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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0年代力图追求“有血有肉”的人的过程中,有一个作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作家就是张贤亮。他的《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小说,尤其是《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作用意义重大,所谓意义重大,就是它是迄今为止中国最重要的“物化”小说。
所谓“物化”小说,核心就是说人是“物”。所谓物,就是一半是“物质”,一半是“动物”——总之“不是人”。《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这部小说,是对1980年代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彻底颠覆和否定(当然也可以说是背叛),因为它把“人道主义”,改成了“物道主义”。这种“物道主义”的基本逻辑是:人一开始与物质没有区别,人就是物质;使得人区别于木头的,不过是它被赋予了“感觉”,而这种感觉从根本上说,说穿了就是“受虐”——即它会“感到疼”,就这一点与木头不同。进一步,对人来说,重要的可能是被赋予“意义”,而对于物来说,重要的则是被赋予“感觉”。
这么说来,“感到疼”的受虐感,是“物”的第一次觉醒,于是,它就由一般的物“上升”为“动物”,因为动物不但能“感到疼”,而且动物感到疼之后马上就会去反咬它一口,让其他的物也感到疼,即动物可以根据其“本能”实施报复,美其名曰:能够赋予其他的物以“感觉”——而这就是“施虐”。所以,与“人道主义”的世界不同,这个“物道主义”世界的辩证法就是“受虐与施虐”之间的循环。
在这个“物道主义”的世界里,“我思故我在”就变成了“我感觉固我存在”。在“物道主义”的世界里,“意义”是不存在的,感觉才是永恒的,“快感”才是永恒的,什么都不如快感。这就是《滚滚红尘》片尾的那首歌高喊的:“终生的所有,也不惜获取刹那阴阳的交流。”而对中国当代文学来说,这个源头就在张贤亮。在他之前,中国作家还不太直接公开谈论肉和欲望,从张贤亮开始,中国小说里就横陈着裸露的身体,作家基本上就全部改行写性了。1980年代的“人道主义”就被“物道主义”所替代了。
讽刺性的是,作者在写《绿化树》的时候,据说是对照着黑格尔和马克思经典的“人道主义”作品来进行写作的,而到了《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他仿佛终于读通了“人道主义”,并且把“人道主义”读成了“物道主义”。这个小说依然重复着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主体,只不过一举把这个主题改写成了精英知识分子“搞”工农妇女的故事。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这部小说另一个重要价值在于,它代表着、浓缩着1980年代“新启蒙思潮”对于欧洲“人道主义”遗产的独特解读。“新启蒙”思潮在理论上是以王元化为代表的,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则是对这种新启蒙理论的最为天才的文学表达和展开。
这个小说中的主人公,一个右派知识分子,是个监狱里的“劳动模范”——劳改犯,他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很爱劳动,他的爱劳动不是被强迫的,而是从哲学上获得动力,是有“哲学理由”的,那就是:他要通过劳动证明自己是“人”。因为黑格尔说:劳动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人类劳动都是精神性的,造奥运会的鸟巢是劳动,而工蜂造蜂窝就不是劳动,因为鸟巢是按照蓝图造的,蓝图是人脑和精神的产物,而蜂窝盖得再精美绝伦,它也不是精神的造物。这个小说描写主人公章永磷就是在“精神层面上”理解劳动的,所以他比其他任何劳改犯都爱好劳动。
但是,有一天他在苇塘休息的时候,突然发现一个裸体的女人,这个女人就是黄香久。如果是其他劳改犯人看到之后也许一下子就扑过去了,但是他作为黑格尔主义者,那个时候就开始了灵与肉的冲突——“我毕竟是一个精神的人,不能接受肉体的诱惑”啊!随后,他在劳改农场结婚,娶了黄香久,但是,在新婚之夜,他却发现自己陷入了性无能。
哲学家章永磷为什么会是性无能?这里我们就用得上“新启蒙”对于黑格尔的解读了:根据这样的解读,所谓精神的人,还不是“理性的人”,而是“知性”的人。所谓知性的人,就是片面的、概念化的人,因为一方面,他没有“与社会发生联系”,没有“在社会中获得肯定”,另一方面,他还没有找到“感性地呈现自己的形式”,不能“通过感性来肯定自己”。或者说,当这精神的人还不能“社会地表现自己”和“感性地呈现自己”的时候,他就还是知性的人,不是完成的人,不是“理性”的人,更不是“大写的人”。
于是,小说先是安排了一场让性无能的“知性人”——哲学家章永磷“社会地表现自己”的盛大仪式:在一次抗洪过程当中,所有人都目睹了章永磷的壮举:当洪水要淹没一切、堤坝要决口的时候,这个劳动模范——即劳改犯,奋不顾身跳到大堤中,解救了大家,成为被人们刮目相看,乃至众星捧月的英雄。
随后,作者马上就迫不及待地安排他去“感性地呈现自己”——原本丧失了性功能的章永磷,抗洪之后,在“社会地实现了自己”之后,就立刻恢复了性功能——他在黄香久这个“感性对象”对他“性能力”强大无比的肯定上,一下子就“感性地呈现了自我”。
于是,在张贤亮那里,什么是“社会地实现自我”呢?就是万众瞩目、众星捧月,无论是《绿化树》的“踏上红地毯”,还是这里的抗洪,要的就是这万众瞩目的效果。而怎样找到“感性地呈现自我”的方式呢?好像就是“性功能”强大。这种被戏称为是“白天开会晚上泡妞”的“大写的人”实现自我的方式,确实是对“新启蒙”哲学最搞笑、最粗鄙,但毋庸置疑也是最形象深刻的注释。它体现的是什么逻辑呢?就是知性—社会—感性—理性的新启蒙逻辑,是新启蒙对于黑格尔的最严谨、最高雅,但毋庸置疑——也是最抽象最晦涩的理论解读的“大话西游”版。在这个意义上,正是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完成了新启蒙哲学,推广了它,但是,也终结了它的神圣光环。尤其是,当它直言不讳地暴露了:这个哲学、这样的“理性”、这样的“大写的人”,始终要以自然、女性、劳动者为对象、为手段才能得以完成之时,就更是如此。在新启蒙版的“人道主义”终结的地方,一个新自由主义的、“物化”的、“物道主义”的逻辑就这样浮出历史地表。
在这个“物道主义”的逻辑里面,劳动是“自虐”,是通过“痛的快感”意识到自己“活着”,而这种痛感随之变成本能的报复,“性爱”从而成为在女性身上“施虐”,章永磷仿佛不自觉地接受了这个逻辑,进一步,“痛的记忆”使得一个掌握先进生存技巧的“精英”去毫不留情地虐待我们的劳动者。——这一点,我们看看张贤亮后来的小说就知道了。
这个小说是当代文学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作品,还因为它把整个1980年代以来对现代历史的反省,推向一组特殊的语码:什么“革命反革命”、“现代反现代”、“压迫反压迫”——那都不过是政治世界的故事,是不彻底的“人道主义”世界的故事,而彻底的“人道主义”无非是“物道主义”,因而无非是一个欲望的故事,历史是一个由“自虐”到“施虐”的过程。正是由他的这么一个故事开始,我们1980年代的文学走向一个“动物凶猛”的世界,小说家们开始从这样的角度重新叙述中国历史。
这个就是1980年代以来所产生的问题,以至于有海外学者“再解读”“红色经典”,把《红岩》解读成是一部“虐恋”(SM)的故事。就是说江姐她就喜欢挨打,越打她越快乐,越打越能证明自己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人”。真是用心何其毒也,把我们整个中国社会革命,几代人为了我们这个国家、为了老百姓的流血牺牲改写了,变成床上男人与女人的搏斗,把几代人神圣的革命就这样子“改写”为虐恋的故事,还号称女权主义。由1980年代的文学来到现在,这种“自虐”与“施虐”的叙事导致了如下现象:我们现在打开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一看,到处横陈着裸露的肉体,背后是一个欲望的时代,因此也就必然产生《色·戒》这样的电影。
《色·戒》与其说是改写了张爱玲,不如说是炒了王安忆二十年前的冷饭。王安忆在1990年代初期有著名的“三恋”。她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的创作也把“快感”作为人生和文学写作的最主要目标。李泽厚、刘再复那时候想到的只是美感,到了王安忆的小说,1988年的《岗上的世纪》、《米尼》,小说人物生活所追求的就是纯粹的快感。《岗上的世纪》描写的是女知青李小琴,她在插队的时候想返城,找到了党支部书记杨绪国,这个人身体强健,性欲旺盛。李小琴为了拿到一纸返城证明,就去勾引杨绪国,本来只是勾引,但是她在勾引的时候却发现了、产生了极大的快感,于是他们俩就抛弃了一切社会的、政治的、道德的身份,在岗上快感了五天。五天之后,他们出来一看,满天是星星,世界都变了,“变天了”!这是什么?这就是《色·戒》嘛!这个小说是1988年写的,《色·戒》不是什么新东西,没什么新玩意,都是二十年前就淘汰了的旧观念。人家王安忆早就进步了,早超越那个阶段了。
王安忆还有一个重要的小说是《米尼》,说有个上海的小知青女娃娃叫米尼,在返乡的路上遇到一个小伙子叫阿康,俩人一来二去爱上了,但是米尼发现阿康是个贼,但他并不是因为贫穷而偷窃,而只是喜欢“偷的感觉”,就像喜欢“纯文学”一样,阿康是个“纯贼”。王安忆发现:贼偷东西也是一种快感,极大的快感,所以说阿康是“纯贼”。为偷而偷,为文学而文学。之后不久,这个贼就进去了,进去了之前米尼给他生了一个小贼,——而这孩子三岁就知道偷东西。这个小说写的是什么呢?写快感,偷也是一种快感。一刹那的快感,遏止不住地要去偷。所以1980年代的文学走到后来,必然要产生《色·戒》。《色·戒》不是由于李安天才,他凭空想出来的,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主体从道德的政治的主体转变为欲望的主体的必然产物。市场经济剧烈转化过程中,需要给大家制造欲望、幻象,没有欲望、幻象,谁来消费呢?
回顾历史,我们不仅仅是“描述”主体转换这个过程,而是要“看穿”这个过程。然而,看穿它就完了吗?没有完。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批判地继承1980年代以来人道主义的思想,把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相结合,不断地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实践中,在为全中国大多数人民服务中改造自我,力争做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现代人”。另外一条路,就是从新启蒙对人道主义的歪曲一路下滑,走新自由主义的“物道主义”的路。当代青年无非面临着这两种选择,时代迫使你们必须选择其一。我们1980年代以来也有两种思潮,一种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为发端的人道主义,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思想传统,一个是以新自由主义为归宿的“物道主义”,是从来不作自我批评的学风。前者是主流,后者是支流;前者是积极的,后者是消极的;前者前途远大,后者从根本上说是没有出路的。
韩毓海,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锁链上的花环》、《知识的战术研究:当代社会关键词》、《五百年来谁著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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