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亿中国人是怎么少生的？

conderco

　近年来，在国内外多种场合，人口计生委高级官员经常用“30年少生4亿人”来强调计划生育政策对控制人口增长的贡献，同时作为延续独生子女政策的依据。在中国，计划生育是控制人口的重要手段，但说计划生育使中国“30年少生了4亿人”，却并非严谨的科学论证，而且这种说法更经不起推敲。这种缺乏严谨论证的说法，不符合以事实与科学论证为基础制定公共政策的发展观，同时影响中国政府的国际声誉。
　　实际上，据我们的粗略测算，单就独生子女政策本身而言，该政策自1980年以来，至多只不过使中国少生了1亿多人。而其余的少生人口并不能归因于严格的生育控制。况且，这种“少生”的得失，学界尚有争议，尚有待历史的检验。
　　“30年少生4亿人”？
　　2009年9月，人口计生委主任李斌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宣布：“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近30年来，中国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并称“30年少生4亿，中国创造了世界人口发展奇迹”。
　　2009年年底，在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人口计生委副主任赵白鸽再次引用了“30年少生4亿人”的说法，并由此提出，中国的计划生育为减少污染气体排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引起国际社会一阵喧哗。
　　其实，上述说法并非新创，最早来自前任人口计生委主任张维庆。2006年，张维庆在《求是》杂志发表文章指出，“根据人口专家推算，到1998年底，我国少生了3亿多人；到2005年底，少生了4亿多人。”
　　张维庆在上述文章中同时指出：上述估算，“是由于计划生育的因素少生的人口数，不包括由于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和教育文化提高等因素而少生的人口数。”也就是说，抑制生育的因素较多，而计划生育政策只是其中之一。
　　现任人口计生委主任李斌上述说法，只是重述了“30年少生4亿人”的数字，但有一个重要的改变，即把“少生4亿人”的时间区间从“1970年至2005年”改为“1980年至2008年”。这意味着，少生4亿人是由于中国实行了独生子女政策。这其实是一种误导，缺乏人口学依据。
　　上述官方说法，在论证时都引用了总和生育率这个概念。所谓总和生育率，即每个妇女终其一生可能生育的子女数。如果总和生育率是2，就意味着每个女性平均一生只生育两个孩子。在这个生育率水平上，一个国家的人口总量在长期内基本保持动态稳定。
　　对上述说法，首先，需要指出的是，30年前即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早已由1970年的5.8降至2.75（1979年）。而中国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始于1980年。也就是说， 1970年至1979年十年间，中国并没有独生子女政策，但在当时的“晚（婚）、稀（生育间隔）、少（子女数）”政策下并通过普及避孕节育药具和技术，总和生育率下降了50％。
　　这个时期在人口学界一直被认为计划生育的“黄金十年”。这是因为，1970年至1979年实际上是中国生育率下降幅度最大的十年，而且，这个巨大的成就是在独生子女政策出台前取得的。
　　事实上，1979年至2009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仅从2.75降低到目前人口计生委认定的1.7。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无论如何计算，即便把这30年来的生育率下降全部归因于计划生育政策，也少生不了4亿人。
　　我们用人口学标准的预测方法计算，假定40年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一直维持在1970年5.8的水平、死亡率则按近40年的实际数据计算，1970年至2009年39年间，中国出生人数将比实际出生数多出15亿，而不是4亿。
　　当然，这只是一种假设。实际上，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40年来，中国的生育率一直在稳步下降。目前，200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只有1.3左右，考虑到该普查的漏报，官方的修正数也只在1.8左右。
　　时至今日，世界上高生育率国家已经很少了，而且集中于少数极不发达国家。按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全世界216个国家和地区中，2008年时只有16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还在5.5或以上。而这些国家的死亡率也很高，包括乌干达、索马里、乍得、安哥拉、阿富汗等，期望寿命多在50岁左右，与中国的73岁相差甚远。
　　与此相反，世界上有更多的国家生育率依然在下降。1970年，总和生育率在5-6之间，且人口在100万以上的国家有23个；至2008年，上述国家中大部分均已下降到2左右。这包括哥斯达黎加、巴拿马等小国，还有印尼、巴西等人口大国，也包括土耳其、黎巴嫩等穆斯林国家。
　　因此，要搞清楚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对减少生育的影响，必须回答两个问题：一是计划生育与其他因素对降低生育的贡献各有多少。二是计划生育尤其是独生子女政策是怎么起作用的。而要回答这两个问题，首先要追溯一下“少生4亿人”说法的源头。
　　计划生育使中国“30年少生了4亿人”的说法缺乏科学依据。独生子女政策实施30年来，至多使中国少生1亿多人，但付出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政治代价
　　王丰 蔡泳
　　“少生4亿人”怎么算的？
　　“少生4亿人”是怎么算出来的呢？上世纪末，为评估计划生育的人口效益，当时国家计生委的一些工作人员与部分学者组成了“计划生育效益与投入研究课题组。” 2000年，这个课题组的研究成果结集为《中国计划生育效益与投入》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课题组成员在评估过程中意识到，“生育率变化不仅受到计划生育因素的影响，而且还会受到社会、经济等非计划生育因素的作用”。
　　为了排除非计划生育因素的影响，课题组采用了趋势分析法，根据1950年-1970年粗出生率变化情况，使用曲线拟合方法推断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条件下的预期粗出生率。然后比较按预期粗出生率的出生人数与实际出生人数之差，得出了由于计划生育而少出生的人数。
　　课题组得出的结论是，1971年至1998年间，由于计划生育而减少的出生人数累计达3.38亿。课题组同时还运用了总和生育率和年龄别生育率的趋势分析。在咨询“长期从事计划生育和人口问题研究的官员、专家和学者”后，课题组对未实现计划生育下妇女生育水平做了魔术般的修正，得出了和用粗出生率分析几乎一模一样的结论。
　　尽管“计划生育效益与投入研究课题组”意识到计划生育不是造成生育率下降的惟一原因，但其估算方法并没有直接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而只是采取了非常简单而间接的方法。换句话说，这个研究的方法还是从人口到人口，用粗出生率来模拟粗出生率。借助一条简单的拟合曲线，就得出了少生3亿多人的结论。
　　按照该课题组的研究结果，中国1970年实际的出生率是33.43‰，而拟合出来的、假设没有计划生育影响的期望出生率值，1990年是29.71‰，1998年是28.43‰。
　　“计划生育效益课题组”在讨论该结果时强调：“无论是根据发展经济学家钱纳理的发展模型，还是按照发展中国家出生率平均值，相对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来说，这种接近30‰的出生率水平无论如何不能认为是估计偏高的。”
　　问题恰恰出在这里：如果没有计划生育，中国在1990年和1998年预期出生水平真的会接近30‰吗？换句话说，这种依靠简单曲线拟合方法得出的结果可信吗？一个简单直觉的检验就是把拟合出来的期望值与其他类似国家实际的人口变化趋势对比。
　　我们选择了1970年时出生率与中国相似，即出生率在30‰和38‰之间、人口在100万以上的16个国家作为比较。这16个国家中，有12个国家在1970年时出生率比中国高，但都没有实行严格控制人口的独生子女政策。
　　分析发现，上述国家中，绝大多数在1990年时和1998年时的出生率都低于或大大低于“计划生育效益课题组”的期望值。如，韩国1970年为31.2‰，而1990年为15.4‰，1998年则降至13.8‰；巴西则从1970年的35‰下降到1990年的24.2‰与1998年的21.4‰；泰国从1970年的37‰，下降到1990年的19.7‰，与1998年的16.4‰。
　　更直观的比较是，把16个在1970年时与中国人口出生率相近的国家的平均值与作为计算“少生4亿人”的中国的基线加以对比。
　　1970年时，“计划生育效益课题组”预期的出生率比这些国家略低。然而此后不久，“计划生育效益课题组”得出的预期出生率便与其他国家的平均值分道扬镳，相差越来越远。其测算的中国期望生育水平远高于同期不实行计划生育的国家。
　　同时，1985年以后，中国实际的出生率与16个比较国家的实际出生率越来越呈同一趋势。如果我们以16个比较国家的平均出生率做参照，“计划生育效益课题组”对中国期望出生率存在严重高估，在1990年高估幅度约17％ ，1998年为29％，到2005年则高达45％。这已不能说是误差，可以认为是一种错误。
　　由此可见，中国人口计生委高级官员所引用的“计划生育30年或40年少生4亿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假想的“中国生育水平过高”得出，其依据仅仅是对计划生育人口效益的十分简单的估算。假想的生育水平越高，这个“效益”就越大。
　　而上述假设在现在看来，显然存有很大的问题。通过比较这个假设的期望值与同期和与中国类似的国家真实出生率的实际变化，就不难看出这一点。除非我们认可中国人的生育理性远远不及韩国、土耳其、马来西亚、或阿尔巴尼亚等国。而这一点根本无从证明。
　　上述研究结果，显然缺乏相关学者、专家更严格的论证与讨论，并对其来龙去脉做出详细考证。在这样的前提下，人口计生委相关领导就把其写入“国家人口发展战略报告”，并借以稳定现行生育政策，并在国内外大加宣传，显然是不妥的。

conderco

　计划生育使中国“30年少生了4亿人”的说法缺乏科学依据。独生子女政策实施30年来，至多使中国少生1亿多人，但付出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政治代价
　　王丰 蔡泳
　　强制性计划生育到底有多大作用？
　　那么，强制性计划生育到底有多大作用？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政府强制性的计划生育，人们会不会主动采取避孕节育措施？当然，用中国自己的案例来完全回答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因为生育过程不可重新来过。
　　但图1显示的中国出生率下降过程或许能给我们一些重要的启示。中国出生率下降最快的时期，并非是在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全面公开实行后，相反，生育率的真正大幅下降发生于1970年至1979年。
　　上世纪70年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出生率下降最快，幅度也最大。而这十年中国所实行的是“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主要手段是提供避孕节育的技术和药具，而非强制“只生一个孩子”。
　　与此相反，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实行后至1987年，生育率并没有继续下降。而出生率的明显下降发生于1987年后。而显然，1987年至今的20多年，正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快、收入和生活水平上升最快的年代。
　　这些事实表明，中国人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生育观念的变化才是人口出生率降低的根本动因。那些认为中国人天生就信奉“多子多福”“生的越多越好”的人，其理念还停留在30多年前，只是把目前极少数多生育者的行为夸大为多数人的生育意愿。
　　比较亚洲几个人口大国的生育率下降过程，有助于我们理解“计划生育”对人口控制的影响。图2是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比较中国、印度、印尼、伊朗和泰国从1970年到2008年生育率下降的过程。世界银行对各国的数据做了平滑处理，笔者未作任何调整。
　　我们看到，这五个国家的生育率在过去近40年中都有了大幅度的下降。伊朗的生育率下降有一个滞缓再加速的过程，印度的下降最慢，基本呈一个直线趋势。而印尼居中，其生育率在2008年也已经下降到2.17的低水平。
　　最有意思的是中国和泰国生育率下降的轨迹。1985年后，这两条曲线几乎完全一致。
　　上述这些国家，除了印度，都没有强制性节制生育的政策，而只是设立了专门的机构，推广和提高避孕节育手段。由此可见，计划生育成功的关键，在于为那些不想怀孕和意外怀孕的人群提供支持和服务，而不是罚款和强制。
　　因此，要比较计划生育与非计划生育对减少出生数的影响，应该直接考察经济发展等非政策因素对人们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影响。如果以泰国与印度尼西亚为例做一简单判断，结论也很简单，90％以上的生育水平下降是由社会经济变化所带来的。
　　按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2005年时，泰国和印尼人均GDP与中国的水平几乎一样，而它们的生育水平均值为2，略高于中国官方所公布的1.7。如果把上述两国的生育率从5.8降至2.0归因于社会经济变化和提供计划生育服务，而2.0至1.7的差别归因于中国特有的独生子女政策，那么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仅占过去35年间生育水平下降总量的7％。
　　1970年后，与中国出生率相似国家都出现了出生率的下降，但没有哪国像中国这样巨额的社会投入、耗费巨大社会成本控制生育，更没有要求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让个人家庭做出沉重牺牲，同时孕育未来巨大的社会风险。这些国家的经验也表明，中国取消社会经济代价巨大的独生子女政策，不会造成所谓的人口失控。


　　计划生育使中国“30年少生了4亿人”的说法缺乏科学依据。独生子女政策实施30年来，至多使中国少生1亿多人，但付出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政治代价
　　王丰 蔡泳
　　30年到底少生多少？
　　那么，独生子女政策30年，中国到底少生了多少人呢？我们用人口学标准的人口预测方法，对此做了一个简单计算。假设中国生育率水平保持在1979年的水平（每个妇女期望一生生育2.75个子女）不变，与2009年官方认定的生育率水平相比，1979至2009年30年间，少生人数约为2亿多人，远低于政府官员所宣布的“30年少生4亿人”。
　　请注意，我们所得出的这“少生2亿多人”的前提是假设这30年来中国人的生育水平根本不变。也就是说，是把少生的2亿多人全部归因于独生子女政策，完全不考虑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变化对生育行为的巨大影响。
　　大概没有任何证据能支持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人的生育观念与行为没有任何变化的判断。如果把这30年减少出生数的一半归因于独生子女政策，少生的人也只是1亿左右，也与“30年少生4亿人”相差极远！
　　总之，“30年少生4亿人”是对一个原本没有经过认真科学论证的计算并被进一步误传的说法。这种说法由国家主管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高级官员之口多次强调，并传播于国际社会，本是不该发生的事情。
　　但是，这些官员在引用该说法时，不仅缺乏足够的科学和谨慎，而且还重复地引入错误。这种做法不仅误导国内外媒体和公众，也不得不使人对中国人口发展的基本事实产生疑问。
　　政府与政策制定者的职责在于怎样从实际出发，从百姓和社会的利益出发，制定和完善社会政策，而不能传播根据不足、缺乏事实支撑的说法，更不应把“30年少生4亿人”当作回避检讨现行生育政策、拒绝调整和改变的挡箭牌。

　　王丰为美国加州尔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复旦大学讲座教授
　　蔡泳为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人口中心研究员、社会学系助理教授


http://finance.jrj.com.cn/opinion/2010/07/0111327698018-3.shtml

deathdog

　　这个时期在人口学界一直被认为计划生育的“黄金十年”。这是因为，1970年至1979年实际上是中国生育率下降幅度最大的十年，而且，这个巨大的成就是在独生子女政策出台前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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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出生的人，往往有会有1到2个兄弟姐妹，80年以后往往是独生，上述说法与事实怎么这么矛盾？

青木川

　　这个时期在人口学界一直被认为计划生育的“黄金十年”。这是因为，1970年至1979年实际上是中国生育率下 ...
deathdog 发表于 2010-7-1 12:28

60年代的生育率在5左右，70年代开始就快速下降，下降到什么程度？？世代更替水平线附近。

逆卷炎灵

这个太专业了吧……不会推算

青木川

AC又出现中山水寒党了。

xkymax

这个太专业了吧……不会推算
逆卷炎灵 发表于 2010-7-1 12:31

    这位仁兄说的对，太专业了，不是我们该讨论的。。。。。。。。。

123bao

很多人是强制堕胎的，很凄惨，

该流不流，拔房牵牛

汉族人是减了，别的族的人却快速增长了，

汉族真是伟大，用血的代价换来了别的族群的生存空间

三大碗

主体民族数量的下降，对一个多民族国家可能是灾难性的。南斯拉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塞尔维亚由绝对多数变成相对多数，最后国家一分为六，许多塞尔维亚人被迫生活在“外国”。

青木川

很多人是强制堕胎的，很凄惨，

该流不流，拔房牵牛

汉族人是减了，别的族的人却快速增长了，

汉族真是伟 ...
123bao 发表于 2010-7-1 13:23

强制结扎、上环，扒房子、抓人......强制堕胎只不过是最邪恶的一种。

lxflhy

文章作者通过对一般人来说超级复杂的计算来证明他的结论，可惜在这世上又有多少人能看懂他的那些个计算？其实最简单的对比就可以了，去看看民主的没有搞计划生育的印度从1980年到2008年人口增加了多少不就知道了吗？就算有不同的国情，但参考价值还是有的

lxflhy

http://www.greentv.com.cn/zhuanti/zhuanti_detail.aspx?ID=46493
报告人口数字显示，印度2008年人口估计为11亿8620万人，中国为13亿3630万人。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XBRK198001012.htm
1977年底印度人口总数达到了62580万人,这个数字大致等于美国(2.2亿)苏联(2.62亿)和印度尼西亚(1.4亿)等三国之和。印度人口数仅次于中国(9.6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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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11.8-6.2=5.6亿        中国：13.3-9.6=3.7亿
同期中国比印度少生了5.6-3.7=1.9亿，这还是在77年中国人口比印度人口多出9.6-6.2=3.4亿的前提下，还有中国平均寿命高于印度这一因素，就别提因人口减少导致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

qingfengni

汉族真是伟大，用血的代价换来了别的族群的生存空间

Andersen

少生了多少无法考证，但是可确定的是少生了很多就对了= =。。

deathdog

60年代的生育率在5左右，70年代开始就快速下降，下降到什么程度？？世代更替水平线附近。 ...
青木川 发表于 2010-7-1 12:31

    为什么会下降？是否会反弹？又为什么会反弹？

deathdog

回复 12# lxflhy


    对呀，主文列了这么多数据，为什么这么重要的数据却被忽视了呢？

shuishenlan

中国医疗水平也比印度高，婴儿死亡率中国也较低。

这段时间人口比印度少增加了1.4亿人，确实少生4亿是可能的。

青木川

王丰：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是21世纪中国的最大风险

文章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日期：2009年07月27日

/来自中华网社区 club.china.com/

    中国的生育率不是过高，而是太低，这似乎违反我们的“常识”，但却是中国乃至国际人口学界十几年来日益扩大的共识。

/来自中华网社区 club.china.com/

    过低的生育率会导致人口长期的惯性负增长，进而在宏观层面上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力、社会结构乃至民族生存造成冲击，同时也在微观层面上牵动这个国家中每一个家庭和个人的幸福与权利。


    CBN记者专访了上海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讲座教授、人口学家王丰，探讨这个充满了太多成见、太多禁忌却又格外需要破除成见、打破禁忌的话题。


    CBN：近日，上海市人口计生委重申“符合再生育条件夫妻可生二胎”政策，引起社会较大反响，你对此怎么看？


    王丰：尽管只是重申2004年起施行的《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的有关规定，尽管社会关注一定程度上源自媒体和公众对有关部门表态的误读，但这一事件仍然是很有意义的。


    不论媒体引用的“鼓励”甚至“非常鼓励”的用词在政策意义上是否严谨，重申的行为本身就足以说明，上海市人口计生委对本地人口发展趋势是有着某种前瞻性的忧虑和思考的。


    事实上，自1993年以来，上海市户籍人口一直是负增长。同时，其户籍人口也在迅速老龄化。预计到2030年，上海市户籍人口中每两人就有一个65岁以上的老人。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就是上海户籍人口生育率连年处于国际公认的极低水平线1.3以下，在0.9左右（据上海市人口计生委数据）。2008年底，在复旦举行的人口科学高峰论坛上，上海市人口计生委主任谢玲丽女士曾表示，上海生育水平已降至极限中的极限。


    要解决这个问题，方法是在未来某个时候，扩大“符合再生育条件”的范围，尤其是从“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人口学界称之为“双独”）夫妻，扩大为双方有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单独”）夫妻，使其可以要求再生育一个子女（“二胎”）。如果这一改革并未引起生育失控性反弹，就可以进一步考虑全面放开“二胎”，也可以说是把计划生育的控制标准，由原则上的“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子女”（“一孩”），上调为可以生育两个子女（“二孩”）。


    CBN：有人质疑，上海是否夸大了低生育率对本地的挑战，比如以户籍人口的生育率为本地整体生育状况的代表，而忽略了大量没有上海户籍但在上海常住的人口。这种质疑是否成立？


    王丰：这种质疑具有一定的误导性。户籍制度和由此带来的一些问题，公众非常关注，这很合理。然而以户籍人口生育率为整个地区生育率的考察指标之一，不是为了刻意区分，搞地方主义，而是为了选取有一定代表性的样本，来反映一个城市、某一类地区甚至整个国家的生育态势和趋势。


    上海户籍人口生育率极低，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生率减去死亡率）连年为负，这至少说明，在上海这样的中国大城市，低生育率已经成为了一种主导性的情况。从国际经验来看，城市化程度较高、现代经济和社会生活方式较发达的国家，如欧洲、日本等，早已进入了低生育率时代，生育率显著低于更替水平2.1，于是长期出现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当今世界上已有一半以上的国家进入了低生育率国家的行列。目前上海出现比欧洲、日本都要低的极低出生率，正说明伴随着现代化、城市化的进程不断加深，中国无法例外于低生育率、负增长与老龄化的全球大势。


    事实上，不仅是上海，也不仅是城市才有低生育率问题。对中国一些农村地区（比如下文提到的四个“二孩政策试验区”）的人口学研究也表明，由于现代生活方式和观念的冲击，即使在中国农村地区，生育率也已低于更替水平。


    过去十多年中，国内外人口学术界各种研究反复得出的结论一致认为中国的生育率在1.5左右，国家统计局近年公布的结果为1.6，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得到的结果更是低至1.22。


    CBN：这种低生育率会不会是表面现象；一旦放松计划生育政策，生育形势会不会像有些人担心的那样出现大的反弹？


    王丰：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有事实证明，放开“二孩”，甚至在农村地区，都不会造成出生激增和人口失控。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先后设立了四个“二孩政策试验区”，允许当地每对夫妇生育两个子女。这四个试验区分别是甘肃省酒泉市、山西省翼城县、河北省承德市和湖北省恩施州，覆盖人口840万。20多年过去了，四个地区的生育率都保持在2.1以下，有些地区更是达到了1.5以下。


    真正值得担忧的反倒是，即使放开“二孩”，在生育子女成本高、生育意愿不足的情况下，中国人口的生育率不但无法回升到一个比较温和合理的水平，反而会在低生育率的轨道上越滑越远。有不少低生育率国家投入大量资源来鼓励生育，往往收效甚微。


    而且，由于人口负增长像人口增长一样存在惯性，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维持较长时期以后，即使生育率有所提升，人口还是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负增长。


    中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所要求的生育率相当于1.47，如果维持这个水平不变，到2100年时中国人口总数将由现在的水平下降到6.77亿；如果维持1.47水平30年不变，然后回升到更替水平2.1，到2100年中国人口总数将下降到10亿左右；如果维持在1.6（比学术界公认的中国目前生育率——1.5左右略为保守）30年不变，然后回升到2.1，到2100年中国人口总数也将不可逆转地下降到11.7亿。


    换言之，由于中国人口生育率已长时间低于更替水平，中国人口负增长的大势已定。


    CBN：但是人口负增长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不是正希望人少一点吗？人们不是常说，中国坏就坏在人太多？也许中国人口总量在本世纪内减少1亿至3亿并不一定是坏事，甚至可能是好事？那样中国的发达程度和人们的生活水平是不是会高一些？


    王丰：首先应该澄清，把人口简单视作负担的马尔萨斯式的观点本身就是值得商榷的。制约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因素很多：资源的利用效率、制度机制、外部环境等等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把人口总量大和贫困等等简单挂钩是一种成见。可惜的是，我们受这种成见影响太深，我们总把多子女的家庭和贫困落后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把人口总量大当作提高生活水平的一个阻碍。这并非绝对没有道理，但它是不是像我们不假思索地认为的那样天经地义？


    至于负增长对中国社会的可能影响，现存各个人类社会，没有哪一个经历过如此持久而大幅度的人口减少，历史上经历过的恐怕都已经消亡了。因此很难确切判断这样的人口负增长究竟会给一个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我们可以判断的是，在人口总量减少的过程中，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将不断老化，而这个老化过程对未来中国的社会与经济影响都将是史无前例、十分深远的。


    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快速增长，除了制度变化的因素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益于人口惯性增长过程中所产生的人口红利，即由于年轻劳力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扩大而带来的经济收益。这部分年轻劳力与大量的外来资本结合，造就了难以复制的历史性经济增长。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早期的经济腾飞也从这种人口红利中受益良多。但由于生育率下降，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口红利已消耗殆尽，拉了经济增长的后腿。日本近二十年的经济停滞，在相当程度上便是受到人口老化的制约。而中国正在步它们的后尘。


    在未来十年左右的时间内，中国20~60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其总数仍颇为可观，但20~24岁的新加入劳动力队伍的人数将大幅萎缩，由2010的约1.25亿下降到2020年的0.68亿，其占全部劳动力人口的比例将由目前的约15%降至约8%。这是近年来低生育率的直接后果。


    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既是最富创造力的劳动力，也是最具消费力的消费者。这个年龄段人口的急剧减少不仅会对劳动力供应产生巨大冲击，同时也会对消费需求和消费结构产生巨大影响——新结婚夫妇对数急剧减少，对新建住房需求减少，面向年轻人的一切消费，其需求都会减少。


    与此同时，人口老化也会使退休人口比重增加，加重劳动人口供养退休人口的平均负担，使社会养老金的财务状况恶化。


    以上都是可以量化的、经济层面的影响。还有无形的、社会层面的影响也十分重要。比如家庭结构发生重大改变，大量独生子女在没有兄弟姐妹的环境下成长，成人后他们自己及其子女也不再生活在传统的亲属社会之中。社会是否会因此丧失很多低成本、高效率的组织纽带？


    独生子女家庭同时也是高风险的家庭，一旦子女死亡或罹患重大疾病，父母晚年的赡养就会失去着落，他们重要的人生希望也会顿时落空。而独生子女赡养自己父母以及配偶父母的负担则显然要比非独生子女沉重得多。


    所以我说，21世纪中国所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人口负增长造成的风险。


    因此，我和我的许多同行不停地呼吁，根据科学发展观，对中国未来的人口形势进行重新认识；根据新情况、新认识，及时、合理地调整我们的人口和生育政策。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09/67/87/0_1.html

titian

哥希望人口可以少点，素质可以高点，哥是不是犯了反人类的罪过，自然不是哥的亲妈，但哥宁可小小地反人类，也不想反自然。

青木川

哥希望人口可以少点，素质可以高点，哥是不是犯了反人类的罪过，自然不是哥的亲妈，但哥宁可小小地反人类， ...
titian 发表于 2010-7-7 22:02

想保护自然，简单的很。敢问一下：屋里有没有私家车，一周吃几次肉，是否经常坐飞机飞来飞去。。。。。。