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陈劲松：温州人的秉性导致做实业失败

——驳金仲兵《假如温州倒下，经济的希望何在？》

作者：草根陈劲松

 

草根陈劲松 温州债务危机 温州人 炒楼 炒股

 

金仲兵在《假如温州倒下，经济的希望何在？》文中写道：“温州人也曾尝试过包括海外采伐、国内矿山、工业制造、城市建设、生活用品等实业领域，多数终因无法实现经营性突破，最终失败并撤资退出。在‘投什么赔什么’的现实打击之后似乎终于明白，在中国特色的经济环境中，必须奉行近功近利的经营策略！……短线的金融操作必然成为其主要手段。于是大家一起炒房、炒股、炒煤、炒金、炒菜、炒盐……”

 

金仲兵是在说：温州人投资实业失败的原因，在于中国特色的经济环境；在中国特色的经济环境中，必须奉行急功近利的经营策略才能成功；急功近利的经营策略，就是炒楼、炒股、炒金、炒盐；所以温州人炒楼、炒股、炒金、炒盐，都是为了顺应中国特色的经济环境。也即，金仲兵认为，温州人投资实业失败的原因，温州人炒楼、炒股、炒金、炒盐的原因，都是在于中国特色的经济环境。

对上述观点，我草根陈劲松完全不认同。

首先，温州人做实业不仅不算失败，相对全国其他地区而言，还蛮成功的。从全国工商联的历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显示，温州上榜企业数量，2002年、2003年分别是36家、33家。虽然之后十几年来呈持续下降状态，相对地位在下滑，但到2014年，温州仍上榜14家企业，占2.8%，以全国333个地级市、市均1.5个上榜企业计，温州是平均数的10倍，仍是让人眼红的成绩。

其次，如果金仲兵所说的温州人在诸多实业领域投资失败，是指温州企业在全国的相对地位的下滑。那么，草根陈劲松认为，温州人在诸多实业领域投资失败的原因，以及炒楼、炒股、炒金、炒盐的原因，绝对不在于中国特色的经济环境，而在于温州人的秉性！

 

在改革开放初期，平民哪有什么资本去做大投资？同时，那时的人们刚刚经历了30年的物质贫乏期——别说没钱的，有钱的都买不到东西——市场完全是供方市场，商品供不应求，能生产出来就卖得出去，能生产出来就能赚钱！

人均耕地0.41亩的温州人，选择了做日用小商品（轻工产品）：纽扣、拉链、笔、衣服、鞋、皮革、打火机、眼镜等等。从1977年恢复高考时，为大学制作校徽开始，靠10万在外地的温州籍购销员的订单，带动了温州的家庭工业，并以此在1980年代前几年，创造了温州10大专业市场，其背后是400余家各类商品市场和产销基地。

这些小商品的共性为：属于日用必需品，投资门槛极低，技术含量低，科研创新的必需性低（产品更新换代慢），产品生产周期极短。所以，投产后很快就能见到营业利润，从而回收成本，赚钱。这些小商品无疑是平民创业最合适的项目：投资小、见效快！

期待见效快，是急攻近利的核心特征。

温州人在做这些小商品发家的同时，也把假冒伪劣商品的名声，扛到了肩上；也把“只要能赚钱，什么都敢做”、“什么赚钱就做什么”的创业精神，贴到了脸上，也把“不管你怎么看我待我，我就是要赚你的钱！”的信念，刻在了心理。

到2000年左右，经过20来年的创业，温州人已享誉国内外。2003年，时任温州市委书记的的李强曾说过，温州的两大突出优势，一是轻工产品，产值占温州2/3，达1500亿元以上，二是温州人，有160万温州人在全国各地经商，有50多万人在全世界闯荡市场。

由上，草根陈劲松推测，温州人在改革开放的前20年中，形成了急功近利的秉性：

在贫困的驱使下，温州人做小商品时，看准了什么，就投入全部身家，是绝对的义无反顾、一往直前。以这样的心态，在生产周期短、技术含量低、见效快的小商品领域，浸淫20年，并获得巨大成功，又怎能不养成急功近利的秉性！

 

2000年左右时，温州人已经积累了庞大的资本，有了投资实业的本钱。但同时摆在温州人面前的路，却有两条：

一是资本炒作领域。

2000年以来，国内房地产、煤矿、股票、国际黄金等市场，风生水起，价格跌宕起伏，一夜暴富者此起彼伏。炒家只需低价买进高价卖出，便能快速赚取巨额利润——这是最能满足急功近利者期待的行当。

二是实业领域。

“包括海外采伐、国内矿山、工业制造、城市建设生活用品等实业领域”。恰逢2001年中国加入WTO，海外市场空间大开，正是大有可为之时。

与小商品不同的是，这些领域，尤其是工业制造，大多都有投资巨大，建设建造周期长，科研创新的必需性高（生产设备、工艺、产品更新换代），产品生产周期长，投资回收慢、周期长，产业链条长，经营管理相对复杂的特点——这需要沉下心来做产品、做研发、做企业，需要深耕细作的心态。急功近利，是做不了这些行业的。

 

温州人没能把持住。

虽然实业也在做，但由于急功近利的秉性，把太多的精力、资本，投在了来钱快的资本炒作上。

数据显示，温州人炒房，2001年后的几年，就向全国各地房地产市场投资2000亿，在全国打出了“温州炒房团”的赫赫威名，可谓闻者胆颤，甚至温州人炒楼已经炒到了迪拜、纽约、巴黎；温州人炒煤，承包了山西包括含国有在内的中小煤矿中的60%，年产量8000万吨，占山西1/5，全国1/20；温州人还炒车（出租车经营权）、炒股（私募股权投资）、炒黄金，炒棉花，炒钱（高利贷）；据闻还炒油田、炒菜（大蒜、生姜等，蒜你狠、姜你军）、炒墓地、炒盐、炒红酒、炒飞机、炒游艇……这些炒作，无非是低价买进，而后高价卖出，赚价差。

 

温州人在2000年左右，就将数千亿的资金被投向全国各地的楼市炒作，之后十几年，随着煤炭、股市等其他品种升温，投入的资金只可能更多。这些炒作资金的来源包括：个人闲置资金、股权集资、实体企业资金、民间借贷。前三者不必说，高利贷实质的民间借贷也大行其道。

这些资金来源与实体企业的资金一般来源高度重叠，实体企业的资金来源只多了一项银行贷款，共包括：股东追加资金、新股权投资资金、企业预留与后续盈利、民间借贷、银行贷款。所以，对于温州人来说，资金来源就是：个人闲置资金、股权集资投资、实体企业资金、银行贷款、民间借贷。

可见，一定时期之内，温州人能掌控运用的资本总量是有限的。所以这两条路，就犹如一个跷跷板，哪一边资金放多了，另一边必然资金紧张。温州人投向资本炒作的资金多了，投向实体企业的就必然少了。而炒楼、炒股等，其实是一个资金的无底洞，来多少吞多少。

如此一来，对于温州实业企业来说，2000年后的十几年，不仅外部可追加投资的资金（股东追加资金、新股权投资资金、）被抽走，本身的经营预留资金也被抽走。而加入WTO，不仅海外市场向中国打开，中国市场也同样向外资开放，外资企业大举入境。所谓不是强龙不过江，加上国内广大的其他地区原有企业，实体经济的竞争更加激烈，温州企业就需要更多资金投入。但是温州人可以追加投资于实业企业的资本，如前所述，大多投向了房地产、煤、股票等炒作品种上。其心思、精力，想必没放多少在实业的深耕细作上。

这种情况下，在产品科研技术上赶上全球领先水平、开拓全球市场、收购欧美竞争对手、打造世界品牌，温州企业自然不可能做到。

但三一重工、华为、比亚迪等民营企业，无不是在这十几年间，迅猛发展，成长为全球性行业巨头。同在一片蓝天下，这些民营企业的成功就能说明，中国特色的经济环境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温州人的急功近利。

这才是温州人投资的实业“投什么赔什么”、“多数终因无法实现经营性突破，最终失败并撤资退出”的真正原因。

 

只是2007年及之前，中国楼市、股市、经济都一片大好，企业资金周转上问题不大，也在顺势发展，利润年年有。在2012年，温州全国民营企业500强榜上，仍占27席。加上炒作市场火爆，蒙蔽了温州人的双眼。

温州企业只是在顺水漂流而已。

 

到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演变成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后，不仅资本炒作领域各品种暴跌，实体经济也一路滑向谷底。

退潮之后，才知道谁在裸泳。

温州人在资本炒作市场上十几年，到底是赚是赔还是被套，难以知晓。但2011年爆发的温州债务危机，却震惊全国。

“这场危机表面上是民间金融高利贷问题，实际上是产业空心化，许多企业在资本逐利本性驱使下追逐泡沫性投资，满都是高利贷之后，最终陷入因资金链断裂所导致的民企债务危机。”对于这场危机，经济学家、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如是评价。

企业缺钱，首先想到就是股东追加投资、低利息的银行贷款，其次是引入其他股权投资者，最后才是民间借贷。精明的温州人不可能不知道负债经营，低利息的银行贷款额度早已用光，发生了债务危机，首先可以肯定，温州企业股东没钱追加投资，有钱的不敢投资或者去放高利贷了。旧债未还之前银行不敢借新债，反而因为资金来自于大众，承担不起大量亏损，只会想方设法收回贷款，减少损失——银行是不能去承担风投公司的职能的。但不说彼时中国风投才刚刚起步，其本身多是青睐新兴行业和高新技术企业，而温州绝大多数企业是传统行业，不符合条件。无奈之下，温州人只好求助于民间借贷。

只是民间借贷资金很大部分来自地下钱庄的高利贷，月利息一般2-3分，有时甚至达到7-8分。以月利息3分计算，年利息率是36%，借100万的年利息就是36万，月利息6分时，年利息率72%，年利息则是72万。如此高的资金成本，正常情况都承受不起，何况经济危机期间，根本就是饮鸩止渴，自寻死路。

温州人喜欢抱团，在借贷上也是如此，基本上是多个企业相互担保，但在宏观风险之下，却成了弊端，一家企业出问题，拖死一大串。温州的债务危机，就这样发生了。

企业资金链断裂风险暴露，银行只做一件事：逼债。民间放高利贷者也只做一件事：逼债。

所以温州企业大片倒闭、老板跑路、失踪，变成了一时话题。如果不是政府出面，劝导银行延缓债务，化解了债务危机，情况不敢想象。

 

温州人因为急功近利，沉浸在炒房炒股、炒这炒那，却错失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错失了温州产业转型升级的机遇，错失了走向世界巅峰的最好时机。

如果，温州人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不是炒楼炒股，而是将数千亿的资金用于经营实业，拿出那20年做小商品的劲头，深耕细作，又何尝不能打造出像三一重工、华为、比亚迪这样取得巨大成功的工业制造企业呢？

但历史没有如果！

要做的，是从摔倒处爬起来！

“这场民间借贷危机，给了我们一个深刻教训。现在，我们是一心一意发展实体经济。”温州乐清市华通机电集团公司董事长李文成如是说。

希望温州人已真正明白，急功近利危害大，实业才是硬道理。

只要温州人能就此达成共识，未来必能在实业领域，取得巨大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