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学习经典著作的感想 2015-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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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经典著作的感想 2015-1-29
马列主义著作是人类社会科学领域里的代表书籍，其中堪称经典的大约只有二十多卷（比较厚的书），它们的作者从马克思开始，到邓小平、陈云为止。其中的大部分我努力尝试学了一两遍，就收获了许多科学思想，并结合现在的革命实践取得了点儿实际效果，真可谓开卷有益。从这些经典著作来看，在杰出的理论家们能够下工夫钻研的那些问题上，一般来说其结论是非常正确的，况且前一位的不足或偏差，后来的往往可以进行补充、纠正和发展。
一 几点基本的认识
以我现阶段掌握的经验而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选集的内容正确性很高，《斯大林选集》的不足和偏差相对来说比较多，从我手头的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的上下卷来看，他的理论水平明显不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建国前的著作，而且在语法上也有不足之处，比如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里，他认为人类的语言和机器等生产工具一样是没有阶级性的，试想语言是人类表达思想的工具，而不同阶级有不同的政治思想，所以表达政治思想的语言一定是有阶级性的。自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反动阶级喜欢提倡使用文言文、繁体字，以便于实现垄断文化，愚弄民众的目的，而进步的阶级提倡使用白话文和简体字，以利于广大民众都能拥有更多的科学技术文化知识，这不是语言学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里，因为他主观教条地理解了早期马列著作中的某些原理，所以出现了很多“左”的、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似的激进思想，那种高度计划的经济模式最终走向了畸形和失败；在《论列宁》中他称颂列宁为“革命天才”，这显然是唯心主义观点。至于他在驾驭文字能力上的不足，可能和他在教会中学因为领导学生中的马克思主义小组而被开除，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又七次被捕、六次被流放，因此受到的正规教育不够有重要关系。
《邓小平文选》的不足和偏差相对来说少得多，在《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第三卷 1987年2月）里，放弃了对国民经济计划调节为主的科学原理，这是指导思想上的一个错误，这会为以市场供需矛盾自动调节、不择手段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经济占主导开绿灯；在退休后的1992年南巡讲话中，要求冒险开办属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特有的证券市场，也是一个明显的错误。从总共三卷《邓小平文选》的其他许多文章，都一贯坚持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来看，可能是因为在有的问题上不怎么懂行造成的，更有可能是在缺乏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情况下，对党内逐渐占据上风的不健康力量有所妥协的结果，现在，我们有一些革命斗争经验的人，都能够认识到有时候阴险的威逼利诱很隐蔽，也很难缠。在开国十大元帅中，邓小平唯独不与林彪往来，因为他认为林彪是个伪君子，他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培养、提拔了比较廉洁、敢作敢为、很懂经济的朱镕基，这两件事也能对邓小平同志的人品有所印证。《邓小平文选》中几乎没有大篇幅的理论论述，基本都是对治国安邦的实务的分析和总结，这也说明想在已经有丰富成果的社会科学理论宝库中进行大的创新，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现在很多相关专家学者的作品多是在围绕着原有的理论打转转。
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形成过程一般都非常复杂，它们都是自己所处时代的纷繁复杂的阶级斗争的产物，因此著作家们虽然力求实事求是、逻辑严谨、经得起实践的检验，仍然难免有少量错误。在翻译成外文时，不同版本之间也会有少量差异。更要紧的是还会有被做假、被破坏的情况，比如在本人早已不在了的情况下，为了欺骗人民而由其他人继续编写，文革时期的所谓毛泽东著作就明显有滥竽充数的迹象，再比如中国新官僚资产阶级窃取了国家政权后，就对再版的经典著作的内容进行了破坏，让劳动人民难以得到用来指导解放运动的正确理论，我把1960年版《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和2002年版伪中央党校出版社的《马列著作选编》中，《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文的相同章节做了逐字逐句的比较，就发现新版本的内容有一些如下歪曲篡改的现象：1、给错误的事物、结论增加点儿正确性，对正确的用相反的手法，例如把旧版本的“最彻底的诡辩论者”改成新版本的“登峰造极的诡辩论者”，把“或者”改成了“也许”；2、新版本在编译上力求字数多一点，明显是想多挣稿费，比如在同义词或近义词中喜欢选字数多的，喜欢用重复句式等；3、故意去除列宁的像跟你聊天一样的摆事实、讲道理的亲切的写作风格，用生硬的词句取代之，比如把“你们听听他怎样说吧！”改成了“请听：”。
二 如何正确理解、掌握和运用
马列主义是什么？简单地讲，是使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全体劳动阶级获得解放的科学思想体系，抽象一点儿讲，就是使人类的劳动从各种压迫和剥削之下获得彻底解放的科学思想体系，这里的劳动当然包括对人类主要是有益的所有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因此，想学好、用好马列主义知识，我们首先应该热爱劳动，以自己的正当劳动为生，这样才能真正站在劳动阶级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对劳动有深厚的感情才能对劳动的解放有坚定的立场，才能满腔热情地走上追求劳动阶级的真理的光明道路。
其次，要培养尊重事实、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思想方法。科学的思想都是来源于人类的实践活动，并经过了实践的检验，所以在学习中不尊重事实是不行的，何况经典著作还有第一节末尾所讲的那些特殊情况。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是更进一步的尊重事实的思想方法，它强调要充分注意事物之间的种种差异，比如同样的一句话在不同的时间、地点，针对了不同的对象，很可能就会有不同的意思，经典著作的前后时间跨度大约有150年，涉及到全世界大量的人物、事件、概念、理论，所以对其内容的理解不能脱离产生这个内容的那个时代的、与该内容相关联的重要具体情况，这样才能完整、准确地掌握其中蕴含的道理。毛泽东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对斯大林的评价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就很可能会因为有政治上的考虑而高了点儿，比如在当时东西方严重对立时期，必须考虑到维护苏联国内的稳定以及苏联党和政府在全世界面前的形象，这毕竟事关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力。
第三，在思想上树立起相信这次新社会主义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心，以及对自己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这个社会怀有充满希望的远见。这样我们才能更愿意用功钻研经典著作。
第四，多掌握社会科学和一些自然科学知识，丰富自己的思想，这样有利于更加完整、准确地理解、掌握和运用马列主义。在列宁的《纪念赫尔岑》一文中，他引用了“这位在俄国革命的准备上起了伟大作用的作家”的一些名言警句，其中的一句是：出现了像罗慕洛和烈姆那样由兽乳养大的一大群英雄…… 是一些奋勇的战士，他们自觉地赴汤蹈火，以求唤醒年轻的一代走向新的生活，洗净在刽子手和奴才中间生长起来的子弟身上的污垢。由此可见，充满时代进步性的文学作品对我们学习经典著作也会有启发。
三 对邓小平形成有权威的正确评价的重要性
经典著作家们及其作品的政治影响力都是世界性的，而且往往能持续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因此，对他们形成有权威的正确评价十分重要。在1980年合格的中共中央决定给毛泽东及其思想下结论时，邓小平同志就曾经指出，这件事全党全国和国外各方面的朋友都很关心。这个结论必定会起到或者有利于这许多人理清大量相关的政治思路，或者相反的巨大作用。现在中国政治中存在一个大问题，而且是1990年以后的官僚资本主义政权不能正确解决的问题，它就是如何给邓小平及其思想下结论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但困扰着国内外一般的政治活动，而且严重影响着现在国内革命的政治活动，多年来新反动阶级在宣传上一直把改革开放的中后期，突破了社会主义制度应有的底线的罪责，比如国企大量地私有化，经过美化之后归于邓小平，甚至进行非正式的激愤声讨以试探民心的走向。这种试探多半是失败的，纵观邓小平同志的一生，从解放前为了人民解放南征北战，到文革时期和林彪、“四人帮”作坚决斗争，再到改革开放初期在经济领域的理论和实践给人们生活带来巨大变化的宝贵探索，这些都是公认的事实，因此，即使在他晚年因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一直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而难以支撑政权不发生质变的情况下，对党内外的反动势力有所妥协，也遮蔽不了他主要是成绩的伟大一生。至少将来新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社会主义两权分立的新政权会对邓小平形成有权威的正确评价，从而彻底避免人们在大量相关的政治思路上的混乱。
一 几点基本的认识
以我现阶段掌握的经验而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选集的内容正确性很高，《斯大林选集》的不足和偏差相对来说比较多，从我手头的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的上下卷来看，他的理论水平明显不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建国前的著作，而且在语法上也有不足之处，比如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里，他认为人类的语言和机器等生产工具一样是没有阶级性的，试想语言是人类表达思想的工具，而不同阶级有不同的政治思想，所以表达政治思想的语言一定是有阶级性的。自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反动阶级喜欢提倡使用文言文、繁体字，以便于实现垄断文化，愚弄民众的目的，而进步的阶级提倡使用白话文和简体字，以利于广大民众都能拥有更多的科学技术文化知识，这不是语言学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里，因为他主观教条地理解了早期马列著作中的某些原理，所以出现了很多“左”的、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似的激进思想，那种高度计划的经济模式最终走向了畸形和失败；在《论列宁》中他称颂列宁为“革命天才”，这显然是唯心主义观点。至于他在驾驭文字能力上的不足，可能和他在教会中学因为领导学生中的马克思主义小组而被开除，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又七次被捕、六次被流放，因此受到的正规教育不够有重要关系。
《邓小平文选》的不足和偏差相对来说少得多，在《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第三卷 1987年2月）里，放弃了对国民经济计划调节为主的科学原理，这是指导思想上的一个错误，这会为以市场供需矛盾自动调节、不择手段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经济占主导开绿灯；在退休后的1992年南巡讲话中，要求冒险开办属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特有的证券市场，也是一个明显的错误。从总共三卷《邓小平文选》的其他许多文章，都一贯坚持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来看，可能是因为在有的问题上不怎么懂行造成的，更有可能是在缺乏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情况下，对党内逐渐占据上风的不健康力量有所妥协的结果，现在，我们有一些革命斗争经验的人，都能够认识到有时候阴险的威逼利诱很隐蔽，也很难缠。在开国十大元帅中，邓小平唯独不与林彪往来，因为他认为林彪是个伪君子，他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培养、提拔了比较廉洁、敢作敢为、很懂经济的朱镕基，这两件事也能对邓小平同志的人品有所印证。《邓小平文选》中几乎没有大篇幅的理论论述，基本都是对治国安邦的实务的分析和总结，这也说明想在已经有丰富成果的社会科学理论宝库中进行大的创新，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现在很多相关专家学者的作品多是在围绕着原有的理论打转转。
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形成过程一般都非常复杂，它们都是自己所处时代的纷繁复杂的阶级斗争的产物，因此著作家们虽然力求实事求是、逻辑严谨、经得起实践的检验，仍然难免有少量错误。在翻译成外文时，不同版本之间也会有少量差异。更要紧的是还会有被做假、被破坏的情况，比如在本人早已不在了的情况下，为了欺骗人民而由其他人继续编写，文革时期的所谓毛泽东著作就明显有滥竽充数的迹象，再比如中国新官僚资产阶级窃取了国家政权后，就对再版的经典著作的内容进行了破坏，让劳动人民难以得到用来指导解放运动的正确理论，我把1960年版《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和2002年版伪中央党校出版社的《马列著作选编》中，《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文的相同章节做了逐字逐句的比较，就发现新版本的内容有一些如下歪曲篡改的现象：1、给错误的事物、结论增加点儿正确性，对正确的用相反的手法，例如把旧版本的“最彻底的诡辩论者”改成新版本的“登峰造极的诡辩论者”，把“或者”改成了“也许”；2、新版本在编译上力求字数多一点，明显是想多挣稿费，比如在同义词或近义词中喜欢选字数多的，喜欢用重复句式等；3、故意去除列宁的像跟你聊天一样的摆事实、讲道理的亲切的写作风格，用生硬的词句取代之，比如把“你们听听他怎样说吧！”改成了“请听：”。
二 如何正确理解、掌握和运用
马列主义是什么？简单地讲，是使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全体劳动阶级获得解放的科学思想体系，抽象一点儿讲，就是使人类的劳动从各种压迫和剥削之下获得彻底解放的科学思想体系，这里的劳动当然包括对人类主要是有益的所有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因此，想学好、用好马列主义知识，我们首先应该热爱劳动，以自己的正当劳动为生，这样才能真正站在劳动阶级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对劳动有深厚的感情才能对劳动的解放有坚定的立场，才能满腔热情地走上追求劳动阶级的真理的光明道路。
其次，要培养尊重事实、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思想方法。科学的思想都是来源于人类的实践活动，并经过了实践的检验，所以在学习中不尊重事实是不行的，何况经典著作还有第一节末尾所讲的那些特殊情况。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是更进一步的尊重事实的思想方法，它强调要充分注意事物之间的种种差异，比如同样的一句话在不同的时间、地点，针对了不同的对象，很可能就会有不同的意思，经典著作的前后时间跨度大约有150年，涉及到全世界大量的人物、事件、概念、理论，所以对其内容的理解不能脱离产生这个内容的那个时代的、与该内容相关联的重要具体情况，这样才能完整、准确地掌握其中蕴含的道理。毛泽东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对斯大林的评价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就很可能会因为有政治上的考虑而高了点儿，比如在当时东西方严重对立时期，必须考虑到维护苏联国内的稳定以及苏联党和政府在全世界面前的形象，这毕竟事关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力。
第三，在思想上树立起相信这次新社会主义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心，以及对自己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这个社会怀有充满希望的远见。这样我们才能更愿意用功钻研经典著作。
第四，多掌握社会科学和一些自然科学知识，丰富自己的思想，这样有利于更加完整、准确地理解、掌握和运用马列主义。在列宁的《纪念赫尔岑》一文中，他引用了“这位在俄国革命的准备上起了伟大作用的作家”的一些名言警句，其中的一句是：出现了像罗慕洛和烈姆那样由兽乳养大的一大群英雄…… 是一些奋勇的战士，他们自觉地赴汤蹈火，以求唤醒年轻的一代走向新的生活，洗净在刽子手和奴才中间生长起来的子弟身上的污垢。由此可见，充满时代进步性的文学作品对我们学习经典著作也会有启发。
三 对邓小平形成有权威的正确评价的重要性
经典著作家们及其作品的政治影响力都是世界性的，而且往往能持续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因此，对他们形成有权威的正确评价十分重要。在1980年合格的中共中央决定给毛泽东及其思想下结论时，邓小平同志就曾经指出，这件事全党全国和国外各方面的朋友都很关心。这个结论必定会起到或者有利于这许多人理清大量相关的政治思路，或者相反的巨大作用。现在中国政治中存在一个大问题，而且是1990年以后的官僚资本主义政权不能正确解决的问题，它就是如何给邓小平及其思想下结论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但困扰着国内外一般的政治活动，而且严重影响着现在国内革命的政治活动，多年来新反动阶级在宣传上一直把改革开放的中后期，突破了社会主义制度应有的底线的罪责，比如国企大量地私有化，经过美化之后归于邓小平，甚至进行非正式的激愤声讨以试探民心的走向。这种试探多半是失败的，纵观邓小平同志的一生，从解放前为了人民解放南征北战，到文革时期和林彪、“四人帮”作坚决斗争，再到改革开放初期在经济领域的理论和实践给人们生活带来巨大变化的宝贵探索，这些都是公认的事实，因此，即使在他晚年因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一直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而难以支撑政权不发生质变的情况下，对党内外的反动势力有所妥协，也遮蔽不了他主要是成绩的伟大一生。至少将来新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社会主义两权分立的新政权会对邓小平形成有权威的正确评价，从而彻底避免人们在大量相关的政治思路上的混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