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大跃进的教训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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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58 年发动的 大跃进 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来看“跃进”这个词怎么解释。所谓“跃进”是指“跳跃式前进”或“快速前进”的意思。 “大跃进”就是比平时速度更快地推进。这首先是 军事 上的术语，即跳跃式前进，并与常规的逐城逐地推进相区别。大跃进战略如果运用妥当的话，可以大大加快前进的速度，推动 战争 迅速取得胜利，但是肯定要冒一定的风险。
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资料看，当时在 “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多快好省 地建设 社会主义 ” 总路线方针鼓舞下， 中国 境内同时铺开了三条战线，第一条战线就是大家众所周知的“工农业生产战线”，其中主要是农业战线与钢铁战线。第二条战线就是石油开采方面的“川中会战”，（这在 电视剧 《奠基者》中有描述）。第三条战线就是由聂荣臻领导的，以钱学森为代表的众多爱国科学家共同参加的“两弹一星”攻坚战线。这在电视剧《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中有具体的描述。这三条战线的指战员均受大跃进 “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多快好省 地建设 社会主义 ” 总路线方针鼓舞，都是以高昂的精神斗志参加大跃进运动的。但是由于处置不同，结果也就不同，第一条战线失败了，导致了后来三年的自然灾害，成为别人攻击的对象。第二条战线当时也失败了，但是它的组织者石油部长余秋里不甘心，不放弃，及时总结经验，随后又转战松辽平原，组织了著名的大庆石油大会战，一举成功，扔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好转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且大会战组织本身 ----- 大庆油田也成为中国工业企业管理的典型，全国学习的榜样。第三条战线，由周恩来、聂荣臻亲自领导，一开始就按科学规律办事，做到了革命干劲与科学态度的有机结合，虽然途中也经历了许多曲折，但是毕竟成功。造就了中国称雄于世的尖端国防工业。
这三者都是 1958 年大跃进时期上马，并且均受大跃进精神影响的大工程。其结果两个成功，一个失败。如果单说工农业战线方面追求高指标，瞎指挥、 浮夸风 和 共产风 ，就是大跃进造成的罪果的话，显然是片面的。因为还有石油会战与两弹一星，同样都是总路线大跃进的产物。后者成功而前者不成功，不能说明大跃进本身有错误。而只能说前者在组织实施过程中，在指导思想与工作方法上有错误。我们对大跃进的认识，就应当从三者对比中进行比较分析，去真正认识 1958 年发动的“大跃进”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
二、大跃进批判的经验教训是什么
当时中国 共产党 制定通过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多快好省 地建设 社会主义 ”总路线方针有错误吗？难道说人民群众尽快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并把我们的 国家 建设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共同愿望是错的吗？这就涉及到大家的革命干劲问题了。我们在电视政论片《旗帜》中看到，在十三陵水库工地上，我们的人民群众表现出冲天的干劲，洋溢出极大的工作热情，有些解放军战士开展劳动竞赛，一个人挑几个箩筐的土，一路小跑，其奉献精神难道不值得今天的人学习吗？难道非要象今天的人这样，干什么都讨价还价，不付钱不干活，只求索取不求奉献，没有责任精神才是正常表现吗？大跃进中所表现出的高涨的劳动热情，无论在全民办社的过程中，在大炼钢铁的工地上，在石油会战的战场上，还是科学家计算原子弹爆炸原理公式的办公室里处处表现出来，都受总路线精神的鼓舞。
最为典型的是大庆石油会战期间，铁人王进喜的表现。当时，他提出一个著名的口号，叫做：“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不但这样说，而且他亲身做出了表率：在搬运钻机时，由于缺乏起重设备，他和他的战友们硬是靠着钢管绳索，将设备从火车上却下来了，搬到了汽车上运到了工地。他的这种做法，代表了那个时代中国人的通用做法。因为在各种条件均不具备的情况下，要快速做好它，不想办法是不行的。可以说大庆会战就是 1958 年大跃进精神的产物。中国之所以能在 1960 年至 1964 年短短的几年里建成大庆这个世界级的大油田，为中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好转做出巨大贡献，与大庆这种“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创业精神有很大关系。
相应地， 1958 年上马的两弹一星工程，当时也面临着上马与下马的问题。因为在 1960 年国民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要支撑两弹一星这样一个高度消耗资金与资源的产业，在没有任何外援条件下做好它，也是非常困难的。当时在北戴河会议上也曾进行激烈的讨论，通过讨论，最后决定坚持上马。在当时那种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如果不是科学家强烈的爱国热情与冲天干劲，要完成那项艰巨的任务，也是不可能的。
今天，人们在评论 “ 大跃进 ” 运动时，总是强调大跃进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追求大规模，提出了名目繁多的全党全民 “ 大办 ” 、 “ 特办 ” 的 口号 ，突出高指标并将此与瞎指挥、浮夸风挂起钩来，并认为从 1958 年 “ 大跃进 ” 开始的三年 “ 左 ” 倾冒进导致了 国民经济 比例的大失调，并造成严重的经济困难。一再突出它灾难性一面。在人们的印象中，好象高指标、大规模、多快好省都是大跃进的错。而这些指责与批判有意无意都与人们的劳动热情、创造精神联系起来，好像是高指标、高速度造成了饿死人的灾难，成为一种罪过。因此，这样批判直接打击了群众的劳动热情，创造精神，特别是长达三十年来有意无意的鞭挞，使得群众的劳动热情降到了冰点。
现在我们再来看当时的评价，高指标，大规模，多快好省有错误吗？大庆石油会战也是高指标、大规模，为什么没有失败？原因就在于铁人王进喜所说的那句话：“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有条件要上”，指的是制定高指标，高要求，而“创造条件也要上”指的是科学态度。也就是先创造条件，再大干快上。如果把王进喜的话简化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那就变成违背客观规律的盲目蛮干了。有人把大跃进的错误归结于“没有条件也要上”，而没有看到“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最后将原因归结于高指标，大规模，归结于 毛泽东 与左倾错误，这就比毛泽东当年在庐山上开神仙会的做法差远了，结果漏去了真正的原因，而直接打击了群众的创业热情。
这种批判到现在，已经产生了积极的效果。这种效果在 20 年后的小岗村人身上得到了体现，十八个在集体合作劳动时期不愿出工出力的人，在私分土地方面却表现出罕见的积极性，立即打了红手印，并以此捞取以后的政治资本。即使在包产到户期间，他们也并不真正的出工出力，而以红手印为资本，向上面要拔款要救济，成为只要索取不求奉献的典型。即使到今天，在我们周围，那种只求索取不求奉献的人有多少，指指动动不指不动的人有多少，消极怠工的人有多少？强调困难不求进取的人又有多少？我们的事业在这种心态下能够推进多少？难道这不是有意无意鞭挞大跃进，直接打击人民群众的创业精神、劳动热情有直接的关系吗？
当然不是说大跃进是完全正确的。大跃进的沉痛教训就在于我们无论办什么事都必须尊重客观规律，根据客观规律办事。就象王进喜所说的那样， “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千万不能简化为 “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需要具有启码的科学态度。大跃进中所表现出的高指标、高产量、高速度都是脱离现实条件允许，脱离实事求是的办事原则有关系。说头脑发热也可，说瞎指挥也可，但是问题在于找出问题的根源，纠正问题，重新回到科学做事的轨道上来。这在石油大会战期间都有所表现。而这种纠正是以不伤害群众的劳动热情、创业精神，奉献精神为前提的。即使批判也要掌握个度，而不能纠枉过正。
对于这个问题，其实毛泽东掌握得最为恰当。在当时的庐山会议上，会议前期就是纠正大跃进运动中出现的偏差。这种偏差也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高指标、高产量、不尊重客观规律、穷过度等经济工作中不正常的问题。目的也就在于引导人们认识客观规律，认识工作中的错误，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回到尊重科学，尊重规律的正确轨道上来。同时小心地保护人们的工作热情与奉献精神。所以会开得相当“神仙”。当中途杀出个程咬金，彭德怀上万言书时，问题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因为彭的上书，使得纠偏问题复杂化，随着事件的发展，引向了追究责任的问题。这就涉及到保护人们的劳动热情问题。因为一旦涉及追究大跃进中领导的责任，那么上至中央经济主管负责人、下至公社主任，包括省长、专员、县长都不能避免。这样打击一大片，不但大大打击了人们的劳动热情，而且还可能有从根本上否定总路线，这是毛泽东所不愿看到的。正因为如此，毛泽东采取了打压彭德怀，保护一大批各级领导的做法，使得他们免于责任追究，从而保护了他们的工作热情。
这种做法，在 60 年代的独立自主创业时期，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大庆石油会战期间，建设者们正是保持着这种高昂的工作热情，同时不断纠正自已的错误，不但开发出大庆油田这个世界级大油田来，而且还独创了一种企业管理方法，形成了以“三老四严”为主要内容的企业文化，两弹一星的探索者们正是保持着这种高昂的工作热情，曲径通幽，不断前进，突破了核爆炸这个世界级难题，不但成功地放了核弹这个大炮仗，建起了中国的核保伞，而且带动了中国高精尖新产业的发展，形成了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整个毛泽东时代，中国人都保持着高昂的劳动热情与创造精神，与毛泽东擅于保护人们的劳动热情有很大关系。
相反，在 改革开放 时期，由于资改派们对大跃进作了不适当的批判，将查找大跃进工作方法的错误片面扩大到对人们工作热情的否定，并将纠正正常工作中的失误这样的“对事”上升为追究毛泽东等人左倾错误责任的“对人”，使得大跃进批判偏离了原来的预定航线，不再是总结经验的反思活动，而不断演变为清算毛泽东“左倾错误”的情绪发泄与人身攻击。
这种错误首先打击了人们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已经不是人们的首选，而讨价还价则成为人们的必然选择。由于大跃进批判集中火力于高指标，盲目冒进，而将背违客观规律这一条根本原因漏过去了，导致我们的干部并没有真正接受大跃进的错误，在以后有工作中屡次重犯大跃进的错误而得不到修正：如煤矿生产的“三超”，严重超能力生产，导致事故灾害频发，便是大跃进中高指标的再现，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乡镇干部不加实际调查就大力强调农民种这种那，造成了农民严重的经济损失，便是大跃进中瞎指挥的具体体现，在工程建设中盲目强调速度而不重质量，导致豆腐渣工程大量出现，便是大跃进中盲目冒进的具体体现，而假文凭、假学历的过度泛滥，文化水平的人为拔高，便是大跃进中造假与放卫星工程的翻版。总之，大跃进中出现的那些假大空做法，不但没有因大跃进的批判而有所收敛，反而因利益的催动而逾演逾烈。旧的毛病没有改进，又加上了不思进取这样的新毛病，这便是大跃进批判所带来的沉重教训之一。
三、超英赶美与洋奴哲学
“超英赶美”与“洋奴哲学”这两个词我们都很熟悉。先说“超英赶美”。 “超英赶美”出现在大跃进时期，是中国人在总路线方针鼓舞下，大干快上，奋发图强，力图在很短的 时间 内超上英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并追赶 美国 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决心与壮志。因为中国经济底子薄，要想在短时间内超英赶美，必须加快建设速度，超常规发展势所难免。只到现在，我们不是还提倡赶超战略，不是提倡超常规发展吗？只是赶谁超谁已经不太清楚。当时也许由于中国人超英赶美的心太迫切，竟然制定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违反客观规律，盲目冒进，导致了中国经济建设的大失败。正因为这样，到现在“超英赶美”已经成为盲目冒进的代名词，成为人们嘲笑大跃进的笑料。人们说起“超英赶美”就象说“夜郎自大”或者“井底之蛙”一样，成为一种贬义词。
尽管说大跃进失败了，但是当时“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种藐视英美，力争上游的总路线方针还是充分调动了人们的主观能动性，使得人们有胆量、有勇气、有决心与当时的 资本主义 强国英美比一比，拚一拚的自信心则是充分调动起来了。正是在一种自信心的推动下，由聂荣臻挂帅，众多的海归科学家所组成的“两弹一星”坚攻队伍踏上了征途。他们藐视英美，义无返顾，他们充满自信，不是面有难色。正是他们在一穷二白，没有多少有价值的技术资料可供参考，并且发达国家还在不断进行技术封锁的情况下，硬是靠着这种攻关精神，通过艰辛的探索，经历了种种失败与挫折，将赫鲁晓夫谕言中国不可能完成的核研究与核试验完成，攻下了这座世界级的技术难题。
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两弹一星研究，确实在某些方面实现了超英赶美，即从核装置爆炸到原子弹的武器化，从原子弹的爆炸，到氢弹的爆炸，其所花费的时间，大大超过了英国与美国。有资料显示，从首次原子弹爆炸到氢弹爆炸，美国用了 7 年零 4 个月；苏联用了 4 年；法国用了 8 年零 6 个月；英国用了 4 年零 7 个月；中国用了不到 3 年， 2 年零 8 个月。在这一方面，的确实现了大跃进“超英赶美”的目标。而且还是世界公认的核试验高科技领域。
中国 “超英赶美”精神的体现，重点集中在 1964 年原子弹爆炸到 1970 年卫星上天这一段时期。那时，一方面是原子弹的快速武器化，从核装置爆炸到核航弹的试验成功，再到原子弹与导弹的结合，形成中国的战略导弹，其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了英美西方专家的预期，另一方面则是核研究的不断深入，从原子弹的核试验，到氢弹研究，从地下核试验，到核潜艇的下水，中国一路走来，其发展速度之快，同样大大超过了西方专家的预期。再者，在导弹方面，从引进仿制苏联导弹，到导弹国产化，从近程导弹到中程导弹，从生物试验可回收导弹，到人造卫星的上天，航天事业也是一路走来。这同样是超英赶美精神的具体体现。
从两弹一星的发展领域看，中国大跃进时期制定的“超英赶美”战略是成功的，而不是失败。作为一个建国时间短，发展底子薄的穷国，不可能在一切领域都能超英赶美，在某一个重点领域，选择主要突破方向，重点实施赶超战略，还是可行的。从 1960 年代中国两弹一星工程发展的结果，中国在国防尖端武器领域大阔步迈进的同时，还相应地带动起一批工业技术发展，从精密仪器仪表制造，到新材料研发，从火箭发动机到计算机开发，其技术水平大大提高，建立起了中国完整的自主研究与工业生产技术体系。众所周知，到 1978 年改革开放开始时，中国已经自主研发出大飞机，其技术水平已经与当时的英美飞机制造水平不相上下了。这便是超英赶美的具体体现。
我们说的“超英赶美”不是一种抽象的说法，它首先是一种发展战略，其次是一种奋斗精神。之所以说是一种发展战略，是因为这种发展战略建立在广大科学家严谨的工作作风，一丝不苟的把关精神，尊重客观规律，尊重试验与科学推理原则的科学态度基础上。从电视剧《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这部电视剧可以看到，单是为了探索原子弹的爆轰规律，邓稼先与他所领导的攻关团队就计算了九次都不曾得到结果。最后还是周光召帮忙，用反证法证明苏联专家留下的数据是错误的数据才彻底认清了原子弹的爆轰规律。另外一次，在吊车吊运原子弹部件时，只是吊车上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火花，邓稼先就果断地命令安装工程停下来，转向查找冒火花的原因。在隐患排查后才继续进行安装工程。这样的事情在当时的两弹研究领域经常发生，并且形成一种管理文化，一种工作精神。这种精神支撑了我们的高科技事业不断向前发展，也奠定了赶超战略得以实现的基础。
这种赶超战略，与当时 毛主席 所采取的管理体制有很大关系。在当时，参加两弹一星工程的科学家，相当大一部分是从海外归国的爱国科学家，特别是钱学森，对于这部分科学家，毛主席放手使用，用当时周总理的话说，就是“政治上关心，生活上照顾，安全上保护，业务上信任”，放手使用这批技术专家。大大激发了科学家们的积极性。在当时，甚至形成了这样的体系 : 一，以聂荣臻元帅为首，众多军队首长参加，形成了相互配合的管理团队，负责协调、服务与指挥试验工作，全力服务于科学家。二，以钱三强、钱学森等科学家为首，众多科学家参加，形成了技术攻关团队，主导了两弹一星的研发进程，形成技术业务上的主力，三，以基地建设为主体，由众多解放军战士参加的工程实施执行团队。负责工厂的建设，基地的建设，试验工程的准备，对技术队伍的生活服务等。围绕技术研究这个中心开展工作。“技术上学森同志说了算”，这是当时周总理留言下来的一句名言，说明当时的领导对于技术人员的信任 , 也说明了他们尊重科学，尊重规律。另一个印象是邓稼先等人开展技术攻关时所采用的技术民主与学术讨论做法，这种讨论与民主，增强了技术攻关的力量。
有人说，海归派是不可靠的，特别是现在的海归派，成为精英集团的主体成员，在思想上起着“普世价值”宣传导向的作用。而当时参加两弹一星攻坚的众多科学家，相当一部分人都有海外留学的经历，并且深受海外 资产阶级 思想影响，那时的他们怎么就没有成为“和平演变”的急先锋呢？特别是钱学森，终身捍卫毛泽东思想。从他们的经历可以看出，海归派是一股力量，就看谁来使用，被毛泽东思想教育，就可以构成中国的高科技术中坚力量，如果被走资派利用，就可以变成社会主义的颠覆力量。这也是教训之一。
赶英超美，还表现为一种奋斗精神。这种精神，就是赶超精神。这种精神，首先承认自已与别人有差距，并且能够认识这种差距，否则就谈不到赶超。这种精神还表现为不服输，认为自已有能力超越别人，表现为充满自信，在赶超过程中，能够体会到自已的优越性。这种精神，还表现在充满拚搏精神，就是无论遇上什么困难都不会回头，攻坚克难，开拓前进，直到达到目的。任何一个优秀民族，无论是美国民族，德国民族，日本民族，都倡导赶超精神，他们先后从其它民族那里引进新的知识、技术，通过消化吸收，最后超胜。实现了本民族的崛起。
我们对外开放的老祖宗，是明朝末年的徐启光，他是那时中国大力引进西方科学与技术的先行者。那时他就有句名言，叫做“欲求超胜，必先会通，欲求会通，必先翻译”。这就是说，我们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其最终目的就是会通与超胜。最后还是以我为主。
“以我为主”很重要，赶超的目的也在于以我为主，壮我强我。如果丢失了自我，丢失了自信心，其结果必然会滑向“洋奴哲学”。
什么是洋奴哲学？洋奴哲学就是什么都是外国的好，本国什么都是一团糟的一种思想意识与理论体系。简单些说，就是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洋奴哲学在建国以前就严重存在，在本国知识分子中间尤甚。特别是崇美病，崇英病，崇日病等患者特别多。因为患了这种病，什么都是外国的好，什么都向外国看齐，什么都以外国人为指挥棒，这就势所难免。在毛泽东时代，由于抗美援朝的胜利，由于中国人在原子弹、导弹方面的巨大成功，中国人的自信心大增，使得洋奴哲学有所打压。在文革时期，中国人特别批判洋奴意识。但是，在文革结束后，由于大跃进受到否定， “超英赶美”的提法受到嘲笑，于是中国人的自信心又受到打击，这样洋奴哲学就不受限制地抬头。再加上，改革开放后出生的那批人，从他们出生之日起，大跃进已经被当作一种错误与罪行被批判，中国以前的建设成就被说成是一团糟，而外国成就则被无限制夸大，于是新一代中国人就认为，中国人什么都不行，外国人什么都行，一切唯美是从，于是洋奴哲学就占据了主导地位。
现在我们再来谈论当初对大跃进的批判时，由超英赶美变成洋奴爬行，你不觉得操之过急了吗？
第四，究竟谁来承担大跃进失败的责任？
两弹一星研制是成功了，开发两弹一星的人都是成了大功臣。自然，有人出来承担责任，光照千秋。大庆油田也开发出来了，自然也有人出来承担责任。现在我们在就想，如果这些工作失败了，还会有人出来承担责任吗？比如说大跃进中“农村的穷过渡”，谁来承担责任？现在因为大跃进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成为众矢之敌，国内外敌人攻击得很，所以到目前，我们只知道毛泽东主动出来承担责任外，没有听到另外有谁承担这方面的责任。你没听到，只要一说起大跃进，都是毛泽东的错，是毛泽东等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就轻率地发动。当然，表述大跃进的人还是挺聪明的，用了“等人”一词，作为缓冲。事实上，明眼人一看就明白，“毛泽东等人”专指“毛泽东”。不过，人们还是有话要问，当时大跃进时，只有毛泽东一人在领导，其它人都休息去了吗？
你只要查一查当时的资料，就会发现，除了毛泽东外，还有其他人在负责经济工作，而且还在一线主持工作。再看看当时的报道以及资料，就会发现这样的报道：
1958 年 6 月 30 日，刘少奇在同《 北京 日报》编辑谈话时说： “ 共产主义 社会的基层组织，现在开始实验 ” （按：当时搞农业合作社小社并为大社，有的包括工、农、商、学、兵内容，但还没有 “ 人民公社 ” 的名称，刘少奇称之为 “ 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 ” －－笔者注）。 “ 恐怕不能像现在这样，种地的净种地，做工的净做工，现在就要搞工农商学兵。 ” 他还作了解释， “ 不能搞单打一，现在农业合作社已经开始办工厂、商店、银行、服务事业、洗衣房、食堂、学校，都归它。以后就在工厂、农村、学校发枪操练，工农商学兵都有了。他提出： ‘ 我看，三、四十年之后，可以到共产主义社会，你们看，要不要这么长？ ”
C
1958 年 7 月 5 日，刘少奇在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同工人谈话时说： “ 工厂要办食堂、托儿所、洗衣店，办学校、办农场，发点枪给大家操练。总之，工农商学兵全都自己干。 ” 又说： “ 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大有希望，不要几年就好了。现在苦干几年很有必要，不然过不了关，苦干几年就不那么落后了。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干劲这么大嘛！不计上下班，干完就算数，有这么股劲，我看七、八年就行。 ” 又说： “ 一是党的领导，一是大家努力，好好干，大有希望。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你们大家都可以看到共产主义。 ”
D
1958 年 7 月 19 日，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提出： “ 在并社时， ‘ 一乡一社 ’ 、 ‘ 政社合一 ’ 。 ” 他说： “ 一个乡一个社，将来是否叫社，农庄也包括不了，因为有工业、有学校、有商业、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结构，这是组织起来的公社，有工业、有农业、有学校，生老病死都在这里，这是共产主义公社。 ” （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出版社， 1993 年版， 119 、 120 、 175 、 176 页）
E
1958 年 7 月 14 日到 18 日，刘少奇到山东省寿张县视察，报道说： “ 少奇同志还非常关心共产主义生活方式萌芽的出现。他说，现在有的地方组织了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等等，使家务劳动社会化。 ” （ 1958 年 8 月 4 日《光明日报》） ，
1958 年 8 月 6 日，刘少奇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陈正人传达了刘少奇同志关于搞试点的指示，还把康有为的《大同书》送给一些人。（赵云山、赵本荣《徐水共产主义试点始末》《党史通讯》 1987 年第六期）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立即宣布 “ 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 ，成立公社，树木归集体，房屋也由公社统一分配，社员实行工资制，社员和干部大搞实验田，计划一亩山药产 120 万斤，一棵白菜 500 斤，小麦亩产 12 万斤，皮棉亩产 5000 千斤。这些将要发射的卫星庄稼，是在迈向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殿堂上空飘扬的鲜明耀眼的红旗，也只有人民公社才能竖起这样的红旗。试想想，一个二分地沼气山药堆就得花去成百个人工，成本更是不可计算，这除了几万人的人民公社，那一个普通农业社能够办得到！（康濯：《徐水人民公社颂》 1958 年 9 月 1 日《 人民日报 》）
G
1958 年 7 月 14 日到 18 日，刘少奇到山东寿张县视察，报道说：少奇同志在参观了台前社亩产将达 3 万至 5 万斤的玉米， 3 万至 5 万斤的谷子， 30 万斤地瓜和宏伟社亩产 15000 斤籽棉的丰产后，赞扬他们说： “ 你们压倒了科学家，他们没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个革命。 ” 这一讲话一传出，全国各地的实验田丰产田纷纷把原来亩产千几斤、几千斤的牌子换为几千斤、上万斤甚至十几万斤的牌子。假报导的丰产数也由亩产几千斤一跃报道亩产数几万斤，都顺着刘主席的爱好大胆地吹起来了。
可见，当时的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还有放卫星，都与刘少奇有很大关系。可是，没有听说他要对大跃进造成的灾难负责，在庐山会议上，等彭德怀上书直陈大跃进的错误时，这位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人没有主动站出来承担责任，等 1981 年党中央讨论建国以来的若干问题，定性大跃进问题时，也没有人主动站出来，说明放卫星、成立人民公社与刘少奇有关系。倒是毛泽东当时在七千人大会上主动承担了责任，认为造成大跃进这样大的问题，责任在自已身上。因为他是党中央的领导，是主要负责人，应当承担领导责任。这是我们看到的我们的党为大跃进公开承担责任的证据。
当然，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承担责任，主要目的还在于让下面工作的同志放下思想包袄，减轻压力，继续讨论大跃进工作中的失误，找出问题的根源，以便把将来的工作做得更好。这符合当时共产党员光明磊落的党性，因为当时共产党对其党员的要求，就是要求敢于承担责任，并负责把其工作失误纠正过来，使工作重新走上正确轨道。当时毛泽东承担责任的结果，就是果断地停止了大跃进中违背客观规律的做法，调整了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克服了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帮助国民经济很快走出困境。
只到现在，中国购买美债几千亿遭到严重损失，有人出来承担责任吗？中国社会腐败至此，天怒人怨，有人敢象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那样，公开承认错误吗？中国资源掏空，环境污染，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有人敢于为此承担责任吗？中国南海主权尽失，连越南与菲律宾都敢骑在中国头上拉屎，这丧权辱国的责任，有人出来承但责任吗？如果连承担责任这点勇气都没有，你怎么好意思批判人家敢于承担责任的毛泽东呢？你一个内忧外患，外国列强轮番欺负的局面能比人家朝气蓬勃，国际社会普遍敬仰的局面更好吗？更光彩吗？
事实上，当年毛泽东主动承担大跃进失败的责任，原因就在于，象大跃进这么影响深远的运动，只能是共产党的政党集体行为，是党中央集体决策、推动并实施的。这个责任，特别是领导责任只能由党来集体承担，因为毛泽东是党的领导人，因此代表党主动承担了这个责任。当后来人们再重新评价这个运动时，有谁能想得到这个运动还是一个政党的集体行为，想到这个责任应当由它的负责人来承担呢？可是当 1981 年重新评价这个运动时，毛泽东已经逝世，一个过世的 历史 老人还能为一个还继续存在的党承担领导责任吗？能领导这个党继续纠正大跃进的错误，并保持今后不再犯大跃进类似的错误吗？这些人没有想到，已经掌握领导权的第二代核心或者第三代核心应当代表党来承担这个责任吗？也许他们没能这样想，他们可能认为，有毛泽东一人来承担，也就够了，他们没有任何历史负担。他们不清楚，事实上一个过世的人不能为一个还有生命力的政党集体承担责任。因为这件事处理不当而产生的负面影响，不但严重影响了它的声誉，导、致它一再处于中外敌人的强烈攻击之下而有口莫辨，而且还使旧的错误得以沿续，即违背客观经济规律，追求高指标、盲目冒进，瞎指挥，浮夸风，造假等行为没有及时得到纠正，在以后的工作中大量存在，而且还产生了工作热情严重挫伤、洋奴哲学抬头，爬行主义盛行，推却责任风气当道的新问题。这些风气经过三十年的发窖，到现在演变成为严重的社会信任缺失，社会道德败坏的局面。导致后代的领导人左右为难，不知怎样应对才好。
这才是当代大跃进批判不当造成的严重后果。痛心啊！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来看“跃进”这个词怎么解释。所谓“跃进”是指“跳跃式前进”或“快速前进”的意思。 “大跃进”就是比平时速度更快地推进。这首先是 军事 上的术语，即跳跃式前进，并与常规的逐城逐地推进相区别。大跃进战略如果运用妥当的话，可以大大加快前进的速度，推动 战争 迅速取得胜利，但是肯定要冒一定的风险。
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资料看，当时在 “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多快好省 地建设 社会主义 ” 总路线方针鼓舞下， 中国 境内同时铺开了三条战线，第一条战线就是大家众所周知的“工农业生产战线”，其中主要是农业战线与钢铁战线。第二条战线就是石油开采方面的“川中会战”，（这在 电视剧 《奠基者》中有描述）。第三条战线就是由聂荣臻领导的，以钱学森为代表的众多爱国科学家共同参加的“两弹一星”攻坚战线。这在电视剧《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中有具体的描述。这三条战线的指战员均受大跃进 “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多快好省 地建设 社会主义 ” 总路线方针鼓舞，都是以高昂的精神斗志参加大跃进运动的。但是由于处置不同，结果也就不同，第一条战线失败了，导致了后来三年的自然灾害，成为别人攻击的对象。第二条战线当时也失败了，但是它的组织者石油部长余秋里不甘心，不放弃，及时总结经验，随后又转战松辽平原，组织了著名的大庆石油大会战，一举成功，扔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好转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且大会战组织本身 ----- 大庆油田也成为中国工业企业管理的典型，全国学习的榜样。第三条战线，由周恩来、聂荣臻亲自领导，一开始就按科学规律办事，做到了革命干劲与科学态度的有机结合，虽然途中也经历了许多曲折，但是毕竟成功。造就了中国称雄于世的尖端国防工业。
这三者都是 1958 年大跃进时期上马，并且均受大跃进精神影响的大工程。其结果两个成功，一个失败。如果单说工农业战线方面追求高指标，瞎指挥、 浮夸风 和 共产风 ，就是大跃进造成的罪果的话，显然是片面的。因为还有石油会战与两弹一星，同样都是总路线大跃进的产物。后者成功而前者不成功，不能说明大跃进本身有错误。而只能说前者在组织实施过程中，在指导思想与工作方法上有错误。我们对大跃进的认识，就应当从三者对比中进行比较分析，去真正认识 1958 年发动的“大跃进”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
二、大跃进批判的经验教训是什么
当时中国 共产党 制定通过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多快好省 地建设 社会主义 ”总路线方针有错误吗？难道说人民群众尽快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并把我们的 国家 建设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共同愿望是错的吗？这就涉及到大家的革命干劲问题了。我们在电视政论片《旗帜》中看到，在十三陵水库工地上，我们的人民群众表现出冲天的干劲，洋溢出极大的工作热情，有些解放军战士开展劳动竞赛，一个人挑几个箩筐的土，一路小跑，其奉献精神难道不值得今天的人学习吗？难道非要象今天的人这样，干什么都讨价还价，不付钱不干活，只求索取不求奉献，没有责任精神才是正常表现吗？大跃进中所表现出的高涨的劳动热情，无论在全民办社的过程中，在大炼钢铁的工地上，在石油会战的战场上，还是科学家计算原子弹爆炸原理公式的办公室里处处表现出来，都受总路线精神的鼓舞。
最为典型的是大庆石油会战期间，铁人王进喜的表现。当时，他提出一个著名的口号，叫做：“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不但这样说，而且他亲身做出了表率：在搬运钻机时，由于缺乏起重设备，他和他的战友们硬是靠着钢管绳索，将设备从火车上却下来了，搬到了汽车上运到了工地。他的这种做法，代表了那个时代中国人的通用做法。因为在各种条件均不具备的情况下，要快速做好它，不想办法是不行的。可以说大庆会战就是 1958 年大跃进精神的产物。中国之所以能在 1960 年至 1964 年短短的几年里建成大庆这个世界级的大油田，为中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好转做出巨大贡献，与大庆这种“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创业精神有很大关系。
相应地， 1958 年上马的两弹一星工程，当时也面临着上马与下马的问题。因为在 1960 年国民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要支撑两弹一星这样一个高度消耗资金与资源的产业，在没有任何外援条件下做好它，也是非常困难的。当时在北戴河会议上也曾进行激烈的讨论，通过讨论，最后决定坚持上马。在当时那种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如果不是科学家强烈的爱国热情与冲天干劲，要完成那项艰巨的任务，也是不可能的。
今天，人们在评论 “ 大跃进 ” 运动时，总是强调大跃进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追求大规模，提出了名目繁多的全党全民 “ 大办 ” 、 “ 特办 ” 的 口号 ，突出高指标并将此与瞎指挥、浮夸风挂起钩来，并认为从 1958 年 “ 大跃进 ” 开始的三年 “ 左 ” 倾冒进导致了 国民经济 比例的大失调，并造成严重的经济困难。一再突出它灾难性一面。在人们的印象中，好象高指标、大规模、多快好省都是大跃进的错。而这些指责与批判有意无意都与人们的劳动热情、创造精神联系起来，好像是高指标、高速度造成了饿死人的灾难，成为一种罪过。因此，这样批判直接打击了群众的劳动热情，创造精神，特别是长达三十年来有意无意的鞭挞，使得群众的劳动热情降到了冰点。
现在我们再来看当时的评价，高指标，大规模，多快好省有错误吗？大庆石油会战也是高指标、大规模，为什么没有失败？原因就在于铁人王进喜所说的那句话：“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有条件要上”，指的是制定高指标，高要求，而“创造条件也要上”指的是科学态度。也就是先创造条件，再大干快上。如果把王进喜的话简化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那就变成违背客观规律的盲目蛮干了。有人把大跃进的错误归结于“没有条件也要上”，而没有看到“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最后将原因归结于高指标，大规模，归结于 毛泽东 与左倾错误，这就比毛泽东当年在庐山上开神仙会的做法差远了，结果漏去了真正的原因，而直接打击了群众的创业热情。
这种批判到现在，已经产生了积极的效果。这种效果在 20 年后的小岗村人身上得到了体现，十八个在集体合作劳动时期不愿出工出力的人，在私分土地方面却表现出罕见的积极性，立即打了红手印，并以此捞取以后的政治资本。即使在包产到户期间，他们也并不真正的出工出力，而以红手印为资本，向上面要拔款要救济，成为只要索取不求奉献的典型。即使到今天，在我们周围，那种只求索取不求奉献的人有多少，指指动动不指不动的人有多少，消极怠工的人有多少？强调困难不求进取的人又有多少？我们的事业在这种心态下能够推进多少？难道这不是有意无意鞭挞大跃进，直接打击人民群众的创业精神、劳动热情有直接的关系吗？
当然不是说大跃进是完全正确的。大跃进的沉痛教训就在于我们无论办什么事都必须尊重客观规律，根据客观规律办事。就象王进喜所说的那样， “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千万不能简化为 “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需要具有启码的科学态度。大跃进中所表现出的高指标、高产量、高速度都是脱离现实条件允许，脱离实事求是的办事原则有关系。说头脑发热也可，说瞎指挥也可，但是问题在于找出问题的根源，纠正问题，重新回到科学做事的轨道上来。这在石油大会战期间都有所表现。而这种纠正是以不伤害群众的劳动热情、创业精神，奉献精神为前提的。即使批判也要掌握个度，而不能纠枉过正。
对于这个问题，其实毛泽东掌握得最为恰当。在当时的庐山会议上，会议前期就是纠正大跃进运动中出现的偏差。这种偏差也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高指标、高产量、不尊重客观规律、穷过度等经济工作中不正常的问题。目的也就在于引导人们认识客观规律，认识工作中的错误，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回到尊重科学，尊重规律的正确轨道上来。同时小心地保护人们的工作热情与奉献精神。所以会开得相当“神仙”。当中途杀出个程咬金，彭德怀上万言书时，问题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因为彭的上书，使得纠偏问题复杂化，随着事件的发展，引向了追究责任的问题。这就涉及到保护人们的劳动热情问题。因为一旦涉及追究大跃进中领导的责任，那么上至中央经济主管负责人、下至公社主任，包括省长、专员、县长都不能避免。这样打击一大片，不但大大打击了人们的劳动热情，而且还可能有从根本上否定总路线，这是毛泽东所不愿看到的。正因为如此，毛泽东采取了打压彭德怀，保护一大批各级领导的做法，使得他们免于责任追究，从而保护了他们的工作热情。
这种做法，在 60 年代的独立自主创业时期，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大庆石油会战期间，建设者们正是保持着这种高昂的工作热情，同时不断纠正自已的错误，不但开发出大庆油田这个世界级大油田来，而且还独创了一种企业管理方法，形成了以“三老四严”为主要内容的企业文化，两弹一星的探索者们正是保持着这种高昂的工作热情，曲径通幽，不断前进，突破了核爆炸这个世界级难题，不但成功地放了核弹这个大炮仗，建起了中国的核保伞，而且带动了中国高精尖新产业的发展，形成了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整个毛泽东时代，中国人都保持着高昂的劳动热情与创造精神，与毛泽东擅于保护人们的劳动热情有很大关系。
相反，在 改革开放 时期，由于资改派们对大跃进作了不适当的批判，将查找大跃进工作方法的错误片面扩大到对人们工作热情的否定，并将纠正正常工作中的失误这样的“对事”上升为追究毛泽东等人左倾错误责任的“对人”，使得大跃进批判偏离了原来的预定航线，不再是总结经验的反思活动，而不断演变为清算毛泽东“左倾错误”的情绪发泄与人身攻击。
这种错误首先打击了人们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已经不是人们的首选，而讨价还价则成为人们的必然选择。由于大跃进批判集中火力于高指标，盲目冒进，而将背违客观规律这一条根本原因漏过去了，导致我们的干部并没有真正接受大跃进的错误，在以后有工作中屡次重犯大跃进的错误而得不到修正：如煤矿生产的“三超”，严重超能力生产，导致事故灾害频发，便是大跃进中高指标的再现，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乡镇干部不加实际调查就大力强调农民种这种那，造成了农民严重的经济损失，便是大跃进中瞎指挥的具体体现，在工程建设中盲目强调速度而不重质量，导致豆腐渣工程大量出现，便是大跃进中盲目冒进的具体体现，而假文凭、假学历的过度泛滥，文化水平的人为拔高，便是大跃进中造假与放卫星工程的翻版。总之，大跃进中出现的那些假大空做法，不但没有因大跃进的批判而有所收敛，反而因利益的催动而逾演逾烈。旧的毛病没有改进，又加上了不思进取这样的新毛病，这便是大跃进批判所带来的沉重教训之一。
三、超英赶美与洋奴哲学
“超英赶美”与“洋奴哲学”这两个词我们都很熟悉。先说“超英赶美”。 “超英赶美”出现在大跃进时期，是中国人在总路线方针鼓舞下，大干快上，奋发图强，力图在很短的 时间 内超上英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并追赶 美国 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决心与壮志。因为中国经济底子薄，要想在短时间内超英赶美，必须加快建设速度，超常规发展势所难免。只到现在，我们不是还提倡赶超战略，不是提倡超常规发展吗？只是赶谁超谁已经不太清楚。当时也许由于中国人超英赶美的心太迫切，竟然制定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违反客观规律，盲目冒进，导致了中国经济建设的大失败。正因为这样，到现在“超英赶美”已经成为盲目冒进的代名词，成为人们嘲笑大跃进的笑料。人们说起“超英赶美”就象说“夜郎自大”或者“井底之蛙”一样，成为一种贬义词。
尽管说大跃进失败了，但是当时“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种藐视英美，力争上游的总路线方针还是充分调动了人们的主观能动性，使得人们有胆量、有勇气、有决心与当时的 资本主义 强国英美比一比，拚一拚的自信心则是充分调动起来了。正是在一种自信心的推动下，由聂荣臻挂帅，众多的海归科学家所组成的“两弹一星”坚攻队伍踏上了征途。他们藐视英美，义无返顾，他们充满自信，不是面有难色。正是他们在一穷二白，没有多少有价值的技术资料可供参考，并且发达国家还在不断进行技术封锁的情况下，硬是靠着这种攻关精神，通过艰辛的探索，经历了种种失败与挫折，将赫鲁晓夫谕言中国不可能完成的核研究与核试验完成，攻下了这座世界级的技术难题。
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两弹一星研究，确实在某些方面实现了超英赶美，即从核装置爆炸到原子弹的武器化，从原子弹的爆炸，到氢弹的爆炸，其所花费的时间，大大超过了英国与美国。有资料显示，从首次原子弹爆炸到氢弹爆炸，美国用了 7 年零 4 个月；苏联用了 4 年；法国用了 8 年零 6 个月；英国用了 4 年零 7 个月；中国用了不到 3 年， 2 年零 8 个月。在这一方面，的确实现了大跃进“超英赶美”的目标。而且还是世界公认的核试验高科技领域。
中国 “超英赶美”精神的体现，重点集中在 1964 年原子弹爆炸到 1970 年卫星上天这一段时期。那时，一方面是原子弹的快速武器化，从核装置爆炸到核航弹的试验成功，再到原子弹与导弹的结合，形成中国的战略导弹，其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了英美西方专家的预期，另一方面则是核研究的不断深入，从原子弹的核试验，到氢弹研究，从地下核试验，到核潜艇的下水，中国一路走来，其发展速度之快，同样大大超过了西方专家的预期。再者，在导弹方面，从引进仿制苏联导弹，到导弹国产化，从近程导弹到中程导弹，从生物试验可回收导弹，到人造卫星的上天，航天事业也是一路走来。这同样是超英赶美精神的具体体现。
从两弹一星的发展领域看，中国大跃进时期制定的“超英赶美”战略是成功的，而不是失败。作为一个建国时间短，发展底子薄的穷国，不可能在一切领域都能超英赶美，在某一个重点领域，选择主要突破方向，重点实施赶超战略，还是可行的。从 1960 年代中国两弹一星工程发展的结果，中国在国防尖端武器领域大阔步迈进的同时，还相应地带动起一批工业技术发展，从精密仪器仪表制造，到新材料研发，从火箭发动机到计算机开发，其技术水平大大提高，建立起了中国完整的自主研究与工业生产技术体系。众所周知，到 1978 年改革开放开始时，中国已经自主研发出大飞机，其技术水平已经与当时的英美飞机制造水平不相上下了。这便是超英赶美的具体体现。
我们说的“超英赶美”不是一种抽象的说法，它首先是一种发展战略，其次是一种奋斗精神。之所以说是一种发展战略，是因为这种发展战略建立在广大科学家严谨的工作作风，一丝不苟的把关精神，尊重客观规律，尊重试验与科学推理原则的科学态度基础上。从电视剧《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这部电视剧可以看到，单是为了探索原子弹的爆轰规律，邓稼先与他所领导的攻关团队就计算了九次都不曾得到结果。最后还是周光召帮忙，用反证法证明苏联专家留下的数据是错误的数据才彻底认清了原子弹的爆轰规律。另外一次，在吊车吊运原子弹部件时，只是吊车上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火花，邓稼先就果断地命令安装工程停下来，转向查找冒火花的原因。在隐患排查后才继续进行安装工程。这样的事情在当时的两弹研究领域经常发生，并且形成一种管理文化，一种工作精神。这种精神支撑了我们的高科技事业不断向前发展，也奠定了赶超战略得以实现的基础。
这种赶超战略，与当时 毛主席 所采取的管理体制有很大关系。在当时，参加两弹一星工程的科学家，相当大一部分是从海外归国的爱国科学家，特别是钱学森，对于这部分科学家，毛主席放手使用，用当时周总理的话说，就是“政治上关心，生活上照顾，安全上保护，业务上信任”，放手使用这批技术专家。大大激发了科学家们的积极性。在当时，甚至形成了这样的体系 : 一，以聂荣臻元帅为首，众多军队首长参加，形成了相互配合的管理团队，负责协调、服务与指挥试验工作，全力服务于科学家。二，以钱三强、钱学森等科学家为首，众多科学家参加，形成了技术攻关团队，主导了两弹一星的研发进程，形成技术业务上的主力，三，以基地建设为主体，由众多解放军战士参加的工程实施执行团队。负责工厂的建设，基地的建设，试验工程的准备，对技术队伍的生活服务等。围绕技术研究这个中心开展工作。“技术上学森同志说了算”，这是当时周总理留言下来的一句名言，说明当时的领导对于技术人员的信任 , 也说明了他们尊重科学，尊重规律。另一个印象是邓稼先等人开展技术攻关时所采用的技术民主与学术讨论做法，这种讨论与民主，增强了技术攻关的力量。
有人说，海归派是不可靠的，特别是现在的海归派，成为精英集团的主体成员，在思想上起着“普世价值”宣传导向的作用。而当时参加两弹一星攻坚的众多科学家，相当一部分人都有海外留学的经历，并且深受海外 资产阶级 思想影响，那时的他们怎么就没有成为“和平演变”的急先锋呢？特别是钱学森，终身捍卫毛泽东思想。从他们的经历可以看出，海归派是一股力量，就看谁来使用，被毛泽东思想教育，就可以构成中国的高科技术中坚力量，如果被走资派利用，就可以变成社会主义的颠覆力量。这也是教训之一。
赶英超美，还表现为一种奋斗精神。这种精神，就是赶超精神。这种精神，首先承认自已与别人有差距，并且能够认识这种差距，否则就谈不到赶超。这种精神还表现为不服输，认为自已有能力超越别人，表现为充满自信，在赶超过程中，能够体会到自已的优越性。这种精神，还表现在充满拚搏精神，就是无论遇上什么困难都不会回头，攻坚克难，开拓前进，直到达到目的。任何一个优秀民族，无论是美国民族，德国民族，日本民族，都倡导赶超精神，他们先后从其它民族那里引进新的知识、技术，通过消化吸收，最后超胜。实现了本民族的崛起。
我们对外开放的老祖宗，是明朝末年的徐启光，他是那时中国大力引进西方科学与技术的先行者。那时他就有句名言，叫做“欲求超胜，必先会通，欲求会通，必先翻译”。这就是说，我们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其最终目的就是会通与超胜。最后还是以我为主。
“以我为主”很重要，赶超的目的也在于以我为主，壮我强我。如果丢失了自我，丢失了自信心，其结果必然会滑向“洋奴哲学”。
什么是洋奴哲学？洋奴哲学就是什么都是外国的好，本国什么都是一团糟的一种思想意识与理论体系。简单些说，就是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洋奴哲学在建国以前就严重存在，在本国知识分子中间尤甚。特别是崇美病，崇英病，崇日病等患者特别多。因为患了这种病，什么都是外国的好，什么都向外国看齐，什么都以外国人为指挥棒，这就势所难免。在毛泽东时代，由于抗美援朝的胜利，由于中国人在原子弹、导弹方面的巨大成功，中国人的自信心大增，使得洋奴哲学有所打压。在文革时期，中国人特别批判洋奴意识。但是，在文革结束后，由于大跃进受到否定， “超英赶美”的提法受到嘲笑，于是中国人的自信心又受到打击，这样洋奴哲学就不受限制地抬头。再加上，改革开放后出生的那批人，从他们出生之日起，大跃进已经被当作一种错误与罪行被批判，中国以前的建设成就被说成是一团糟，而外国成就则被无限制夸大，于是新一代中国人就认为，中国人什么都不行，外国人什么都行，一切唯美是从，于是洋奴哲学就占据了主导地位。
现在我们再来谈论当初对大跃进的批判时，由超英赶美变成洋奴爬行，你不觉得操之过急了吗？
第四，究竟谁来承担大跃进失败的责任？
两弹一星研制是成功了，开发两弹一星的人都是成了大功臣。自然，有人出来承担责任，光照千秋。大庆油田也开发出来了，自然也有人出来承担责任。现在我们在就想，如果这些工作失败了，还会有人出来承担责任吗？比如说大跃进中“农村的穷过渡”，谁来承担责任？现在因为大跃进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成为众矢之敌，国内外敌人攻击得很，所以到目前，我们只知道毛泽东主动出来承担责任外，没有听到另外有谁承担这方面的责任。你没听到，只要一说起大跃进，都是毛泽东的错，是毛泽东等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就轻率地发动。当然，表述大跃进的人还是挺聪明的，用了“等人”一词，作为缓冲。事实上，明眼人一看就明白，“毛泽东等人”专指“毛泽东”。不过，人们还是有话要问，当时大跃进时，只有毛泽东一人在领导，其它人都休息去了吗？
你只要查一查当时的资料，就会发现，除了毛泽东外，还有其他人在负责经济工作，而且还在一线主持工作。再看看当时的报道以及资料，就会发现这样的报道：
1958 年 6 月 30 日，刘少奇在同《 北京 日报》编辑谈话时说： “ 共产主义 社会的基层组织，现在开始实验 ” （按：当时搞农业合作社小社并为大社，有的包括工、农、商、学、兵内容，但还没有 “ 人民公社 ” 的名称，刘少奇称之为 “ 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 ” －－笔者注）。 “ 恐怕不能像现在这样，种地的净种地，做工的净做工，现在就要搞工农商学兵。 ” 他还作了解释， “ 不能搞单打一，现在农业合作社已经开始办工厂、商店、银行、服务事业、洗衣房、食堂、学校，都归它。以后就在工厂、农村、学校发枪操练，工农商学兵都有了。他提出： ‘ 我看，三、四十年之后，可以到共产主义社会，你们看，要不要这么长？ ”
C
1958 年 7 月 5 日，刘少奇在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同工人谈话时说： “ 工厂要办食堂、托儿所、洗衣店，办学校、办农场，发点枪给大家操练。总之，工农商学兵全都自己干。 ” 又说： “ 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大有希望，不要几年就好了。现在苦干几年很有必要，不然过不了关，苦干几年就不那么落后了。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干劲这么大嘛！不计上下班，干完就算数，有这么股劲，我看七、八年就行。 ” 又说： “ 一是党的领导，一是大家努力，好好干，大有希望。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你们大家都可以看到共产主义。 ”
D
1958 年 7 月 19 日，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提出： “ 在并社时， ‘ 一乡一社 ’ 、 ‘ 政社合一 ’ 。 ” 他说： “ 一个乡一个社，将来是否叫社，农庄也包括不了，因为有工业、有学校、有商业、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结构，这是组织起来的公社，有工业、有农业、有学校，生老病死都在这里，这是共产主义公社。 ” （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出版社， 1993 年版， 119 、 120 、 175 、 176 页）
E
1958 年 7 月 14 日到 18 日，刘少奇到山东省寿张县视察，报道说： “ 少奇同志还非常关心共产主义生活方式萌芽的出现。他说，现在有的地方组织了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等等，使家务劳动社会化。 ” （ 1958 年 8 月 4 日《光明日报》） ，
1958 年 8 月 6 日，刘少奇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陈正人传达了刘少奇同志关于搞试点的指示，还把康有为的《大同书》送给一些人。（赵云山、赵本荣《徐水共产主义试点始末》《党史通讯》 1987 年第六期）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立即宣布 “ 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 ，成立公社，树木归集体，房屋也由公社统一分配，社员实行工资制，社员和干部大搞实验田，计划一亩山药产 120 万斤，一棵白菜 500 斤，小麦亩产 12 万斤，皮棉亩产 5000 千斤。这些将要发射的卫星庄稼，是在迈向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殿堂上空飘扬的鲜明耀眼的红旗，也只有人民公社才能竖起这样的红旗。试想想，一个二分地沼气山药堆就得花去成百个人工，成本更是不可计算，这除了几万人的人民公社，那一个普通农业社能够办得到！（康濯：《徐水人民公社颂》 1958 年 9 月 1 日《 人民日报 》）
G
1958 年 7 月 14 日到 18 日，刘少奇到山东寿张县视察，报道说：少奇同志在参观了台前社亩产将达 3 万至 5 万斤的玉米， 3 万至 5 万斤的谷子， 30 万斤地瓜和宏伟社亩产 15000 斤籽棉的丰产后，赞扬他们说： “ 你们压倒了科学家，他们没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个革命。 ” 这一讲话一传出，全国各地的实验田丰产田纷纷把原来亩产千几斤、几千斤的牌子换为几千斤、上万斤甚至十几万斤的牌子。假报导的丰产数也由亩产几千斤一跃报道亩产数几万斤，都顺着刘主席的爱好大胆地吹起来了。
可见，当时的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还有放卫星，都与刘少奇有很大关系。可是，没有听说他要对大跃进造成的灾难负责，在庐山会议上，等彭德怀上书直陈大跃进的错误时，这位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人没有主动站出来承担责任，等 1981 年党中央讨论建国以来的若干问题，定性大跃进问题时，也没有人主动站出来，说明放卫星、成立人民公社与刘少奇有关系。倒是毛泽东当时在七千人大会上主动承担了责任，认为造成大跃进这样大的问题，责任在自已身上。因为他是党中央的领导，是主要负责人，应当承担领导责任。这是我们看到的我们的党为大跃进公开承担责任的证据。
当然，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承担责任，主要目的还在于让下面工作的同志放下思想包袄，减轻压力，继续讨论大跃进工作中的失误，找出问题的根源，以便把将来的工作做得更好。这符合当时共产党员光明磊落的党性，因为当时共产党对其党员的要求，就是要求敢于承担责任，并负责把其工作失误纠正过来，使工作重新走上正确轨道。当时毛泽东承担责任的结果，就是果断地停止了大跃进中违背客观规律的做法，调整了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克服了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帮助国民经济很快走出困境。
只到现在，中国购买美债几千亿遭到严重损失，有人出来承担责任吗？中国社会腐败至此，天怒人怨，有人敢象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那样，公开承认错误吗？中国资源掏空，环境污染，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有人敢于为此承担责任吗？中国南海主权尽失，连越南与菲律宾都敢骑在中国头上拉屎，这丧权辱国的责任，有人出来承但责任吗？如果连承担责任这点勇气都没有，你怎么好意思批判人家敢于承担责任的毛泽东呢？你一个内忧外患，外国列强轮番欺负的局面能比人家朝气蓬勃，国际社会普遍敬仰的局面更好吗？更光彩吗？
事实上，当年毛泽东主动承担大跃进失败的责任，原因就在于，象大跃进这么影响深远的运动，只能是共产党的政党集体行为，是党中央集体决策、推动并实施的。这个责任，特别是领导责任只能由党来集体承担，因为毛泽东是党的领导人，因此代表党主动承担了这个责任。当后来人们再重新评价这个运动时，有谁能想得到这个运动还是一个政党的集体行为，想到这个责任应当由它的负责人来承担呢？可是当 1981 年重新评价这个运动时，毛泽东已经逝世，一个过世的 历史 老人还能为一个还继续存在的党承担领导责任吗？能领导这个党继续纠正大跃进的错误，并保持今后不再犯大跃进类似的错误吗？这些人没有想到，已经掌握领导权的第二代核心或者第三代核心应当代表党来承担这个责任吗？也许他们没能这样想，他们可能认为，有毛泽东一人来承担，也就够了，他们没有任何历史负担。他们不清楚，事实上一个过世的人不能为一个还有生命力的政党集体承担责任。因为这件事处理不当而产生的负面影响，不但严重影响了它的声誉，导、致它一再处于中外敌人的强烈攻击之下而有口莫辨，而且还使旧的错误得以沿续，即违背客观经济规律，追求高指标、盲目冒进，瞎指挥，浮夸风，造假等行为没有及时得到纠正，在以后的工作中大量存在，而且还产生了工作热情严重挫伤、洋奴哲学抬头，爬行主义盛行，推却责任风气当道的新问题。这些风气经过三十年的发窖，到现在演变成为严重的社会信任缺失，社会道德败坏的局面。导致后代的领导人左右为难，不知怎样应对才好。
这才是当代大跃进批判不当造成的严重后果。痛心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