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枪杆子”夺权已不时兴 ,“笔杆子”的作用空前彰显。

在革命和战争时代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无疑是正确的 , 而当今时代的主题已是和平与发展。世界要和平、人类要发展已成为时代潮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全球反恐的大趋势下 , 通过军事政变、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变得越来越困难 , 新世纪以来全球范围内军事政变的次数及其成功率明显下降。动用武力更迭他国政权同样为国际社会所不容 , 且耗资巨大、后遗症多 , 难以如愿。鉴此 , 如今美国更倾向于通过选举策动“颜色革命”在对象国和平夺权。这就需要大众传媒尽显其“英雄”本色 , 全程全力配合: 选举前为反对派大造声势 , 宣传其纲领和主张 , 同时抹黑当权派 , 丑化其形象 , 使其在选民中威信扫地。如反对派胜出 , 就庆贺其上台; 如失利 , 便以“选举舞弊为由 , 煽动民众上街 , 示威游行 , 冲击政府机关 , 赶走或吓跑当权派。实践证明 , 这套办法十分有效。南斯拉夫、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均按照这套运作模式实现了政权更迭。有学者感慨地说:“如今枪杆子夺权不如笔杆子了。 ”

二、美国的传媒策略

研究美国的传媒策略 , 有助于弄清媒体在苏东剧变和“颜色革命”中的作用。与会专家认为 , 为帮助对象国反对派和平夺权 , 实现美国乐于见到的“政权更迭” , 美国往往采用如下的传媒策略:

1当对象国政局相对稳定时 , 美国就通过美国之音、自由电台、自由欧洲电台、自由亚洲电台等广播电台细水长流地做工作: 推销西方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 就该国的“民主” 、人权等问题做文章 , 进行抨击 , 动摇其意识形态和文化根基; 传播颠覆信息 , 煽动民众的反政府情绪 , 破坏该国的政局稳定。

2当对象国出现政局动荡、“革命”形势到来时 , 便迅即利用自己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强势地位 , 在国内外发动强大的、全方位的媒体攻势 , 控制全球的新闻流动和话语权 , 为反对派和平夺权营造最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在东欧剧变初期 , 美国媒体不吝笔墨 , 大张挞伐匈牙利的卡达尔、东德的昂纳克、保加利亚的日夫科夫等共产党领导人 , 攻击他们“思想僵化” 、 “保守” 、 “教条” 、 “反对改革” , 是“死硬的斯大林分子” , 煽动这些国家的民众起来造他们的反。当这些国家进入选举阶段时 , 美国媒体又开足马力为他们相中的候选人大肆造势 , 为这些人“合法”上台鸣锣开道。在南、格、乌、吉等国的“革命”中 ,美国媒体口径一致 , 异口同声地指责这些国家的当权派“选举舞弊” 、 “违反民主” , 为反对派翻盘制造“法理依据”和提供强大的舆论支持。

3大力资助反对派建立自己的媒体 , 近距离攻击当局 , 削弱其执政能力。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 , 波兰团结工会被当局取缔后 , 美国随即向转入地下的团结工会提供电脑、打印机、印刷机和其他设备 , 帮助其出版地下刊物 , 以不间断地在波民众中传播团结工会反共反政府的声音。在苏东剧变和“颜色革命”过程中 , 美更是不惜斥巨资支持这些国家的反对派创办报纸、电台、电视台 , 让其近距离甚至零距离向当局施压 , 组织发动“街头政治” , 迫使当局步步后退。

2005年 4 月 21 日 , 美国国务卿赖斯在立陶宛开会期间特地抽时间会见白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时 , 明确承诺美国将帮助白俄罗斯实现“民主” , 支持白反对派在明年总统选举时发动“蓝色革命” , 一举推翻卢卡申科总统的“独裁统治” 。为此 , 她提出了四点要旨 , 第一条就是支持创办独立媒体和成立新的大众传媒 , 以打破白俄罗斯目前所处的“信息真空” 。

4利用对象国新闻开放之机及时介入 , 在挤进并抢占该国的舆论阵地之后 , 联合反对派媒体压制当局的言论自由 , 让政府的信息和支持政府的观点退出视听。

三、前苏联东欧新闻改革失败的教训

与会者认为 , 由于受到体制内某些弊端的制约 , 前苏东国家的新闻体制普遍僵化 , 一些本应得到报道的新闻事件受到了扭曲和回避 , 民众的知情权益受到限制。打着“客观、公正”幌子的西方传媒 , 借助日益发达的科技手段强力介入之后 , 民众长久被压抑的新闻需求得到了一定满足 , 时间一长 , 便不知不觉从内心认同了西方传媒的“客观公正”形象 , 对本国传媒日益丧失信心。一有风吹草动 ,民众更倾向于倾听西方媒介的报道和观点 , 对本国媒体的报道反而充耳不闻。正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 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上世纪80 年代末着手进行新闻改革 , 但改革失败了 , 最后出现了一个基本类似的失误模式: 新闻改革 — — — 媒体放开外力介入— — — 阴暗面曝光 — — — 群众不满情绪积累 — — — 反制无力— — — 舆论彻底失控 — — — 政权丧失。以苏联的新闻改革为例。为重建政府的公信力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对苏联新闻体制作了多方面否定 ,倡导公开性、民主化 ,并且不加任何限制 ,即实行了西方新闻界至今也未能实现的 “绝对新闻自由” 。一些党报宣布不再接受党的领导 ,私人报刊纷纷出现 ,甚至作为苏联最高苏维埃公报的 《消息报》 也宣布完全抛弃机关报性质。外国媒体趁机进入苏联。不少媒体以耸人听闻的报道、荒诞无稽的假新闻 ,乃至针对苏共和社会主义的造谣、 诽谤等等来吸引读者。苏共历史上一些不曾报道过的事实和政治失误被严重歪曲和无限夸大 ,造成了老百姓对政府的普遍不满和国内民族矛盾的不断激化。与此相反 ,随着反政府媒介借改革之机垄断了话语权 ,为苏共和社会主义申辩的声音反倒成了异端 ,被群起而攻之 , “新闻自由” 连影子也不见了。1991 年 “8· 19 事件” 时 ,紧急状态委员会试图扭转局势 ,但由于群众思想已被搞乱 ,国内反对派和西方新闻工具密切配合 ,鼓动苏联群众支持叶利钦 ,苏共和苏联随即迅速瓦解。戈尔巴乔夫式“新闻改革”的教训是深刻的 , 类似的舆论失控、无力回天的情况在“颜色革命”中还一再重演。

四、颜色革命迅速得手媒体立“大功”

颜色革命与苏东剧变一脉相承，都是通过街头政治实现政权更迭。但颜色革命来势凶猛，发展极快，没多少时日便宣布成功。如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仅半个月就见了分晓，乌克兰的橙色革命也前后不到一个月，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仅五个小时就将总统赶跑了。而在苏东剧变中，政权变化短则一年，长的达到五年以上。颜色革命为何能如此轻易得手呢？其中媒体在这里立了“大功”。

1.
反对派媒体“大显神通”

颜色革命不同于东欧剧变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革命”前就存在合法的反对派，而且反对派拥有能够传递自己的声音电视台或者报纸以及网站。这些媒体多数受到西方特别是美国支持，在资金、信息等方面有对官方媒体的绝对优势。

2“独立媒体”不独立

所谓“独立媒体”，是美国等西方主要国家的一个概念，意思是，媒体既要独立于政治，又要独立于资本的控制，要在观点上形成真正的“独立”、“均衡”和“公正”。因此，此类媒体多由一些公共基金赞助。苏东剧变后，前苏联地区出现了数以千计的“独立媒体”。这些媒体多是由国际基金和非政府组织资助，规模不一。然而，在颜色革命中，“独立媒体”却“忘记”了其独立的本色，直接介入到革命进程中，成为反对派的另一个吹鼓手。其原因何在呢？原来这里的“独立媒体”本来就不独立。仔细观察，这些媒体均和反对派合作，猛烈抨击政府。革命开始前，其报道的主要内容是鼓吹“民主”和“自由”以及抹黑执政当局的负面信息和社会阴暗面的新闻；革命开始后，“独立媒体”带着“独立”面孔介入政治，但它不是均衡报道政府和反对派的信息，而是配合、支持反对派媒体，鼓动群众，推动政权更迭进程。

3政府媒体软弱无力

在发生革命的几个国家中，反政府的言论不受管制，外国投资传媒也得到允许。因此，舆论导向想管也管不了。政府控制的报纸杂志数量有限，发行量也不大，无法与反对派以及“独立”媒体相抗衡。在革命高潮时，南斯拉夫、格鲁吉亚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电视台均被反对派占领，并为革命的成功发挥了强大的推动作用。乌克兰国家电视台虽未被反对派占领，但内部有人^造**，导致当局关键时刻“失语”。

4.西方媒体、反对派媒体、“独立媒体”里应外合，形成合力

在颜色革命过程中，人们看得很清楚，官方媒体被严重边缘化，唱主角的是西方媒体、反对派媒体和“独立媒体”。这三类媒体各司其职，给显神通，互相配合。从某种意义上说，颜色革命的发生发展直至得手是三类媒体大合作的结果。

四、对中国传媒的启示

与会专家认为 , 今天靠“枪杆子”夺权越来越难 , 和平更迭政权已被公认 ,“笔杆子”的作用空前彰显。新闻传媒已成为美国搞“和平演变”和策动“颜色革命”最得心应手的工具。这一新的情况值得我们高度重视。为此 , 专家们提出以下五点意见:

1牢牢把好舆论关

苏东剧变和“颜色革命”告诉我们 , 舆论阵地绝不能让 , 更不能丢 ! 让出舆论阵地 , 往往是丢权的开始。舆论失控 , 末日不远。目前 , 国内有人打着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旗号 , 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 、“人权” 、 “新闻自由”等主张。对此 , 我们不能听之任之 , 必须从法律上和组织上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 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最高标准 ,牢牢把好舆论关。

2警惕并遏制资本对媒体的渗透

在经济全球化和媒介市场化的大背景下 , 媒体受资本的影响越来越大。事实上 , 在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 ,一些媒体正是受到了西方资本的控制 , 关键时刻背弃了国家利益 , 成为西方的传声筒和扩音器。同时 , 一些“资本精英”对媒体的控制程度日益加深 , 经常策划和制造新闻热点以牟利。社会大众的新闻口味和取向难免不受影响。部分传统的主流媒体 , 在资本和利益的诱惑下 , 也往往会产生取向偏移。 “头版头条交给党 , 其他版面进市场”现象比较普遍。资本运营的一个潜在后果就是资本可能影响舆论导向。传媒既有产业经济属性，更有政治、文化属性，资本对传媒单位具有巨大的诱惑力，但资本既不是救世主，更不是慈善家，资本市场遍布深不可测的陷阱

如何利用好资本而又不让舆论导向走偏，成为政府一项重要监管职责。国家既要对媒体进行有效管理，掌握舆论的主导权，又要充分利用资本市场，推动行业进步。国家必须建立一套既符合意识形态和舆论安全需要，又有利于资本市场发挥作用的传媒资本管理体系，该管的坚决要管住。

3与时俱进 , 积极推进新闻改革

依法推进新闻改革是建设民主社会的必由之路 , 只有改变目前相对僵化的新闻运行模式 , 提供百姓真正感兴趣的新闻产品 , 才能从根本上吸引受众的注意力 , 树立中国媒体良好的内外形象。在传统的宣传体制下 , 政府是通过“看得见的手”管理媒体 , 指导媒体报道什么 , 不报道什么。而在今天的传播环境里 , 政府必须更多地表现为信息提供者 , 通过向媒体提供信息的方式 , 有效地影响和引导媒体与国内外舆论。政府要通过议程设置 , 使政府的政策和工作成为人民乐于关注的焦点 , 使政府决策的权威性与新闻报道的影响力相结合 , 使社会内部成员获得强烈的政治认同感。

与会专家强调 , 在推进新闻改革的过程中 , 舆论监管

部门应该注意处理好以下三个问题:

（1）强调导向不等于强化行政控制 , 新闻宣传上的“疏”总比“堵”好;

（2） “不炒作”不等于“不报道” , 受众关心的新闻事件必须抢先报道 , 但是在报道规模上可以加以控制和引导;

（3）正面报道不等于掩盖真相。我们强调正面报道新闻 , 但是必须以事实为依归 , 刻意掩盖事实的新闻报道 ,往往会起到相反的传播效果。

（4）加强舆论监督 , 构建人民群众发表意见的舆论平台

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的重要职能之一。所谓舆论监督 ,主要是公民对领导者的公开监督。合理合法地展开舆论监督 , 会对国家的政治生活带来良性影响 , 成为社会矛盾的解压阀。目前我国社会矛盾比较复杂尖锐 , 很容易被西方敌对势力利用 , 它们会通过媒体煽惑受众 , 扰乱视听。因此 , 在舆论监督方面争取主动 , 给百姓创造更好的参政议政的舆论平台 , 这样会有利于社会和谐 , 政局稳定。

媒体的批评有利于党和政府工作的改进，但必须讲求分寸，依法适度开展，否则就会适得其反。戈尔巴乔夫主张“毫不保留、毫不限制的公开性”，要求无保留地公开错误和“历史空白点”，要求打破过去设立的一切禁区，导致报章杂志、广播电视充斥着对社会主义肆意歪曲和恶言中伤的各种报道，而且，越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越有市场，越受到反对派媒体的青睐，苏共被越描越黑，原来潜伏着的各种社会矛盾被激化，群众被反社会主义宣传鼓动起来，走上街头持续抗争。有人形象指出：“苏联人民在苏共领导下反苏共的时代开始了”。

毛泽东曾对类似做法可能带来的社会政治后果做过精当的分析，他说：“一个高级社（现在叫生产队）一条错误，70万个生产队，70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人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办一张专讲坏话的报纸，不要说一年，一个星期也会灭亡的，大家无心工作了。”

5高校的新闻教学应大力激浊扬清传正声

培养大批合格的新闻从业人员 , 是高校的光荣任务 ,也是确保舆论阵地不会丢失的根本保证。可是 , 目前高校个别教师十分推崇西方的“新闻自由” , 在课堂上散布与我现行政策相悖的言论。少数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似懂非懂 , 将信将疑。这种情况应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副研究员、当代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