放条件下，拥有在西方面前充分的政治文化自信。在这之前，我们得不断提醒自己别被忽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