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毛泽东用公有制解决了“抗教性”这一千古难题　　

　 　

不彻底解决“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则”的陋习，中国就毫无出路。要彻底解决“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则”的陋习，靠少数人的权倾一时、少数人的声嘶力竭、少数人道德的血液都不管用，非动员全国老百姓一起努力不可。但不克服中国老百姓自古以来的“抗教性”，就休想唤起民众。在私有制条件下无数人曾努力动员全国老百姓起来解决“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则”的陋习，都失败了。只有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成功了。要害关键就一条：公有制。　　

　 　

道理非常简单：“公有制”意味着“没有私产”，这就斩钉截铁毫无保留破釜沉舟地断绝了一切谋私的可能，让老百姓凭常识一看就能信服：这不是诈骗——人人没有私产，就是骗到手也没地方放，什么好处也捞不到。（听老八路们讲过，他们在战争年代的追求往往是弄到支好枪。至于个人发财，想都不想：缴获归公，你就是想打埋伏也没地方放，扛都扛不动，纯粹是累赘，想那玩艺干什么？）既然什么好处也得不到，那还骗个什么劲？只有这样从上到下人人都无私产的公有制的政党才决不会是骗子，只有这样的政党的原则规矩才可能是真的，只有这样的政党才可能真正为老百姓谋利益。只有这样的政党才能克服老百姓的“抗教性”，获得老百姓的真诚认同和拥护。　　

　 　

相反，只要有私产，那就“黄泥巴掉进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有私产”这一条就足以让你即便浑身是嘴，也没法让老百姓相信你不是为谋私、不是在假公济私。你做的一切跟“用嘴声称自己代表某种美好的东西，用嘴许诺将来的某种好处吸引别人相信，要求：‘为了将来的好处，现在得做出贡献’”的诈骗老一套没什么区别，不可能克服老百姓的“抗教性”，不可能获得老百姓的真诚认同和拥护——即便你自己一时一事当真不为谋私利，你也不可能阻止为谋私利而追随你的人阳奉阴违把你的一切最终都强行纳入谋私利的轨道。　　

　 　

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用“人人没私产”和无数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毛泽东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说：“中国共产党以自己艰苦奋斗的经历，以几十万英勇党员和几万英勇干部的流血牺牲，在全民族几万万人中间起了伟大的教育作用。”“在全国人民面前，表示了自己是人民的朋友，每一天都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为了人民的自由解放，站在革命战争的最前线。”“现在共产党说的话，比其他任何政党说的话，都易于为人民所接受。”　　

　 　

注意：“共产党说的话，比其他任何政党说的话，都易于为人民所接受”、“自己是人民的朋友，每一天都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这样的结果是怎么来的？不是耍嘴皮子吹牛吹出来的，而是用“没有私产”、用“艰苦奋斗的经历”和“几十万英勇党员和几万英勇干部的流血牺牲”等硬梆梆的事实证明出来的。以身作则带头“没有私产”、“艰苦奋斗的经历”、“流血牺牲”的就是毛泽东。　　

　 　

妖魔化毛泽东的人总是说这一切都是假的。既然如此，那不妨拿出他们的“真”来比一比：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看他们能不能不论古今中外找出个毛泽东以外的开国领袖来，在以下各方面能挑战毛泽东、超越毛泽东：　　

1．缔造出一个从上到下人人都没有私产的政党、军队、政权。 　　

2．为理想原则牺牲了六个亲人，　包括　夫人儿子亲弟弟。 　　

3．为理想原则带头把儿子送上前线，牺牲后就地安葬。 　　

4．领导近10亿人口的国家达27年，身后没有一分钱私人存款、没有一套高档服装、没有任何金银珠宝、没有给子女留下任何关于财产的遗嘱。身后子女仅根据“有关部门”的安排从“中办特会室”按公款管理的海外出版著作所付120多万元稿酬中每人分到8000元。　　

5．身为国家领袖27年，身后子女无一人高官厚禄发大财。　　

6．坚持原则不徇私情，一再拒绝利用权力为亲友提供方便： 　　

——“许多人介绍工作，不能办，人们会说话的。”（一次回绝外婆家15个亲人走后门请求） 　　

——“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的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　1950年5月12日　给表兄文南松的信） 　　

——“在地方上做些有益于人民的工作较为适宜。”（　1950年8月23日　给原配罗氏的堂兄罗石泉的信） 　　

——“赵某求学事，我不便介绍。”（　1953年9月8日　给表兄文涧泉的回信） 　　

——“我不大愿意为乡里亲友形诸荐牍，间或也有，但极少。”（　1954年3月31日　给少年时代的朋友彭石麟的信） 　　

——“调你儿子做财经工作一事我不能办，要在当地所属机关自己申请。”（　1956年12月13日　给族姑毛春秀回信） 　　

——“我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不是韶山毛家的主席，家乡亲友要勤耕守法，好自为之。”（向要进京的亲友捎话） 　　

——“恋亲，但不为亲循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济亲，但不以公济私。”（对来北京的亲友讲三条交往原则） 　　

——“成千上万的先烈为革命事业牺牲了他们的宝贵生命，我们活下来的人想事、办事，都要对得起他们才是。”（回复想请毛泽东批准留京或介绍回湖南工作的亲戚） 　　

——“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努力和众人一样，不应有任何特殊。”（给石城乡党委、乡政府的信） 　　

…… 　　

　 　

污蔑毛泽东的人一口咬定上述毛泽东的一切都是假的，却从来也拿不出他们的“真”来比倒毛泽东的那些“假”——毛泽东做到的，别说其他开国领袖，就是如今随便哪个“精英”能做得到？——有谁做到了“没有私产”？有谁做到了“艰苦奋斗的经历”？有谁做到了用“几十万英勇党员和几万英勇干部的流血牺牲”“在全国人民面前，表示了自己是人民的朋友，每一天都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有谁敢公开宣布自己不谋私？有谁为理想原则艰苦奋斗？有谁为理想原则出生入死？有谁带头把儿子送上前线？有谁不为亲友拉关系？有谁死后两袖清风、子女都是普通老百姓？……（毛泽东以身作则的水平在他同时代的共产党领导人中首屈一指——除了毛泽东，还有几个当时已有子女长成人的共产党领导人也把孩子送到了抗美援朝的战场？）不仅如此，毛泽东并非仅仅自己独善其身，而是使整个党、整个军队、整个政权都讲原则不徇私情，在整个社会造成了讲原则不徇私情的风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艰苦奋斗”、“牺牲在前享受在后”、“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官兵一致上下平等”、“令行禁止纪律严明”、“讲原则不苟私情”……上述这些除了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其它哪个政党哪个人做到过？妖魔化毛泽东的人能找出一个能用事实证明自己是人人不要私产、不谋私的政党来跟毛泽东的共产党相比吗？“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起明烛”——整天拼命用嘴宣扬毛泽东如何如何坏、如何如何假、如何如何丑恶，不如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让大家看看你那个“真善美”究竟是啥样，是骡子是马牵出来骝骝。“骝”的结果：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用“从上到下人人没有私产”的铁的事实证明了自己从不谋私，而指责毛泽东“谋私”的人公然鼓吹“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拿不出任何证据证明自己不谋私——“捉贼要赃，捉奸要双”，凭什么无凭无据空口白牙一口咬定一个没有任何赃物的人是盗贼？凭什么无凭无据空口白牙一口咬定一个掌握国家公器几十年而没有任何私产的人“谋私”？坚决谋私的人指责坚决不谋私的人“谋私”，是不是既可恶又滑稽？是不是不折不扣的贼喊捉贼？　　

　 　

闹“多党制”、“政党轮替”、“公平竞选”得有个前提：先得有同样性质的“多党”。如果同样性质的政党只有一个，那还有什么“多党制”可言？可放眼中国，用公有制、用从上到下人人没有私产、用“以几十万英勇党员和几万英勇干部的流血牺牲”等实实在在的事实和行动“表示了自己是人民的朋友，每一天都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成为“为大多数人民所信任的、被人民在长时间内考验过因此选中了的政治领导者”的只有毛泽东领导的、遵循毛泽东主张的共产党一家，其他所有的党派都认同私产，都认同谋私，都无法用确凿无疑的事实证明自己不是假公济私的骗子。既然不谋私利、不是骗子的只有毛泽东一家，那当然就只能由这一家掌舵，只能是这样的“一党制”——大海行船，要害在于不迷航不沉没。谁能做到这一条就必须由谁掌舵，不管掌多久。做不到这一条的决不能掌舵，不管是谁，也不管多久，哪怕只有一分钟——尤其不能让只要把船弄沉就能获得一大笔保险费的骗子把持航向。大海航船如此，国家航船同样如此。要害在于不迷航不沉没，更不能允许吃里爬外卖国求荣的内奸把舵。借口“反终身制”硬把已经证明靠得住的舵手换成只要把船弄沉就能获得一大笔保险费的骗子是蓄意谋财害命。借口“反终身制”硬把已经证明靠得住的领袖换成只要搞垮国家就能发大财的内奸是蓄意祸国殃民。国家生死、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含糊的余地。既然用公有制证明了自己不是骗子的只有毛泽东领导的、遵循毛泽东主张的共产党一家，其他一切党派都不能证明自己不是骗子，岂能仅仅因为“反终身制”而让蓄意谋私的骗子取代用毫无私产证明决不谋私的无产阶级领袖？要搞“多党制”，只能在同样都用事实和行动证明了自己不谋私利、不是骗子的公有制政党之间搞，不能在骗子与非骗子政党之间搞，起码得等有第二家用公有制证明自己不是骗子的政党出现再说。然而只要主张公有制、只要能用事实证明自己不谋私利、不是骗子，那就必然搞“五湖四海”，必然凝聚到一个党里，没有分庭抗礼另起炉灶的理由。因此归根到底只能是认同公有制的“一党制”——历史证明，通向失败的道路有无数，通向成功的道路却只有一条。谁正确听谁的，而谁不存心谋私谁才能最终正确——不存心谋私，即便一时一事出了差错也会纠正过来。存心谋私，根本就不会把国家往正道上引，即便一时一事未能得逞，仍会另找机会改头换面七拐八绕把国家引向灭亡。不存心谋私必认同公有制。不认同公有制必存心谋私。结论：谁主张公有制谁才不存心谋私，才能最终正确，才有资格掌握国家大权。　　

　 　

“公有制”是“不谋私利”最雄辩、最过硬、最彻底的证明——实行了“公有制”，就破釜沉舟杜绝了谋私利的一切可能，这比任何“公开个人财产”都更能说明问题。任何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私产，就没有任何资格指责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谋私——不是一两个人，而是整整一个党从上到下人人没有私产，除了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谁做得到？　　

　 　

这一点连蒋介石都不得不承认，不得不折服——　1949年6月8日　解放前夕，蒋介石在日记中细数共产党七大优点，并将“干部不准有私产”作为特别标注。 　　

　 　

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用公有制和自己实实在在的行动让中国老百姓亲眼看见并相信毛泽东的共产党决不从自己宣扬的东西中谋求任何私利，决不让老百姓做牺牲而自己捞好处，从而克服了中国老百姓的“抗教性”，从心底里自觉拥护毛泽东的主张。毛泽东使几亿中国人终于有了一个共同的美好理想和真诚信仰，建立了共同的道德规范。中国终于摆脱了“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的陋习，全社会“原则高于私情”的风气蔚然成风，用私人关系、私人利益来架空原则规矩之类自古以来行之有效的捣鬼手段纷纷失效。以前中国不管搞什么现代化社会需要的东西，不是这个私利集团来搀和就是那个私人关系来掣肘，结果总是被扭曲得不成样子：度量衡各搞各的，电压周波各搞各的，铁路路宽各搞各的，公路左行右行各搞各的，经济布局各搞各的，工业标准各搞各的，公制英制各搞各的，专业名词术语各搞各的，武器装备体系各搞各的，管理体制各搞各的，部门设置各搞各的，用人标准各搞各的，金融货币各搞各的，税收制度各搞各的，对外交往各搞各的……整个社会的管理体系是个大杂烩：沿海发达地区照抄外国的，而且属于哪个国家的势力范围就抄哪个国家的，落后偏远的地区则大量保留了沿袭千年的老古董。“油水衙门”人人插手，一窝蜂叠床架屋重重迭迭，“清水衙门”无人过问甚至一片空白。原始的、近代的、东洋的、西洋的、半路出家的……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乱七八糟不伦不类全搅和在一起，根本谈不上按现代社会的需要建立起独立、全面、系统、完整、不遗不漏不重不叠的管理体系。对这一切不管做什么变动都必定妨害某个利益集团的私利，都必定在“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则”的规律面前败下阵来。毛泽东使中国摆脱了“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的束缚，有史以来第一次得以完全不受任何私利集团的干扰和纠缠，真正地、彻底地、全面地、规模空前地按现代化发展的长远需要很全局需要，“全国一盘棋”，扎扎实实地搞政权制度建设和经济、国防、科学、文化建设，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中国从此才真正建立起现代社会所必需的全套管理体系，填补了许多体制空白，如完整的国家动员体制、社会福利救济体制、社会管理信息收集体制、国家资源普查体制、领土领海测绘体制，等等——没有毛泽东领导共产党破除“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的束缚，这些体制根本建立不起来，勉强建立起来也运转不下去，最后全得变成摆设——私有制使整个中国境内利益集团山头林立，任何要越过私利集团地盘的社会性公益性建设都不得不在这林立的利益山头中蜿蜒曲折七拐八绕勉强爬行。而中国特色利益场造就的利益山头不仅有一般的“重峦叠障”，更有无法逾越的“喜玛拉雅山珠穆郎玛峰”。在这些超级私利集团的“悬崖绝壁”面前，现代化建设之路再曲折蜿蜒也绕不过去，完完全全“此路不通”。毛泽东的公有制用“人人平等”铲除了一切大大小小的利益山头，使整个中国社会从此变成“一马平川”，得以敞开了大规模地全面建立起现代化社会必须的一切制度，随之而来的是敞开了大规模地耕耘，敞开了大规模地建设：铁路、公路、工厂、楼房……再也不受任何私利集团利益山头的碍手碍脚做梗刁难。这才是名副其实的社会性全局性高效率。可以说，中国从毛泽东时代起才真正全面而彻底地告别了原始的农耕社会的管理体制，迈入了现代化之门。　　

　 　

摆脱“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的束缚给中国带来的变化不仅是有形的制度，而且是整个社会脱胎换骨的改造——“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的传统陋习使中国社会的经济活动历来只能局限在“人盯人”的管理能够承受的水平——无论是行政管理、经济管理还是技术管理，只要“人盯人”盯不过来就要出乱子。这样的客观存在使中国从来没机会见识什么叫“按现代化社会的需要实行以规章制度为主的大规模产业管理”，更不用说在国家级别全面付诸实践、全面积累经验了（其实不光中国如此，一切“第三世界国家”都是如此。可以说这是一切古老的农耕社会迈进现代化工业社会大门最难翻过去的一道坎。迄今为止，唯有中国在毛泽东的共产党领导下成功地翻过了这道坎，其它第三世界国家都还没真正翻过去）。　　

　 　

破除了“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的传统陋习，树立了“从上到下都自觉按原则规定办事”的风气，突破了离不开“人盯人”的局限，通过以“第一个五年计划”为标志的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现代化科学管理、现代化科学管理的意识和实现工业化必不可少的常识、作风、养成、习惯等“软件”第一次大规模在中国扎下了根——不能只看见“一五”期间前苏联援建的那156个有形项目等“硬件”，看不见那156个项目背后无形却更有意义的“软件”，以及这些“软件”给中国社会中国人带来的深刻变化：它不仅把中国从古老的农耕社会一下子大规模地带进了现代工业社会，让中国人全面地、系统地、从上到下学到了现代化工业社会必不可少的管理知识，而且对中国老百姓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基础性工业化培训；不但使上百万祖祖辈辈习惯粗放耕作自由散漫的农民在短短几年内迅速变成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产业工人，而且大批培养出具备现代科研、现代管理、现代生产基本常识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而这一切能成功又归功于毛泽东狠抓的各项基本建设：大规模普及教育、扫除文盲、迅速提高老百姓的文化水平；缔造了一个纪律严明的党和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由这个党和这个军队派出骨干力量管理新建工厂，从一开始就以党和军队为榜样在工业部门树立起纪律严明的作风……）这使中国人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地经历了脱胎换骨的工业化改造，用现代工业社会必不可少的精密认真取代农耕社会的散漫粗放。中国工业终于建立起了自己的脊梁骨，工业化从此在中国扎下了根、站住了脚、具备了生命力——以前中国人只能在支离破碎、不成体系的若干局部工厂里给外国人当小工、当苦力、照着外国的葫芦画瓢，如今则头一次具备了大规模独立发展自己工业技术的经验和能力，具备了从此源源不断研究开发新技术的经验和能力和源源不断教育培训符合现代化工业生产要求的新工人新技术人员的经验和能力，也就是说，从此有了自主发展工业的能力。这是一切工业化国家与非工业化国家最要害的区别。没有这种自主发展工业的能力，买几个依赖别人才能勉强运转的支离破碎的工厂成不了什么气候，别人一翻脸你的工厂全没戏。只有有了这种能力，才算迈进了现代化工业社会的大门。记住：一切机器设备技术都会过时，唯独这种能够大规模自我发展工业的经验和能力永远不会过时。这种经验和能力是西方国家经过数百年的工业化发展才逐步摸索总结出来的“武功秘笈”，不会也不可能手把手地大规模转移传授给第三世界国家。前苏联之所以肯向中国大规模转移传授这种经验和能力，一是毛泽东建国初期的“一边倒”，二是中国的抗美援朝。而这种大规模转移传授这种经验和能力之所以能成功，最关键在于内因：克服了“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的传统陋习的中国树立了“从上到下都自觉按原则规定办事”的风气，包括不用“人盯人”也能自觉认真按技术规定工艺流程办事的风气。当然外因也不可缺。内因外因一样不拉保证了水到渠成——教的大规模手把手对口认真教，学的大规模手把手对口认真学，这使这次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国与国之间“发展工业技术的经验和能力”的大规模转移传授圆满成功。中国从此真正从农耕社会迈进了工业社会的大门。　　

　 　

回顾历史，国与国这样工业技术“软件”“硬件”一齐来的大规模转移传授以前没有过，以后也不会有——前苏联和印度关系那么好，这样干过吗？至于西方国家和日本就更不用说了。没有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抓住了这独一无二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中国不可能从一个长期停滞不前的农业古国迅速转变为初步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化体系的现代国家。而没有没有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使中国克服了“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的传统陋习、树立了“从上到下都自觉按原则规定办事”的风气，这样的历史机遇抓住了中国也消化吸收不了——别的不说，靠“人盯人”怎么可能克服懒散粗疏的农耕社会习惯、在工业界普遍培养出“自觉一丝不苟”、“严格按工艺流程”办事的精细作风？俄罗斯人说他们的好东西中国人看一眼就能造出来，而同样的东西哪怕图纸资料工厂设备全送上，印度人也造不出来。有人因此洋洋得意嘲笑印度人愚昧、自夸中国人聪明，这是最肤浅的傲慢自大。中国人今天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毛泽东建国伊始就给中国带来了“发展工业技术的经验和能力”的大规模转移传授和工业化基础改造培训。印度没这样的经历，第三世界国家都没有这样的经历，只有中国有，因此二十世纪只有中国成功地从农耕古国迈入工业化国家之门。没有这样的经历，今日的中国工业水平决不会比印度或其它第三世界国家更高明。中国今天之所以能变成工业制成品出口大国，之所以能靠出口加工挣那么多外汇，仗的全是毛泽东留下的底子——破除“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的传统陋习、树立“从上到下都自觉按原则规定办事”的风气、按现代化发展的长远需要、全局需要，“全国一盘棋”，扎扎实实地搞政权制度建设和经济、国防、科学、文化建设、“一边倒”和“抗美援朝”带来的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发展工业技术的经验和能力”的大规模转移传授……没有这一系列脱胎换骨的转变，今天中国想靠出口给别人打工也没人要——你的工业加工水平不会比印度、非洲或拉美强到哪里去，至于接二连三推出让人另眼相看的高科技新武器新装备更是想都别想。那些毫无基本的科学训练、毫无理工常识、对工业化社会的运行规律一无所知、高高在上毫无实践经验却自以为是大叫大嚷“文科专家治国”的“经济学家”、“法律专家”们永远看不到、想不到、理解不了也不肯承认这个历史事实：是毛泽东带领中国迈过了最难的一道坎，进入了工业化社会大门。因此他们虽然恬不知耻用“中国今天外汇储备世界第X”来嘲笑贬低毛泽东时代，却解释不了为什么同是第三世界国家、历史上同是古老的农耕社会，中国有能力当“世界加工厂”而其他国家不能。　　

　 　

当年“发展工业技术的经验和能力”的大规模转移传授都发生在国营企业，中国工业的脊梁骨——研发精华、加工精华、技术精华、管理精华等等都集中在国营企业。虽然如今“国营企业”被弄成了“国有企业”，但元气还在，底子还在，还没彻底伤筋动骨，还能支起中国工业的一片天——在这种情况下外资企业撤不撤没太大关系，你走了中国人自己也玩得转。一旦“国有企业”也被搞垮，中国的工业脊梁骨就彻底垮了，研发精华、加工精华、技术精华、管理精华等等就全完了，外资企业一撤中国人自己什么也玩不转，非趴下不可。因此要消灭中国工业的生命力就必须彻底消灭中国工业自主发展的能力，就必须彻底消灭国有企业。“普世精英”拼命叫嚣取消国有企业，说明他们眼光很准，手段很刁，专拣要害下刀子。　　

　 　

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通过公有制解决了“抗教性”这一千古难题，真正发动起群众克服了“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则”的陋习，终于使中国翻过了古老的农耕社会迈入工业化现代社会最难翻的一道坎——在帝国主义主宰世界的条件下，中国象西方资本主义那样靠私有制实迈入工业化社会门坎的道路已被堵死，出路只能是公有制。所以毛泽东1949年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如此论断：“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惟一的道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 　　

　 　

这一切还证明：中国任何改革者只要有私产，就不能让老百姓相信你不是在借改革之名行谋私之实，就不能让老百姓不怀疑你的一切不过是个假公济私愚弄百姓的圈套，就不能获得老百姓的支持和拥护。只有没有任何私产的政党才能取信于民，才能让老百姓相信你不是骗子，才能真心拥护你，你挽救中国变革社会的目标才有实现的可能。私有制鼓吹人人发财，结果少数人发财多数人贫困。公有制不准少数人发财，结果全民富裕——不发是发，发是不发，不富是富，富是不富。 　　

　 　

从这个角度讲，对“无产阶级最革命”这句话应该重新理解。不应该再简单地机械地理解为“出身无产阶级才最革命”，而应该理解为“只有自觉处于没有任何私产的无产阶级状态才最革命”——“无产阶级”指的不是出身，而是状态。从主观上讲，只要保留私产就不可能真心革命；从客观上讲，只要保留私产老百姓就不可能真心相信你所做的一切不是为谋私，就不会真心跟你走。整个政党只有部分人认同“没有私产”、“不谋私利”不算数，必须从上到下都认同“没有私产”、“不谋私利”才算数——没有这样的全党一致，光自己洁身自好没什么用，也不可能持久：处于底层的会被排斥被孤立，处于高层的会被架空被出卖（如冯玉祥）。即便能保住权位，也无法阻止底下谋私的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把你的主张搞走样，对老百姓来说仍然是在谋私。　　

　 　

    把“无产阶级最革命”解释为“出身无产阶级才最革命”是一种歪曲，它一方面盲目地排斥了出身非无产阶级的人，另一方面盲目地肯定了出身无产阶级的人，并不符合历史事实——许多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导师都不是无产阶级出身，许多出身无产阶级的人则变成了叛徒。正确的理解应该是：不管原来无产还是有产，要革命就得先放弃私产主动使自己处于无产状态；不管原来无产还是有产，只要放弃私产主动处于无产状态就可以成为革命家。放弃私产当无产阶级闹革命很不容易，能做到的人不多。但一旦做到了，那就是真正的为了理想和信仰，革命意志就不是一般的坚强，最不容易被名利金钱所诱惑——比如周恩来。不止一个出身阔少的共产党老干部这样表示过对捞钱的嗤之以鼻：“我要是为捞钱就不干共产党了。干国民党有的是钱可捞，干共产党连工资都没有，天天准备掉脑袋还被骂成‘共产公妻’的‘TG’。要捞钱何必到共产党这里来？”另一方面，放弃私产当无产阶级闹革命是很不容易、很难下的决心，无私产可放弃的人当然就没有这么艰难的抉择，比有私产关的人更容易下决心参加革命——所以说“无产阶级最革命”。但“无私产可放弃”虽然使人容易下决心参加革命，却也使人无法象主动放弃私产当无产阶级闹革命的人那样，从一开始就已经自觉过了“金钱关”——世间事物就是这样充满了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