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虽然有一些成绩，但被品质不合格的权力集团引向了邪路——向资本主义制度倒退，结果正应了邓小平同志所讲的：如果搞资本主义，……，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邓选《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1987年4月30日）现在中国真的发生了新的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

        新革命虽然还没有发展到彻底公开的阶段，但以工农为核心的中国人民阵营和以贪官污吏为核心的特权阶级阵营刀兵相见的情景，还有网络上的报道和论战不断出现。胜利的天平当然越来越向人民一边倾斜。在这种背景下，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多年积累的反科学的、反人民的，陈腐堕落的事物和人不断地遭到打击清理。中国人民在纠正经济和文化领域里的错误的同时，进行政改的意愿再次强烈起来，而且这次是在真刀真枪的革命的推动下进行政改，志在必得！

        众所周知，我国的政体（即根本的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它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掌管国家的立法权，它监督着相应的各级国家机构。党委则分布于各个国家机构中（包括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核心领导力量。这种体制演化成了一种局面，即党管一切，各级党委和各级人大、党代会和人代会的关系没有科学地构建起来，最近这些年特权阶级使人大形同虚设，搞政党中心主义、党国，人民参政的权力被剥夺了。

        其实在内忧外患不断中愤然前行的祖国，政改问题由来已久。请看以下引文：

         1、 1978年以来，政治改革一直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实际上，中国20多年的改革历程，从起点看，政治改革曾经是先于经济改革和引发经济改革的，可惜这个逻辑顺序已经被有意识地遗忘了。首先有了对“文革”体制的批判、有了对毛泽东和“文革”的重新评价、有了对“冤假错案”的逐步平反、有了“真理标准”大讨论、有了对左倾势力的组织清理，才使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高层政治以及中央与地方权力运作的规则发生了在当时看来是非常大的改变。华国锋体制是后毛体制的延续，而邓、胡体制则对华国锋体制实施了相当程度的改革，其后才有了经济改革的正式启动。指出这一点，是为了再次批驳那种必须先经济改革然后才能慢慢政治改革的观点，也否定那种苏联东欧先政改后经改所以“失败”、而中国只经改不政改反而“成功”的幼稚论调。如果没有邓小平、胡耀邦对毛、华体制加以政治改造在先，断不会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改革在后。1976至1979年的政治变局，不也是一次有点激进意味的政治改革吗？但是这种政治改革在引导出经济改革后就从此止步不前了。（文章来源：人民网 文章作者：铁路混混 更新时间：2006-3-29 16:10:31）

         2、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对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了全面的思考和艰难的探索，形成了比较完整、科学的政治体制改革理论。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理论是他创建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理论上，它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新突破；在实践中，它推进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这一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航妞儿 的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论文_百度知道）

         3、 对三十年改革应有一个基本判断：1980年初在反思“文革”的基础上进行了第一次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以扩大选举民主，加强人大制度和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等民主制度性成果。1986－1989年以适应经济改革需要为动力，进行了以党政分开为目的第二次政治体制改革，无果而终（1987-1989赵紫阳为总书记。引者注）。1989年以后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基本停滞，或只说不做（连“三个代表”都是为走资服务的。引者注）。——蔡定剑（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宪政研究所所长）

        从中还可以看出，在国家领导人中邓小平对文革以后的中国政改论述最多，并不遗余力地实行。他英明地指出了制度在促使人做好事或做错事，甚至变坏过程中的重要性，并且深刻地阐述了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互为前提、互相促进的密切关系。他还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一系列的设想，如国家领导人的离退休制度，党政分开、政企分开、避免权力过于集中，精简机构，健全社会主义法治、依法治国等等。但后来以他为首的“实事求是派、人民派”越来越斗不过党内外的帝修反势力（走资派），所以出现了引文3所讲的情况，这点从1987年中共十三大时党徽的不正常变化可见一斑，当时党徽中的镰刀把由以前的长方体变成了奇怪的圆球形（圆球形镰刀把极不符合常识），党徽是神圣的标志，这种歪曲不可小看。在错综复杂的残酷斗争中，邓小平同志也可能遭遇了帝修反势力搞的“替身政治”的打压，就像有的学者揭露的斯大林早已被替身换掉那样，而且因派系斗争，斯大林的替身还不止一个。使用替身在政治斗争中毫不新鲜，只是普通人很难识别。

        在帝修反势力掌握了主要权力后，不但使我国的经济基础国退私进（“私”包括官僚资本），在政治体制上也向资本主义制度演变，既有明处的修修改改，又有暗中的大量潜规则 ，最终导致了新革命的爆发纯属恶有恶报。

        展望这次革命胜利后祖国的政治体制，我有如下抛砖引玉的设想：

        1、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行重大改革。这将使人大能够切实地担当起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角色，能与党委相互支持、相互监督制约，让广大人民真正有当家做主的权力和实现的渠道，有效地克服党管一切的独裁专政的可恶局面。这种改革应包括：人大代表候选人的提名和竞选要彻底向民众公开（包括电视直播、群众大会、光电子测谎等等，要学学西方的一些有效的方式方法)，各级人大代表数量要扩充，地市级以上人大代表主要是专职，责任范围大的配专职工作班子，代表的个人办公室和家庭应在自己所代表的选民的居住区中（总部没有代表个人的办公室），人大的经费由中央政府直拨全国人大 、然后全国人大再及时下拨（避免人大在财政上受制于党政机关），人大中中共党员只占少数、而且不设党组织，以避免党抢民权，人大代表中除少数私营企业主代表外一概必须是学习信仰马列主义的人（这种要求是时候了），法院、检察院直接隶属人大等等（本博另外专文论述了。引者注）。

        这样，密切联系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各级人大就可以有力地监督指挥着枪的中国共产党。

        2、 体现各个国家机构重要性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进行重大改革。全国政法委书记应和已经过时的机构——政法委一起撤销，新增的委员要包括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主席、全国妇联主席等。我们国大人多，现代社会内容更多、变化节奏更快，所以政治局常委会再增加几位也许更合理，使政治局常委会的影响力能少些盲区，能少些误国误民之时，我认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主席就是合适人选，正好还能力挺在维护工人权益中表现软弱的各级各种工会组织；全国妇联地位的提高无疑会有利于实现男女平等，这也是利国利民并符合共产主义最高理想的思路。这两项改革都能更好地体现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

         3、国家机构组织法要对各种各级国家机构的基本情况作明确的规定，防止私自改动。比如以上两点的情况 ，还有党政主要领导不能互兼，以实现党政分开克服书记过分集权的目标，还有政企分开等邓小平同志和广大人民一起确定的目标。 这叫有法可依。

        当然，政治体制改革还包括许多问题，如党内民主的问题，国家监察机关改革的问题，政务公开机制的问题等，我也无力一一阐述，愿大家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帮我改进此文，一起为祖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达、人类的解放而积极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