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资本向全球泛滥的民主才是真正的专制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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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拉沃热·齐泽克

按；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大学社会学和哲学高级研究员，拉康传统最重要的继承人，他长期致力于沟通拉康精神分析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将精神分析、主体性、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熔于一炉，形成了极为独特的学术思想和政治立场，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为耀眼的国际学术明星之一，被一些学者称为黑格尔式的思想家。

在一场激进的革命中，人们不仅“实现他们旧的(解放等)梦想”；而且，他们还必须重新创造梦想的模式。毛泽东所清醒地掌控着的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正在于此：正如同一时期马尔库塞所说的那样，自由(逃离了旧的意识形态的限制，逃离了旧的处于主导地位的梦想模式)是解放的条件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为了实现我们的梦想只改变了现实，而不去改变这些梦想本身，我们迟早会退回到从前的现实。

正是这种对发生在革命之后“第二天早晨”所发生事情的参照，使得我们能将自由主义的情绪上的爆发和真正的革命剧变区分开来：前者的爆发在不得不进行社会重建的乏味工作时丧失了其能量，变得毫无生气。相反，回顾一下就在失败之前雅各宾派的巨大创造力，他们关于新的公民信仰、关于如何维护旧势力尊严等等问题的大量提案。

20 世纪20 年代早期苏联人阅读关于日常生活报告的兴趣也在于此，充满了为平凡的生活方式制定新规则的无限热情：新社会中要有什么样的婚姻?新的法庭制度是什么?该如何庆祝生日?举办什么样的葬礼?文化大革命就是在这里遭到了失败。很容易注意到一个具有讽刺意义的事实，坚决反对否定性行为概念的巴迪乌，把毛主义的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意义恰恰落到了它否定性的姿态上，它标志着“作为革命政治活动中心产物的政党一国家”的终结。正是在这里他应当保持前后一致，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事件地位：它远不是一个事件，它是巴迪乌所喜欢称之为“病态的死亡冲动”的最佳体现。毁掉旧纪念碑并不是对过去的真正的否定，反而是一种无能的行为，见证了试图摆脱过去的行动的失败。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文化大革命的最终结果是今天中国史无前例的资本主义的繁荣发展，这一事实也算是一种因果报应。就是说，随着资本主义的全面展开，尤其是今天的“晚期资本主义”，随着它频繁地自我革命化，随着它的逆转、危机和重新创造，“日常”的生活本身在某种程度上“狂欢化”了。

布莱恩·马苏米阐述了这一逻辑：“越是不同，甚至毫无规律，越好。常态开始动摇。常规开始松动。这种常态的松动是资本主义活力的一部分。它不是一种简单的解放。它是资本主义自身的动力形式。界定一切的不再是规训的制度性力量，而是资本主义产生多样性的能力，因为市场变得饱和了。生产出多样性，你才能生产出细分的市场。最古怪的情感倾向也没关系，只要他们给钱。资本主义开始使情感强化或多样化，但只是为了榨取剩余价值。资本主义剩余价值创造的逻辑已开始占据政治生态学领域。这是非常令人头疼和困惑的，因为在我看来，在资本主义活力和抵制资本主义的力量之间出现了某种的合流。”

因此，抛开所有廉价的嘲弄和浅薄的类比，在毛泽东永恒的自我革命、反对国家机构僵化的永恒斗争和资本主义的内在活力之间有着复杂的结构相似性。这里我们忍不住要去引用一下布莱希特的话：“抢银行和开一家新银行有什么可比之处吗?”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暴力的、毁灭性的爆发和真正的文化革命——资本主义再生产所必需的所有生命形式的永远消失，有什么可比之处吗?今天全球资本主义的统治才是真正的专制暴政。这种资本主义对革命力量的挪用并不是没有喜剧性的一面。为了将针对巴勒斯坦人的以色列防御力量的都市战争概念化，以色列国防部(IDF)的军事学院系统地参考了德勒兹和加塔利的理论，特别是其著作《千面高原》，用它作为“操作理论”，所使用的时髦词汇有“无形竞争实体”、“不规则移动”、“速度对节奏”、“瓦哈比战争机器”、“后现代无政府主义者”、“移动的恐怖分子”等。他们所依赖的主要的差异之一是“平滑”和“有条纹”的空间之间的差异，它反映出了“战争机器”和“国家机构”的组织观念。现在当IDF 想要指代在某个好像没有边界的空间上展开的行动时，经常使用“平整空间”这一术语。巴勒斯坦地区被视为“有条纹的”，因为它们被篱笆、高墙、沟渠、路障等等封闭了起来。

IDF 在2002 年4 月对纳布卢斯(Nablus)市实施的袭击被其指挥官称为“反向几何”行动，他解释为“通过一系列微观战术活动重组城市系统”。在战斗中，士兵们在城市中穿梭，穿过数百米的地面隧道，这些隧道是在密集的城市建筑中开凿的。尽管数千名士兵和巴勒斯坦游击队同时在城市中穿梭，他们“渗透”到了城市建筑之中，以致于从空中几乎看不见有人。此外，他们没有使用城市的街巷、道路、院落或是门、楼梯和窗户，而是横向穿越墙壁，纵向地穿过天花板和地板。这种形式的移动，军事上叫作“侵扰”，旨在突破内外的分野，把民居变成大道。IDF的“穿墙而过”战略所涉及的观念是城市不只是场所同时也是战争的媒介：“一种灵活的、几乎透明的介质，永远是难以预料的和处于流动状态的。”

从这些描述中我们明白了什么?当然不是愚蠢地指控德勒兹和加塔利是军事殖民的理论家，而是说他们所论述的观念机器，远不仅是“颠覆性的”，它同时也符合当代资本主义的(军事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政治的)运行模式。那么，我们是要通过革命建立一种秩序，其原理就是频繁的自我革命吗?这也许就是今天的问题所在，这就是我们应当重复毛泽东的原因，重新把他的理念传递给数以亿计的被践踏的默默无闻的劳苦大众，他简单而打动人心的充满勇气的信念：“大没有什么好怕的。大将被小推翻。小将会变大。”同样充满勇气的信念体现在毛泽东著名的谈论新的核武器的世界大战的立场上。“我们是坚持和平反对战争的。但是，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发动战争，我们也不要害怕。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同对待一切‘乱子’的态度一样，第一条，反对；第二条，不怕。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一共九亿人口。如果帝国主义者一定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断定，

其结果必定又要有多少亿人口转到社会主义方面，帝国主义剩下的地盘就不多了。”这种态度的另一面是如下的基本信息：“我们无所畏惧。”这难道不是对待战争惟一正确的态度吗?_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