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三
当然不是所有靠外来劳力来支持经济生产的地方都可以避免官民冲突，但是至少由于缺乏本地民众的介入，这些冲突的规模要小很多。比如发生在广东惠州的湖南民工对地方政府的冲击，颇类似清末广东人在上海的小刀会对当地政府的挑战，这些行为基本上和地方利益纠纷无关。甚至更可能是当地政府为当地人利益，与外地人口在其生活和生存空间上的博弈。其中恶劣的行为，如山西的黑砖窑事件，绑架外地的童工为奴隶，但这种“生意”就得到了很多当地人的默许和支持。和本地人相比，外来人口总是要吃亏和受气，这似乎是个普世真理。即使今天的美国，常常被当地人欺压和盘剥又投诉无门的，通常是来自墨西哥和其他中美国家的非法移民劳工。
中国发展的另一种情况就是在中西部。与珠江三角洲的发展道路不同的是，在西南这些贫困省区，当地的人民没有办法去寻找什么其他地方的外来人口来供自己剥削，所以只能退居于最后被人吃完肉，喝完汤后舔舔盘子的地位。而当地的地方政府也与沿海地区的各级地方政府不同。沿海各地政府特别是珠三角地区的政府维护商家利益时，也一般就维护了本地人利益，只是会损害外地劳工利益；而这些地方政府在维护外来商家利益时，就损害了本地人的利益。经手这些工作的官员，由于没有替罪羊可以拉出来宰，只能下求尽快满足自己私人、亲属和朋友的利益，牺牲广大对他们无关紧要的百姓，这样就导致了他们和他们的群众基础的分裂。
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民主选举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无论你选出什么样的官员，如果他所面对的是同一张大饼，无法照顾普遍利益的话，最后的结局还是要抢先分他和他的支持者的利益的，这对管治水平的提高，是换汤不换药，不能得到实际的变化。更为危险的是，在民主选举制度下，中西部的官员们可能不得不通过非经济的身份来寻求政策的支持者，由于他们不少人来自外地，所以不能像广东一些地区那样用语言和文化，来区分“我们”（说广东话的香港商人和本地官民）和“他们”（韶关以北的北方佬），那么，像“城里人”和“乡下人”，或者更恶劣的汉人和“蛮族”（少数民族）之分，就有可能冒出丑陋的头出来。在实行了民主选举的印度各邦及以下级别的地方政府折腾出来的印度各宗教各教派之间的残杀，就是前车之鉴。
单纯的依靠纯粹的市场经济模式，似乎不是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法。考虑到目前对西部和内地的开发大多是以资源和能源为主，调整这些资源能源产品的价格，让他们趋于合理化，让穷地方多留利，是一个事半功倍的好办法。这样可以把这些地方的利益大饼做大，这样当地政府官员在分饼的时候，困难要小一些。另外的方法是，对矿山等资源进行国家专卖制度，凡是参与开发的（外来投资）企业，必须缴纳特殊费用，达到既保证他们获利，又限制其利润率，这样就使当地百姓吃剩菜的时候，还有点油水可舔。再一个就是发展中国自己的“公平贸易”系统，减少对落后地区产品的压价收购，取消不必要的中间环节，让这些地方的产品，可以直接在大城市的超级市场直销。
如果说美国政治制度中有最值得学习的部分，那就是将政府功能分散化，它的客观作用是让抗议的矛头消散，不会大闹。比如说前一阵美国纽约警方的过度使用暴力，激起黑人百姓不满。事情是一位第二天就要结婚的黑人新郎，在参加完单身派对后，被警察用50多枪射杀。结果这些警察被告上法庭，但就和所有之前与之后射杀黑人的警察一样，被宣判无罪释放。当然了，黑人们又会走出来抗议几天，但最后就是不了了之。因为美国和中国不一样，对警察的不满，不会变成对纽约市政府的不满，即使对法院的不满，也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变成探讨法律程序中的几个普通陪审员为什么就那么“糊涂”的学术性问题。而在中国，一个集中的政府（尤其地方政府），当然有效率高的好处，但也有要承担所有责任的坏处，这种政府比较容易成为众矢之的。 | 
狗仔卡
发表于 2010-2-11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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