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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德的“去中国化”祖师爷:胡适
生民无疆
苟且家很穷,邻居家很有钱。苟且看到邻居爱喝咖啡,连忙学样,逼着全家扔掉茶杯;偷窥到邻居穿花裤衩,又强令全家人换上花裤衩。喝了百年咖啡、穿了八十年花裤衩,才发现邻居的钱大多是父辈抢劫来的遗产。就此,苟且立马深爱上了邻居的祖宗,于是,天天在家骂完父亲骂祖宗,夜夜梦见自己原本是邻居家的儿子,后来索性给全家改名换姓。
骂祖宗与认洋人为主子,拒绝奋发图强------这就是百年前胡适等人的所作所为。
胡适等人所做的一切,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中国不如欧美,是因为我们的祖宗和血统不如欧美。所以,他们坚称中国“百事不如人”。面对“山河破碎风飘絮”的悲惨局面,他们始终只干一件事:骂自己的祖宗,摧毁中国现有的一切,同时拜洋人的祖宗。
古今中外的人们都是有思维定势的。今天,通行于国内的许多真理般的概念、习以为常的思维方式,主要来源于胡适等人的“学术成果”。
今天,胡适的徒子徒孙仍在继续骂祖宗的事业。当今某些历史学家、文化学家、经济学家等等,依旧靠食胡适等人牙慧为生,匍匐于欧美面前,却自以为思想先进,当为国人的精神领袖。
当今上海某大学一朱姓教授说:黄河是中国人祖宗的尿汇聚而成;长城是中国人祖宗的屎堆砌而成;中国人祖祖辈辈靠吃屎喝尿生息繁衍。此人品德如何姑且不论,既然此人深知自己是吃屎喝尿者后人,臭气熏天,下贱无比,活着就是污染环境,他为何不赶紧悬梁自尽!
转眼,中国文化界已经闹腾了一百年。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汉唐盛世,傲视天下;宋辽金夏,美轮美奂;百年元朝,元曲流芳;明清不仅富甲全球,且四大名著将与人类共存亡。
最近这一百年,中国文化界留给后人什么?诞生过唐诗宋词的国度,如今竟然没有了诗人!凡是在“国际上”获奖的作品,无不是大骂祖宗羞辱同胞的东东!
有谁靠骂祖宗成为大商人、大学者、大军事家?骂祖宗的人,只会败家!
没有自立、自强精神的人,永远不能称之为正常人。以这样的人为师长,只会教育出一代又一代的一边向父母伸手,一边弃养父母的饭桶和流氓。
胡适等人到底是什么玩意?我们有必要好好回忆回忆。
一、可悲可恨的荒唐时代
1840年,英国人为了向中国武装贩卖毒品鸦片,派出若干军舰,在中国沿海地区开了几炮,清政府发现洋人的枪炮很厉害,就在英国人写好的条约上签字画押,割让了土地,赔了不少银子。在确认大清帝国不过是一只病猫后,做惯了海盗的洋人,比如美国,比如法国,纷纷跑到中国来要钱、要地、要特权。
自此,清朝皇室天天遭受奇耻大辱。洋人用枪炮顶着大清皇上的腰杆时说的话,当然是真理。用当今的词汇,那时候洋人所说的,统统是“普世价值”。鸦片是高端商品,洋人以此实现货币回笼;中国人口是低端商品,洋人掳掠数以十万计的中国青壮年,当猪仔卖;中国矿产是海水,出一点人工费,洋人便可以成船搬运回家;中国国土是羊群,洋人挥一挥鞭子,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便进入了他人的笼子。
被洋人抽打得满脸鲜血,清朝皇室始终不长记性,几十年里,不见有半点长进。
起初,有血性的中国人尽管不满清政府的窝囊,还是希望依靠它振兴中华;当千年小徒弟日本也来随意欺侮中华后,大家开始痛恨与大清政府沾边的一切,比如辫子啥的。气着恨着,大家想明白了,必须推翻这个无德无能的政府,一切重来。
一个甲子之后的1911年10月10日,湖北武昌的军人向他们的长官开枪了。不曾想,这一声枪响,引发各省军事强人接二连三宣布独立,声明不再听朝廷的话。枪炮没响两声,一夜之间,中国没皇帝了。
军事强人们立即派士兵上街,专门剪代表耻辱的辫子。把辫子当做物质上的敌人,大约是古今中外最奇特的一次武装革命;而百余年后的今天,依旧把某人剪辫子作为革命精神写入史书,则是古今中外最了不得的一次文化革命。
剪完辫子,启用中华民国年号,大家便欢呼革命成功。
睡一觉醒来,军事大佬们发现,头上有没有辫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没有了皇帝:我的地盘我做主。
人心不足蛇吞象。大佬们都想做全中国的老大,那就打吧。
推翻皇帝,还没怎么打仗,而革命家的诸侯争霸战,从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开始,一直打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持续了整整25年。
在中国军人打内战的时候,西方海盗和后起之秀亚洲海盗日本并没有闲着,他们坐地分赃,将中华大地大卸八块,划作自己的势力范围。离中国太远而在中国周边没有殖民地的,比如德国,宣称中国的山东省一切特殊利益属于德国,其它国家不得染指。中国的邻居俄国、日本,在中国周边拥有殖民地的英国、法国,不仅圈占势力范围,而且不断就近将中国某些领土收到他们的囊中。
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不仅是中华历史上最为可悲的40年,而且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最为无耻的40年。
此时的中国亟需什么?强兵!只有强兵,才能抵御外侮,将横行于中国的洋人兵舰、驻军赶出中国,避免亡国灭种。对此,胡适们呲之以鼻。何况,热爱租界的胡适们,从不认为洋人驻兵中国有什么不好,一旦洋人都走了,没有租界了,胡适们住哪?
此时的中国亟需什么?富国!只有发展经济,才能让全国百姓吃饱饭,让孩子们进入学堂,才能进一步强兵。对此,胡适们同样是毫无兴趣。老百姓不过是一些华老栓、祥林嫂、闰土之流,只配作饭后茶余的谈资。更何况,胡适们从未感到过穷,比如胡适,月薪300多大洋,一年的收入可在北京城黄金地段买一座三进大四合院。当然,叫不叫穷,那是另一回事。
此时的中国,最最亟需什么?国家统一!只有国家统一,才有富国强兵的希望。实现这一目标,首先必须实现国家意识的增强、思想认识上的统一。偏偏,胡适们闹腾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
军人们推翻了“封建帝制”,把中华版图搞得支离破碎。胡适们要和军人们比个高低,干更大的事业:通过扫荡旧文化,把中华精神砸个稀巴烂,彻底消灭国家的凝聚力。
他们闹起了所谓的“新文化运动”。
二、丑恶无知的新文化领袖
新文化运动有两大领袖:陈独秀、胡适。二人一文一武,配合默契,陈独秀是一往无前、冲锋陷阵的斗士,胡适则是手摇鹅毛扇的军师。若干年后,陈独秀在穷困潦倒中死去,而胡适实现了自己“他日为国人导师”梦想,在成功与喜悦中寿终正寝。
我们不要过高地估计了民国时期“大师”们的知识与眼界。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处处标榜民主与科学,开口闭口世界大势,实际上,他们对当时世界十分无知。1919年1月17日,北大毕业生,此时已身兼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图书馆馆长、北京图书馆协会会长的袁同礼,在《北大日刊》发表了一篇有关诺贝尔奖的文章。他仅列出一份并不完全准确的1913年前诺奖获得者名单,对此后的可谓一无所知。专门负责搜集、管理世界学术信息的图书馆馆长如此,其他的教授们的情况可想而知。
洋博士胡适应该比较了解欧美的实情。但是,胡博士回国后,主要给学生们教授“国学”,忙着写什么“白话诗文”。他的导师杜威博士来中国讲学,他做翻译,他翻译道:“美国男女平等,一点儿界限都没有”。当时,在欧美,妇女不仅没有实现与男人的同工同酬,而且大多没有选举权。显然,这要么是他的老师胡说而胡适(假装)不知道,要么是胡适乱翻译。
陈独秀十分天真,天真到近乎有点傻。当时,洋人的兵舰、军警在中国大地横冲直撞,驻北京的日本军队,更是动不动在北京城溜达一圈。就这样,陈独秀天天大骂军队是万恶之源,高呼中国取消军队、停止征兵。我们都知道,当年,倘若没有张作霖的数十万大军,东北早就被日本人包圆了。
1919年1月22日,日本毒死了朝鲜国王(日本于1910年吞并朝鲜,废黜其国王),引发了朝鲜的“三一运动”,超过200万朝鲜民众游行示威。对此,陈独秀撰文《朝鲜独立运动之感想》:“这回朝鲜的独立运动,伟大、诚恳、悲壮,有明了正确的观念,用民意不用武力,开世界革命史的新纪元。……我们希望朝鲜独立以后,仍然保守今日‘民意不用武力’的态度,永远不招一兵,不造一弹,做世界各民族新结合(不叫做国)的模范。……我们希望日本人,纵然不能即时承认朝鲜独立,也应当减少驻留朝鲜的军警,许他们有相当的自治权利。……我想富于自由独立大和魂的日本人,对于朝鲜人这回悲壮的失败,都应该流几点同情的眼泪。”
陈独秀有着专横之至的悲剧个性。胡适在充分利用他这一弱点之后,表扬道:“当日若没有陈独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精神,文学革命的运动决不能引起那样大的注意。”在民主科学的旗帜下,陈独秀不容反对者说出一句话来。正是这种专横的个性、幼稚的思想,在他担任中共总书记期间,几乎彻底毁灭了中国共产党。摆脱他领导后的中国共产党,在两三年时间里,便发展成拥有十万大军的政党。正是在坚决反对“言必称希腊”的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才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谁反对自己的观点,便不惜采取排山倒海式的人身攻击,让他自此闭嘴,这就是陈独秀。与陈独秀一起英勇战斗的,还有一位名士叫吴虞。陈独秀、吴虞都仅游历日本,未在任何大学接受过任何系统的教育。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基本是来自对日本马路上的观感,拍脑袋想当然。可以说,是极端的性格,使他们爆得大名。凡是儒家提倡的,吴虞都坚决反对,什么孝顺、家庭、仁爱、贞洁等等,统统无条件的反对,他的理由是:西方人从来不要这些。因为他论证了孝顺、家庭是“万恶之源”,一下子赢得了“只手打翻孔家店的老先生”的荣誉称号。
这一时期,只要胆子大,缺德到一定级别,便可一夜成名。因此,每天都有雨后春笋般的惊世骇俗的学术成果诞生。比如吧,当时有“大师”研究后认为,孩子是父母快活时不小心弄出来的,所以,孩子没理由,也没必要孝顺父母。相比之下,当今性学专家李银河教授还局限于“性自由”阶段,尚未延伸到性自由之后的问题,实在是太肤浅。
胡适、陈独秀、吴虞等著名教授绝不只是说说而已。北大教授集体嫖妓,有妇之夫的老师迎娶女学生,如此等等,成为当时臭名昭著的新闻。最有价值的实践,莫过于吴虞,他唾弃孝顺,便以拳头痛扁亲生父亲;他讨厌家庭,所以不给亲生女儿学费;他高呼妇女解放,于是,一边嫖妓一边娶小老婆。
知识青年们的脑袋顿时炸了锅,醍醐灌顶般发现:中国之所以落后,原来是孝顺、家庭、仁爱、贞洁等玩意惹的祸。思想被“解放”的小伙子们,抛妻弃子离家出走,当上了“文学青年”, 女学生也离家出走,当上了 “娜拉”。 “文学青年”一边与“娜拉”们爱得死去活来,一边撰文大骂父老乡亲父母兄弟姐妹。“娜拉”们彻底解放了身体与道德,一边与几个男人同床共枕,一边发表难以割舍其中一人的“爱情”日记。就这样,诞生了一大批著名的“现代作家”。
忠孝是愚昧,贞洁是罪恶,家庭是牢笼,祖宗是魔鬼,父老乡亲则统统是愚民,只有自己才是古往今来的最聪明、最伟大的圣贤。以忠孝、贞洁为基础结成的家庭铸就的中华历史、华夏国家与社会,自然是十恶不赦的。文学青年们以为,自己的责任就是要彻底颠覆这一切。
他们这些惊世骇俗的新发现,构成了“现代文学”主流思想,教育了一代又一代青年。
三、指鹿为马的胡适
不过,在当时,成年人的社会依旧是理性的。吴虞等人的言行,成为知识界臭不可闻的臭狗屎。
这时,胡适出来了。胡适是当时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博士的学生,满肚子的洋学问,时刻都保持温文尔雅的风度。他大力提倡婚姻自由、不懈攻击“小脚”,但是,他却谨遵母命,将裹脚的女人娶过来做了老婆。当然,胡博士还是有偷采野花的癖好的,逛窑子、婚外情一样也没拉下。胡适以他过硬的洋学历,敢于指鹿为马的勇气,不温不火的性格,轻松赢得了学界领袖的地位,顺利地收拾了残局。
众所周知,第一个鼓吹全盘西化的人,就是胡适。胡适现在所要做的,当然是用洋知识证明中国文化一文不值。
胡适当然知道,反对忠孝仁爱,否定家庭和贞操,等于想与野猪野狗为伍,无异于反人类。胡适是怎样化解这一难题的呢?他说,忠孝仁爱是世界文化共有的,不能算中国传统,中国独有的宝贝只是八股文、小脚、太监、姨太太、贞节牌坊之类的玩意。这逻辑奇怪不:一个五官端正四肢健全的人身上有块疤,便说四肢五官人人有,只有这难看的疤才是他独有的宝贝。倘若将这逻辑用到胡适身上,也很有趣:胡适家独有的宝贝,就是他老婆那双独一无二的小脚。
胡适最大的长处,就是公然颠倒黑白。中国历史上什么最强,胡适就说这方面中国自古就差的不行。他说:“中国最缺乏最不发达的是传记文学,二千年来几乎没有一篇可读的传记。”我们知道,中国自二千多年前的司马迁开始,便开始以纪传体记录历史,当时的欧洲人还在干嘛?仅就《史记》,其中的哪一个人物不是鲜活无比?当今有多少成语源自这一个个“传记”?
他走上讲台上中国哲学史课,直接从周宣王(前827年——前781年在位)时期讲起。为啥不谈夏、商、西周的前十王? 胡适说了:此前的中国历史不靠谱,“东周以前无史”,中国文明史也就二千来年。胡适当然知道有人正在研究殷墟甲骨文,不过,只有证明中国文化丑陋时,他才会想到,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个商朝,特迷信鬼神。胡适为啥要抹掉这段历史呢?因为此前的欧洲史,除了原始森林就是野人,连从西亚和北非抢几个神话胡编几个故事的机会也没了。
胡适就收手了吗?远没有。胡适亲手培养的顾颉刚等“专家”成长起来了。在胡适的精心呵护下,一下子,几乎所有的先秦时期的经典,都成了“伪书”。
胡适到底是如何做学问的?下面举个鲜活的例子。
1934年,胡适完成了一部论著《说儒》。此时,胡适已经是声名显赫的文坛领袖了。以他30年代的著作为例,更有利于人们了解胡氏“学术”风格。
《说儒》洋洋洒洒数万言,归纳起来就四个字:儒学下贱。
整个论证是这样的:
1、一切从这个假设开始:“从儒服是殷服的线索上,我们可以大胆的推想:最初的儒都是殷人,都是殷的遗民,他们穿戴殷的古衣冠,习行殷的古礼。”
2、接下来,不知依据什么,他说:“我们看殷墟(安阳)出土的遗物与文字可以明白殷人的文化是一种宗教的文化。”
3、接着,大胆判案:“这种宗教需要一批有特别训练的人。卜筮需用‘卜筮人’;祭祀需用祝官;丧礼需用相礼的专家。……他们只是‘儒’。
4、接着,初步结案:因为“孔子也很重视丧祭之礼”,说过“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 胡适猜想“大概当时的礼俗,凡有丧事,必须请相礼的专家”,接下来,他不知依据什么,作出结论:“儒是殷民族的教士,靠他们的宗教知识为衣食之端”,即:所谓儒,就是专门靠为别人办丧事混饭吃的人。
5、继续推想:“他们(儒)既须靠相礼为‘衣食之端’,就往往不能讲气节了。”
6、于是,胡适宣称:“在前三章里,我们说明了‘儒’的来历”。
7、转眼间,胡适翻脸不认人,忘记“推想”、“大概”这样的字眼,出台了铁板钉钉的成果:“老子……然而他还是一个丧礼大师,还不能不做相丧助葬的职业;孔子……他也还是一个丧礼大师,也还是‘丧事不敢不勉’。”
就这样,根据假设基础上的假设,依靠推测基础上的推测,胡适给老子、孔子安排了工作岗位:“丧礼大师”。
儒家、道家的祖师爷都是“丧礼大师”,很自然,春秋战国时期所有的知识分子,“丧礼是他们的专门,乐舞是他们的长技,教学是他们的职业,而乡人打鬼,国君求雨,他们也有事,----他们真的要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了。”
胡适有句名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上述这一切,都是因为胡适发现了“儒服是殷服的线索”。
最最奇特的是,这个所谓的“线索”,依然来自胡适“大胆的推想”:因为“大概最古的儒,有特别的衣冠,其制度出于古代”;且“《士冠礼记》云:‘章甫,殷道也。’”加之“孔子的祖先是宋人,是殷王室的后裔……他是有历史眼光的人,他懂得当时所谓‘儒服’其实不过是他的民族和他的故国的服制。儒服只是殷服,所以他只承认那是他的‘乡服’,而不是什么特别的儒服。”
胡适先生用一个“大概”,伟大的“线索”就诞生了。
哲学家胡适先生搞“学术研究”的套路,比前些时曝光的杭州警官破案还要大胆许多。叔侄俩被杭州警官大胆假设为强奸杀人犯,毕竟有实实在在的线索:这叔侄俩开车赴杭州,确实带上了这个被奸杀致死的女孩。
据说,杭州的这个冤案有多次纠正的机会。
那么,胡适先生的这个判决,是否有疑点呢?当然有的是!我随手就可提出几个问题:
第一,儒服就是殷人的服装,商朝有天子,也有文武百官,他们是否是“儒”呢?是否着儒服呢?胡适没说。胡适当然知道,孔子是商朝王室之后,也是春秋时期宋国国君之后;胡适还说过孔子的曾任宋国宰相的祖宗也是“儒”。那么,“儒服”是不是商朝贵族服饰呢?
第二,既然“殷人的文化是一种宗教的文化,”“孔子也很重视丧祭之礼”,自在情理之中。但是,以孔子如此显赫的家世,即便孔子是以办“丧礼”为职业,难道孔子的祖宗也是干这活的?
第三,胡适说,“丧礼大师”是“遭人轻侮”的下贱职业。可是,鲁国让孔子担任大司寇并代理宰相,老子还在周天子手下做官,这是为啥?难道大司寇也以操办丧礼为主要工作?难道周天子的史官或者图书馆官员,也主要是玩丧礼的?
如此等等,我都能想到的问题,拥有哲学家头脑的胡适想不到吗?打死我也不相信!
和流氓法官刻意制造冤案一样,胡适有自己的目的。
流氓法官之所以胡作非为,是因为他忘记了自己是法官,眼里只有利益;胡适及其弟子们之所以“为学术而学术”,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祖宗当敌人,把自己当外国人。
正当日本侵略中国,国难当头,国家呼吁炎黄子孙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的时候,胡适和他的弟子说:炎帝黄帝尧舜禹,都是后人编造出来的;当社会以屈原的爱国精神激励全民族精忠报国的时候,胡适及其弟子说:根本就不存在屈原这个人。他们宣称,汉朝以前乃至汉朝的著作,全是后人的伪作;汉朝以后的?统统一塌糊涂,一笔烂帐。
欲亡其国,先灭其史。日本为侵略中国,组织学者有计划地摧毁中国文化。专门为日军侵略打文化战的白鸟库吉弄出了《中国古传说》,提出“尧舜禹抹杀论”。顾颉刚随即跟进,超越日本人的想象,以“层累说”引经据典,不仅证明尧舜不存在,而且考证出大禹是一条蜥蜴。日本人一边侵略中国,一边对泰国说中国西南地区是你们民族的“失地”,为日军侵入云南做准备。顾颉刚同样热情满怀,直到1939年,他还在“研究”云南等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与中华无关。难怪有学者直斥顾颉刚是日本人豢养的汉奸。
就这样,直到今天,关于尧舜禹,乃至夏朝,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统统使用“传说”二字。
四、恶有恶报的黑色幽默剧
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很不幸,转眼到了文革时期。当年大骂父母、蔑视家庭的“文学青年”在成为新一代“大师”的同时,也变成了父母;他们的子女,通过学习他们的“反封建”著作,成长为新一代“文学青年”、 “革命小将”了。
革命小将继续胡适们的未竟事业,首先摧毁了孔府、孔林、孔庙,砸烂了一切旧文化,转过身来,便是捣毁最后的封建堡垒:家庭。“大师”们的亲生子女辱骂“大师”、检举“大师”、批斗“大师”,甚至亲手痛扁“大师”,有的“大师”不堪忍受而一死了之。
此时,“大师”们一定很兴奋:子女们正是沿着自己抛弃家庭、孝道、仁爱的道路继续前进!
这一场黑色幽默剧,难道不是民国“大师”们自编、自导、自演的!
文革结束后,“大师”们终于又活过来了。不可理喻的是,这些“大师”依然故我。在他们的“伤痕”回忆录中,竟然将自己遭受的报应归咎于“封建专制”和“父父子子”传统文化!
近三十年来,新一代“大师”崛起,他们在大骂祖宗同时,为了防患于未然,利用职权,一边制定“常回家看看”的法律,一边高喊要依法治国,企图以法律的武器强迫孩子孝顺自己。当然,这是否能真管用,还有待时间检验。
子曰:“有亲不能孝,有子而求其报,非恕也。”
不孝顺自己的父母,却要求孩子孝顺自己,猪狗也会笑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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