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事先不知道是唱《歌唱祖国》这首歌，我估计是常规，正好我们要讲的主题跟歌声特别契合，跟我们这个地点也特别契合。古田这个词挺有意思，“古田”就是远古的大地，中华民族不就是从这片“古田”上走过来的吗？这个时候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很多人似乎有点底气不足，但是我还是愿意谈一谈。特别是最近刚刚开完十八大，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就职演说上，他反复强调的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他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牢牢地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联系在一起。这件事情实际上是很不容易，不同寻常。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共产党就其名称而言，实际上是一个国际主义的政党，是一个“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政党。现在我们党不讲“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不讲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单讲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实际上别有深意。今天我想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当然，别有深意，也定有争议。首先，我们讲讲古田会议的意义。

今天要跨越历史。古田会议是1929年12月28号和29号这两天召开的。83年过去了，古田会议的意义我们现在可以做进一步的阐释。过去有很多很多的阐释，我认为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实际上涉及到东西方核心价值观的差异。什么差异呢？古田会议之前，红四军开过七大和八大，这两次会议贯彻了一种极端民主化的思想，大家各自以为是，结果是红四军内部达不成一致，这实际上是西方民主思想在红军内部的实践。

当时参加红军的，特别是红军中的领导，都是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要民主、要自由是一个共同的心声。参加了红军，他们也还是一个要自由、要民主的思想。陈毅可能就是最典型的，朱德可能不太典型。有人是用民主为自己争权，有人是怀着民主的理想，他们认为，任何问题只要付诸民主讨论、民主表决，就能达到一个符合大家共同愿望的结果。显然，结果并不是这样，因为人和人之间有很大差异，有些人看的是一年，有些人看的是一个月，还有些人看的是十年，甚至百年、千年。人的眼光差异非常大，看的越近，越显得实事求是，看的越远，越显得虚无飘渺。当时，红四军内部如果讲实事求是，讲民主，毛主席可能就站不住了，客观上确实也出现了这个结果。

我记得陈毅后来去上海向中央、向周恩来汇报工作的时候，周恩来就指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他认为红四军在不知不觉中探索了一个建党、建军、建政的模式。这个模式要感谢毛主席。但是，红四军内部的争论，就把他们建党、建军、建政的框架的基本成就给忽略了。后来周恩来、李立三和陈毅一起讨论，决定要支持毛主席。所以要跳出山外才能看到全局，才能发现红四军探索的巨大意义，而不是说军事上取得了哪些胜利。他们肯定毛主席在红四军从建制上取得了探索和突破，这样才让毛主席回来。周恩来看的也是比较远的，毛主席也看的比较远，而那些打仗的人，就容易陷入到怎么打仗的细节上，就会陷入无休止的争论。这次实践应该是民主思想的一次丰富的实践，实际上体现了民主思想的内在缺陷。但是，当时参与争论的这些同志却不是这样概括的，他们反对极端民主化，但不反对民主，他们认为民主本身是个好东西，极端化是错误的。

而我现在想推进一步，民主可能本身不一定是好东西，这和很多同志的想法不一致了。我现在是在对民主本身进行反思和批评。过去我们只批评极端民主化，不批评民主本身。如果从决策的角度进行批评，民主就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决策就有这个问题，如果一个人一个主意，七嘴八舌是做不了事的。实际做事的人，一般都会发现这个问题。别说一个生产队，一个大队，甚至小到一个家庭，真要说民主决策，双方都有决策权，很可能达不成一致。我们今天社会离婚率这么高，就跟民主思想有极大的关系。一个家庭，每个成员都是这个家庭的主人，但是这个家庭的主人是不是都有决策权呢？不一定，我们都会为这个家去服务，去建设，尽责任，做贡献，这个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我们都要决策权，这就有问题。

我记得1963年在大寨发生了一场洪水，把大寨大队建的梯田全都冲垮了。发生洪水的当天晚上，陈永贵正在昔阳县里开会，洪水冲毁了大坝和良田之后，他回来了，他看见满村的男女老少都在哭。乡亲们说：“咋办啊，老天就是不让我们大寨能够欣欣向荣，我们这个穷地方就不该搞建设，我们就是挨穷的命。”陈永贵回来就问：“人死了没有？”乡亲们说：“一个都没死”。陈永贵又问：“粮食还在不在?”乡亲们说“粮库没有被冲毁。”陈永贵就说：“人也在，粮库也在，咱们就接着干。”陈永贵就发挥了一个集中的作用、凝聚人心的作用。如果这个时候有人起来说：“那要是再冲毁了怎么办？我们这么多时间和精力赔进去，我们做得再大，要是雨更大，又给冲毁了，我们不是白干了吗？与天斗、与地斗的事，不是我们这帮人干的。我们这帮人，就是穷命。”假设双方争论起来，大家表决，估计很多人都含糊，就会动摇。因为做一件事情，事后来说这个决策多么英明伟大，事前看其实有无数条路可以选择，事前是根本看不清楚的。没干过事的人不太清楚，干过事的人大概会比较清楚。干过事的人会发现路太多了，有各种可能性，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风险。所以我说井冈山时期，红四军七大、八大的问题不是极端民主化的问题，而是民主本身的问题。

后来的古田会议确立了一个什么原则呢？这原则就不是民主，而是为民，为人民服务。民主决策的原则是主权在民，自下而上；为人民服务的决策原则实际上是主权在领袖，自上而下。我这种概括方法可能与很多人不同。他们认为两者是不能分割的，必须结合起来。实际工作当中肯定是结合的，但是理论概括就有这么一个问题。我们都学过马克思主义，有一个说法叫“分析事物要有两点论，两点当中要有重点”。要不要自下而上反映意见？实际上是要的，不可能没有；要不要自上而下去征求意见？实际上也是要的，可是，这两点中的重点，是决策要集中，而集中决策是要为人民服务的，它是有这么两个要点构成的。这才是古田会议的核心，这才是古田会议的重大历史意义。

有人概括说这个叫民主集中制。可是，民主集中制可以做不同的理解。有人强调集中的一面，有人强调民主的一面，这种说法就会给很多人造成误解、幻觉，倒不如为人民服务这个概念这么清晰和准确。你既然是为人民服务的，一定是征求人民意见的，你为他服务，你不征求他的意见怎么可能呢？要尊重大家的意见，但是大家的意见一定要放在恰当的位置上。有些意见现在可以吸收，有些意见长远可以吸收；有些意见考虑不成熟，有些意见考虑比较成熟；有些意见有条件才能干，有些意见没条件也能干；你得跟他讲清楚这些意见怎么处理。个人的头脑不可能很发达，肯定需要来自各方面的意见共同形成集体意见，这没错。但是，各方面意见汇总后，需要有一个核心，这个汇聚的核心一旦缺乏，一旦错误，或者一旦动摇，都会给事业造成重大的负面后果。

我讲三种问题，第一种问题是核心的错误，他本来就没这水平，会犯错误；第二种问题就是这个核心不听取别人的意见；第三种问题是核心发生动摇。这三种情形都会犯重大的错误。我这个讲法不但适合中国革命，也适合任何企业，生产队，公司和组织。我认为，集中权力为人民服务的决策体制，实际上是真正的普世价值，而不是中国特色。它的对立面就是民主体制。民主体制倡导的是自下而上的决策，但是自下而上的决策在哪里都可能遇到问题。意见纷纭，七嘴八舌，这是常有的事。民主体制要防止权力集中造成危害，强调三权分立、多党竞选、分权制衡，这就是西方的权力思想。这种思想，据我观察，没有哪个地方真行得通。统统行不通！因为西方人说三权分立、多党竞选、分权制衡是所有有权力的地方都行得通的，而我认为所有有权力的地方都行不通的。比如，在企业里面三权分立就行不通。我们现在的企业普遍是三权分立的制度，董事长、总经理和监事长。据我的观察和研究，没有任何一个企业真正是三权分立的。如果严格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董事长要全体股东选，监事长也得全体股东选，所有的董事也得让全体股东选，每个人相互不能罢免，董事不能罢免监事，监事不能罢免总经理，相互不能罢免才叫三权分立。如果一个企业里面真的有三个权力中心，企业就会分成三派，每件事情上都可能分成三派，都达不成一致。一旦形成这种权力分立，比如总经理看重的人，监事长没看中，董事长没看中，工作就很难展开？监事长可以把总经理看重的人免了！一旦形成这个情况，干部就可能一分为二，有些人跟着监事长，有些人就跟着董事长，在工作当中就很容易形成派系斗争，这对于企业来讲就是死路。那么，实际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实际情形是，在最倡导三权分立机制、最强调健全董事会机制的美国也没有做到。

我是讲企业管理的，所以这方面我还是了解一点的。美国一千家最大的上市公司非常有意思，董事长可以提名或罢免董事，如果这样，董事的权力还独立吗？董事长兼任CEO的情况非常常见，两权合一，第三权就会被虚置。再比如说，董事会会议议程掌握在董事长手里，二、三十个董事参加一个下午的会，不可能每个人都充分发表意见。其实，只能有秩序地发表意见，这个秩序操纵在会议的主持人手里。所以，研究美国企业内部制度的哈佛大学教授就承认，所谓美国董事会、监事会、执委会三权分立的机制是无效的。实际上，我们对美国三权分立的西方企业治理制度的理解是完全错误的。那么美国企业的实际情形是什么样的呢？事实上，美国企业是授权制，而不是分权制。授权和分权这两个概念不一样。授权制就是我让你担任监事长、我让你担任CEO，我也可以不让你担任；分权制是我们的权力都来自股东。授权制实际上是权力集中的制度。这种权力集中的制度就有可能犯错误，但即使错误也得犯，因为权力分立会犯系统性的、更大的错误。权力集中只犯偶然性的错误，或者胜利和失败都是偶然的。而权力分立则是乌合之众，根本就没有犯错误的机会。所以，美国的企业严格讲起来也是人治，不是真的法治。

我们过去在国有企业公有制的情况下，企业里但凡发生书记与厂长、中心与核心之争的时候，这个企业就搞不好。现在是“新三会”，“新三会”要是真的分立也搞不好。实际上，搞得好的企业是善于授权的企业，搞得好的领导是善于倾听、善于为企业的发展服务的领导，就是毛主席这样的领导。我认为，毛主席不单是为人民服务的，他还创造了一套“为民”的决策体制，这套决策体制客观上被所有的成功企业所运用着。这一点史玉柱就非常清楚，他在1994年的时候把企业搞砸了。因为他企业管理是学毛主席的，所以搞砸了之后，别人就批评他只学毛主席，不搞现代企业制度，所以失败了。但史玉柱不这么总结，他说不是毛主席的决策体制和领导艺术有问题，是我没学好，学好了就没问题了。这意味着史玉柱对毛主席的决策理念和制度有迷信，出了问题不是毛主席的问题，是史玉柱自己的问题，史玉柱就按照这个思路去反省。1994后他只买两种书，一种是跟毛主席有关的书，另一种书是跟基因有关的书，都是见了就买。这两种书都有一个特点。基因是特别专制的，一个受精卵，男女双方染色体并到一起。这个基因就决定了我们全身所有细胞的组成，可见这个基因有多专制！如果这个基因不专制一点会怎么样？如果肝的细胞是按照猪的基因来合成的，肾的基因按照狗的基因来合成，心的细胞按照牛的基因来合成，大脑的细胞按照人体的基因合成，那么这样合成出来的还是人吗？可见基因的专制多强烈！而西方人不是要反专制吗？那就应该反对他们身上6000亿个细胞被同一个细胞所决定，就先得把人杀了再说，因为反基因专制是反专制的第一条。可是，史玉柱就理解这个道理，他就理解一个企业的要害是要集中权力的，但集中权力是为企业的发展服务的，不是为自己个人捞多少好处。这是决策机制的核心。企业的战略意图最好要贯彻到企业的方方面面去，唯有这样，企业才能成长、壮大和遗传。他为什么看有关基因的书？因为基因是遗传的密码，而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遗传的密码。如果把毛泽东思想丢了、转基因了，那么我们就成今天这个样子了。

问题是基因难解，思想太复杂。在座诸位了解了毛泽东思想的这个片段或那个片段，这个碱基对或者那个碱基对，这个氨基酸或者那个氨基酸，但是了解毛泽东思想这个基因本身吗？我估计我们绝大多数都只了解了其中的一个碱基对或者两个碱基对、一个氨基酸或者两个氨基酸。当我们说毛泽东思想的基因有多伟大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说它的某个碱基对有多伟大。我们从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和每一个角落在体验毛泽东思想，有从工人的经历出发的、有从农民的经历出发的、有从知识青年的经历出发的、有从党的干部的经历出发的，去体会和理解毛泽东思想，很可能都是从各自的氨基酸或者碱基对、各自的局部去理解，不见的真得全部理解了毛泽东思想的全部基因密码。这样我们坐到一起时，各自说的经历有相似又有不一致。长此以往，只能是乌合之众。

当然，话又说回来，毛主席是反对天才论的。毛主席晚年，林彪、陈伯达想说毛主席是天才，但毛主席不承认，说这是唯心主义。毛主席批得好、批得对！但，毛泽东思想确实成了新中国的复杂、巨大的社会遗传基因，这也得承认。所以，我认为，对于毛泽东思想，确实要说一句邓小平的话，我们要世世代代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这不单是对右派说的，也是对左派说的。这个思想的核心密码是一套为人民服务的决策体制。有人沿着这个思路可能说，那他要犯错误怎么办？死了怎么办？比如我们学校的韩爱晶，1968年他见毛主席时就是这个问题，说您这个思想好大家都明白，但您千古后怎么办？他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当时，林彪、江青就打断韩爱晶，说这是你小孩子考虑的问题吗？毛主席有部署，你就甭想这个事。韩爱晶现在就说，这个问题我当年提得对。你看，现在还不是真出问题了吗？

的确，毛主席在世时也没解决好社会遗传的问题。他选择接班人，先是刘少奇，后是林彪，再是邓小平，最后是华国锋，都不满意。那是不是说毛泽东思想就不是新中国的遗传密码了呢？

恰恰相反。毛泽东思想作为社会遗传的密码，并不是只传给一个人，而是要传给社会的每一个人。当时的说法是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有了那个千百万就会有那一个。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有千百万个陈永贵、千百万个王进喜、千百万个焦裕禄，这个就叫做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有了这个千百万，其实那一个也就跑不了。没那个千百万，你那一个也找不出来。

按照这么一个思路，也就是说，实际上毛主席讲的为人民服务的这种决策体制、决策理念，实际上解决的不简单是一个接班人的问题，它实际上是说，社会生活的每一个关键的位置上，都得有一批又红又专、为人民服务的接班人。在这里头，自然会产生全局性的接班人出来。那么这个接班人怎么产生呢？不是做秘书产生的，不是做办公室主任产生的，更不是做司机去产生的，实际上是要从搞好生产小队、生产大队当中去产生的，要从搞好一个工矿企业中去产生，要从搞好一个城市中去产生。我甚至还可以再延伸一点，要从当好一个医生去产生。把人病治好了，这是真功夫。要从当一个好老师当中去产生，把一批学生都带出来，这个也是真功夫。也就是说，当我们的社会生活方方面面都能够出现这么一批为人民服务的人的时候，又会使用集中的权力。这种权力不是天生集中的，是通过工作、实践逐渐集中过来的，就像毛主席的权力不是天生集中的，他实际上是通过七大、八大，通过一次次战争失败逐渐总结出来的。从实践中学习，实践中成长，逐渐形成和掌握相对集中的权力，这样的决策体制，就叫“为民体制”。我相信，这样的体制才是低成本、高效益决策体制，才是人民需要的政治体制。

我为什么老要讲“低成本、高效益”呢？我们本来讲的是伟大的理想，怎么说着说着，就算起经济账来了呢？我认为经济账也得算，经济账真得算。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特点，是对权力不信任，所以要分权制衡，层层分解，环环制衡，如此就造成机构膨胀，人浮于事，行政成本极高。

我们今天有一些年轻人，他观察到我们这个社会没那么腐败啊，是吧？制度越来越健全，是吧？我就跟这些年轻人讲一个基本道理：比如说，过去一个县里头的干部，也就上百号人，小一点的县，一栋楼就够了，县委县政府合署办公。现在呢？县委一栋大楼、县政府一栋大楼、政协一栋大楼、人大一栋大楼、公安局一栋、检察院一栋、法院一栋、水利一栋、农林一栋、教育一楼、银行一栋。大楼越来越多的好处是工作越来越细分化、标准化、可复制。制度的空子是越来越小了，明白吗？作为一个普通的办事人员想腐败，有时候是难于上青天，他不容易了！现在，腐败的权力主要集中在各单位的一把手，那个权利还是相对集中的。科室层面、办事人员的权力相当程度上已经被分解了，已经被制衡了。所以，好多年轻学生跟我说“我怎么没接触到腐败？”是因为你层次不够高，接触不到。办事员这个层次的权力已经被高度分解了。相比之下，过去一个县只有百十来号干部的时候，每个人的权力都比较大，都管一方啊。管一方去办事就有可能有不周到的地方，也容易产生腐败。

如果出现焦裕禄这样的干部，把那个七、八十号县委、县政府的工作人员都调动起来，然后，去和人民群众结合，智慧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没准七、八十人都要不了！群众自我服务的力量会被调动起来了。陈永贵带领大家建设大寨，有一个是国家干部吗？有一处办事机构吗？有一栋办公大楼吗？没有。但大寨在长达几十年时间里进行着农田基本建设，提高着农业产量。这就是极低成本、极高效益的为人民服务的政府。

那现在呢？现在其实这么多栋大楼，服务的成本是非常高的。现在好多贪官污吏觉得冤枉，为什么说冤枉呢？他说，你看我又没拿多少，不就拿个千把万。我们GDP这么多呢，我不就拿个千把万嘛！问题的要害是在大楼里高薪养廉！机关又多，科目分得又细，每个人还要高薪，这就造成社会产生的利润全部都跑到这些人手里去了。每个人贪得不多，合起来就不得了。如果未来的一个县里头真的只有七、八十个干部，每个干部联系一片，联系一个方面、一个区域，每个区域群众本身会自我服务，出现问题后，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动用公检法。那时候群众自己都把问题给解决了。那时候是最低成本、最高效益的政府，那就叫为人民服务的政府。

可是这种最低成本、最高效益的政府，权力是不太容易受制衡，不太容易被分割的，不太容易被标准化。陈永贵式的领导，一身兼多职，岗位说明书不明确，往往只尽义务，不享权利。但这样的权力一旦变坏就很麻烦。所以，就得是真的好干部。这跟中医、西医的区别是一样的。中医是不分科的，不管你得了什么病，找的全是一个医生。去了之后也没那么多的检查手段，也没那么多的科室，就是望闻问切。这里头就含着巨大的权力腐败的空间。如果他诊断错了，你还真没脾气。中医整个诊断过程不透明、不公开。中医是一个不透明、不公开、不分割的医疗体系。西医是透明的、公开的、细分化的、标准化的、可重复、可检验的医学体系。西医医生要作弊，空间是不大的。中医医生要作起弊来，空间非常大。西医医生要是给你看错病了，你是可以投诉的、可以复诊的、可以去要求医疗仲裁的。因为标准化的检验结果、标准化的处方、标准化的处置，每个环节都标准化，证据确凿。西医的主要缺陷就是治不好病。中医的这个不透明、不公开、非标准的医学，主要的好处就是治好了病，你还不知道是怎么好的。

所以，当好领导其实跟做一个好中医，跟做一个好老师，逻辑是一样的。无论是好老师、好中医、好领导，为人民服务型的人，都有一个成长过程，都不是天生的，都是有逐渐积累的过程。西方不相信有这种人，因为人性是自私的，就不能给一个人无限的权力，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所以，西方的教育体制、医疗体制、领导体制全是分权制衡。这套制度的主要问题就是教不出好学生，治不好病，管理不好社会，成本还特别高。

我对分权制衡的批判是三管齐下啊。

我第一说，教不出好学生。为什么教不出好学生呢？逻辑是这样的，好老师要传道、授业、解惑。我们现在的教育是细分化的，细分成数学、物理、化学，细分成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我们只教标准的知识模块。传道吗？不传道！他们实际上叫“教学操作工”，跟生产流水线上的操作工没有本质区别，都是简单的日常重复，跟西医院的医生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所以说他没有“道”，只有知识，传标准化的知识，不传那个“道可道，非常道”的东西，不传智慧。大学里、中学里现在是有知识、无智慧。它这个逻辑在这——一旦细分化之后，智慧就没有了。细分化就意味着静止化、孤立化，细分化就意味着割断了事物间的联系，失去了智慧。西医的内科学，和生产线上的作业指导手册差不多是一样的。作业指导手册就是告诉我们，根本不需要懂别的岗位在干什么，只要知道你自己的这个岗位该怎么指导就完了。一个糖尿病患者去西医院看病，医生会立刻做让他去做检查，然后根据检查结果，看看是一型的还是二型的，一型吃什么药，二型吃什么药。西医的工作就是天天告诉你是早期、中期、晚期，其实他也不知道，都是仪器说的。至于说按照这个指导手册，最后弄着弄着治死了，那医生就不管了，因为这是标准化的死！科学、标准化的死！要是中医给你治好了，那就是非标准、不科学的活。所以，西医院里头没有医生，只有医疗操作工具。我们接受的大中小学教育，里头没有老师，只有教学操作工。麦当劳的厨房里头，有厨师吗？没有厨师！麦当劳厨房里有什么啊？有厨房操作工。土豆条倒进去、捞出来、倒进去、捞出来，他的工作就是倒土豆条、捞土豆条，至于什么时候捞，有仪器提醒，“嘀”一声响就赶紧捞。也就是说这个工作是完全可被替代的。如果机器可以干的话，其实是不需要人干的，因为暂时没这样的机器，所以才找人干。大家可以去体会一下中国的厨师，他们可以把千变万化的原料变成千变万化的菜肴，这才叫厨师。麦当劳是标准化的程序出标准化的成品，这个不叫厨师，而应该叫“厨房操作工”。现在，你就会发现，西方按照权力细分化、标准化这套逻辑，把政府的各个科室也都变成公务操作工，实际上没有一个人会做领导。我就发现我们现在的机关里头就没有领导，只有权力操作工。细分化的权力操作工，有；领导，没有。细分化的体制特别有利于自下而上对权力进行监督。比如，老师打学生这件事，中国传统的概念是说，一旦把孩子送到学校里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老师该打就打，该骂就骂，从来不会有家长说“你这人怎么虐待我的孩子”？现在不行了，现在谁还信什么“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别说是打孩子了，就是瞪他两眼，第二天家长就来找你算账，“你怎么瞪我孩子两眼，这是什么意思啊？我的孩子都吓着半夜睡不着觉，你赔。”这就是西方型体制对权力的监督。这个好不好呢？我认为，真不见得好，因为孩子可能被培养傻了。西方型教学，传授标准化的知识模块，人聪明不了。西方型医学，细分化、标准化的科室，切断了人体内在的复杂联系，病治不好。西方型行政，一栋栋大楼，标准化的、相互制衡的权力，社会运行的成本非常高。这三大问题，造成身体、心灵和社会三大方面的对立、冲突不断加深。

再说，分权制衡真把权力给制衡住了吗？我刚才讲了，企业的权力显然没有被制衡住。美国的那一千家大公司的最高权力显然没有被制衡住。其实，这些企业全都是独裁制，区别只是会独裁还是不会独裁。
我再说美国的国家权力。因为现在我们这个辩论的对手啊，有很多右派，其实他们往往是从左派变过去的，甚至好多右派是从造反派变过去的。为什么是这样呢？那就非常简单啦。我有一位非常好的造反派朋友，对毛主席也是拥护的、也是支持的、认同的，对文化大革命也是充分理解的，但你非要说未来怎么办，他说那就得分权制衡，无产阶级多党制。毛主席只有一个，走了再也没有了，以后的人就得制衡他，就得相互制衡。我看，这就是被西方思想转了文化基因。
其实，许多左派深层次信奉西方思想，因为马克思主义也是西方思想的一脉。我的学长、老校友韩爱晶，恐怕也迷信民主，迷信分权制衡。所以，有一次我跟他讨论的时候，涉及到一个小故事，产生了非常大的分歧。就是关于911怎么看。按照我的判断，我认为“911”啊，就美国人自己干的。具体说，是美国政府当中一个很隐蔽的角落，是中情局、联邦调查局、五角大楼干的，这个小圈子连着的是石油、军工、金融这个大圈子。韩爱晶说，不可能！美国政府还是个民主的政府，它不是玩阴谋的政府。我说，民主必然和阴谋联系在一起。在民主决策的体制下，七嘴八舌，难以达成共识，还要达成决策一致怎么办？搞阴谋！这个阴谋是为谁呢？那另当别论，反正是私下操作。但凡做过一点负责工作的人大概都知道，达不成一致怎么办？事先个别谈话，和张三、李四、王五，你班子里头人一个个去谈。私下谈话中，就有私情，就有秘密承诺，这就是阴谋。碰上好领导，他是为了搞好工作而搞阴谋。碰上坏领导，就为了结党营私而搞阴谋。这都是有能力的领导。相反，如果班子里的一把手不没能力，其中有能力拉帮结伙的人就可能取而代之。所以，在民主体制下的一把手大概都会玩阴谋！没有私下的协调、私下的沟通，没有私下的谅解，开一百个会，一百个砸！诸位同意不同意？说民主了，就不搞阴谋了，这哪儿的观点啊？这不就是民主迷信吗？
美国政府怎么会自己把那两栋楼给炸了呢？我说道理其实是非常简单。先说作案细节。两架飞机去撞双子塔，说飞机的航油把钢筋烧软了，烧软了之后，这个楼就塌掉了。这就有问题。世贸大楼是1970年建的。给世贸大楼提供钢筋的钢材供应商第一个站出来抗议，说“不对啊，我那个钢筋耐得住3000华氏度、多少多少小时的燃烧，你这烧到多少度啊？大家是否知道炼钢炉里的温度？炼钢炉里是封闭式燃烧，又吹氧，它的温度可以达到1600度至2000度左右。航油燃烧是开放式的燃烧，不可能达到1600度。你说航油燃烧把钢材融化了，你这不是对我钢材供应商的污蔑吗？”结果这个人就被解雇了，这个人大概是总工程师还是什么其他职务，我记不清了。第二，有人也从建筑力学的角度提出问题了。假设就是钢筋被烧软了。烧软了之后，楼应该是向周围倾斜倒塌，它怎么会垂直地、粉碎性地倒塌呢？垂直地粉碎性地倒塌，只有定向爆破做得到。如果说航油能够从上到下把大楼烧化，那我们还要定向爆破技术干什么啊？这个道理就是这么简单啊！第三，有人拍下了大楼倒塌时候的视频，发现大楼在倒塌的过程中，有很多的闪光点，闪光点大概就是爆炸点，这个你怎么解释？还有人质疑说，世贸大楼下面大概藏有1670亿美元的黄金，真金不怕火炼，楼塌下来，黄金应该还在才对啊！结果不见了！这是怎么回事呢？种种迹象只有一个结论：这个事不简简单单是飞机撞的，那只是一个幌子、一个烟雾。实际上在飞机撞楼之前，大楼的每一个关键点上都装上了炸药，也就是说，实施了定向爆破，只有这一个可能。世贸大楼在出事之前的一个月内，不停地宣布某层某层要实施装修。在出事前一周，大楼内所有能够闻出炸药的狗全部被撤走了。这个事，得有人配合啊。这两幢大楼是有保安公司的。保安公司的老总，恰好就是小布什的弟弟。事情的真相很可能是，双方商定好，拉登开飞机去撞大楼作为掩护，然后这边实施定向爆破，最后将责任全部推给拉登。事情很可能是这样的。抓捕拉登的过程，持续了十年。以美国的卫星定位技术和侦察能力，至于要十年才能抓得住吗？而且抓住拉登之后，没有审判就直接将其杀死了，这不是要毁尸灭迹吗？我会这么去看问题。
很多人会说，这不可思议啊，一个民主政府怎么会这样置数千美国人的生命于不顾呢！下面我就进一步去说美国为什么要干这个事。理由于公、于私恐怕都有。于公，有一个特别大的理由。冷战结束了。冷战结束太快，苏联垮得太快，美国压根就没有思想准备。美国人以为，我这边忽悠忽悠，和平演变，苏联人不至于这么傻吧？结果发现，苏联人还真傻，还真被忽悠倒了。现在看来，中国还不那么傻，你再怎么忽悠，我们这不走老路，不走邪路，就不让你给忽悠了。苏联被忽悠倒了之后，美国一下子就不知道该干嘛了。当然，实际上美国极少数精英也知道该干什么，但是，要动员更多的人参与，这中间有一个协调过程。就在苏联倒了之后，1994年克林顿当总统的时候，美国就出过一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这个报告提出未来要建设一个世界新秩序，美国是这个新秩序中的警察。这是美国1994年时候的一个报告。大家要知道，美国是一个庞大的官僚机器，少数人在那里想，不一定能转变成多数人的行动，转变成多数人的行动，是相当缓慢的。无论是它的海军还是他的国家安全会，其实说起来，内部的大机器掉起头来，其实也不太容易。更何况你不光要协调美国国内的事情。美国想当世界新秩序的警察，那欧洲呢？日本呢？这些哥们都不同意啊！你得找一个理由。美国找到的办法就是苦肉计。罗斯福当年就用过苦肉计，明明知道珍珠港要被袭，就是不吭声。让日本人把珍珠港一炸，然后就有理由去参战了。现在也是这样。为了动员美国的国家机器进行对外扩张，进行对外战争，就需要一次重大的苦肉计。我认为这是于公的最好的理由，恐怕这也是事实。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的思想学派，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学派，就是新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的主张就是用武力推广民主。我们后来看到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都符合新保守主义的主张，就是用武力去推广民主。可是，当你要用武力的时候，美国国内通不过，怎么办？结果这两栋楼一炸，美国国内群情激奋，想打哪，国会一致投票通过。这个是最根本的动机。
小动机也有。比如给切尼的哈利伯顿公司多揽点工程，为小布什的家族多弄点黄金，这是搂草打兔子——顺便的事。但它的大目标是调整美国的全球战略。我认为这个可能性是有的。
但是，有人认为，美国的国家战略是美国的国会制定的，总统只是执行啊，你怎么能设想出一个阴谋集团在美国的政府里头呢？我说不对，因为美国政府是一个三权分立的机制，是个多党竞选的机制，谁干都一样。反过来讲，既然谁干都一样，那为什么不给那个垄断集团干？为什么不给石油、金融、军工集团干？所以，石油、金融、军工成了隐藏在美国政府里面的真正的太上皇的政府。这个太上皇的政府，它表面上是遵循了民主的游戏规则，实际上是，谁挡我的路，我就断谁的路。操作的手法可能是这样的。
照我这么一说，这美国太黑暗了，打破了很多人对美国的美好想象。我再补充一个例子，就是1963年被刺杀的总统肯尼迪。肯尼迪被刺杀后，这个案子至今没有破，不知道是谁干的。发现一个线索，发现一个证人，这个证人就死了。至今已经死了130多个证人。所以说，美国不搞阴谋？我认为这是对民主的迷信。这种迷信，你会发现存在得特别普遍，特别广泛。也存在我们左派内部。
所以，当右派讲普世价值，讲平等、民主、自由、人权这一套东西，我们左派很多时候都是这么评论的：你们那个是假平等、假民主、假自由、假人权，我们左派要的是真平等、真民主、真自由。但我的意思是，真平等、真民主、真自由，恐怕可能就是没有，这个想法本身就是个迷信。我们现在知道菩萨是没有的，佛是没有的，玉皇大帝是没有的，可是这些东西我们是长期迷信的。你去求菩萨，说给我个儿子吧，结果儿子没出来，一般而言，你不会怀疑那个菩萨不灵，你会怀疑是自己的心不诚，下回烧香再高一点，可能就行了。我们现在对民主也有这个迷信。当民主决策出了种种故障行不通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想？我们会说，民主是好的，民主是灵的，我们民主素质不高，所以它才不灵。这不是和求观音拜菩萨的道理是一样的吗？诸位同意吗？（观众鼓掌）真正灵的，是为人民服务。它是真灵。但是，这个真灵的东西被批判成是独裁、专制了。真灵的是中医，但中医被批判成是愚昧、迷信、伪科学了。这就是西方的话语霸权。它可以把白的说成黑的，黑成说成白的，好的说成坏的，坏的说成好的。话语权有这么大的力量。像毛主席这样经历过井冈山时期民主弊端的人，对民主也不敢加以非议，只能说咱们民主素质不高，极端民主化出现的问题。他不愿去想这是民主本身的问题。我现在是想时隔83年去发掘古田会议在决策机制、决策理念上的巨大价值。这个叫东方思想，东方文化。（观众鼓掌）
黄炎培提出的是伪问题

紧接着要讲一个东西，叫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华民族本来有一整套对世界的认识，对事物的处理方法、认识方法。我们是有一个文化传统的，这个文化传统衰落了，这是毫无疑问的，衰落到恨不得把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全部否定掉的地步。
但是我想说一个话，也不一定是很恰当，请大家想一想。我们在座的诸位都经历过一个天真烂漫的童年，经历过一个活力四射的青春期，经历过一个成熟稳健的中年，我们今后很可能要进入垂垂老矣的晚年，我们还要进入奄奄一息的回光返照的那一刻，迟早要进入火葬场。我们大家都要经历这个过程。当你要进火葬场的时候，如果有人过来跟你说，你之所以要进火葬场，是因为你的基因不好，你会同意吗？满清政府就是这么回事，当它进入垂垂老矣、奄奄一息的时候，不是它的基因不好，是到了该死的时候。不能因为它要死，就去否定它的基因，然后希望造出一个不死的基因。有人告诉我们说，自由、平等、民主、人权，就是这样的不死基因，你用吧！结果，你用吧！死得更快，或者干脆就从来形不成生命，这就叫无政府主义。
我一直在体会秦始皇的悲剧。当年秦始皇周围有两拨人，都告诉秦始皇怎么长寿、长生的问题。一拨人说，始皇啊，你想把江山一直统治下去，你得有好身体啊，怎么办？吃我的药。这个丸、那个丹、那个膏，你随便吃喝嫖赌，三宫六院、三妻四妾无所谓，该糟蹋就糟蹋身体，没关系，反正身体坏了，有我的丹药，我这是金丹啊，一丸就千年，两丸就两千年，吃十丸就一万年。你喜欢这样的医生吗？你肯定喜欢，因为你可以放纵啊，还可以长生，还可以健康啊。那一拨人说，始皇啊，你一定是要死的，你想要不死，是不可能的，唯一可能的，只有长寿，为了长寿，你就得节制欲望，锻炼身体，控制饮食，等等。秦始皇一听，说这个也太麻烦了，算了，不用你这个又不做长生的承诺，还要我约束这个、约束那个。不干！不要你这批医生，就要那批有灵丹妙药的医生。结果，秦始皇死得就快。
我的意思是，社会也是这样。我们以前老有一个想法，说有一个新社会，这个新社会可以不死。可是，我倒是觉得，新社会可能也是要死的，是三十年死，是三百年死，还是三千年死，这才是问题。我们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很可能也是要死的，如果它能活个三百年、三千年，我看这个就不错啊。你干嘛老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死啊？
我这个话不好听啊，其实这里面涉及到周期律的问题。当年黄炎培跟毛主席的窑洞对，就是讲的这个话。黄炎培说，你看，我看的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也多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你们共产党咋避免周期律啊？毛主席说我们找到了，这个东西就叫民主，有了人民群众的监督，我们就可以不死了，就可以跳出周期律了。可是，这里头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对民主的迷信。也就是说，黄炎培的那个问题，就是一个假问题。社会有机体是一定要死的，只不过是活的时候怎么活得更健康，只不过是活着的时候怎么样活得更愉快。你想让我们今后建立的社会是一个不死的社会，我认为这就很容易上形形色色的骗子的当。但是，如果我们面对一个要死的社会，我们想去延长它的寿命，这个比较好办：我们怎样增强为人民服务的观念，怎样培养千千万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啊，我们出现大批的春苗啊，甚至出现一批夏苗、秋苗啊，我们让人皆为尧舜，让每一个人都成为雷锋、焦裕禄，我们这个人民共和国的寿命自然就长了。诸位同意吗？
但是，西方的那套东西说，人没有不自私的，为人民服务是不可能的。只要有一套制度来监督、制衡，实行人民民主，新社会就可以不死了。后来，我们就听了这套逻辑，结果我们可能反而早死。这里面要严格区分两个概念，一个是民主的概念，一个是人民群众监督的概念。我看，人民群众监督是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都是需要的，但民主的概念是破坏性的。（观众鼓掌）感谢诸位还有人鼓掌，因为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在挑战大多数人的核心理念了。在这个问题上，我自己是痛苦挣扎过来的，我也是从对 “窑洞对”的迷信走过来的，我也是从对民主的迷信走过来的。当我真的发现这是问题的时候，我愿意冒天下之大不韪，出来断喝一声：“不是极端民主化的问题，是民主本身的问题！”
民主这个概念，在今天是一个普世价值。什么是普世价值呢？就是连反对者都承认的价值。比如说，我们新中国的宪法也是讲民主，讲人民民主。尽管我们实际的体制、毛主席设计和运作的体制，实际上是一个“为民”的体制，为人民服务的体制，不是民主体制。但我们是怎么说的呢？我们说自己是社会主义民主，欧美是资本主义民主。前面的定语不一样，但对民主本身都是肯定的。
但是，我们老要跟别人比民主的时候，人家可能会跟你说：“你看，你啥社会主义民主啊？投票权都没有你还民主呢，你算了吧。”他们这么一说，我们就开始怀疑了：“那我们是不民主啊！”所以，中国就很被动。每当国外首脑来访，都问我们一句“今天你民主了吗？”然后我们就心虚地说“我们明天民主，今天还不行”，这是非常被动的。如果说，我们知道为人民服务才是真正的普世价值，民主实际上是不可行的，我们把这个逻辑说通，那么全世界都会认同。最后，比如说习近平总书记出去访问美国的时候，顺便问候一句“今天你为民了吗？”，他说“我们还没有，我们下回为民”。这就叫文化软实力。文化软实力在这儿。你一旦接受了对方的游戏规则之后，你就丧失了文化软实力。民主的游戏规则背后跟着的是人性自私论，我们那个为民的背后跟着的是“人性是可善、向善”之论。我也不说人性一定就是善。可善、向善，处善而自信、自豪、幸福，这可以吧？   脸和脸比，屁股和屁股比

政治理念的背后实际上是人性论。你用“今天你为民了吗？”这么去问的时候，他可能会反问你“那你为民了吗？”。我们说“奥巴马你为人民服务没有？”，奥巴马回答说“我还没有”，那奥巴马反过头来问我们习近平总书记说“那你为人民服务了没有？你们共产党说要为人民服务，你们做到了吗？”那我说我们也没有做到，我们努力改进。你看，双方每次都是批评与自我批评，都检讨自己为人民服务没有，这就形成了全球的普世价值。紧接着，整个中国的思想就都传播到西方去了，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就出来了。
为人民服务是无止境的。这句话是习近平同志说的。这次就职演说上他说“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可不就是无止境么？无止境就是慢慢为人民服务嘛，孔夫子的那套逻辑马上就出来了，就是你立下为人民服务的志向，慢慢增长本领，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慢慢的你的人性就越来越升华，它就通向一个无止境地为人民服务的境界。就像学中医一样，开始学的是简单的刮痧、按摩，治个感冒、发烧、咳嗽。后来慢慢地学进去了之后，重病也能治了。这不就是中医境界不断提高吗？为人民服务的境界不断提高吗？就像一个好老师跟一个差老师一样。差老师，一群好学生交给他，他能教坏了；好老师，一群差学生交给他，他能教好了。是有这种可能性吧？有这样的现象吧？
为人民服务这个理念背后，跟着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传统，跟着的是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合理性和精髓。这一点我是非常强调、非常坚持的。毛主席曾经说过类似一句话，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这份遗产我们都要总结。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我们得要做这个工作，我们不能听了“古代”这两个字就全都给它扔掉。说中国古代统统都不好，这么说就叫历史虚无主义，很容易变成《河殇》的论调，很容易变成汉奸买办。要知道，我们不光是1840年以来出了无数的仁人志士，1840年以前难道就没有仁人志士了吗？屈原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非常伟大的仁人志士，甚至连后代的汉奸都得引他的诗呢！你得要知道，不是说只有共产党人才有英雄、才有为人民服务的人，中国古代从头就有啊。
我老家有一个特别让人尊敬的英雄——东汉太守马臻。这个马臻是个什么人？实际上，整个绍兴成为鱼米之乡就得感谢马臻。因为他修了一个三江闸体系，把上游的洪水蓄起来，把下游的潮水给堵住，然后让整个绍兴平原那一带成为鱼米之乡。可是干这件水利工程，就像毛主席抓水利工程一样，很多人是不高兴的，因为很苦很累。他说，“苦了我一个，幸福千万代”，就像毛主席说，“苦了我们这一代，幸福了后面千万代”。马臻自己干活儿很辛苦，但仍有人埋怨。被人埋怨，其实问题不大，因为大家都懂道理，都知道这个旱涝保收的水利体系是为了我们大家的。最重要的是马臻动用了国库皇粮去修水利工程，被人参了一本，说他违背朝廷法令，要五马分尸。他真的是被五马分尸，剥皮揎草，悬首示众。他难道不知道这个结局？他知道的！就像我们薄熙来书记，他知不知道今天的结局？很可能他知道，知道也得干！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传统啊！
中华民族是有很多汉奸，是有很多卑鄙龌龊的人，可是这些人实际上哪个国家都有啊。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有人说了一个特有意思的小故事：说严家其，就是写《文革十年史》的那个反毛、反文革很厉害的人，在1989年之前，当时他还是社科院政治所所长的时候，美国对他是毕恭毕敬、客客气气。等到89年事情尘埃落定，他作为被中国政府驱逐通缉的人流亡到美国去之后，美国人再也不待见他了。美国不是爱民主、爱自由、爱独立、爱崇高的人格吗？按严家其自己的体会，美国全是一帮趋炎附势的小人。趋炎附势的小人到处都是，伟大的英雄在中华民族这儿层出不穷，这才是我们的伟大所在！
比较，一定要对称。什么叫对称的比较呢？中国和美国两个社会，就像两个社会有机体，都是有脸有屁股。拿中国的屁股和美国的脸比较，我们怎么比都比不过。你要拿中华民族的脸去跟美国的那张脸比，中国曾经的这张脸叫“仁、义、礼、智、信”，美国的这张脸叫“自由、民主、人权、平等”，到底是哪张脸更漂亮？我估计，我们这张脸可能比他更漂亮。因为，他所谓自由、民主、平等也可以变成自由地弱肉强食、民主地不负责任。我们这个仁、义、礼、智、信倒还真是可以推广的普世价值。
脸跟脸比，其实他那张脸还是张野蛮人的脸。屁股跟屁股比，我们当然很脏啊，我们的屁股现在脏得确实有点让我们大家都受不了，它好多地方都烂出来了。但你得知道，美国不烂吗？他一样烂出来。要害的是他的烂法，跟我们不一样的，他那个烂法是系统性的烂，我们这个是斑斑点点的烂，显得比较难看。系统性的烂有时候还显得比较好。
什么叫系统性的烂？系统性的烂，实际上是说美国这么多年来积累起高达GDP700%的各种国家债务，就是美国的国债+地方政府债务+两房担保债务+医疗养老保险债务，种种债务合起来占GDP的700%，也就是说，美国人花了后代700%的钱来解决现在的这所有的问题。现在看上去没问题了，但这是一个要爆炸的巨大的定时炸弹。这不是系统性的烂吗？当然，局部性的烂它也有，我一直嘲笑说，研制一架F-22居然要投入两百亿美元，实际上这肯定是一笔腐败工程。如果给完全没有战斗机研发制造技术的企业，可能需要两百亿，甚至还不够，你给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那人家是现有技术略加改进，花不了多少钱。不就是隐形吗？不就是气动布局改变一下吗？不就是加点防雷达辐射的涂料吗？就这点东西哪花得了两百亿美元？但问题是说，他们本来就是哥俩。五角大楼的这帮人跟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人是一回事，开着旋转门。今天公司高管当了国防部长，明天国防部长又当了公司董事长。这种事实，即使美国人说，我们的美国迷也听不进去啊。据德意志银行统计，今天的中国政府国债+地方政府债务+各种债务，约占GDP的60%。也就是我们历届政府在花下一届政府钱的问题上，手脚不如美国政府来得大。大家不是反贪官吗？我们这儿贪官的手笔不如人家来得狠！你得要想这个问题。
所以我说，我们这个世界是因为吃了那个“民主、自由”的“灵丹妙药”，都不去为人民服务，天天是相互利益制衡，然后大家都变得自私自利。我们吃了这服“灵丹妙药”之后，全世界就进入了一个比烂的时代。我们现在在比谁比谁烂得更快，谁比谁烂得更狠，谁比谁烂得更无解，知道吗？在这个意义上说，只要人家比我们烂得快，那就有助于中华民族的复兴。
有两个方面是有好处的。第一个方面，比如说希腊烂了，希腊要借债，说跟中国来要钱。如果说我们会当家，是这么当家的：“你要借钱是吧？可以啊，你希腊的什么油田啊、码头啊、渔场啊，看你怎么算价钱吧”，当然这里边有点帝国主义色彩啊。也就是说你利用人家的危机，其实是可以捞一把的。做生意肯定是乘人之危，知道吗？你不是世界市场吗？这都是帝国主义国家教我们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咱们是可以干这个事儿的。
第二，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就职演说讲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自信哪儿来的？他们在烂下去，知道吗？我们本来老想向他们学习，比如说我们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刚组团去华尔街学习花旗银行、学习大通曼哈顿银行，刚学完回来他那儿金融体系就危机了、崩溃了。那我们就甭学了！大家要知道，我们实际上是不知道我们自己有多少优势。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因为我们总是要求革命的纯洁性。按照纯洁性、按照毛主席时代那个干部清廉的标准来看，我们今天的干部已经是不得了的坏。后来，全球化了，有了世界眼光了，一比，才发现还有比我们更坏的。
要均衡看待新中国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历史

改革开放以来，贪腐泛滥，两极分化，工人农民重归弱势群体。所以有民谣说，“毛主席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邓小平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甚至有一些人说，“邓小平时代来了就黑暗”。是黑暗啊！但关键是跟谁比。跟毛主席那个太阳升起的时候、如日中天的时候比，那肯定是黑暗。这没得说。但是你要跟后面比呢，它还有点光亮。我多次说过这个话。毛主席主要是太伟大了，他是珠穆朗玛峰。往下一堕落，它不是直接就到了东海，而是堕落到了青藏高原，也是世界屋脊，也是有高度的。我是说，邓小平也是有高度的，不是真的矮。你批评他可以，但要把他全面否定的话，那正好合了国外反华势力的意思。国外本来就对我们中国妖魔化，你自己也对自己妖魔化，那不就完蛋了？所以，说小平不好，是跟毛主席比才显得不好，你要跟后面的人比，他还在青藏高原呢。再往下还有黄土高坡呀，实在不济，还有华北平原呢。在华北平原上，还可以崛起一座巍巍泰山。也许，习近平总书记还可能是华北平原上的那座泰山呢。
对历史一定要有一个宏大的视野，才看得清楚我们在哪里。要不然，看得太近，就容易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当年的苏共党员就干的这个事儿，苏共有没有问题？绝对有问题。官僚主义的问题，特权的问题，享受的问题，贪污腐败的问题等。这些问题苏共的高级干部都是有的。后来美国人说，既然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苏联人民起来把苏联共产党干掉行不行？苏联人民说，“那行啊，咱就试试吧”。结果真把苏联干掉了。干掉了之后怎么样？干掉了之后就进入地狱了，本来是有缺陷的人间，后来就进入无缺陷的地狱了。
我说，我打那个老头子还是为那个老头子好。真的！他不知道，他看上去年纪大，其实是一个历史小人而不是个历史老人。他不知道，如果真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给推翻了，真作为美国的带路党把我们的政权给颠覆了，他的退休金哪儿领去？领完了之后还值不值钱呢？汉奸不光破坏的是国家利益，也破坏我们国内每一个人民的利益，是不是啊？所以我是说，咱们还是要稍微大度一点，宽容一点，要知道中国不是最坏的，甚至中国还做得大体不错。
这话怎么讲呢？假设我们明天就社会动荡了，那至少从1949年到现在为止，我们经历了长达六十三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对于这件事情，千万不要低估。世界上像中国这样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国家，在长达63年的时间里几乎连续的高速增长，真找不到第二家。哪怕就在明天乱了，那问题是，有人现在就在乱着呢！比如，埃及、印度、印尼、伊拉克、利比亚、巴西、阿根廷、巴基斯坦，许多国家，是不是现在就乱着呢？我们顶多是以后才乱，他们是一直就乱着！哪个好呢？去印度访问就知道，印度的孟买，别说跟北上广比，就跟龙岩都没法比！这大体是事实。所以，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尽管它内馕已经空了、腐了，但是外在的巨大成就不也得肯定吗？我们不能光顾一个方面。这成就是怎么取得的？中国这么巨大的经济、社会的成就，比如人均寿命的提高，义务教育的普及，是怎么取得的？如果我们不肯定这些成就，这个政党真的就没有合理性了。如果说我们真取得了这样的成就，而且确实世界范围内无人能比，比如日本，战后1949年到1989年连续增长四十年，1989年至今无增长，我们总比它强吧？我们顶多是以后零增长。又如，德国是增长到了90年代，后面就是低增长，我们总比它好吧？
当然，要从质上来说，我很不满意。我们的自主技术工业体系被摧毁、被占领，这都是真的，党政干部大面积腐败，这也是真的。所以，从质上来说有很多问题；从量上来说，取得了巨大的增长，量的增长也要给予确认和肯定。而这个增长怎么来的？就是一党执政体制取得的。这个一党执政体制，是毛主席奠定的一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一党，她才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尽管后来逐渐变质了，但是，巨大的惯性还在，这是改革开放能够取得外在成就的基础。有人说，毛主席去世了，党就不为人民服务了。但我认为，毛主席去世后，中国共产党也是逐步地降低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不是一步到位堕落的，它有一个从珠穆朗玛峰到青藏高原，到黄土高坡，到华北平原的过程。如果说到海底才算堕落，她还是有一定高度的。80年代，也就是一瓶酒、一条烟的水平，干部也只是敢出卖外围性的次要原则，核心的原则他不敢让。90年代，胆子大一点，步子快一点，那是在小平的鼓励下，腐败才迅速升级的。他要不鼓励的话，毛主席的遗产还在。毛主席给小平留下了一支清廉的干部队伍，没这支干部队伍，改革开放早烂了。正因为如此，这个党还有一定的合理性，还没有烂透，还有起死回生的可能性。她真完全烂透了，也只能火葬场见了。
的确，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有机体是疾病缠身，肺癌、肠癌、食道癌、骨癌、乳腺癌等等，啥癌都得上了，免疫系统的癌也得上了。我们这个社会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为什么你还说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呢？因为中国有中医。我认为，薄熙来就是重庆的中医。西医没法治重庆，但按中医就可以治。所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第一是在西方文明衰落背景下的复兴。第二，因为西方文明的衰落，我们还有可能找到中华文明的自信。它要不烂透，我们还破除不了对西方的迷信，这个过程中还可以起死回生。所以，十八大的意义就显得更重要一些。我听习近平总书记的报告，感觉到他真找到了一点底气、一点自信。这种底气和自信从哪里来？从建国以后反反复复中的比较中而来。
我认为，我们需要承认毛泽东时代绝对不是完美无缺的，别说文化大革命有争议，就是文化大革命前17年，在毛主席看来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如果真完美无缺了就不需要文化大革命了。最大的问题就在于集体化过程中步子可能快了一点，建设中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东西确实也多了一些，这都需要反思和检讨。文化大革命有伟大的意义，但要承认，它毕竟失败了；第二，要承认，当时的派系斗争到了毛主席也控制不了的地步。当毛主席说无产阶级各派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要联合起来的时候，联合起来已经不容易了。所以，最后不得不派工宣队、军宣队的时候，说明了我们的人民也是不够成熟的，这也是我们要检讨的。
反过头来讲，改革开放有无数的问题，但不是一点好处都没有。我认为最大的坏处在道德沦丧、两极分化、工业和技术体系丧失，但改革开放也不都是坏处。好处在哪里？比如说盖房子这件事情，30年前盖房子，我们自主工程机械设备还不完善、普及率还不高、产量较低的时候，盖房子就没有现在快。现在盖房子的速度是毕竟快多了。是有豆腐渣，但也不能说全是豆腐渣。总之，种种问题我们都要承认，严重程度已经拿癌症来作比喻了。问题我说的够严重了，但是同时也要看到一点成绩，数量上的增长，盖房子速度加快，这些都要看到。否则，你和普通老百姓说话，人家觉得你很奇怪。因为普通老百姓没想那么深，他们感受到能吃饱饭了、便宜的衣服也有。温饱解决，这一基本事实也要给予肯定。不然，凭什么说希望党恢复为人民服务的路线？如果说完全不好，那就只能推到重来。所以，我认为要均衡一点，这样才能找到自信。
悲观的鲁迅，乐观的毛泽东

进一步说我的老乡鲁迅。大家对鲁迅先生都比较敬重，但是鲁迅先生的思想会触发像柏杨这样的思想——丑陋的中国人。柏杨的思想后来成为汉奸的思想基础，刘晓波就认为中国人既然是有劣根性的、愚昧的、落后的、狭隘的，既然是一群祥林嫂、阿Q、孔乙己，那为什么中国不做300年殖民地呢？
其实，群众的绝大多数是好的，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无限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毛主席看到的人民就都是向日葵、向阳花般的人民，而鲁迅先生看到的人民就比较黑暗、比较丑陋。莫言最近得奖，我批评莫言，我说他是中国30年文学汉奸化、流氓化的典型代表。但是，莫言会觉得委屈。莫言会觉得，“我现在讲中国的各种黑暗、各种自私，鲁迅也讲啊。鲁迅讲，你怎么就赞扬他，我讲怎么就不行呢？”
毛主席和鲁迅先生的身份就不同。毛主席是带领全国人民前进的领袖，他是历史的当事人，所以他看到的人民群众是无限向善的、是积极健康的力量；鲁迅先生是社会的旁观者。旁观这个社会往往容易悲观。做历史的当事人才能乐观。黑暗悲观的东西要看到，但我们要把这看成暂时的、受人误导的、可以克服的，不要把它看成永久的、劣根性的、不可克服的，一旦到这个地步上，很容易走到汉奸的路上去。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寻根，根深才能叶茂。根不简单在毛主席手里，也要从黄帝、炎帝、尧舜禹那里去寻找我们的根基。为什么？因为五四运动以来，出于一时的激愤，许多知识分子把中华民族的传统全部给否定了。这里就有鲁迅先生的功劳，也有胡适的功劳。对于批判时政，很有杀伤了，很有战斗力，历史作用功不可没。但是，五四青年在泼洗澡水的时候，不小心把婴儿也一块儿扔掉了，把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和民族自信心也给丢掉了。五四运动以后，出现了一个“疑古”学派。就是考证尧舜禹有没有，一切拿证据说话，拿考古说话。要不然，都是传说，就不可靠。结果就把中华民族优秀、伟大的传统用“怀疑一切”的论调给否定掉了。于是，我们言必称希腊！这样就是否定中华文明、赞扬希腊文明，从头就埋下了今天全盘西化的论调。当然，五四运动有它伟大的历史意义，对冲破、打碎一个黑暗的旧世界有伟大的历史意义，鲁迅先生有伟大的历史作用，这我们都要肯定。问题是，这段时间我们已经过来了。过来之后，我们就不能继续只用一个黑暗的、悲观的眼光看问题，我们得学会用毛主席宏大的、积极的、乐观的、健康的心态去看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根据、有可能、有必要，值得我们共同努力去推动它。
在这个过程当中，把中华文化发挥到高峰的是谁？我认为是毛主席。为什么是毛主席把中华文化发展到了高峰呢？很多人就和我辩论，说毛主席批林批孔毁了儒家。文革时期，不管具体谁干的，至少是颐和园里的石头菩萨掉了脑袋；庙里的和尚烧佛经，又把佛给毁了。这不是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吗？
我说不对。毛主席的力量是“毁佛适所以成佛”、“毁儒适所以成儒”。看上去是把儒家批判了、把佛经烧掉了，但这恰恰成就了儒家和佛家。佛家讲什么？佛家不就是希望人为人民服务吗？佛家不就是希望大家都提高觉悟吗？佛家不就是希望普渡众生吗？但佛家讲了千百年，有几个真为人民服务、真普渡众生的？倒是众生养了一群披着袈裟的俗人。
相反，毛泽东时代出现了大批有名无名的英雄。雷锋、焦裕禄式的人物千千万万，他们不就是穿着普通人衣服的菩萨吗？这不是“毁佛是所以成佛”吗？
“毁儒是所以成儒”也是这个道理。孔老夫子主观愿望希望我们培养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新人、贤人、圣人，但出来的往往都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名利之徒，是大批的俗儒、陋儒。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孔夫子在墓地里也得哭泣啊！我估计，因为孔家店里出了那么多的贪官污吏，打倒孔家店的时候，孔夫子也可能拍手称快呢！
孔家店可以倒，但孔夫子忧国忧民的思想不能丢。庙可以毁，但普渡众生的佛心要有。这就叫看破名相，破迷去执，明心见性，成儒成佛。
所以说，毛泽东时代是一个史无前例的高尚时代。所有历代英雄、圣贤都想出现这样一个高尚时代，可都没有。在毛泽东时代初步实现了。当然，史无前例是不是就绝后了呢？当然不是，史无前例是空前，此前没有过这么高尚的一个社会。此后，我们共同来开创一个更加高尚的社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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